王霄：“主流都很张艺谋”

“主流都很张艺谋”

王霄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缶雷鸣”，已经作为中国人民的耻辱，被历史记录。

老王就这个问题已经写了三篇文章。有许多网友开导我：你和张艺谋较什么劲儿？这和秀才遇见兵有何区别？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吧。

我由衷感谢这些网友的好心。

但我为什么这么叫真儿呢？

原来的想法不过是简单的两点：

第一，我不愿意让肇事者欺我国人。

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当然不可让它蒙混过关。事实上我并非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人，但我愿意声援先出手的朋友。

我说过，击缶事件的出现，是一个机制的失败。这个机制中，除了张艺谋这个环节外，起码还有导演团队、专家顾问、审查领导三个环节。这个机制为什么失败？我原来也不想说得那么透。实际上很简单，只有两个可能，这个机制中所有负有责任的人，要么集体无文化，要么集体有意识。

如果是第二个可能，套用台湾人习用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共犯结构”。当然，这里的犯，不是犯罪的犯，也不是犯法的犯，但起码是犯错误的犯吧。

我特别不希望这个共犯结构中的某个人，在今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个特殊场合（比如是国外），洋洋得意地说：当初我们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意捉弄中国人，可笑的是中国人上下还一片叫好。咱把他们卖了，他们还帮着咱数钱。

——但愿我这是杞人之忧。不过这世道给我们的拍案惊奇还少吗？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结果大概是这个机制中的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这不是一个光彩事，就当作它没有发生过好了。但问题是它确实发生了，存在了，鸵鸟政策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我想它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淡忘，而是在今后的某一天会突然出来激荡一下。

第二，是我想批评一下与这个政治错误有关的群体。

有一件事情各位不知道，其实我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本来并不只是针对张艺谋的，还并列了一个有关的机构，并在文章中也将这个错误的责任归之于二者。但乌有之乡网站的编辑朋友将这个机构删去了。编辑朋友的苦处和好意我完全明白。虽然奥运了，要兑现向世界的承诺，中国网上言论环境较过去好多了，但其实也并不会完全自由。这样一篇“讲政治”的文章，如果涉及到官家，那会不大方便的，网上某些有关奥运的文章就有不知所终的。我完全赞成编辑的处理。我担任专栏作家的两个网站，我对编辑朋友的要求就是宁可压下我的文章不发，也不要因为拙文让网站出事。

不过编辑这么一改，会产生一些后果。如有一个朋友怒火冲天地认为我是要制造“文字狱”，这当然很好笑：制造文字狱的都是皇上，我一介草民，经常说点不主旋律的话，而张艺谋，已经被公认是“权力美学家”，我不被“文字狱”就不错了。不过，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已经试图作一些调整，开始不是从张个人，而是从体制上去追索问题的原因。

但网站编辑的删改，带来一个令我意外的好处，就是在与网友的互动中，我发现张艺谋是当前主流精英群体的一个极好的样本，用hbyslf网友的话说，就是“主流都很张艺谋”。这让我在试图批评这个群体时，豁然开朗。从张艺谋切入，可以非常生动并比较全面地剖析这个群体的种种特征，从而得出一个整体的认识。

于是本文的题目就用了这个网友的说法。

当然，这句话是一个通俗说法，就像现在的流行语“做人不能太CCTV”一样。如果更准确更科学，应当说“社会主流精英群体的大部分，都很张艺谋”。咱也不能一竹篙打倒一船人不是。主流中的各个群体，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企业家、专业人员，他们中的一部分都不乏道德、良知、信仰、能力。不过说实话，他们也是整个主流中的非主流。唯其如此，这些主流中的异类人物更值得我们尊敬。

这个主流群体的大部分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无文化，有意识，手段多，脸皮厚。下面简述之。

一、无文化。

无文化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学历。不要说专家学者了，就说参加审查开幕式的领导，用张艺谋的话来说，“都是大学毕业，都是硕士、博士的学历”（引自《南方周末》8月14日文章：《张艺谋两万言解密开幕式》。下引张艺谋话若无注明，均出此处）。就是张艺谋自己，不也是一个著名的、跨越电影、歌剧、芭蕾舞、大型文艺演出各界的全方位艺术家么？我想，他要回他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去教书，以当下的情势看，当个教授并且是博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谓无文化，是说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受过某种专业训练，但缺少起码的文化常识。如果我们相信张艺谋关于击缶节目炮制出台的话是真的，那么可以看出这个机制中的大多数人（除了专家外，专家到底怎么回事下面再说）真的是不知道渑池会的故事，也不知道击缶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某些精英们文化知识的苍白贫瘠，实在是令人错愕。

在这场向世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奥运会开幕式中，却出现了“击缶”这个完全违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判断和根本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的性质恶劣而水平低下的错误。这就特别鲜明地告诉我们，主流群体是多么地无文化，而这种无文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实，在选择张艺谋出任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这件事上，也表现了决策者的无文化。张艺谋近年来的文艺作品，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思想的极其苍白、内容的极其无聊和情节的极其荒诞，另一方面是技术的相当高端、场面的相当宏大和画面的相当唯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是张艺谋永远的痛，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人一片骂声”。在张艺谋已经明显显露出品位不高、媚俗低下的致命弱点之时，决策者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选择张艺谋担纲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愚以为他们相中的就是张艺谋的形式主义美学，即高技术运用和场面表现能力。不料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突然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开幕式也就必须整出点儿这个特色，这时张艺谋就明显力不能支了。领导们对这一点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不但为他配备了强大的专家顾问团，而且频繁地、阵容浩大地审查张艺谋的工作成果（这方面张艺谋自己在《二万言》中有详细的陈述），除了要保证政治上的正确性外，也是害怕在文化上出点儿糗事，贻笑世人。我们的悲剧在于，即使我们这么努力地设防，这么努力地工作，仍然避免不了这个低级且恶劣的错误。拉车的是一匹瞎马，赶车的是一个盲人，拉着沉重的货物，走着不熟悉的山路，结局如何，一想即知。

从文化的广义上说，无文化更表现在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在信仰、理性、道德这些方面，实在是很低下。人们都说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教会学生做人。其实本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专家学者们，在做人的价值观和准则方面，就很错乱，又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学生。从张艺谋披露的情况来看，专家学者似乎是没人提出过击缶的政治涵义的意见。专家们为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确切的原因，专家们没说，我不好断言。不过我们想一想今天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的经常性表现，即为了一己之私出卖职业良心，也就不难理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典型的还有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

这个意义上的无文化，也会一再表现于击缶事件上的。中国文化是怎么要求人在犯错误后的表现呢？孟子告诉我们：“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在这个错误上，现在的君子们岂徒顺之，连“为之辞”也会省下的。

我们这个国家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总根子，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主流精英群体的集体无文化。他们缺少对于国家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缺少对人民大众的人文关怀。这就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和优良传统。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天下国家、苍生社稷的情怀，在今天的主流精英群体上虽然不能说是荡然无存，但也是很稀薄了，只有在胡温等国家领导人和少数精英身上还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胡温特别感动，但同时对于这个群体的整体感到特别悲哀的原因。年初南方冰雪，温总理到广州火车站当客运主任，胡主席去秦皇岛港指挥调煤；四川汶川地震，温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线坐镇指挥，胡主席去廊坊督察赶制帐篷。这种状况，除了让世人对中国领导人无比崇敬，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当下中国许多人都在呼吁文化建设，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领导人也尤其重视在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发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希望击缶事件会提醒国家领导和国人，这一文化建设是多么紧迫，又是多么繁重。

二，有意识。

这里的有意识，指的是社会主流精英的大部分，虽然无文化，但却有一个特别清醒而强烈的意识，这个意识形象地说，就是“闷声发大财”。

“闷声发大财”这个词的发明权不是我，而是前国家No.1（引自袁剑先生书稿：《奇迹的黄昏》）。限于条件，他说这个话的完整意思我无法更多领会，但这个词用来说明这个群体的集体自觉意识，是非常贴切的。

从张艺谋的蜕化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

对张艺谋有很深研究的颜昌海先生，在开幕式后第二天的一篇博文《我为什么批评张艺谋》中，有如下的评论：

早年的张艺谋电影，由于“揭露黑暗面”，多次遭遇大陆有关部门主要是有关部门领导的压抑、抵制甚至禁演命运。但张艺谋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没有让他屈服，而是继续坚持着他的艺术理想和人文精神，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老百姓，将自己的力量投在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

比如他的《秋菊打官司》，在法制上对中国平民百姓的启蒙教育，至今还有深刻而现实的意义；比如他的《一个都不能少》，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命运的关怀，现在还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后来，张艺谋堕落了。

张艺谋先是向金钱靠拢，而后又与权力拥抱。张艺谋从一个有关行政部门眼中的异议者、眼中钉，蜕变为某些人眼中的政治宠物，来了个180度的转变，被讽为“御用导演”。

张艺谋的角色转换，固然有为现实所迫、向现实妥协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缺乏道德判断，放弃道义和责任的内在因素所致，是金钱与权力他心目中的至高地位的不得不然。

张艺谋也对自己的转型有一个说法：

在全中国来说，她是“哗叽”一下子就到了商品社会，转型非常快，至少在大城市，“哗叽”就到商品社会了，“哗叽”就没有人太多地去关心思考了，年轻人就是（以）娱乐和时尚为主了，“哗叽”就到了那，其实也不是我想拍娱乐片，做什么转型，干什么，我所做的任何电影，我都不是在真空中，都是时势到了这里，影响了我，我也拍一个吧，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在时代的大潮中，我们都是俗人，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拍一些娱乐电影，或者是商业电影，仅此而已。

张艺谋在这里一是很谦虚，二是很轻描淡写，三是把原由都推给社会。不过，我认为颜昌海先生说得是准确的。颜先生不但认为“张艺谋这些年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已经和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远”，而且断言他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表现“预示他可能再也回不到人民的中间，按照长沙话的讲法，从此他下不得地了。”因此，对张艺谋“如其将来痛恨，不如现在痛骂。”

其实中国主流群体中的大部分，都是极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闷声发大财”的机遇，因此他们都自觉积极高效地开展了积累个人财富的突击行动。当然，合法致富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们的财富来源的正当性。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富的急剧扩大，并没有让大多数人民受益。中国的基尼系数之高，已经位列世界前三名。

直到今天，这个群体对“闷声发大财”仍然有着强烈自觉，并发展到集体意识，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但贪婪地攫取财富，而且对于自己不当致富所凭借的种种资源比如权力，更加勇敢捍卫。同时，对于所有要求他们收敛的呼声，都予以拒绝。比如，当社会上强烈呼吁通过立法公布官员个人财产时，官员中有97%明确地表示反对。

三、手段多

这个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手段，高明的，低劣的，直接的，迂回的，冠冕堂皇的，直截了当的，公开的，秘密的，可谓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可以媲美张艺谋制造的众多艺术场面。因为不是一篇学术文章，这里就不展开细致的描述，不过仍然可以通过张艺谋的身手，来窥见一斑。

张艺谋能华丽转身，闷声发大财，只有一个窍门：与权力拥抱。

他完全放弃了早期的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开始与权力进行密切的合作。他不但通过歌剧和芭蕾舞来彰显中国所谓当代文化的伟大工程，而且频繁地与地方政府合作搞什么“印象系列”，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密切了与权力的关系。

张艺谋向金钱靠拢的窍门，就是与权力拥抱。于是，如颜昌海先生说：

张艺谋从一个有关行政部门眼中的异议者、眼中钉，蜕变为某些人眼中的政治宠物，来了个180度的转变，被讽为“御用导演”。

作为对张艺谋堕落的回报，除了对张艺谋的身份包装，比如负责对外促销中国形象、担任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和全国政协委员外，有关行政部门还大力促销张艺谋的电影。据说，张艺谋一旦有新片推出，势必一定安排在最好的档期；有关行政部门还曾安排张艺谋的电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并派遣公安站在高处监视，防止宵小偷拍盗录。张艺谋2002年导演的影片《英雄》，甚至据说有关行政部门还到好莱坞发动游说，想为他争取一座奥斯卡金人。可是，大制作《英雄》在国内都被指责为“歌颂秦始皇的专制”，在国际社会，又能够产生多大的共鸣？！最后也只能空手而回。

在雅典八分钟和张所拍摄的《英雄》、《十面埋伏》以及《黄金甲》后，张艺谋已经表现出艺术生涯的穷途末路。这时，权力给了他一个救生圈：出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这是他咸鱼翻身的唯一机会了。事实也是如此，开幕式后，不但张艺谋自己感觉超爽，又是自己给自己打100分，又是自称得了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而且社会也马上传出英雄张艺谋今后的导演片酬已经高达2000万元。

张艺谋现象不是个别的，颜昌海先生引用现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设计者之一的艾未未所说：现在的文化艺术人真的是为钱卖艺，而“他们都知道和政府合作绝对可以保证赚钱。”

中国致富的手段很多，但共同规律就是要么拥有权力，要么与权力合作。

四、脸皮厚

对于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的惯于挂羊头卖狗肉，指鹿为马，弄虚作假，撒谎吹牛，以及在面目被揭穿时的乌贼战术，诡辩抵赖，张艺谋也是一个典型。我在第三篇文章《正龙拍虎与艺谋击缶》中已有介绍，此处不赘。

从开幕式的击缶到张艺谋，到机制，到一个主流群体，写到这里，老王的任务是真正应该结束了。好在奥运还在继续，这个原本应该属于运动员和观众的赛会，仍然在感染着我们，激动着我们。昨天刘翔因伤退赛，孙海平教练痛哭流涕，我也潸然泪下。但奥运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