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史学领域中的偏向

当前史学领域中的偏向

张顺洪

此文载于《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一书

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９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经历着学术繁荣。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专题不断增多；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史学观点和方法被引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培养了大量研究生，涌现出一批历史研究新军；史作源源问世，成果丰硕。

 但是，史学领域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表现在学风上，突出的是：（一）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二）食洋不化，照抄照搬。不少人在研究上重数量而轻质量，低水平重复，缺乏创新，成果质量不高。对国外学术观点特别是西方的，生吞活剥，照抄照搬。有的人这样做起初只是为了多出“成果”，但逐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落入西方“学术陷阱”而不能自拔。随着学术交流的加强，学术界译介了大量的国外著述。这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译介不加选择或蓄意选择，又不做批判性的评论，这就使西方的一些错误史观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殿堂，造成深刻的消极影响。

 学风问题不是简单的学术风气问题，学风上的偏向导致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上的偏差，进而促成政治方向上的偏向。这种偏向近年来呈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在史学领域中政治方向问题的表现可谓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就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存在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史学领域的表现。下面简要地谈几点史学领域中的错误政治偏向。

第一，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近年来，有的研究苏联史的学者极力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贴上“斯大林模式”的标签，并加以全盘否定。有的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讲：“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它建立后就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并且不断产生危机。在它存在的近7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生命力。这种制度对人和社会的全面压抑和控制，使任何试图建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文化昌盛的现代化社会的努力都归于空想和徒劳。”又如，有的人讲：“苏东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其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益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已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因而苏东国家剧变从长远看是“历史进步”。有的人拾西方学界之牙慧，把斯大林说成集权主义者，极力夸大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此诋毁斯大林和贬低苏联社会主义。有的人甚至对斯大林进行毫不掩饰的谩骂：“随着个人权力的膨胀，斯大林任性、专横、傲慢、猜疑、残忍的不良品质也显现出来。‘斯大林这把刀子’是双刃剑，不光打击敌人，也沾满了本国人民和自己同志的鲜血。”与此同时，这类人却吹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戈氏叫好。有人讲：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以人为本，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从人出发，把社会主义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样看问题和提出改革是有理由的。”

第二，否定中国革命。学术界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国近现代不应该搞革命，革命造成破坏和动乱，阻碍了社会发展，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正如黄凯峰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把一切革命斗争说成是‘疯狂和幼稚’的。为了否定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一些人还故意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宣称要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而经过这样所谓‘范式’的转移，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1]张海鹏指出：“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或者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用‘现代化史观’取代唯物史观。”[2]

当前，这种否定革命的思潮激流涌动，不仅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否定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这里引述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摘自网上评《往事何堪哀》的一篇匿名文章。该文称：“这是一本写近代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的思想与感受的书。通过充足的史料和平实的叙述，当然还有作者自身独到的眼光，以及学者应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原了历史英雄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面目，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了平日我们在教科书上或纪念馆中所看到的已经被格式化了的烈士形象，或者呈现某个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动机。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代人，对于新文化运动后到改革开放那一段历史知之甚少，脑海中所有的也是以前教科书上那些机械化的‘官家之言’。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到一些零星史料，无不觉得荒谬绝伦而又残酷无比，尤以‘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年代为甚，那堪称是一个畸形甚至变态的时代。整本书看下来，在为某些知识分子（如瞿秋白、陈独秀、韦君宜等）的坦荡胸怀与历史良心感动的同时，也为过去那个时代感到莫名的悲哀，尤其是当我看到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我们很多清华学子在一二·九事件后带着满腔热情与崇高理想放弃了留美而参加了革命，但现在却时时面对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3] 这段文字所体现出的种极端情绪化的错误史观是非常有害的，在今天势必导致怀疑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美化殖民主义，否定民族解放运动。近年，中国学术界美化殖民主义之风很盛，一些人乐于为殖民主义评功摆好。有人这样写道：“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掠夺，也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全球的展现，这是人类的进步 ……。”在网上，有的人更为直截了当地肯定殖民主义。“我们的观点认为‘殖民主义功大于过’，它是推动非西方世界发生社会变革的动力。”“殖民主义对世界近代文明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美化殖民主义的言论已经不是个别杂音噪音，大有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之势。某市自行编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试行本就极力淡化殖民主义罪行，美化殖民人物。例如，教科书写道：“新航路开辟伊始，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亚、非、拉等地区的殖民活动，同时将西方的工业文明带入这些地区，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4]明显地，这是在宣扬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观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难道是由“西方工业文明带入”引起的吗？2006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也是大肆美化殖民人物，淡化殖民主义罪行。例如，该片把哥伦布称为“英雄”，把麦哲伦誉为“勇士”，而不提他们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的殖民行径。又如，该片极力吹捧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而无视这一运动正是驱赶和屠杀印度安人的过程。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淡化甚至否定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作用的倾向。近年，在我们的学术出版物中，“民族解放运动”一词少了，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有的人则直接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例如，有人宣称非洲国家当前的问题是独立得太早了，没有让殖民主义充分发挥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第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突出表现是否定社会形态理论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主义。这已经不是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一般议论。上述教科书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而采用所谓的文明史模式。在学术刊物上，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西方一般学说，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贴上西方中心论的标签。例如，有文章写道：“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等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的专业性历史虽然种类繁多，但大多是在现代化标志下写的 ……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促成20世纪三个西方解释法的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三派的信徒都认为自家的理论是普遍适用的，而且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有的文章宣称：“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可是因为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超越。”很明显，这段文字通过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这里作者也在宣扬学术虚无主义，否定几十年来我国世界历史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

当前史学领域存在的偏向表现是多方面的，以上只谈了几点。这种偏向有学术争鸣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应否定，存在着政治方向上的问题。有的人通过歪曲历史，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思想混乱，根本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

史学领域偏向的产生具有深层的时代背景。在国际上，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剧，各国经济联系和其他各种联系不断加强。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国占主导地位，西强我弱。这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迷茫。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不断增长，外资大量涌入，国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种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少人产生了困惑：中国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史学领域发生政治方向问题的社会背景。

史学领域中的这种偏向，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偏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泛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纷纷粉墨登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狂澜已起，只是看我们如何应对，如何驾驭了。这场较量是全方位的、长期的，又是艰巨的和激烈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必须正视这场较量，勇敢面对并积极参与，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逆流遏制住，在这场历史性的、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较量中赢得胜利。

 2007年3月10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