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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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发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未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毋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50年代未和6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哀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基本的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作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概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呜，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中译本序……………………………………………………………………………1
序……………………………………………………………………………………1
绪论…………………………………………………………………………………1
      一、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1
      二、帝国主义的危机………………………………………………………4
三、依附与革命………………………………………………………… 12

                  第一部分  帝国主义的矛盾
第一章  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1
      一、对国际阶级斗争的评论………………………………………………12
      二、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12
      三、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予盾……………………………………………21
      四、主要矛盾的种种表现…………………………………………………27
      五、依附国…………………………………………………………………36
第二章  多国公司：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41
      一、多国公司的概念………………………………………………………41 
      二、定量比较………………………………………………………………51
      三、多国公司的演变………………………………………………………56
      四、与“宿主”经济的有机联系…………………………………………62
      五、多国主义的矛盾………………………………………………………67
      六、多国公司和国际分工…………………………………………………71
      七、新的国际分工的困难和矛盾…………………………………………76
第三章  多国公司与世界经济……………………………………………………80
第四章  在美国的集中和垄断……………………………………………………91
      一、技术和公司的规模……………………………………………………94
      二、新的集中形式…………………………………………………………99
      三、反托拉斯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06

                  第二部分  帝国主义的危机
第五章  经济危机理论……………………………………………………………111
      一、对问题的一般看法……………………………………………………111
      二、危机理论………………………………………………………………114
      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122
      四、战后的变化对周期的影响……………………………………………128
      五、战后的高涨及其局限…………………………………………………136
      六、资本主义的新危机与国际形势的诸因素……………………………144
第六章  1967～1975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及其
            特点…………………………………………………………………147
第七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一时期：
            1967～1971…………………………………………………………152
      一、承认危机………………………………………………………………152
      二、战时经济及其限度……………………………………………………153
      三、通货膨胀与衰退并发…………………………………………………156
      四、危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161
      五、新战略及其难题………………………………………………………166
第八章 1972～1973年：经济恢复及其限度…………………………………… 172
一、美国的经济恢复………………………………………………………172
      二、欧洲和日本的形势……………………………………………………178
      三、危机期间的社会主义集团……………………………………………180
      四、对拉丁美洲有什么影响………………………………………………181
第九章  1974～1975年：大萧条…………………………………………………185
      一、萧条的原因及其影响…………………………………………………185
      二、1974～1975年萧条的特点……………………………………………189
      三、制度内部有解决办法吗？……………………………………………204
第十章  政治危机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210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215
      二、帝国主义的政策………………………………………………………230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内部分歧与各国
              共产党……………………………………………………………237
      一、中～苏分歧……………………………………………………………237
      二、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演变………………………………………………240
      三、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的经历…………………………………………243
      四、作为大国的苏联与军事前景…………………………………………246
第十二章  激进化倾向：法西斯主义与极左派…………………………………259
      一、法西斯主义的重新出现………………………………………………259
      二、向左激进化：极左派…………………………………………………266

                  第三部分  依附与革命
第十三章  发展理论及其危机……………………………………………………273
      一、关于发展理论的假设…………………………………………………275
      二、模式和形式……………………………………………………………276
      三、发展的障碍……………………………………………………………278
      四、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279
五、关于发展的观念………………………………………………………280
      六、关于发展理论的几点结论……………………………………………281
第十四章  拉美发展模式发生危机………………………………………………282
      一、不发达的历史条件……………………………………………………282
      二、发展的道路……………………………………………………………283
      三、发展模式的危机………………………………………………………286
      四、结论……………………………………………………………………295
第十五章  依附概念的形成………………………………………………………296
      一、依附和内部结构………………………………………………………296
      二、何谓依附………………………………………………………………302
      三、这种分析对发展理论的意义…………………………………………306
第十六章  依附的结构……………………………………………………………309
      一、出口经济………………………………………………………………311
      二、新型依附………………………………………………………………312
      三、对生产结构的影响……………………………………………………317
      四、几点结论：依附性再生产……………………………………………320
第十六章  经济依附和国际上资产的转移………………………………………322
      一，国际价格：吞占的机制………………………………………………323
      二、服务：吞占的另一种机制……………………………………………325
      三、资本输出，对国际劳动力的直接剥削………………………………328
      四、依附的积累机制：外债和国际“援助”……………………………330
      五、巴西：对外结算逆差的范例…………………………………………333
第十八章  依附概念的理论背景…………………………………………………336
      一、《资本论》中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
            垄断的论述…………………………………………………………337
      二、从第二国际到列宁主义传统…………………………………………345
      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描述的殖民地
            资本主义……………………………………………………………353
第十九章  依附理论问题…………………………………………………………364
      一、存在着依附情况吗？…………………………………………………365
      二、对依附问题作辩证的研究……………………………………………371
第二十章  依附和经济危机………………………………………………………384
      一、理论问题………………………………………………………………384
      二、出口经济………………………………………………………………385
      三、同某些理论的比较……………………………………………………393
      四、战后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内部周期…………………………………398
      五、关于依附国危机的理论………………………………………………405
第二十一章  拉丁美洲危机的总特点……………………………………………409
      一、拉丁美洲，对形势的诊断……………………………………………414
      二、面对危机的统治阶级…………………………………………………419
    三、面对危机的民众阶级……………………………………………………426
第二十二章  变革的种类、阶级和社会力量……………………………………433
    一、凡点说明…………………………………………………………………433
    二、发展的社会新角色………………………………………………………436
    三、新的国际资本……………………………………………………………437
    四、国家资本主义……………………………………………………………440
    五、民众运动…………………………………………………………………447
第二十三章  新的依附与变革的选择……………………………………………460
    一、新的国际分工……………………………………………………………460
    二、讨价还价的依附…………………………………………………………465
    三、模式的几种变体…………………………………………………………468
    四、社会主义模式……………………………………………………………474
    五、总的看法…………………………………………………………………486
第二十四章  跋：严重衰退的经济形势下的拉丁美洲…………………………489
    一、经济危机与拉丁美洲……………………………………………………489
    二、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及前景……………………………………………493

中  译  本  序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二:书中对依附的概念、依附的形式和依附的结构作了较为系统和权威性的阐述。尽管这部著作只是反映了依附理论的初期思想，但却为其他学者后来更加深入具体地研究依附问题打下了方法论基础。
依附理论是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依附理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总进程的影响。依附理论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既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上述特点，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 （P1）
从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来看，依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两派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综合趋势。狭义上的"依附论"一般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包括多斯桑托斯在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和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后提出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运用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积累运动与劳动人口结构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新的表现形式时提出的"边缘化理论"，以及瓦尼姬·班比拉在对依附性资本主义进行分类研究时提出的关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分类方法。"结构主义依附论"的前身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形成的由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安·诺约拉的"外部失衡理论"构成的早期依附理论或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60年代期间，在外部依附论的批评和内部自我批评的推动下，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获得更新和发展，在拉美经委会内部形成了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m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塞尔索·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奥斯瓦尔多:·森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依附论"。
两派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有明显区别。"依附论"的革命色彩较浓，从不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研究问题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为基础，结合拉美国家的现实，创造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和概念，以证实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比较直截了当。结构主义依附论"的改良色彩较浓，虽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  （P2） 经济学的方法，但也吸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某些改良主义成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比较含蓄。在基本观点上，虽然两派依附论都把依附问题看作是同资东主义体系形成、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拆和解释不完全相同。"依附论"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认为依附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强调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强调外围国家内部非资本主义的落后结构与先进结构的并存关系，认为依附是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被动后果。在政策主张方面，"依附论"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内部结构来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结构主义依附论"则主张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来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经济的自主发展。两派依附论中，"依附谁，对依附状况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克服依附的主张大却仅仅停留于泛泛地强调革命原则的有效性，而忽视了在具体现实条件中的可行性。
针对两派依附论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巴西学者卡多索和智利学者法莱托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将两派依附论的优点综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一方面，在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系统地将社会学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引人经济分析之中，特别是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拉美社会的依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强词万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以及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性质矿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合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期结构和历史的差别，强调依附结构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基本观点上，强调依附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而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指出既要看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改组推动下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给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开辟了可  （P3） 能性，又要看到依附性发展的特点、矛盾和后果;既不能纯粹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已经发生的经济进步，又必须使人民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目标意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的依附问题。在政策主张方面，认为应对不同的依附性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依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扩张与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汇合。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资本主义逐渐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在大垄断资本的集中化、集团化、中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第二，垄断与国家的关系日益强化，以至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资本输出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及其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成果的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第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在早已获得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也由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了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这种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民族民众主义时代的终结和官僚权威主义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依附形式的变化和依附程度的加深。面对这种变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理论(也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对新的历史现实缺乏解释能力而相继陷入危机。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现实和发展理论的危机，从60年代初开始，一批巴西左派学者在批判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发达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并用"依附"的概念来解释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权结构以  （P4） 及同发达国家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一批巴西学者到智利避难，在智利大学建立了由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研究，在批评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同该机构以及拉美经济和社会计划研究所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使依附理论在智利获得迅速发展。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导致在该学派内部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结构主义依附论者，依附问题的研究也扩大到智利其他重要的研究机构，此外，在委内瑞拉、墨酉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也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依附问题的学者和机构，形成了以智利为核心的依附问题研究网。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通过学术会议和通信，依附论学者又同美国和欧洲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求术团体建立了联系，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在依附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激进派学者安德烈·弗兰克从美国来到拉美的巴西和智利，在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他的激进的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学术思想的奇妙结合，导致他对依附概念的歪曲性模仿，犯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错误，受到依附论学者的深刻批判，这种学术批评给依附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到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并建立官僚权威主义政权为止，依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奠定。
依附概念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列宁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和第三国际对落后国家社会经济特点和革命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保罗·巴兰对战后初期帝国主义新特点和落后国家问题的分析。但其直接来源是拉美经委会学者在50年代期间研究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依附现象时，提出的早期依附理论或  （P5） 拉美经委会的不发达理论;而其间接来源则是弗兰克在60年代后期研究拉美殖民地时期依附形式时提出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正是在批判地吸收拉美经委会不发达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批判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由于依附理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它的发展和成熟有一个过程，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仅仅代表了依附理论形成初期的理论贡献，远远不能包括同一流派中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依附问题所作出的贡献和对多斯桑托斯新依附理论的批评、补充和发展。
此外，作者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分析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有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也已过时。然而，作为这一理论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和主要分析范畴的基本思想却依然有效，为研究不发达国家依附的形式、性质和结构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依附概念的解释和对新依附形式的分析上。
关于依附概念的论述。作者认为，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状况。当某些国家可以在自我推动下进行扩张、而另一些国家只是作为这种扩张的反映而获得发展时，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各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总是具有依附的形式;依附关系制约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而各民族经济的结构性条件又决定这种依附性结构的运行;打破依附状态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内部结构，而不是将内部结构与外部影响隔绝开来。
关于历史上的几种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历史上存在过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殖民地依附的特点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殖民主义政府结成联盟，通过在殖民地   （P6） 占有土地、矿山和劳动力来主宰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金融依附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其特点在于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二次大战后出现了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依附形式不仅制约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制约着各国的内部结构: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政治结构。
关于新依附形式的论述。作者认为，在新依附形式下，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制约:新投资的可能性取决于存在一个创造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门;工业发展受到国际收支波动的严重制约，国际收支由于依附关系本身的原因而趋于出现逆差;工业发展受到帝国主义中心技术垄断的决定性制约。
上述依附结构对不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影响表现为:第一，生产体系的建立受到上述国际关系的制约:必须保留传统的出口部门，建立一个符合跨国公司利益而不是国内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霸权经济中技术和经济-金融高度集约的生产部门向外围的转移，造成了极度不平衡的生产结构、收入的高度集中、设备能力利用不足、集中在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集约使用;第二，资本积累的独有特点是扩大国内工资差别和在国外购买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第三，这种生产体系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以及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型技术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不足，一方面可以提高剥削程度，保持低水平工资，限制购买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创造与人口增长相一致的就业机会，新的收人来源受到限制。这两种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而外资利润汇出又减少了国内创造的部分经济剩余。   （P7）
    关于依附性再生产的论述。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依附性生产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世界经济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是以大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一些经济金融中心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对高度复杂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只有在世界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才能看出依附性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和理解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依附性生产体系的依附性在于再造了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必须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如此创造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这种国际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各种因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落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发展只使很有限的部门受益，经济的继续增长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遇到无法克服的内部障碍，并导致国际收支逆差不断积累，从而产生更多的依附和更多的超级剥削。
    在分析了流通领域的两种剥夺机制 (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在运费、保险费、商标、专利等劳务支付方面的垄断价格)和生产领域对国际劳动力的直接剥夺机制 (利润汇出，之后，作者认为，上述机制在国际收支上的反映是巨额逆差，作为弥补这些逆差而提供的外债和外援又成为依附的积累机制。
    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在依附条件下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范围内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作者在分析了上述两种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之后;认为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因而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  （P8）
    应该承认，多斯桑托斯是站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的，他研究依附问题的动机是为了丰富、完善和扩大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对跨国公司扩张和新的依附形式进行的分析，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的历史现实的解释能力;作者对依附性再生产和依附的积累机制以及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也已为70年代拉美政治中的新权威主义现象和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严峻现实所证实;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严肃的，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真诚的。
    但必须指出，作者关于在现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结论，和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的主张，虽然符合6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运动高涨和拉美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现实，但其明显的缺陷在于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因而提出了过分一般化的结论和主张。此外，作者也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外围国家人民的革命性，忽视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围国家不同社会阶层造成的分化作用和吸收与排斥作用。
     最后应该指出，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只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然而构成某种理论基本成分的是它的方法论、主要分析范畴和实质性贡献。因此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它对于认清不发 达国家在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进程中所处的地位，认清这一进 程对不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 方法;同时对于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扩张对外围国家 工业化创造的有利机会和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按照自己 的国情制定自主的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P9）
    有兴趣全面了解依附理论的读者，还可阅读由卡多索和法莱托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一书及其他作者的有关著作。
          袁兴昌
1992年2月20日
                                                                       （P10）

序

    1964-1966年，我们在巴西开始进行国际经济的经验研究。那是我们遭受新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迫害的时期。对左派力量来说，这个课题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独裁政权开始了一个把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结成一体的进程。必须非常明确地搞清这种一体化的性质。我们于1965年末得出的结论是:1939-1945年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体化的新阶段并开始了一个以多国公司为基础的新的漫长的增长周期;这一增长周期似乎走到了尽头并导致产生一个以相对分裂为特点的新的衰退周期，而相对分裂将导致世界革命运动新阶段的到来。
    上述论点是在一份关于国际时局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并在一部关于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书中得到发挥。由于不能在巴西出版，该书于1966年在智利油印发表。那是在我们被巴西军事法庭在一次既不能辩护又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审讯中，以莫须有的。农村颠覆性渗透的精神指导者"的罪名缺席审判之后，刚刚流亡到智利的时候。
我们在智利找到了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的合适环境，尤其是在1968-1969年，大学改革为研究和思想批判的巨大发展创造了  (P1)  可能条件。于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关于帝国主义和依附的研究小组，除了审阅关于此课题的各种理论著述外，着手积累大量的经验材料。1969年上半年，我们应邀去美国伊利诺斯北方大学讲学，利用这一机会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经验材料。
通过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的努力，我们的这一工作得到了拉比诺维茨基金会的资助。同年12月，我们应保罗·斯威齐的邀请重返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在斯威齐组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这一次，我们同激进经济学家协会——其会期与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并行——的成员以及从事多国公司研究的属于不同倾向的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回到智利后，我们扩大了研究小组，也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范围。1970年下半年，我们参加了在荷兰蒂尔堡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会 (1970)和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召开的世界社会学人会关于帝国主义及民族运动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从那时起，我们通过会议和书信与在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小组保持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人民团结"阵线在智利的胜利，增加了我们阐明帝国主义对拉美新政策的责任心。正是在1968年至1973年这一长时期中，我们以文章和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汇集在本书中的某些论著，以求对越来越激烈和必要的讨论作点贡献。智利的圣地亚哥自1966年我们到达那里时起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中心;由于拉美发生的变化，也由于智利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这些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促使形成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智力环境。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智力"爆炸"，这反映在各种新刊物的发行、书籍的大量出版，以及无数的研究小组、学习小组和讨论会上。  (P2)
1973年9月发生的军人政变突然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失却了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劳动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意味着作出了艰巨的努力，但失去了我们并不感到悲痛。已成为我们第二祖国的智利的人民所遭受的悲惨事件是那样巨大，以致任何个人问题，哪怕是像搞研究这样具有集体意义的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为建立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料中心而收集的各种材料以及北美拉丁美洲问题研究会的朋友们寄给我们的新材料，与那么多人的鲜血一起被湮灭了。
    我们在巴拿马使馆躲避了5个月，之后去了墨西哥，受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几位朋友，特别是经济研究所和国立经济学校高级研究院的热情欢迎，欢迎我们在那里继续原先的研究。经过数月的文献研究之后，我们确信，我们所计划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研究需要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虽然我们(拉美)依附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但总的来说，在拉美用于收集有关此课题的浩如烟海的文献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少。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我们看到拉美其他地方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鲜为人知，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重新整理了原先以《美国 的危机与拉丁美洲队依附与社会变革》及《帝国主义与多国公 司》等书名出版的著作，并加人关于国际时局的新近研究成果和 一些理论讨论的新章节，编成新书。这些理论讨论章节试图回答 那些对"依附论"的模糊批评。本人的论著曾对"依附论"的发 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至少批评家们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本书的创作过程。这本书的篇幅也许比预计的稍许多 了一点;但是，尽管不是一部它所研究的各个题目的专著，我们 希望它汇集了进行系统论述所必要的大部分材料。
     我们想借此机会向如今分散在许多国家的原社会经济研究中 心的朋友们，尤其是依附关系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小组的朋友们  (P3)  表示感谢，向拉比诺维茨基金会、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表示感谢，向经济研究所和高级经济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朋友们致谢，向彼得·罗曼朋友致谢。罗曼为使我们于1969年赴美国继续我们的研究而进行了许多斗争，特别是1973年当军人拒绝给我们签发出境证时他为把我们救出智利进行了斗争，并为我们争取人境签证以便去纽约市立大学以及霍斯托斯社区学院社会科学系(该系由他领导)工作而斗争。尽管他作了不屈不挠的巨大努力，却未能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挠。该移民局对为捍卫打破铁幕这一基本权利而进行干预的数10名美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呼吁置之不理。这是美国的"民主"强加给奋起反对由美国政治家、金钱和警察在世界各地扶植的独裁者的民主战士头上的铁幕。
我还应感谢审阅了大部分书稿并参加讨论的阿尔瓦罗·布里奥内斯。以及负责编写目录和最后参考书目的马塞洛·希林。
    巴尼亚·班比拉不仅参加了关于帝国主义与依附的研究小组(本书的一大部分是在研究小组的讨论中孕育产生的)，还鼓励我们的工作，积极参加最后审稿和新章节的准备工作，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许多情况下牺牲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要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他的奉献精神。

1975年6月于墨西哥
      (P4)         绪  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相影响。在此意义上，本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如1973年10月开始至1975年下半年结束的经济衰退——作了相当明确的区分。我们试图在这篇绪论中对书的中心内容和叙述思路作一概括，以便把鼓舞创作的总体推理线索交给读者。1975年6用于墨西哥
一、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
    当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垄断性人资本的集中、联合、集权和国际化的广泛发展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而这一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在它的组织细胞一一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垄断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增强和深化上。从国际范围看，这一体系概括为: 美国及其本国货币、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机构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及其他由进出口银行推动的"援助"计划的实施;里约热内卢公约、大西洋联盟公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军事协定，以及使美国军队得以建立一个隐蔽地占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国际网络的车事关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这一体系被标榜为反对 "共产主义暴政"——由资本主义挑起的反社会主义"冷战"的基础——一的  （P1） "自由世界"的表现。这种论调即使在所谓的缓和阶段还继续潜在着。
    为了理解目前阶段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从研究资本主义一体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人手，这些矛盾必然把资本主义引人新的分裂时期。目前的特点是这一分裂进程发生在这样的国际现实环境中，即资本主义不仅面临着内部阶级矛盾，还面临着一个与它旗鼓相当、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阵营。
    帝国主义的危机及其内部矛盾的性质并不因为这种国际形势的存在而改变，但它们的形式、影响和结果的确发生了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限制着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镇压方面的行动能力，创造了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扩大依附国自决能力的条件，并促使这些国家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不受资本垄断的科学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不能解决它所赖以扩张的国家基地 (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帝国主义得以从技术、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上支持资本进行国际扩张的基础)与其日益发展的国际化(意味着资本、商品和财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的增强上。这刺激了统治中心的寄生性并给其他发展中心 (欧洲和日本)注入了兴奋剂，而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将在国家集团之间或在外围地区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但是，上述情况不会导致外围依附地区出现较大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是国际资本攫取高额利润，以昂贵价格投放其产品，以低廉价格获得原料和农产品的基地。于是，扩大了争取依附国世界的经济增长利益同各帝国主义中心的统治利益之间的矛盾，革命势力——    把过渡到社会主义视为保障发展、打破维持被剥削和贫困状态的帝国主义统治和依附性结构的唯一道路——也易于发  （P2）  展。
    这一国际经济的细胞是一种新型企业，它把必然导致技术和经济集中、垄断、集权、多行业联合和国家干预的私人占有、管理却控制等强有力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移植。这种新企业取代了通过其口外活动    以从工业中心出口制成品，自不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和原料为基础开展的    保持着一种贸易互补性关系的老式托拉斯和卡特尔。现代多国公司不仅大大增加了国际业务在其全部活动中的作用，还从事面向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的生产。
    本质上说，多国公司是资本主义企业为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产生的各种需要而做的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尝试。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正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由于多国公司既依赖于民族国家，又与之相对抗，"由于它寻求一种同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狭窄而任意的界 限相冲突的合理性和计划性，所以当它通过把不同行业的活动联 系起来 (这种联合实际上使浪费和隐蔽在它的所谓"计划"后面 的不合理性增加)，对使其内部无政府状态"合理化"的技巧加以 完善时，在它的内部却已经潜藏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在这新阶段中，依靠多国公司的大资本造成了一种新的国际 分工，它意味着原料加工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生产的增加，并 把这些经过加工的原料和产品向统治中心，特别是专门从事高技 术产品和服务出口及资本输出的美国出口。从而使帝国主义列强 特有的寄生性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当资本主义在战后周期的上升阶段能保持高增长率时，对这 砷不;合理性的思想辩解似乎是"科学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同时，对抗大资本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劳工们取得的社会经济好处而 申立化了，这些好处一部分来自较多的可供分配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因相对充分就业而得以加强的劳工们讨价还价的实力。增 加工人收人的能力以及能动地使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参加到经济  （P3） 活动中来的能力，致使工人反对派在思想上趋向改良主义并增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希望。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理想主义浸透着民众运动，美国的情况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的工人运动在经历了30和40年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和工会组织发展之后，走向了反共，曾支持 "新政"第二阶段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阵线像变戏法似的变得无影无踪了。
     自60年代起，美国人民力量联合的基础开始重新建立起来。这一联合的表现形式还是互相矛盾的，它表现为具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内容的反托拉斯运动的新高涨，表现为反越战运动、先锋派学生运动，以及因国内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增加了的强烈的反帝、反垄断和要求和平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社会改革计划的基础正在美国逐渐显露其轮廓，它所具有的激进性将可能引起一场以复兴的工人运动、大学青年及左派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为基础的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或建立一个这样性质的政党。在这个具有强烈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中刚刚萌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的幼芽也许能在这一运动的内部或周围成长壮大。
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开始在其中心成熟并在寻求一条从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渠道。

二、帝国主义的危机
   战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凯恩斯思想的反周期技巧相对成熟的运用，工业化国家内部革命运动的防守态势，这些在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学—— 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肥田沃土——    方面产生了一种欣悦症。后周期资本主义论、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表面上占优势的、经过改良的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P4）
    这些辩护性论调并不寻求解释造成周期性增长阶段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同时为增长划定了界限;也不愿意承认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萧条和衰退是一种周期性危机，是不可否定的周期存在的表现。今天，当萧条呈悲剧性质时，马上就有即兴的说词和理由为这个小歌剧的"科学性"进行辩解，而它的奖赏、优美的风格和其他必要的表面装饰掩盖着它的真正失败。
    必须指出，大资产阶级从来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说词，那是讲给广大公众听的。大资产阶级的正直的经济学家们继续对经济周期、金融流动、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表示担心。
    至于马克思主义，它在某些作者错误地预言战后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大的恢复之后便处于守势，直至在1958-1961年美国危机的冲击下才开始提出对不间断增长表示怀疑的看法。但由于这场危枫的表现形式，产生了预言既不会出现大萧条，也不会有长时期的增长，只有相对停滞的论说。可是，1962-1966年的大发展再次使理论修证主义陷入困境。
然而，实际经验说明了什么?关于经济长周期的研究表明，存在着间隔40个月、10年和60年的周期性波动。但对这些萧条和增长波动的种种解释是不太有力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波动反复出现的理由并不存在。然而可以这样来解释长周期:产生了重大的发明，这些发明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利润率、产业后备军和工资水平，以及在体制方面 (企业集中、金融集权、资本国际化和国家干预)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有利于提高生产增长率的变化在将近80年内便达到极限，于是必须有一个也将延续近30年的新的萧条时期，以便为一个新的上升周期作必要的调整;萧条导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工资的不断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扩充，以及平均利润率和促使新的增长阶段到来的资本剩余的增加。
    如果我们对战后大周期做仔细研究，就能从理论上把那些特殊原因分离出来，从而看出它们的局限性。战时在电子工业、石  （P5） 油化学和原子能方面的技术革新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政府开支的增加，特别是对军事工业和军事及教育开支的鼓励，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业品 (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杀虫剂等)消费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投资活动，首先是在美国进行，随即扩大到国际领域。
    所有这些新变化至60年代便达到了极限:国际扩张进程随着欧洲和日本重建的结束，以及第三世界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所谓"简便"的进口替代这一政策的完结而终止;由于技术飞跃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有一个新的积累阶段——    军事工业陷入了危机，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要求现有的工业体系进行重大革新，大量采用自动化技术，大规模地增加公共消费，从而引起国家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干预的程度发生变化;国际上，提出了实行新的国际分工和确保金融系统资金流动的金融新规则的必要性，在依附国负债的基础上增加了资金的流动，但这些国家的债务是不可能偿还的，唯有剧烈的延期偿付、破产或调整。
    另一方面，资料表明，美国于1949年、1954年、1958年和1961年出现了间隔4年和10年的周期;在欧洲和日本，由于战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那里的周期呈现非常软的、感觉不明显的形式。
    事实表明，大的上升周期有其非常确切的解释，同时小周期并没有消失，仅仅减弱而已。
    此外，许多关于美国经济的资料表明，持久性或结构性失业的幅度扩大了，而整个资本主义的持续通货膨胀——    60年代大大加重了——说明，国家干预和不断的财政赤字，以及对美元的赤字性使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开支和在最冒险的负债基础上发展世界贸易等措施都具有局限性。
    自1967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动态呈现出一种新的行为模  （P6） 式。从一个仅仅因一些小危机而失色的持续增长时期转向一个只 有短暂恢复作为点缀的持续危机阶段。我们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可 以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萧条周期，它必将延续很长时间并带有在过去头8年中所呈现的总危机的特点。这一论断的依据部分地在于我们已涉及的对长周期的综合观察，特别在于导致出现战后上升时期的各种因素已表明不起作用了。因此，必须更加详细地研究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在这8年中的表现，以便能确定其不变因素及世界事态的可能发展。
我们已在这一时期中区别出3个短周期。第一个萧条周期于1967年开始至1971年结束，其中1968年有一个调整性小恢复。第三个周期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之间，以有力的、短暂的和投机性的恢复为特征。第三个周期发生在1974年和1975年间，表现为严重的、普遍的、持续的和长时间的萧条。1975年下半年出现了新的恢复迹象    我们可以通过对当前的总危机，或者说萧条长用期头8年情况的分析来预见它的特点。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从对上述3个周期的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被总危机搞得喘不过气来的资本主义，在不进行重大结构变带的前况下不可能摆脱这一危机，而这必然是一种以各个萧条阶段为主要特征的长期现实。结构变革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经济平衡创造条件并由此克服目前阻碍着资本主义积累新时期到来的局限性、1967年出现衰退迹象——    国际上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企图在1968年实现调整性恢复。但随即便看到了这些措施的经济后果 (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持主义增加、世界贸易受到威胁)和政治后果 (世界性群众反对浪潮，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法国的五月)。除了限制增长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但限制增长的措施导致了1969-1971年的衰退。在美国，开始时作为一种衰退出现的现象，在1970年呈明显萧条性质；在欧洲，明显的萧条出现于1971年。这一新情况的政治后果  （P7） 就在那时开始显露。"经济奇迹"和"富足"经济的终结、失业的增加和对在经济繁荣年代取得的工资成就的冲击，加深了工业化国家的阶级矛盾。与此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增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依附国争取权利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军事进步使苏联和美国之间在1970年出现了某种军事均势，加剧了上述各种趋势。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左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整个欧洲掌权;共产党在其影响较大的那些国家里增加了斗争的能力，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团结条件开始形成。出乎意料的是，1970年在智利这个依附国，由共产党和社会党人领导的联盟掌握了政权，实现了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试验。这是由于智利社会党的特殊性才成为可能的，该党不仅捍卫着建立劳动者阵线的路线，还于1967年确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智利激进党参加政府，为赢得欧洲民主党的支持提供了保障。因此，当尼克松冒着同社会民主党对抗的危险和使其同苏联缓和的政策遭受严重挫折的风险，用最无耻的暴力镇压这场试验时，他的行动是一种绝望的反应。
     智利发生的政变是美国进行反攻的一部分。这一反攻旨在恢复自1967年以来失去的声望，是依靠1972——1973年的恢复所创造的经济条件进行的。这次恢复始于1971年下半年，在1973年初至同年10月这段时间内达到顶峰，该年10月的石油封锁 由中东军事危机造成的——    宣告了一次严重衰退的开始。我们将 在后面分析这次衰退。
     有必要对那次恢复的某些方面作一说明。首先，它延续的时 间很短;其次，它把国际性通货膨胀提高到严重危险的水平，随 时威胁着资本主义的活动和整个体系的运转。这次通货膨胀甚至 影响到农产品和原料，并在1973年促使国际交换条件发生了有利 于依附国的变化。随着石油封锁和油价猛然上涨，出现了新的国  （P8） 际资金再分配，在工业化国家引起巨大的惊恐;第三，这一时期进行的巨额投资没有使生产系统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引起失业
率的大幅度下降。
    尽管在这个短时期内创造了一种虚假的乐观气氛，但事实清楚地显示出这次恢复的限度，表明有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的必要，而这些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次相当严重的萧条。
    这正是当时发生的情况。1973年10月，各种数据开始显示1973年的大发展结束了。限制性措施开始实施，萧条在1974年和今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哪怕只想缓解通货膨胀，单纯的衰退也是不够的，这在一开始就很清楚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这次萧条一开始就反映出它的尖锐性，这表现在自1929——1932年危机以来失业率的最大上升上，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交易所证券指数、世界贸易、资本流动的最严重下降上，也表现在其他萧条性指数上。
    政治事件迅速发生。在危机中，中东一些国家的政府变得激进了；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相继倒台，开始了支持最激进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葡萄牙非殖民化进程，为葡萄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埃塞俄比亚帝国崩溃了，而美国则不得不放弃被打败的南越。在英国，一场英勇的工人罢工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建立了工党中间政府，但它是在强大的左派工人压力下上台的。在法国，由共产党和社会党阵线领导的人民联盟几乎上台执政。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危机加深，在一次关于离婚案的公民投票中右派被击败，社会党退出政府，向西方最大的共产党靠拢。在西班牙，已严重衰弱的专制政权摇摇欲坠。在北欧那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但越来越依赖于共产党的支持;1976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被击败，这必将使它的政治激进化朝着左的方向发展。
   在整个欧洲，战后时期遭到削弱的左翼得以在上升的社会民  （P9） 主党内发展其势力。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会运动坚定地与共产党结盟，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个重要的冷战机构及其拉美表现形式    美洲区域工人组织己彻底衰败。工人阶级的团结基础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着。
    这种形势对极左派或议会外左派的影响，从1970年开始显露出来。极左派发生分化，其中无政府主义一派在1968-1969年走向了好斗的"群众主义"，或走向一种少数人的恐怖主义;另一派，即马克思主义派逐渐向社会党一共产党阵线靠近。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另一些派别甚至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党内，在那里，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激进化而有日益扩大的活动天地。这意味着少数派的激进主义趋于温和，群众阶层的观点趋向激进。
     1969年共产党大会和1973年召开的两次欧洲共产党会议，反映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内部和其他共产党内发生了政治变化。 这种变化表明采取了一种更富有战斗性的政治路线，它基于如下 更先进的战略决定:从号召成立进步的、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政 府转向号召建立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府以及与社会主义工人党 和社会民主党接近，谋求建立一个能实行社会化措施的工人统一 阵线 (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是两大例外，前者提出与天 主教民主党实行"历史性妥协"，后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民主阵 线)。这样，共产党对极左派的态度也转变了，开始同极左派中仍 然充满着困难和冲突的非恐怖主义派对话;对毛主义的批评也变 得温和了。
      自60年代末开始，我们进人了一个政治新纪元，它预示着还 在地下的，但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年代里显露出来的那些趋 势的发展，这些趋势可能在经济恢复时期发生某些变化，但将在  总体上继续加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直到不久前，这些矛盾因  处于积累阶段而显得缓和了。在这一格局中，不能轻视法西斯主  （P10） 义的抬头。法西斯主义以有组织运动的形式已经再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在巴西和西班牙政府中拥有强大的支点，就像过去它在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中找到这种支点那样。今天，它在智利的军事委员会中找到了一个堡垒。在意大利发现了一个法西斯关系网，1970年在一次流产的政变图谋中该关系网牵连到天主教民主党的高级人物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中央情报局积极参与了这些阴谋的实施。如果可以说近些年来随着葡萄牙和希腊独裁政权的垮台，法西斯主义己被削弱，那么下列情况也完全是真实的。即法西斯主义同在这个时期向右激进化了的保守主义运动和保守党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可以看出一种复杂的历史性运动: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向左激进化，甚至吸收了原极左派中的一部分;保守党向右激进化，吸收了法西斯主义派中的一部分。60年代激进的少数派冲突趋于变成70年代的群众性冲突。这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这场危机过去只被少数人直觉感知或觉察到，现在正逐步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肌体。
不一次经济恢复可望于今年下半年开始，它必将鼓励右派进行新的进攻尝试。但恢复将是短暂的，其成果必然是不足的。资料表明，定将在1978年达到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这种发展必将使通贷膨胀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从而导致一次比目前的萧条要严重得多的新萧条。这些必将为革命新阶段开辟道路，自开始冷战越已转移到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浪潮，在这一新阶段中将主要冲击欧洲和其他帝国主义中心国家 (美国和日本)。
  工人阶级在战后时期接受了严重影响其领导党的思想和战略 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60年代经受了具有小 资产阶 级和精英特性的无政府激进主义——    标志着改良主义时期 的结束——的压力。很难预料这样一个工人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  （11） 找到合理的革命平衡，使它得以通过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来战胜目前的各种挑战。
近些年来在工会及政治方面朝统一迈出的步伐，是任何革命解决的必要基础。各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变化鼓舞人心，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各集团的进展也令人鼓舞。一些极左派的温和化和自我批评，基督教民主党由于奉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新的基督教运动的出现而陷于危机，则是另一些积极的征兆。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一般性的，而且仍然是少数派的倾向，带有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十分强烈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主观主义传统的印记。然而，如果促使团结的因素占优势并在思想、战略和战术上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能对在资本主义各统治中心实行社会主义，世界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抱很大的希望。

                三、依附与革命
    前面各节概括了本书头两部分的中心论点，但仅仅限于分析统治国的社会形态、一体化垄断性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因素。我们限于分析统治国是出于方式上的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中存在着两大类社会形态，它们的结构特点和表现互不相同，对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起伏的反应也不一样。统治国的社会形态是周期的辐射源，因此对它的分析应先于或决定着对依附国社会形态的分析，这后一类社会形态必须适应那些国际性周期，根据各自内部的特点作出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在这些特点中有其本身的经济周期，它们按照自己的内部积累规律发展，不一定与国际时局相吻合。这样便产生了非常特殊的周期运动，要求进行特殊的分析。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国际经济中依附状况的固有特征，所建立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这些形式的资本主  （P12） 义发展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它们显露的周期性表现。同时，从这些分析出发，可以非常笼统地推断所产生的阶级结构、社会力量或社会联盟，趋于形成的力量对比以及由这些力量推动的各种变革选择。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作些思考，以便我们能确定接近这一现象的正确方法。
    自古以来，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形态和殖民地社会形态。但是，仅仅在现代，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所达到的一体化程度，上述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才具有世界性质。一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造成技术、生产、资本高度集中于一个霸权中心和一系列的统治国家。一面是帝国主义统治，另一面是消除依附状况，这已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资本主义——指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辩证地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一种推动力，又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因为由于它的矛盾性，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造就一种均衡、平等的国际经济，只会产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同依附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后者的发展能力受到 限制，甚至无力解决人类生存的那些基本问题，而在统治国，这些问题已大部分获得解决。
上述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确认，尽管越来越迫切地需要 对它进行更加深人的研究。但是，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提法。其 中之一认为依附国的状况是它们在加人资本主义上落伍的结果; 另一种提法把不发达看成是政治、经济上受压迫这种历史情况造 成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和联合性的结果。让我们来研究第 -一种提法，它显然源于资产阶级。根据这种提法，不发达即是没 有发展的同义词，是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 关系继续存在的同义词。这样，理论的重点基本上集中于研究经 济发展的条件，研究保证开始攀登资本生义积累的"起飞"条件。
虽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变异，但从它的大线路看，这一立场命  （P13） 革与附依把资本主义投资看成是经济增长、一体化和民族独立之路，克服传统的或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导致收人的负分配 ——之路，形成内部市场、创造民主条件和人民参与条件之路。这一立场的民众主义表现在于提出国家大力参与经济、基本财富国有化、土地改革和社会正义等社会改造的基本口号，旨在获得自主的民族发展，这在30年代达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开始直率地对在依附国进行产业投资感兴趣，从而引起了对研究发展问题的巨大重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那些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这在开始时遇到了民族资本和民众运动的反对。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思想分化。大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清楚地懂得，在一个越来越被大资本控制的世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它看到，能阻止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的唯一力量将是充分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民主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依靠民众运动，并存在着剥夺大资产阶级的权力，替社会主义开疆辟壤的危险。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中才能实现其民主目标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使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们退缩了并使他们接受"发展主义"的论点。这种论点简单地反映在"发展是目的，民族主义是工具"这一命题中。既然国际资本与发展结盟，民族主义则应克制并把这一事实作为积极的事情加以接受。同时，大规模地实施依靠国际资本的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有限度的: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制造高级消费品，生产的集中化和垄断化，产业结构向消费部门专业化，生产所需的投入物中依赖进口的比例高，巨额利润汇出，举债以弥补这种逆差状况，使用劳动力少，传统农业结构解体，广大城市居民中的失业和半失业，所有这一切反映出在大资本赞助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收入集中化，基本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受到限制，依附性产业结构的形成，城市贫民区的扩大，农村生产的下降，国家人为的保护  （P14） 主义和监护主义，国际收支赤字，不可能偿还的国际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谋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紧密结合的趋势，而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依附国资产阶级争取权利的纲领。给出口产品以较好的价格，加工出口原料和农产品，扩大依附国生产的制成品在统治国市场上的销售。从内政角度看，人民的参与越来越受到限制，行政和技术官僚的权力增加，当群众运动高涨并有夺取政权的危险时，采取各种镇压起义的措施并公开建立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军人独裁。
    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特别是1974-1975年的萧条，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便民族主义纲领变得激进了:加强了建立卡特尔以确保价格的主动行动，扩大了国有化，大大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含蓄地发出不还外债的威胁，向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市场，提出一种对抗美国和促使第三世界进一步统一的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探索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联合起来在国际机构中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同时，非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范围内民众运动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不结盟运动的反帝激进性。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介绍关于依附和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看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众主义运动左右摇摆的影响，但它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论标准形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依附问题的看法，过去和现在都与资产阶级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自俄国革命胜利起，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有了一个国家——苏联的支持，还与殖民地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一份由列宁亲自起草并征求了印度同志意见的文件中已明确提出，殖民地解放运动成了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明白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在某些事例中已证明它不能坚定地或没有能力把可确保这些国家发展——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P15）——的民主主义民族解放斗争推向前进。在那时就看出了这些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社会形态中民主主义任务和原始资本积累任务新的表现形式的特殊性，还看出了由于前殖民地状态和资本主义渗透程度及由此决定的工人阶级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后来，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以及波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尤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导致第三国际更直接地关注这一问题;对1927年北京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开始更广泛地对民族解放的革命问题进行筹划。
    但是，更直接地把关于依附国世界的革命的分析推向前进的人是殖民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27年他就描绘了中国阶级结构的特征，后来又在1939年指明了革命将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毛在那时就阐明了中国革命具有反帝、民主主义和工农的性质，以及它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规律。
     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将由无产阶级及其军队和政党领导，还将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
     毛的理论贡献因中国革命的实践而被戴上了桂冠。这一理论框架在朝鲜和北越获得巩固。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事例中出现了新的现象，那里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尤其在古巴，那里的革命清楚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60年代在依附国世界，特别在非洲出现了广泛的革命变异，社会主义在非洲有时以非常独特而新颖的形式直接从由政治先锋队——有时是临时组成的——领导的部族社会产生。
     在这一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关于依附状态及由依附产生的结构状态的理论，也明显地在发展。
     尤其在拉美，古巴革命的经验建立了一个政治思想新框架。在 资本主义的框框内克服依附关系的不可能性变得十分明显。同时， 由于其资产阶级领导明显背弃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民主主  （P16） 义的理想，民众主义运动已在逐步解体。另一方面，投降主义的、独裁的、使收入集中化的经验，如巴西模式，越来越吸引着本大陆的企业家。在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w自由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局限性。于是，革命的呼声在本大陆高涨起来，革命的口号开始在广大人民阶层中兴起。经过多次起义运动、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达到较大规模的起义运动的失败之后，在智利建立了人民政府，它有一个反帝、反垄断、反大庄园的改革纲领，以便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除古巴的实践经验外，这一纲领的依据是这样的一些论述，它们否定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封建性并证明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当地资本主义的从属和依附状况，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能使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不能使它发展到足以大量吸收劳动力，摧毁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有群众充分参与的民主制度这样的水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垄断性的，并在达到比较民主的形式之前，就呈现出腐朽的迹象。
     这样，关于依附的研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透视角度，即把重 点放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前资本主义障碍上，并谋求消除这些 障碍，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创造政治经济条件。新的研究 集中分析:帝国主义目前的性质;利润的汇出与形成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关系;国际资本及其自由采用新技术的影响;集中化和 垄断性生产结构的发展及其对消费模式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工业化和收入分配同形成广大的次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次无产阶级的形成对阶级结构，尤其对统治阶级以及成了帝国主义小伙伴的所谓当地企业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国家为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这种新的依附形式而作的政治调整;这一情况 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对群众运动激进化的思想影响;由这种形势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等。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论著以及其他许多论著，涉及这个次大陆的人种类型差异、民  （P17） 族社会、地区集团以及关于依附的思想等问题。这些论著广泛地激励了拉美的科学创作并对它进行了革新。虽然这些论著是受某些共同的、普遍性见解的启发而产生的，但反映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政治倾向。
    后来又出现了对称之为"依附论"的普遍性见解的多种批评。这些批评者不仅完全不了解在这个思想学术流派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还把某些作者的立场加到这一流派的全部作者头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批评者不了解近50年来关于这一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建树，这就导致他们把对这些社会形态的研究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帝国主义垄断了这些关系的发展)的分析等同起来。同时，另一些人认为各依附性民族社会是彼此完全不相同的实体，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律，甚至认为可能纯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的情况。还有一些批评认为"依附论"没有超越发展主义，依然处于认识论的框框内。
    尽管尚末写出任何经验性论著，但这些批评已经在攻击说，(依附论)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分析，而把在经验研究方面已做的工作简单地一笔勾销。
    从方法论观点看，这些意见的严重性在于它的结构主义影响，企图把拉美的理论工作同其历史渊源分开并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但不与深深侵人我们无产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思想相对抗并辩证地克服它，反而企图强加一种机械地、反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纯理论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他们否定拉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其反帝、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之间必然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否定依附国的共同反帝斗争，而不是谋求通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坚持这种辩证关系使斗争激进化。
    这种方法上的结构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的结合，形成了  （P18） 一整套非常含糊笼统的看法，除了系统地歪曲一些作者的立场外，没有任何具体研究作为根据。
    最近一些年所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是不充分的，一定会有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能通过这些批评家们指出的道路去克服。他们的道路通向小资产阶级思想，通向过去，通向理论公式化及最含混的形式化和一般化。
    当我们驳斥了这些企图使近些年来获得的理论进步倒退回去的批评之后，我们就能更加明确地揭示资本主义危机在依附国的特殊性，并确定那些能从根本上克服或革新依附性资本主义或使之与刚出现的帝国主义经济新阶段相适应的变革办法。"我们可以就此结束这一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重新回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上，分析依附国中各种危机的特点以及这些危机所提出的变革模式。
    依附国的资本主义危机有两大渊源。一方面，存在着出口部门的周期性摆动，这主要与世界经济的运行及其同国内生产结构的关系相联系。另一方面，存在着内部资本主义积累的周期性摆动，在战后时期，尤其是在那些已建立了初步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国家，这种摆动表现得比较明显。我们不可能在这篇绪论中详细地描述这两种危机，只能非常笼统地指出它们所具有的特点。
     由于对世界贸易的垄断性控制以及一些天然产品被合成产品所代替，形成了一种对原料和农产品不利的交换条件。这样，出 口部门的危机就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特点。同时，长期贸易不平 街以及依附性工业发展对机械和材料的依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 扩大，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多国公司、金融系统或经济援助强加的条件，要求不断增加外国投资中用于机械和原料进口部分的比重。 另外，这些投资极大地提高了(从依附国)汇出利润的水平，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它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举新债 还旧债的办法，因此还本付息额日益塔加，成为国际收支逆差中  （P19） 的主要项目。
     除了越来越大的长期国际收支逆差一一成为根深蒂固的或结 构性危机的因素——   外，还存在着可能完全破坏依附国的一些生 产部门，从而造成促进其进口下降的世界贸易和金融流动的波动。 这些进口可能促进在国内生产替代性产品。当波动像在1929-1939年时期那样具有长期性，引起贸易和投资减少和其他后果时，便为依附国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波动加快反帝步伐，为内部经济发展设置障碍，对公共投资提出新的要求，扩大社会危机、人口流动和政治斗争等。
     由刚刚获得巩固的工业资本部门所引起的危机明显地与这些普遍性波动相联系，但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这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决定的:综合生产率低，国内市场非常集中而大众十分贫困，受国际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内部水平参差不齐的廉价劳动力，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次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波动趋势不像在统治国那样激烈。特别是由于缺少重要的资本货物部门，当危机影响这一部门时，可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外国融资将危机转嫁国外。
    通过这些框架式的一般性分析，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勾画出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各种巨大政治选择。外国投资加紧进人工业部门，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把民族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物质基础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关于它的特点，我们已着重进行过分析。概括地表现为:对集中于高收入阶层、能吸收高精新技术产品的市场的高度开发;由排斥劳动力的技术趋向所造成的次无产阶级的扩大。由于它的局限性 ——   与内部市场必然的狭窄性发生冲突，这种发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从国际市场寻找出路。这种，新的分工的基础在于根据科技革命的发展所确定的国际模  （P20） 式，出口材料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趋向是与国际大资本的利益一致的。国际大资本在加强和掌握这些趋向时，控制了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这条道路通向经济垄断性的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扩大，以及资本集权化的加强;在政治上，通向权力集中和具有法西斯色彩的独裁统治;在文化上，通向消费主义的增强，通向专门化的、依附性的、没有自身创造能力的科学发展，以及发展主义的、专家政治的、专制的、反理性主义的、法西斯式的思想的加强。，
    强制走这样的道路会引起无产阶级和因这一生产和收入集中进程而贫困化的广大民众阶层的强大反抗，因而会遇到严重困难。同时，由于这条道路会给少数幸存的民族部门造成严重问题，所以将增加它们的不满并加强它们依靠国家资本主义，阻止走这条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得到技术阶层和国家文武官僚阶层的支持，这些阶层谋求利用作为经济的参与者和企业主的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重新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使之具有更多的民族性。
    从长远看，这种政治宏图注定要失败，因为那种系统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从于大资本的倾向以及民族经济在垄断统治下趋于集中的倾向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适应垄断的利益，并使其运转朝着增加综合利润率的方向“合理化”。
    但是，这不妨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时期，当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谈判实力的增强，如果它们能带动并控制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重要集团，情况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危机时期扩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在社会主义阵营开辟市场并取得它的援助，以便部分地克服帝国主义压力的可能性。这些构成了一幅有利于这一政策的总蓝图。但我们要再次申明，从长远看，这一政策是行不通的。  （P21）
    还须指出，这种政策是由帝国主义总危机和国内危机 (两者汇合一起)造成的强大社会压力的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附国的工人和民众运动趋于激进化，其觉悟和组织程度趋于提高，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政治思想自主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谋图利用局势并通过某种政策，尤其通过比较激进的言词夺取对群众的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也不乏其人。
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总危机一面使大资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向右激进化，一面使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向左激进化，并为一种由那些依靠国家资本主义，试图把无产阶级吸引过去的没落社会阶层的狭隘的机会主义政策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阶层在目前的危机阶段提高了它们隐藏在新近出现的"新民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后面的谈判能力。
   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日益加强的激进主义情势，其最终解决将取决于国际大资本及其当地伙伴们明确地提出近期解决危机的现实前景并为实现这种前景而赢得中间阶层支持的能力，或者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这种能力。
对本书中心论点和支持这些论点的论据所做的这一概述，可以作为读者的指南，使他们不至于在极其丰富的细节、资料、论据——   一个如此复杂的论题所必然要求有的——    面前迷失方向。我们希望这篇绪论激励读者去阅读我们下面所做的供他们思考的长篇阐述。

（P22）

第一部分   帝国主义的矛盾

第一章   当代帝国主义及其矛盾
    当资本主义危机的种种表现已严重地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某种全面论述的尝试，以便能对一些特殊的进程加以解释，并把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矛盾的性质和形式的讨论引向深人。
我们的文章从简要地论证国际经济关系的阶级性人手，以确定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就寓于这种经济关系之中。只有进行了这种导言式的论述之后，我们才进入主题，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要确定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首先要正确地确定它的性质，而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基本上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它与无产阶级和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外部对抗，以及资本主义内部国际经济关系业已达到的高度集中。

一、对国际阶级斗争的评论
    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特点在于两大冲突集团深刻而矛盾的结合过程。确定这种冲突的性质乃是理解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关键。  （P1）
    然而，确定两大集团冲突的性质需要采取某种解释当代历史的立场，而且应该是从非常广泛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结果。纯经验主义的表述，即把两大集团看作两种相互冲突的、静止不变的体系或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就是站在了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掩盖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十分全面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怎样认识构成世界经济基础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
    关于冲突的性质，我们提出4个论点。
    ①实质上，这不是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具有国际根基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
    ②这是一种对抗性冲突，因为涉及不同的世界性生产方式，而它们之间的共处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③在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 (表现为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和具体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其中之一处于守势，自1917年以后正逐步丧失其地盘和地位。
    ④两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具体历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不排除在同一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而言，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无数次的局部战争和两次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充分证明了民族矛盾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反映了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我们将在后面加以阐述。另外，某种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周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形式或状况)与其发展规律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也是可能的，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我们将简要地阐明我们对上述每个论点的看法，仅仅为分析当代帝国主义搭建一个总体框架。  （P2）

(一)国际冲突的阶级性
    正如词语本身所解释的，国际关系被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想描述为独立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一概念把指导自由资产阶级一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原则引人了国际舞台。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中心，认为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像自然界中研发生的情况一样，那T物种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在保存自己的本能基础上为个体的生存而展开的一种竞争，而物质空间则被视为个体单位即物体自身运动的范围。
自由派的分析法总是把个体——    唯一的真实存在作为其推理的出发点。
在国际方面不能不产生同样的推论:自由国家在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关系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关于自由社会的理论所提出的，如果每个国家保护各自的利益，就会获得发展和增长，提高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能力，同时所有的国家将因共同顺应受比较成本规律制约的世界贸易的自发运动而得益。
  这样，就国家内部而言，独立的个人是自由的并按照各自的行动理由进行活动;谈不上什么社会阶级，只有根据不同标准划分的个人。国际关系中也一样，各种可能的国家集团是随着国家的观点和利益趋于一致时才形成的。
    从这一角度看，社会阶级不是也不能理解为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各种报刊、书籍和理论均趋于建立一种未经讨论的概念，即世界是由一系列自由而独立的国家所组成，并以同样方式要我们相信，社会就是单个的人的总和。想破除这种世界观，不仅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还需要在科学理论方面作出足以戳破表象的努力。
因此，当我们分析构成日前国际体系的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矛  （P3） 盾的阶级性时，必须涉及一种只能以矛盾的方式才能捕捉到的现实:既抽象又具体的现实。国际体系中基本矛盾的阶级性是抽象的，因为阶级冲突不是以直接和正面的方式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的调停反映的。这种调停掩盖了对抗的纯粹性，而对抗最终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实际运动。
    对对抗的分析具有抽象性。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阶级矛盾在国际社会的具体运动中不总是以清晰的形式表现的;相反，相互对抗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国内经历和地区经历，不同的经历使每个阶级内部的成员互相分离，有时还导致他们的眼前利益互相对立。
     更具决定意义的事实是，在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在思想上 受依然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的控制。  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关键 时刻和转折关头，即当革命阶级的国际利益得到加强、统治阶级 的政治思想控制受到削弱的时候，对抗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阶级矛盾也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只有阶级矛盾能 解释世界冲突的巨大分界线并指出它的范围和可能的趋向。各种 战术变化、暂时性协议、政治制度的蜕化以及代表不同阶级的组 织的堕落，在这一切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使阶级分离的对抗。只 有用这种对抗才能对种种表面上没有意义的运动作出解释，才有 可能找到决定实际进程 (通过复杂的和变动的国际关系体系表现  的，的基本因素。
      由于存在着企图掩盖国际对抗的阶级性的强大的社会利益集  团，所以这种基本上属于方法论的讨论是必要的。这些社会利益  集团有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 (资产阶级)完全一致，有  的则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行政和技术官僚)相吻合。  （P4）
必须指出，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对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进程的否认仅仅是相对的。让我们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掩益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阶级性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东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把这种冲突描绘成主张自由的或不主张自由的、有效率的或没有效率的、精英的或群众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抗，企图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一般性的和反历史的人道主义角度来分析国内和国际冲突，甚至用一些抽象的模式把它们框起来。但从来没有公开接受其阶级内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必须尽力保存私人所有制 (或从意识形态讲是“自由企 业”)——阶级社会的基础，同时反对集体所有制 —— 消灭阶级关 系的必要条件。因此，两种相互对抗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总是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不管资产阶级思想怎样加以掩盖，也 不管它寻找多少借口，冲突的阶级内容最终反映为绝对或相对地 保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是。行政和技术官僚利益集团掩盖国际关系阶级性的方式 更加复杂;它们希望保持社会主义集团内权力体制扭曲的历史形态。
上述提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持的明确立场。我们认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尺度是:在国营形式下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社会计划的原则支配市场原则。然而，由于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新近又形成了一个技术精英阶层），权力发生了畸变。这一阶层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却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盈余的使用和分配。但过种决定权不是为所欲为的，它不可避免地受两种因素的限制。在国内，受工人阶级的限制，官僚阶层必须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因为它在生产中不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阶层。从 国外，受帝国主义威胁的限制，这种威胁危及社会主义的生存，同 时促使国家机器过分膨胀(官僚政治、更大的镇压、更多的军队 等)，并因此促使官僚阶层——作为一种具有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  （P5） 不断繁殖。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苏联回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进展、帝国主义不逐步变弱时，回到资本主义才是可能的。尽管有过重大的失败，但战后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取得重要胜利的历史，这些胜利足以阻止反革命势力占据优势，也足以为社会主义夺取新的胜利开辟道路。
由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官僚和技术阶层所代表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制度说成是历史上最优越的制度(因而是一种天然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一制度的过渡性质:向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过渡。官僚和技术阶层还必须识别各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维持的国际阶级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发展明显地同保存大部分现有的国家机器和现存的特权产生矛盾。这种国家机器和特权得以保存的唯一理由是社会主义集团面临的实际军事威胁以及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孤立的50年内产生的畸形结构。相对而言，这个资本主义不仅侵略成性，而且至今还是比较强大的。然而，官僚和技术阶层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趋于巩固并谋求使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阶级斗争停滞，否定这种斗争或歪曲它的内容。
现在已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官僚、科学家、技术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进行辩解，研究一下它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列宁和斯大林当时认为是为了保持技术人员的支持而作出的必要让步，现在却趋于变成一种自燃的和永久的社会观念。强大的民族国家、庞大的正规军和经济动机(对某些阶层很重要)，是社会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威胁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又是使国家权力畸形化的重大内部因素。掩盖上述矛盾会导致忽视真正的历史需要而使畸变得以实现，还会导致官僚和技术阶层的利益自动  （P6） 增值。文职的和军队的官僚和技术人员与生产任务相联系、不断调动职务、废除森严的等级等措施是必要的，但这不能解决主要矛盾:由于国际阶级斗争而历史地需要保存这个镇压机器。上述形势的巨大矛盾因素就由此产生: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这些镇压机构应该消亡，并且它正因此而在为自己的消亡作准备。但是，这一矛盾因素是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无产阶级是被指定来消灭一切阶级，因此也包括消灭自己的唯一阶级。辩证地看，必须作这样的推测，即许多社会阶层和机构及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主张推动历史变革，但正是由于这种变革的结果，它们自己也变成了过时的东西并转而反对和抵制必要的新的变革。这些保守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强调民族主义精神，同时谋求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上，而不是在它的社会内容上确立这一制度的历史优越性;谋求把国际基本矛盾降格为一种竞争，主要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其次是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竞争。这种分析使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推进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成就所显示的榜样作用，这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采取相对消极的态度。
    在推测国际范围内社会发展的方法上存在的这种偏差，也使 人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对维护和平和国际共处政策的关切与资本主 义国家内部时松时紧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必须指出，由于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后国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一体化水平，在确立了社 会主义政体的国家内把上述两者严格区分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 如此，绝对需要的是善于辩证地确定两者战术利益的不同性和一 致性;以避免使无产阶级最广泛的利益盲从于一个或几个社会主 义民族国家的暂时利益。
这些思想上的偏差有其局限性，因为国际阶级斗争每日每时 的现实时刻侵蚀着所谓的稳定，迫使这些思想概念不断发生变化。  （P7） 这些思想概念最精微的表现隐藏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抽象形式之下。根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指导政治斗争建立合乎道义的或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社会的目标。这样，便放弃了作为全部行动和革命纲领指导核心的阶级斗争原则。但应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畸形化随着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推进正在逐步减弱，这使得像古巴革命这样较晚的革命不仅能迅速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能建立一个具有非常广泛的批评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制度。如果没有早已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给予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支持，就不可能在一个依赖于蔗糖出口的海岛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不能把政治和言论自由、政治调解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军事开支的数额等等，同产生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割裂开来。不是因为被资本主义"极权主义"扭曲了的人的"本质"，而是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才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改造问题。在静止的、抽象的、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无视这种具体环境，就是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即列宁所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冲突和帝国主义没落的对抗性
    当代国际体系的第二个方面是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而这正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两种都处在国际性生产方式的关系中。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生产方式不是互相对抗的，它们作为两种模式或乌托邦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它们都是世界经济本身发展的产物，但两者截然不同和互相对立。
在古代，像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亚细亚制度这些大相径庭的生产制度能够并存，而且不一定会引起对抗，因为这些生产制度是以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为基础的，没有无限扩展的需要。
但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资本主义诞生于世界市场，通过资   （P8） 本的扩大积累，便自己的生产基础达到极高的集中程度，以致再不能圃于当地范围，也不能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生产制度不能围于国家范围。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增长的利润率和利润数额的基础上运转的;从其运转的特性看，它是一种国际性制度。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推动的生产力发展的继承者，并能把发展的速度提高许多倍，因此它的国际性是其固有的。此外，它目前的存在是建立在国内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相连接。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促使另一种选择即社会主义在其内部不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所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能力相对大于资本主义国家，使力量的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前一类国家的方向转变，从长远看，这将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相对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通过世界革命的发展， 阶级斗争本身正在使历史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逐步转变。 世界革命的发展会在一些地方骤然改变力量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转向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三个方面:两种生产 方式具有不同的价值，也不是并行发展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任何平衡都是相对 的和不稳定的，经常不断地为下列因素所打破:资本主义的性状 已历史地改变;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发展。这不排除人民力量阵 营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会遭受种种失败。然而，尽管社会主义 运动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局部失败，但从全局看自1917年以来已向 前发展了。
总之，资本主义是个没落的制度，处于不可解脱的最后危机 之中，而社会主义是个革命的制度，其内部危机促使它克服本身 的局限性，开辟进步和发展的新前景。有关这方面的原因，大部  （P9） 分我们已经谈到，不想在这里加以分析。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对封建主义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形态起过相似的作用，尽管由于其剥削特性，它是以更加粗暴和野蛮得多的方式发挥这种作用的。

(三)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现在来谈谈国际体系的第四个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各自的发展在水平、利益和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等方面都是历史地不同的。虽然资本主义具有国际性倾向，但它没有也不能排除以本国为基地。社会主义亦然，在它变成世界性生产方式之前，继续以本国为基地。于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国家集团，以及同一集团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和政策差异。这种利益上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加强或减弱，但不会消除把这些国家集合在一起的利益上的基本一致性，这种基本--致性是由作为不同制度的社会基础即阶级所决定的。
    差异性不仅反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上，也反映在每个集团的内部关系上。资本主义集团的内部关系由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对劳动的剥削所决定。资本从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国家向处于依附地位的被统治国家流动，决定了在同一生产方式中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社会动力。
    资本谋求占有世界劳动力，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输出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工具;世界货物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  （P10） 存在是进行资本输出的条件。就是说，世界市场的发展先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要求改变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结构。在商业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商品交换可以在不同的生产制度之间进行。这种情况在自由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开始遭到破坏，在 (垄断的、工业的和资本输出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进人彻底的危机;在当前的一体化垄断资本主义中，那些前资本主义关系再也不可能存在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产生了另一种关系，它不是自由和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剥削和压迫关系。于是产生了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新的矛盾。
    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汇出利润;一方面是债权人，另一方面是债务人;一方面是技术控制，另一方面是技术依赖;一方面盈余日增，另一方面盈余输出;一方面工资更高、国内市场扩大，另一方面工资更低、国内市场受到限制;一方面是技术发展、知识生产等成果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对可出口的技术和客体知识的依赖和不能生产这些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切方面，都确立了一种对双方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对抗性后果的关系。这样，在同一经济体系     以同一生产方式的统治为基础——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集团内也存在着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是不平等的、甚至不利的关系，但它并不表现为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国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出现这种剥削形式。
    各种前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采取纯粹的和简单的征用形式和征税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可能是永久不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部分地受政治利益支配、但大部分受世界市场价格支配的贸易关系，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平等性被接受，便产生不利于一般较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批评是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演讲时提出的，但没有  （P11） 充分加以阐述。很难确定投放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的实际成本结构，因为价格被垄断行为严重地"扭曲"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只在它们之间做生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完全独立于世界市场的簿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范围内约存在本身必然扭曲和限制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
关于集团内贸易的效果，罗马尼亚所发的怨言尤为具体。这种贸易把那些国家置于一种不经济的情况下:迫使它们从集团内部购买贵而劣的产品，从而破坏了它们的相对优势。还迫使它们专门从事某些领域的生产，但与那些能使它们更广泛地与西方交易的领域相比，这些领域对它们不是有利的。
    这些理由都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有3种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第一，让市场规律起主导作用，选择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贸易方式;第二，使政治理由压倒经济理由;第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冲破狭小的社会主义集团的界限。必须注意到，这3种解决办法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而是历史地互相配合的。根本问题在于3种办法的等级次序，这又涉及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利益压倒了民族的特殊利益，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古巴和苏联于1972年签订的贸易和财政协定为这种关系提供了样板。协定不仅规定苏联免除古巴欠它的巨额债务，还确立了一种未来易货方式，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比签约时的市价高得多的糖价为基础。

二、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
    我们看到，构成当前世界体制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主导这些关系并使之清楚明  （P12） 了的决定因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世界关系体制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末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时内部矛盾把它引向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引向世界大战，继而引向革命新阶段的开辟。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建立是这一新阶段的开始、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单靠工人组织的力量来表现自己，而是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基地，第三种革命成份—— 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后来加入了这个基地。
    自1917年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就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争取存在下去而进行斗争的历史。在此阶段，美国谋求对这一体系的领导地位。19世纪，英国拥有这种地位，但后来丧失了，这为世界冲突铺平了道路。资本主义体系在经过了喜气洋洋的20年代之后，进人了30年代的总危机。为确保对体系的领导权，必须进行一场反对纳粹主义企图——    在德国领导下统一欧洲一一的战争。
    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便以霸主国的面貌出现了。不仅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战争还使它在1950年前创造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创造的奇迹:恢复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生产指数。实际上，至1950年，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恢复了1929年所达到的产量。在这一时期，由于通过军事工业实现了充分就业，美国使自己1929年的产量翻了一番。
    战后时期开始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相对地位。它的国民收入将近占资本主义各国全部国民收人的一半，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7%，黄金储备将近占世界总储备的70拆，工业生产率比其他国家高许多倍，它的军队驻扎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它拥有原子弹。
    三大因素决定了美国战后的相对地位。
    第一个因素是结构方面的。资本主义在竞争基础上产生的无  （P13） 政府状态导致它用武力来解决竞争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中、集权和垄断。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垄断不能彻底消灭竞争，只能造成新的竞争形式，迫使为保持霸权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其发展进程中采取相互矛盾的形式。进程的总趋势是达到在某个霸权中心统制下的一体化。但这一趋势不能完全实现，因为一体化使矛盾发展到新的水平，导致新的冲突并因此导致局部的分裂或彻底分裂，这又迫使进行新的集中，等等。
    资本主义在其一体化趋势 (由集中、集权及垄断进程决定的)和分裂趋势 (由竞争、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及阶级矛盾决定的)之间尖锐矛盾的形式下发展。这是它的一种规律，是日益加强的生产的社会性 (以满足增加利润的需要)和由占有的私人性(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所固有的)所决定的生产过程的局限性之间总矛盾的独特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大的利润。
    总之，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一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单位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
    最后，这种表面上是统一的和合理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的特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
    应该指明，在我们所分析的当代时期，国际经济体系多么需要一个能整顿秩序、行使权力和实行集中的统治中心，以克服肆意竞争这种分裂性无政府状态。拥有最大相对经济基础的那个国家具有充当此中心的优越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早在战前就取得了一种令人羡慕的相对地位，更不用说战争便它积聚了更大的相对优势。
     美国相对优势的积累大部分是由于美国资本家大量采用了上  （P14） 世纪末实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方面的改革成果，使它建立了众多的拥有巨大生产率优势的生产单位。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实现了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使它具有系统地把生产单位合并成公司的财政和管理基础。
    但是，决定性地确保美国霸主地位的相对优势是它广阔的国内市场，这部分地是由于夺取墨西哥的领土和购买佛罗里达和阿拉斯加而形成了辽阔疆域。当技术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时，这就成了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在非常广阔的市场基础上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取得了国内市场的控制权。从那以后，美国发展成为占据霸主地位的强国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而又没有一个霸权中心的欧洲，不能为 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提供一个足以与美国巨人进行竞争的基地。美 国的竞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逐步显示出来，并在战争期 间获得了霸主地位。然而，战争造成了有利于美国的极端不平衡 状态，开创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时期，其性质部分地超出了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需要。
     因此，必须把体系应有一个能使之统一起来的霸权中心这一 历史需要与美国战后建立的霸权的程度区别开。
     决定战后美国相对优势的第二个因素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界 限。40年代末，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而是一个社会主义集团，其中包括地球上人口最多的那个 国家。更严重的是，战后时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全世界深 受怀疑，群众的民主要求得到一般由共产党人和趋于加入社会主  义的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的反纳粹法西斯武装抵抗运动的支  持。拯救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的需要压倒了资产阶级内部任何偶发  性斗争。冷战时期巩固了上述局势，建立了国际阶级联盟的基础，  这种阶级联盟无疑加强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  （P15）
    有助于美国建立其霸权的第三个因素是控制和相对依附地位的累积性。这样的一种统治体制具有自我促进和逐步增加其不平等关系的趋势，直至相对优势开始转变为劣势，累积趋势转化为反对现存关系体制的趋势。
    美国拥有的相对优势使它能把美元变成国际性货币，并通过这一机制获得一种特殊的金融霸权，替它打开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门。它的军事霸权有助于实现其政治意图;它的经济霸权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确保它对技术的控制，这在现代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以本国的金融、军事、政治和文化力量为后盾的美国国内企业所拥有的实力，为它们走向世界开辟道路。
    似乎出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能确保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新帝国。本书试图概括地描述这个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基本特征，随后提出它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正导致战后建立的、表面上十分稳固的体系产生严重分裂。
    我们所强调的金融、军事、政治和文化因素不能使战后形成的那种一体化关系体制永世长存。这些因素能为保持体制的稳定创造条件，却不能决定它永远不变。为了发现这里所指的条件，我们必须深人体制的底层结构，寻找世界一体化进程的细胞。这个细胞就是该体制的生产、管理、金融(部分是政治和经济)新单位，即具有明显国际性质的垄断企业 ——    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多国公司或跨国公司。
    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是在19世纪末  （P16） 实现的，这己被诸如布哈林、列宁、罗莎·卢森堡尤其是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作者以及像霍布森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作者所阐明。
    便当时的和现时的垄断关系在性质上产生差异的基本因素有两个。
    首先，必须看到垄断关系是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统治国和大部分附属国中的竞争性企业后在民族资本主义内部成为主导关系的。
    其次，垄断关系把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金融、贸易和管理网络。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垄断关系成了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现代公司如此迅猛地向世界扩张，以致形成了一种结构，在此结构中产生了大部分国际经济关系。
    上述变化对体系产生某种质变效应，促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垄断性国际经济完全发育成熟，使原来不起主导作用的规律变成主导规律。这一变化要求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重新加以分析，以便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规律和决定性因素重新划分等级次序。
当垄断关系的新内容确定之后，就需对现代垄断企业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在某个经济集团内部或外部没有限制地进行扩张的社团性企业，它与这个经济集团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茬筹资、扩展和其他基本决策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仅因为它畸形膨胀的规模，而且主要是由于它在国内和国际上拥有数额巨大的剩余资金。巨额利润致使它需要不惜一切地找到新的投资场所。这样，它的领导机关变成了金融决策中心，把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决定权移交给中层领导。
    这种趋向在最近几年建立的那些联合公司中表现得很明显，  （P17） 这些公司的业务范围涉及技术上彼此毫无联系的许多经济部门。联合进程是公司为进行内部筹资并为其剩余资金寻找投资场所而转变成金融中心的反映，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资本投资向世界扩张的进程。
    战后时期资本投资最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投向为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进行生产的那些部门。在战后以前时期，外国投资一般投向与外围国家出口经济有联系的部门，就是说，主要满足统治国自己市场的需要。基本上投在与出口相联系的农业、采矿业、公共服务及运输等部门，从而确保对买主市场、利润汇寄、运费和统治国工业所需产品的控制。
    自战后起，资本主要投向各统治国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投向这些国家的服务部门，造成这一区域内资本的巨大流动性。其次，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从出口部门转向了制造业，最终垄断地控制了这些国家刚开始的工业化。
    外国资本这种结构性变化造成了新的国际现实，其特点在于资本同集团利益和民族国家、公司、国际组织等的利益混乱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对这些新现实的系统分析才刚刚开始。
已取得的具体结果实在令人惊讶。大约180家美国企业日前控制着该国近80%的国外投资;加上一小T欧洲和日本企业(约100个)，这些所谓的"多国公司"目前的产值将近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6。
我们以最大的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在近60个国家有投资，拥有许多最多样化的工厂和企业，分布在从家用电器到汽车和航天工业等各个部门，雇佣64万工人。年销售额超过联邦德国的年度预算总额，它在英国和德国的中层领导人挤入了这些强国的主要企业家行列。
    出现了许多关于这类企业规模的论著，阐述由于这一新的经营水平而产生的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控制、组织、管理以及人事等等方面的问题。企业的头头成了重要的世界权力中心，不受任何政治控制。相反，政治性职能成厂管理"科学"本身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由职业政治家(文人和军人)、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集团、知识界人士和企业领导组成的庞大混合体，控制和操纵着美国政府这部复杂的决策机器，而正是这部机器把这些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连接在一起的。
由于这些经济单位的高度集权化，它们的决策变得十分复杂。母公司必须兼顾(或决定反对 )自己的利益(在一个国家单位内的利益，这个国家单位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母公司经济实力的基础)和其他数10家处于不同的具体国家环境中的生产和管理单位的利益，对它们的政策同样需要施加影响，对它们的压力必须予以考虑。这种互相矛盾的压力汇合起来所产生  (P19) 的结果大部分是不能预测的，这是促使对关于多国公司的运行及其前因后果的研究和出版物的资助激增的原因之一。
    至今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把多国公司作为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的细胞。当前，多国公司是管理、经济和政治三方面的决策中心，它导致巨大的经济集中和财政、管理集权，导致企业与国家之间矛盾而密切的结合，导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一体化，以及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
    整个运动的基本渠道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投资，其中私人投资和政府贷款融为一体，后者通过向多国公司提供直接贷款、确保其产品销售的市场，或通过为基础设施工程投资以及通过特许、保险和其他鼓励国际投资等措施向前者提供资金。
因此，资本流通是连接国际经济关系的中心，对商品和服务 流通及其他金融流通作出了解释，但它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却  (P20) 是十分矛盾的。多国公司努力达到的各种利益的统一并不充分，不足以掩盖和消除其内部矛盾。我们将在下面几章分析由世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多国公司以及资本流通的扩大和结构变化。

三、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一)关干方法的说明
    一切具体社会形态都是超越这一形态的各种势力的现实表现。而这些势力必然与维持此形态的那些势力发生冲突。那些与统治阶级连在一起的"学术"流派重点研究使某一具体结构得以保持的各种因素;那些与被统治阶级相联系的学术流派则致力于分析导致该结构解体的现存秩序的局限性。就其本质看，辩证法是革命的方法，因为它的原则是必须把宇宙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着的过程来研究。当认为宇宙是一种具体的变化过程，或更确切地说，认为是自然和人类的历史时，就发现矛盾的普遍性是这一运动的原则。一切事物均由矛盾的要素构成，当它们与其他实体或物体发生关系时，便处于一种不断斗争的过程。
    因此，对社会形态的分析应突出必然地使其结合成一体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与其他形态的关系和对其内部矛盾的影响。必须指出，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它们按某些排列原则组 日产一起，并存在着一种因素等级顺序，使我们能区分出一个主要矛盾，它影响着各种次要矛盾，也受这些次要矛盾的影响，尽  (P21) 管这后一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些矛盾在这个具体阶段有其特别的排列顺序，从而使当代帝国主义成为一个可以同资本主义过去的种种形态彻底区分开的分析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代帝国主义阶段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往的发展阶段，因为它通过在美国的领导下多国公司的扩张，在生产力的集中化获得巨大发展并实现国际经济控制的集权化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一体化。
     我们还看到，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垄断性一体化进程内部包含 着深刻的矛盾，威胁着一体化本身，使体系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 我们现在的任务在于找出这些矛盾，确定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哪一个起主要作用。对方法论作了如上说明后，我们就可以来确定主 要矛盾了。

(二)国际化和国家基础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几个表面上互相孤立、实际上互相紧密联系的矛盾进程。这就是下列诸进程之间的矛盾情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分配朝着大企业集中及小企业的衰落和破产;管理和金融集权，垄断企业对小企业的操纵;国家权力特别是最强大的那些国家的权力的加强及其对经济干预的扩大，世界贸易的发展，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最强大国家的霸权统治  (P22) 形式下的国际集权，以及弱国进一步衰弱，其依附程度进一步提高，其资产阶级被置于屈从地位。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是如此地表现出这一系列互相矛盾的并导致世界经济中各种力量之间发生严重对抗的趋势。所有这些趋势反映了国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在此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的日益社会化，这与生产资料的私有性发生矛盾，从而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克服总是暂时性的，致使上述矛盾随后以新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在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这一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迫使国家进行干预，以保证体系具有某种起码的组织结构并对来自作为社会组成成分的各种社会势力的互相矛盾的压力加以约束。从生产单位看，它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方式。为防止无政府状态产生衰退性效果，公司开始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要素  市场，并趋于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生产单位或生产单位的联合体。垄断在各国内市场中的发展必然会加剧为控制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作为贸易和企业间关系的调节者，国家也转而充当起为它们开辟国 内外新市场的角色。
集中—集权—国家干预的循环就是这样在国内得以加强、相 互作用和自我促进的。正是这种国内统治方式使得有可能在国际 上建立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控制了国际市场就能确保稳固国内统治地位。民 族 国家在这里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保证了 国外市场的开放。
    由此形成了目前国际资本主义关系中主要矛盾的一极:国家 极。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一国对另一国的国际统治，是通过强有 力的民族国家与控制该统治国内部市场的垄断企业之间关系的加强来实现的。  (P23)
主要矛盾的另一极产生于这些国内势力的对外扩张。在帝国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际关系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集中和集权进程很久以前就超越了狭窄的国家范围。自上世纪末起便建立了资本货物甚至劳动力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各生产单位开始受到这种国际现实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体制，就是我们在谈到多国公司时看到的那种体制。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扩张在当前阶段的特点在于投资    那些国际关系的轴心-一-转向与接受国内部市场相关联的生产这一事实。
    这在开始时促使投资来源国的国际销售量增加。设在国外的各子公司向母公司或同一经济集团中其他企业购买它们所需的机器和材料。在国外建立新的生产单位变成推动国际贸易的刺激剂，于是在战后帝国主义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新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
    但是，这种不平衡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不占统治地位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当从战争造成的衰退中逐步恢复过来并完成了国家的重建工作时，便开始输出资本;各依附国的市场成了这种新型竞争的对象。在欧洲和日本的美国公司面临着同样的局势，如果它们不在这些依附国内投资，就会在内部竞争中受到损害。这不仅因为进行这种投资可保证自己进人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而且也可以在依附国为它们生产的机器和材料找到买主。然而，从理论上讲，这种投资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内部利用的部分劳动力在国外被替代，美国工会组织称之为国外投资的"劳动输出"效应。
    某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台湾等感到必须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这使情况变得尤为复杂。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企业控制上述这些阅家和地区的投资，但它们将遵照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逻辑来进  （P24） 行，这个逻辑是：当能获得更高利润时，才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旨在向统治国企业原来控制的市场出口的投资。 这样做的结果是世界市场的大解体，同时出现世界市场缩小 以及组成世界市场的各生产部门在这一市场中的相对比重和各国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只有在各民族国家和多国公司的相对压力下形成的新模式中才能重新接合。
  当我们描述这个进程时，也揭示了主要矛盾的国际极。国际经济按照自己的、表达某些国家单位利益的规律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单位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追求着同一结果:削弱其他国家单位以加强自己的地位。
  自由派理论试图把这样的关系描绘成互相补充的关系 (如同把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说成是进步和平衡的因素那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是互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关系本身的发展把种种根本性对抗提升到新的水平。
  因此，在特定阶段中如此实现的一体化只是为产生新的国际冲突准备条件。帝国主义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日益国际化，但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继续是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一面是集中、技术发展、联系增加及一种国际经济的形成和扩大;另一面是这种扩大的私人基础和国家基础狭小。不管私人企业变成多大的管理大世界，却永远不能成  为国际计划经济的组织基础。各民族国家也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它们的作用仅仅在于帮助这些企业进行国内外的扩张，谋求调和企业扩张所造成的不可调和的对抗。
资本的国际化进程——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基础，即生产集中所决定的——就是这样与维持资本实力的国家、政府和企业基础的加强趋势发生矛盾的。这是资本私有性的产物。
同从某些作者的提法中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所谓的多国公司与人类进步之间的矛盾不在于这类公司的国际性，而在于它们  （P25） 必须依靠的狭小的国家基础。与其表面现象相反，所谓的多国公司实际反映了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基础。推动资本主义朝着这一目标发展的力量，与资本的短缺及其剥削劳动力的本质发生矛盾，而此种剥削只有在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才有保障。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扩展和一体化之后，必然进入另一个重要时期即停滞和解体时期。这一时期在发生冲突和破坏了那些发展较差的部门之后又为新的扩展时期开辟了道 路，而每个扩展新时期同私有制提供给生产的狭小基础的矛盾将 更大。
     继大英帝国在上世纪前75年中达到的一体化之后出现的是 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斗争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沙 俄解体并变成苏联以及殖民政权垮台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增 长时期，接着而来的是1929年和30年代的危机及第二次世界大 战。另一些国家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离出去，组成社会主义集团，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获得了发展。在这之后，出现了50年代及  60年代前几年的恢复性相对增长时期。从60年代末起，美  国进大了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并开始了目前的贸易战和金  融战时期。
      经过目前时期正在产生和将要产生的种种严重破裂之后，资  本主义将围绕着它的霸权中心达到新的一体化，但新的一体化必  然要以一种次等地区强国体制为基础，并以把美国在技术上落后  的许多生产部门转让给那些次等地区强国为代价。这种表面上的  平衡将产生比目前更大的矛盾。
考察一下在这一进程中各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学说或受它影响   的学说，倒是很有意思的。它们从乐观主义跳到失望，又从失望   跳向乐观主义，如此周而复始，却永远不能认识其历史运动的周期性和蜕化的必然性。  （P26）

四、主要矛盾的种种表现
     (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寄生趋向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因为它趋于形成食利国，其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剪息票"过日子。但是，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规律时，把它看作一种矛盾过程，而不是二种线性过程。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 (英国)的腐朽上面。

    当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形成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需要一个使地区间增长速度产生巨大差异并使之集中化的霸权中心这一点，一开始便显示了这种不平衡性和联合性。
最重要的在于从整体上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促使盈余向最有活力的各中心转移的制度，这大大地加强了世界体系的循环和运动。  （P27） 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统一使行为规范达到某种一致。另一方面，利用地区间巨大差异的可能，又导致突出发展某些部门而损害另一些部门。市场的统一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既有利于资本流向最有活力的中心，又辩证地促使产生不平衡。
     除个别例外外，尚未出现促使发达地区的增长累积趋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这些地区拥有较强大的国内市场、金融机构、国外经济和其他吸引资本流向其内部的因素，而不发达国家吸引资本的唯一因素是在当地超级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榨取利润。美国的资本流通差额是这一情况的直接反映。对欧洲和日本是逆差，因为美国资本倾向于在那里进行再投资;对依附国是顺差，并能弥补其对发达国家的赤字，当然，这种趋向在贸易和劳务(运输、技术人员等等)关系方面尤为突出。在这些方面，依附国也呈现出进一步加重其落后状态和有利于统治国的趋势。
    总之，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依附国的不发达状态历史地日趋严重，导致一种不可能改变其经济依附性特征的扩大再生产(因此也有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再生产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它们一直是超级剥削的对象，这阻碍着它们实现辩证的重大飞跃，以避免很快陷入更高阶段的超级剥削之中。从基本上是输出的阶段向工业生产阶段过渡是一种关键的转折，但未能改变经济的依附性质。体系经过整修，换了新貌，外国资本成了工业投资的主导。但是，在保障高额利润的垄断环境下，经济增长的便利条件使国际资本在不长的时间内，以赢利、溢价、补贴、技术服务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营利手段攫取了天文数字的利润。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未能像上世纪那样产生新的资本主义中心，却在原来的中心之间造成了更大的矛盾，使它们与依附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更加严重，而这些矛盾的解决要求  （P28） 朝着通向社会主义而不是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跃进。

（二）国际援助:控制和加深不平衡的机制
依附国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出现的困难要求巨大的国际支援，以便很保持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体制。如果没有这种支援，资本流通和国际贸易将遭受巨大的损害。 60年代是国际援助的鼎盛时期。这种援助的目的在于:第一，为美国在缺乏资本 (这里指为开设企业有时也为企业的运转进口基本原材料所需的外汇)的国外地区进行投资提供资金;第二，百接续通过银行融资方式为国外投资以及按比世界市场价高得多的价格销售机器、剩余产品等筹措资金;第三，通过银行信贷弥补依附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它们继续拥有外汇以参与世界贸易;第四、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使它们被迫将大部分盈余用来偿付外债本息并将其政治精力花费在重新安排外债的谈判上。所谓的国际"援助"只是一种实行统治和政治控制的工具，也是促进外贸和资本流通的工具。美国人民就是这样为企业的私利出钱，使国库亏空日益增加，刺激了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却装满了180家最大公司的股东们的腰包。因此，不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得到加强，而且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表现为民族利益——与国家为十分明确的私人集团利益服务这一真正职能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多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内其他社会势力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是必然与这一发展相矛盾，因为世界经济的 扩张只有在美国国家提供资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种国际负只是由对依附国进行超级剥削造成的，超级剥削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必求助于不自然的信贷而拥有真正扩大生产的资金的情况下得以壮大和迅速增长。  （P29）

   (三)外贸和民族利益
国际化和组织基础之间主要矛盾的第二个表现是在世界贸易方面。世界贸易必然以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交换为基础，因为交换只能在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任何发达的贸易都意味着独立生产者 (这里指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某种分工。然而，这一分工是根据统治和剥削利益实行的，这种统治和剥削长期以来已使屈从于统治国强加条件的那些国家处于持久的落后状态。
对统治国的经济来说，其他国家的经济只是它的补充:向它提供它所需要的产品并接受它出口的产品，而这种出口对统治国经济是更加有利可图的。一方面，统治国经济是其他国家经济的根本市场;另一方面，从整体看所有依附国是统治国经济的一个相对重要的市场。因此统治国所关心的是尽可能使其他国家经济专门为其市场服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为开发当地市场而进行的那种资本输出，必然会产生矛盾。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大战结束前，资本输向国外的目的是在那里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或为那种出口经济建立辅助部门(运输、公共服务、港口、交通、销售网点)。战后时期开始时，资本输出的目的在于控制某个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夺走的内部市场。
这实际上一开始便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所生产的机器、零件和原料的出口增加，取代了制成品的出 口。但是，当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全部被占领后 (保持了收人的递减分配、旧的土地结构、边际化过程，即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全部产物，，便产生了怎样继续投资的问题:必须投向重工 业部门(给依附国建立一个技术基础，使它们能摆脱国际资本的 统治并改变其进口产品的种类)呢，还是投向某一新的、能吸收 现有技术进步成果的开发领域呢?国际大资本对第一种方案不感 兴趣，它愿意选择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意味着出口原料加工程度  （P30）  高，个别情况下还意味着劳动力相对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当我们分析拉美最先进的依附性工业发展实例即巴西的情况就能看到为什么这第二种解决方案必然受到青睐。自1968年始，巴西制成品的出口获得了巨大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总基础 原料加工产品(速溶咖啡、钢板、肉类加工制品和其他食品)和动力相对密集型产品(如织物、鞋等)，甚至半手工性质的重型  林产品。
从目前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看，巴西有能力建立一个巨大的  满足近一亿人口这一国内潜在市场所要求的大型重工业体系之需的冶金工业。但是，实际消费是很低的，大部分居民收入低微，极少光顾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市场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高水平开发、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 
为正确引导在依附国所产生的经济潜力，必须对现存体制进  行结构改革，改变那些关系:扩大国内需要、利用现有的设备能力内部市场服务、增加就业、扩大需求。然而，这一发展模式  不能吸引大资本，因为它损害资本迁移的动因：低工资。于是在世界上设计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其主要的支持者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多国公司，它们期望在依附国开辟一条能使它和利用那里十分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许多可供利用的优越条件的投资途径。
美国是材料的最大潜在市场，所以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损害美国国内的巨大利益。这一分工在于:使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比较后的技术，在依附国发展半手工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这类制成品将成为(很大程度上己经成为)美国(其次是欧洲)制造业的有力竞争对手，给这个霸主国的就业结构造成严重后果。应该指出，那些在目前尖端技术系列中是比较落后的技术，在不发达的依附国的技术系列中却是非常先进的。 
为了免遭这一新分工的排挤，美国必须加强对最先进的技术  （P31） 产品的垄断，以便控制世界技术的发展。这将使它保持霸权地位， 其技艺精熟的劳动力得以投入生产。广大非熟练工人将成为多余 的劳动力。为解决这些失业者造成的社会问题，考虑增加"社会 福利"援助对象的数量和扩大服务业中的就业。但这样做将导致 第三产业的膨胀。第三产业大部分是由对外投资获得的超额利润 所支撑的。
     这一进程业已开始，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在周边国 家和中心国家投资的方式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统治中心的外部，该 霸权中心尽情享受控制国际生产的趋向将因此加强，列宁在上世 纪末和本世纪初的英国所看到的那种寄生状况将再次产生。
     实际上，这种寄生状况已在产生，并非常直接地反映在美国 的对外贸易上。美国正在丧失其国际竞争能力，其外贸过去一直是顺差，但自1954年开始转而出现日益严重的衰落趋向，至1971年7月出现了逆差。叫"虽然1972-1973年有所回升，但这一趋向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各种资料表明，美国正在输掉恰恰在技术要求较低的产品(纺织品、钢、金属制品、印刷机、鞋、家用器具)方面进行的一场贸易战，同时它的原料进口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产品 (化学品、机器、电子、飞机、器械)的贸易中，美国依然保持着顺差。
    这一情况加剧了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斗争，并且很快在全世界反映出来。我们可以非常笼统地说，多国公司运用的是由"肯尼迪回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体现的  （P32） 自由贸易模式，而依赖于国内市场的那些企业却坚定地奉行保护主义，它们在很多时候可能是很强大的，但在国际竞争中绝不能成为胜利者。处在破产边缘的纺织品和鞋类制造商们，在其工人组织工会的支持下，构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压力集团。
    这一情况使美国统治阶级中这一阶层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对立。当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如汽车工业，面对日本和欧洲的攻势而在国内市场上受到威胁时，上述立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的实力(实际上在尼克松1971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已经显示了这种实力)。
    当美国政府支持"民族"企业，反对多国公司的世界主义这些公司利用世界压力来达到其战术目的 ——   时，上述情况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趋于加强。然而，就其最深刻的表现形式看，只要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种冲突，冲突便不是真正"帝国主义之间的"，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深刻分裂的表现，是这些阶级的利益严重突破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的表现，无论如何民族国家总要反映其他阶级的利益。武力解决的后果将极端不利于美帝国主义，将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内。
这样，主要矛盾的第二种表现就很清楚了:世界性生产体系的扩展与各统治中心中生产活动的扩展或维持发生利益冲突。

(四)作为基础和制约因素的国家
    根据上述分析，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就很清楚了。我们已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民族国家在多国公司国外扩张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国内市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大一部分国内市场是由国家消费保障的。
    民族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再生产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是垄断的基本盟友，随着经济集中化的发展，这一倾向趋于加强。  （P33）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多国公司有其国际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各中心国家的生产基础受到削弱，以及美国社会中相当重要的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扩大时，这种国际利益也相对地削弱着民族国家的实力。依附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多国公司设在那里的子公司一方面需要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与其国家基础相对立。   
这一情况导致直接掌握国家的官僚阶层和文武技术阶层同国内国际统治阶级发生许多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不是对抗性的，但毫无疑问，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与国际大资本发生矛盾，导致相当复杂的局势，有时还导致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和技术阶层成了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强大的代言人，并能争取到工人阶级中某些集团的支持。实际上，现代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基本上依靠这种联盟，从而产生了对阶级冲突的所有各方都是十分模糊的局势。这些阶层并没有放弃捍卫大资本的利益，但试图限制其潜力的充分发展。
    根据这些总的看法，可以把当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概括为:各统治中心 (以及各外围国家)的民族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当地积累和再生产及其国际扩张的基础，又是多国公司充分自由活动的有力制约因素。
大部分作者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矛盾性，他们看到的是多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因此认为多国公司可能希望消除或至少缩小民族国家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事实，但却是一种矛盾的事实，我们的阐述揭示厂真正的矛盾，它不能通过消除其中的一方来解决，而应通过在一种更高级的关系体制中消除矛盾的双方来解决。

(五)金融实力和国际货币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资本主义关系中最抽象的方面:货币。马  （P34） 克思的许多理论著作是说明货币的各种作用及其与经济关系其他方面的联系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未能对此论题形成合乎情理的理论。今天，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资产阶级理论正进行着一场争论，但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完全是片面的。
    国际上的情况尤为复杂，因为金本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贬值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深，他们的立场都反映陷于严重国际冲突之中的当地各国资产阶级最眼前的利益。
    事实是，拥有一种硬货币乃是国际金融扩张、尤其是资本输出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但同时为通货膨胀进程开辟道路，为扩大对这种货币的储备、进行投机等活动开辟道路。从长远看，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
    这已在国际收支方面反映出来。国际收支开始受到这种外汇外流    为利用那些好处    的消极影响。当统治国利用其货币实力，增加国外军费开支以确保其国际权势时，情况变得尤为严重。就美国而言，随着逐步丧失其国内产品的竞争能力，它的国际收支问题愈来愈严重。在像越南战争这样的一些紧急时期，军费开支意味着持续和不断增加赤字。
     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的国际膨胀所造成的损耗与国际收支逆差 --起，对过去不可动摇的美元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压力。
     总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对外投资进程是高度通货膨胀 性的，也迫使美国政府为支持美国资本进行大规模活动而廉价提 供资金。从长远看，这种机制总会停止运转。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忽视 (尤其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导致他们 无限期延缓采取稳定措施，从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必须指出，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并基本上是政治问题。通货膨胀政策 在短期内可赢得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稳定政策反映资本主义的  （P35） 全部反动实质，因而是完全不得人心的。 一种硬通货的国际压力既是实现世界金融统治的条件，又这种货币本身和这种统治地位后来受到削弱的根源。

五、依  附  国
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无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是在与民族国家关系方面的或在金融方面的矛盾——的加深，直接影响着依附国的经济和社会。关于这些矛盾是怎样影响依附国的，我们在本节只想作一简单分析，详细的分析留在后面第三部分进行。
上述种种矛盾的加深在依附国造成三大进程的历史汇合，产生十分复杂的情况。这些矛盾的发展在下列进程中汇合:
①农矿产品依附性出口秩序的破坏进程;
    ②建立在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相结合之上的依附性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在一些国家刚刚开始，在另一些国家则已成熟 (在左别国家还在与特别在30和40年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相抗 争，但这已是一种次要);
③工业化的转向进程，从国内市场转到对外部门，这一转向;使工业化适应在前10年开始的国际新分工。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存在着两个互相争夺直接决策的领导权和指导权的主要角色  国际大公司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争夺，的范围已由上述三种进程规定了。二者所占相对地位的大小将决定建立两种政权。如果大资本占统治地位，将导致像巴西那样建立赤裸裸的反动政权，  在这种政权下，  国家资本主义起着助长国际私人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作用。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则导致像在秘鲁那样建立进步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试图使国际大资本屈从于它提出的条件。
    但是，从中长期看，这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因为国  （P36） 家资本主义缺乏能使它单独确立某种经济制度的经济独立性。一切取决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谁。如果有利于私人资本，那么在当代条件下受益者必然是国际大资本，因为民族资本缺少与之对抗的技术和财力基础。假如积累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则必然导致对国家计划化的需要并导致战胜私人资本，造成革命形势，最终建立人民的国家。
    于是产生了第三种社会势力    人民运动。这种势力能更彻底地完成摧毁大地主或帝国主义旧有的出口结构的进程，实现旨在满足各国人民基本需要的工业化进程，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奠定基础。人民运动的力量和政治觉悟的大小，将决定国家干预的作用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是否是革命的，要看它是导向社会主义，还是导向刚出现的新依附道路。1967年爆发的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对阶级斗争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相对削弱在各依附国引起了一般要求恢复权利的浪潮。其目标在于通过对基本财富的国有化，促使消灭传统的出口利益集团;迫使国际资本在最有活力的部门投资，甚至谋求打入美国的材料市场 (损害从事原料加工的美国企业)和劳动力相对 密集的制成品(纺织品、鞋类等)市场。以加速依附性工业化进 程。这些大部分目标得到多国公司的支持，它们希望消除旧的出 口部门，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开发新的出口产品。这些公司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参与其发展进程对它们是有利的。
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产生这种影响的同 时，危机还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本能地认识到，打破 套花他们身上的旧枷锁的有利形势已经临近。这种影响的第一个 表现是爆发了自发性的群众大规模示威，并汇入了世界革命潮流
-----它在1968年5月在法国达到顶点。1968一1969年期间，在美 阀、意大利、日本、德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 比毗、秘鲁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学生和工人运动，使各国  （P37） 国附政权大为惶恐。这些激烈的民众运动，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巴 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城市武装行动 (由于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等 武装行动的停息而一度低落)的新高潮相汇合，造成了一种高爆炸性局势。虽然没有走上革命轨道，却反映了我们将要分析 第三种现象。
     上述三大进程的汇合，加上人民斗争的发展，为制定联合" 派民众力量的纲领开辟了道路，并在选举领域开始表现出来。 智利，这种联合纲领采取了最明确、最先进的形式，成为摧毁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出口旧秩序并打破内外垄断 (明确宣布拉美资产阶级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小伙伴)，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奠基础的纲领。这一进程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破坏阶段，含着对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中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每个阶段其明确的阶级阵线，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命进程，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样便对整个进程作了严的科学划分。                           "
    在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也出现了不同力量之间的联盟，但所用的形式不太明确。在它们的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内容和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规定不够清楚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复兴和罗哈斯·皮尼亚在哥伦比亚爆炸性地"加竞选，说明那时人民感到不满并在寻求某种激进的出路，哪依靠旧势力也在所不惜。玻利维亚出现了极端情况，那里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从而在托雷斯政权时产生了公的双重权力趋向。  （P38）
   在拉美以外的印度和斯里兰卡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导致建立 得到左派大力支持的改良主义政府。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有了发展， 各人民阵线得到了加强，终于形成了建立社会党一共产党 政府的清晰趋势(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分析这一趋势)。这表明，60年代的革命宣传和60年代末的群众运动，围绕着摧毁资本主义那些已经过时的部分这一目标，在许多地方实现了统一并利用这种统一走上了竞选的道路。但是，什么都不能保证将由此出发走向多么想往的社会主义新品。原因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相对地受到控制的，所以在较长的衰退时期和较短的恢复时期之间可能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摆动。在较短的恢复时期，国际大资本将重新获得巨大的物质基础，使它能再次发动进攻，收复失去的部分阵地。这正是1971年末至1973年10月期间发生的情况。那时帝国主义取得了重大的局部性胜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智利发生的军人政变。另外，大资本开发了一些适应新情况的重要机制，在统治国和依附国确立了大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合作的广泛形式。最后，大资本正在意识形态方面准备展开一场大的攻势，谋求彻底混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壁垒的瓦解、社会服务方式、大城市环境的改善等之间的概念界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
的章节中加以探讨。
    如果革命思想对进程的分阶段性、现有胜利的局部性和未来阶段中问题的艰巨性缺乏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可能被一股巨大汹涌的潮流冲走，这股潮流将不仅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民主党政权，还将导致未来艰巨的考验。20和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获得成功，却促成了法西斯主义。今天，法西斯主义已经复活，且来势凶猛，在强大的专制政体中拥有牢固的权力基础。如果在现阶段不狠狠打击帝国主义，阻止它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那么将  （P39）  40帝国主义与依附失去历史机会并将出现非常凶猛的反革命浪潮。但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最后几章讨论的问题。
    让我们对上述分析作一总结:
    我们提出了当代国际冲突的阶级性，提请注意现存社会主义形式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及其历史原因，分析了在世界垄断性体化进程中帝国主义的目前形式是怎样在这一格局内生成的。界垄断性一体化进程使帝国主义体系能对由其多发性危机引起种种问题作出回答，但同时使它的各种矛盾加深并采取新的表形式。随后我们分析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基本矛盾以及它的一些现，包括在依附国的某些表现。
    由此出发，我们便能转向分析帝国主义最具体的那些方面。接下去我们将研究多国公司     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或细胞，它在国际经济中的活动和资本向美国集中所造成的后果。对这些方面有了一般性了解之后，我们就能着手研究帝国主义的目前危机及厂其与政治危机的相互作用。
                       （P40）
第二章   多国公司 :当代帝国主义的细抱
我们对当代帝国主义矛盾所做的分析阐明了多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细胞而具有的重要性。
因此，必须对这类公司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一、多国公司的概念
    当代世界上，在商品的生产和经销中，越来越人的部分是由一种集中领导的、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新型企业进行的。这类企业被称为多国公司、跨国公司或国际公司。有人曾试图区分多国公司、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三者之间的等次，以便反映多国主义程度上的递增情况。本章专门分析多国主义这一现象，并把它看作一种正在发展的(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完成)进程的最后形式。我们在使用多国主义这一概念时，它的含义是与"垄断"一词一样的，即专指一种企业组织和竞争形式。如同垄断不会消灭竞争，反而在新形式下扩大了竞争，正如现实情况恰恰是寡头垄断超过一般垄断，企业多国主义也不意味着消灭其运作和扩张的国家基础。
    多国公司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是它的国外活动在其全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次要的或补充性的。在其销售、投资和利润申，国外活动占有主要的比重，同时决定着它的管理组织结构。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欧洲便建立了面向外贸的企业。在意大  （P41） 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存在着规模巨大的、从事开发殖民地贸易的联合公司。由于15和16世纪的航海发现，这些殖民地已向欧洲敞开了贸易的大门。尽管这些联合公司也在国外建立生产单位并必须关心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防务和管理问题，但它们基本上是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发展相联系，生产活动是其买卖活动的附带部分或次要部分。一般来说，生产任务让与或直接交与受商业和金融资本家控制的当地生产者或移民。在促使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这些公司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处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确切地说处于资本主义史前时期，所以不能被看作是当代多国公司的直接前身。
    在国外，特别在殖民地进行重要活动的资本主义企业，直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那个时期，通过大型垄断企业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和建立卡特尔，产生了瓜分国际市场的新形式;也扩了国外投资，基本上投向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的那些国家。这些投资是以证券的形式，即通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进行投机买卖的形式实现的，属于金融资本扩张进程的一部分，旨在为要求进行巨额投资的产品(如铁路车辆)的出口或为建立从事原料和农产品的生产和经销 (买给比较富有的国家)的企业的建设提供方便。
    对外投资总额中，仅仅一小部分是直接投资，而目前这种投资形式已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确切地说，当时建在国外的企业不是母公司有机结构的一部分，而是拥有自主权的企业单位，它们的产品基本上在母公司所在国家的市场上或在其他发达国家内销售。这种销售和其他买卖很少成为公司的主要活动，一般都带有补充性质。如果起了重大作用，那么基本上是由于公司所消  （P42） 费的原料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可以说，总的来看，国外的买卖在那些公司的生命中起着次要的作用，这反映在这种买卖在公司的利润、销售额和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上。
    并非所有资本家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证券投资、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银行信贷利息等，早在本世纪初就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收益中占重大份额。这些利益大得很，以致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争夺殖民地的结果。在那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不是殖民扩张的最重要核心;实际上，交易所才是这种与殖民地的矿业和农业生产者利益相联系的金融、贸易扩张的心脏。
现代多国公司具有使它们与其前身大不相同的特征。它们走向国外的目的不单是进行股票投机、推销其产品或建立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企业。在它们的国外业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面向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的工业企业进行的。从管理角度看，这一情况造成了新的需要，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建立了大得多的直接关系;同时，对公司的资本筹措、生产和销售结构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现代多国公司对投资接受国的经济结构、世界贸易和企业的目标和运作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
多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积累朝着资本的国际化发展这一内在趋向相联系的。但本书将不讨论这一命题，否则将大大超越其原定的目标，即分析公司的演变。
怎样有效地识别这类公司?有人曾努力发现了许多可能构成其特点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外各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  （P43） 额的比例。他们认为25%可以成为相当重要的一批公司与国外业务比较小的那些公司之间的分界线。
    另一些作者则认为，从公司所有者的国籍考虑比较有效。根据他们的意见，如果一个公司属于几个不同国籍的业主，那么这个公司便可算作多国公司。也有人把经理人员或董事们的国籍作为多国性的决定因素。
    这后两种理由不能成为确定多国公司的主要依据，因为意味着一种主要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多国主义概念。今天所说的多国公司不一定是分属于许多国家的资本家的公司，也不一定是由许多国家的资本家或经理共同领导的公司。虽然这些公司有一项国际政策，但它们主要是以某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因 此经理、老板和董事们的国籍基本上是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国籍。然 而，这的确是多国主义面临的问题之一，如果它试图同建立一个 由国际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这一趋向保持一致的话。
     多国公司这个概念，在它产生时含有辩护的意义，它力图把 这类公司描绘成一种能克服民族主义狭窄界限的事物。这一辩护 性含意在有关此命题的文献中有着巨大影响。我们的努力在于给 这类公司确定新的概念，以便消除这种辩护性含意。一方面，要 说明这类公司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需要而产 生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要揭示它们企图  阻止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真正国际化进  程，所以是倒退的和反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提出的关于  多国公司的概念，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看来似乎是已有提法的  大杂烩，但实际上是试图说明现有提法的局限性，说明不加批判  地采用各种辩护性提法的危险性。
      在排除多国主义的辩护性概念之后，就必须分析另一些定义， 它们较多地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充分强调给这一现象提供  动力的一系列因素。  （P44）
    雷蒙德·弗农特别坚持把公司进行业务活动的角度作为多国主义的特征，认为这是关键因素。他在最近发表的一本书中把多国公司定义为:
一种像以为根木不存在国界的人那样试图根据受公司中心掌握的共同战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其活动的公司。
根据弗农的意见，(美国)商务部顾问团评论道：
      各子公司是连接在一个整体进程中的，它们的政策是由公司中心在关于生产、工厂设置地点、产品规格、销售和筹资等方面的决策所规定的。
    强调公司业务活动的角度、战略和组织，这比强调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更重要、更有意义。但是，依然不足以完美地说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特性。它只考虑了上层建筑方面，尽管这是主要的方面。  （P45）
隶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世界贸易公司总裁雅克·迈松鲁热提出了4个他认为是确定多国公司的最基本因素:在许多国家进行业务活动;在这些国家进行研究和开发并制造产品;有一个多国领导机构;0实行股票多国所有制。这一定义引人了更多的因素，但需要作更仔细的分析。
我们认为，后两条理由几乎是前两条的补充，而且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实际上不起作用，是超越当前现实的关于多国主义概念的一种假设。相反，我们认为前两种理由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在于这类公司同时在几个国家进行业务活动，发展生产，有时还从事研究和开发。总之，弗农提出的特征，即具有一种由某个公司中心决定的、连接在一个整体进程中的多国战略和子公司组织，完善了我们的概念框架。
    这些特征不像某种纯粹表述性定义那样使人感到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它们不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属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本身所决定的历史现象，并反映处于历史发展中的资本积累进程。
从一种国际角度出发并通过一个集中领导的组织在许多国家进行业务活动的能力是资本国际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恢复而得以深人发展，而后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经济国际化而成为更大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国际化促使在国际范围内采用技术和通讯发展的成果，这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
经济的国际化为劳动力、商品、服务和资本建立了世界市场，并以此方式影响着资本的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资本发展的一个要素，因此它既是资本的决定因素，又为资本所决定。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这两个进程就是这样在辩证的运动中平行地发展着。
多国公司的形成还同经济的集中、垄断和大企业的发展有着   （P46） 非常直接的关系。多国主义、垄断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相互关系。除极少数针对国际市场建立的公司之外，多国公司恰恰是那些取得了对本国内部市场高度垄断性控制的和最集中的企业。多国主义、集中和垄断是连接在一起的，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向。
   各种数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集中、垄断和多国主义之间这种必然的关系。   雷蒙德·弗农在他关于多国公司的论著《在海湾的主权，美国企业的多国性扩展》中，把187家美国多国性企业同在美国的所有制造企业作了比较，获得下列数据:
    1966年，这187个企业的销售额达到2080亿美元，它们的总资产为1760亿美元。同年，所有制造企业的销售额是5320亿美元，总资产为3860亿美元。这意味着，187个多国公司在1966年控制了美国全部制造企业销售额的39·2%和资产的45·7%。各种数据还
普遍地表明，多国公司的这种集中和控制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本书不准备深入研究垄断、集中和多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多国主义即是以此关系为基础的。只要指出这些基本方面，就能形成一种可以在整体上抓住多国公司这一现象的总的概念。我们忠于这一一辩证原则，即现实是一个整体，而提出概念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确定各基本方面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上考察这一现象。我们这样做是要超越给这一现象所下的各种时鬃定义。在对构成这一现象的各种要素作了描述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在这些要素之间划定等级，确定它们历史地显示的具体关系。这样提出概念就不会把我们引向充斥着目前有关文献·甚至一直在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作者的那些辩护性见解，而会引导我们去分析多国公司的内部矛盾。因此，为了从概念上说明多国公司的特点，必须把构成这一概念的诸多要素分别作一分析。
首先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国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是在  （P47） 国外进行的，这反映在它们的销售和投资上。为说明这一事实，蒙德·弗农分析了美国140家最大的多国公司，得出了几点结论通过对这140家多国公司业务的"国外内容"所占百分比的分析可看到如下情况:
1964年，在销售、利润、资产和职工人数等4个方面，国内容占0-9%的公司分别为11个，14个，16个和14个;国外容占10-19%的公司分别有25个，25个，30个和10个;国外容占20-29%的公司分别为22个，17个，27个和14个;国外容在30-39%之间的公司分别为19个，9个，17个和7个;国内容占40-49%的公司分别有10个，6个，5个和4个;国外容在50-59始之间的公司分别为4个，5个，4个和7个，见表2

*各项总数都低于140，因为找不齐所有公司的数据，这样便不能在所研究的变量之间
进行比较。估计即使有了各公司齐全的数据，也不会使本表产生重大变化。

    这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考虑到这里缺少某些公司的应数据是因为没有掌握能将它们归类的足够材料的话，就更是如  (P48)  此了。国外销售额占20-59%的公司约占全部有数据的公司的60%。在利润方面，国外部分占20-59%的公司几乎占一半。在资产和职工人数方面存在着相似的百分比。许多其他资料可以证实，存在着国外活动将变成各大公司业务的基本部分的趋向。
另一方面，在国外的美国子公司达到了怎样的控制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多国公司趋向于在经济集中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开展活动，进行垄断和控制 (其他国家的多国公司也有这样的趋向)。雷蒙德·弗农依据《商业概况月刊》和美国财政部关于国外投资的研究报告，取得了关于1964年在下列国家和工业部门中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占当地销售额的百分此的数据:
    在加拿大，美国子公司控制了运输、设备和机械 (电机除外)等部门的全部销售;控制了当地橡胶产品销售的72·2%，化学部门销售的50·2%，纸张等产品销售的42·6%，原生金属和金属制品销售的25·1%，食品销售的21·8始。
    在拉丁美洲，例如橡胶部门，我们看到58·1%的产品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我们应该考虑，这是拉美的总括性数据，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某些国家的百分比可能会更高。在化工部门，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全部销售额的28·3%，在基本金属产品方面占20·2%，纸张和纸浆方面占18·4%，农产品方面占7·9%。在欧洲和英国，美国子公司在下列产品销售中的参与比例是:橡胶产品，12·7%;运输和设备，12·8%;机械(电机除外)，9·7%;
电饥，9·1%;化学制品，6·2%;食品，3·1%;纸和纸浆，1·2%;原生金属和金属制品，2·4%。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反映这些投资对投资接受国的控制程度，因为都是非常总括性的数据，不是按国家分别统计的数据。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我们看到的控制程度要高于这些总括性数字所显示的程度。同时，对这些数据还必须从它们所表现的历史趋向这一角度来加以分析。
我们可以从以上分析中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多国公司的形成  (P49)  是资本的国际化进程  ——  战后得到了深人发展的结果。多国公司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其特点在于使国外活动在公司全部活动中的比重起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国外活动最终成了在这类公司的生产、经销、利润总额和资本积累中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同时，这些公司在国外的活动同所在国的经济融合在一起，不仅面向国际市场，还面向所在国的国内市场，并同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紧密结合。推动了这些公司的发展并把它们变成多国公司的那些机制，即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和国际化，开始在它们的子公司一级范围内发生作用，形成子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并开创世界经济的新阶段。然而，多国公司的实质在于对这一复杂的世界性生产、经销和资本化体系进行集权化领导的能力。由此情况造成的新矛盾，便也是反映国际体系 (其组织细胞是多国公司)总特点的集权和一体化能力的产物。              
    先是贸易及金融单位的集中和国内经济的集中以及并行的国内和国际垄断化进程;继而是集中在国际范围内的再现，即国际范围内公司的集中，经销和金融过程的集中;地区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这是充满内部矛盾的同一一进程的理论一历史顺序。这一顺序使进程不仅呈现出周期性摆动的形式，而且还呈现出剧烈震荡的形式。资本主义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发展生产力，使得对由此进程产生的社会和新经济必须实行集体的、有计划的领导并为进行这样的领导创造了条件;同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   成了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这些趋向充分发展的决定性障碍。
在阐述多国公司的概念时，必然出现这些相互矛盾的、使们能对它作出正确分析的因素。多国公司的概念必然要包括这些历史进程，就是使这类公司变成资本和经济国际化总运动具体的运动，的细胞的进程。同时，这种国际化是技术和经济   (P50) 中化、垄断化和活动多样化趋向的表现，而这些趋向又是资本积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发展的具体历史表现。

二、定 量 比 较
     我们在上节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说明了它在美 国各大公司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各国经济实施的深人控制。接下去 必须粗线条地对多国公司作一定量比较，以便随后转入分析它的 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的趋向。
究竟有多少多国公司?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何?在美国，国外投资办公室注册的公司有3000家，其中将近180家被雷蒙德·弗农选定为多国公司。在非美国公司中，弗农选定了150家为多国公司。国际商会的贾德·波尔克在全世界的公司中选定150家为多国公司，其中一半是美国公司。
西德尼·罗尔夫在1965年挑选出80家美国公司 (从《幸福》月刊提供的全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选定)，它们的国外活动，在其利润、生产、雇佣人数和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25年。《幸福》月刊挑选的500家公司中，199家的国外活动占其全部活动的10%或更多。
    这样，我们便可对这批公司进行研究，它们的数量在300至400之间，但控制了当今世界生产的一大部分。一般来说，这些  (P51)  一公司的活动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例如，在弗农选定187家公司中，185家在各大陆都有制造业务，162家都有销售业务，45家有采矿业务，186家在各大陆均有某种形式的业务。果从一些地区或区域来看，那么这些公司中174家在加拿大有动，182家在拉美有活动，185家在欧洲和英国有活动，185家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从事各种业务活动。
这些公司在国外分公司的数量实在可观。弗农选定的187·多国公司1967年在全世界有7927个分公司，其中1048个在加拿大，1924个在拉丁美洲，3401个在欧洲和英国，648个在英国制的属地，906个分布在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
这些投资按数额大小顺序是怎样分布的?1970年，美国在"拿大的投资为25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3%;在80亿美元，占10%;在联邦德国50亿美元，占4%;在委内瑞拉26亿美元，占3·3%;在法国26亿美元，占3·3%;在中东16 美元，占2%;在巴西18亿美元，占2%;在墨西哥18亿美 占2%;在意大利15亿美元，占1·9%；在比利时和卢森堡15 美元，占1·9%;在日本15亿美元，占1·9%;在荷兰15亿美 占1·9%;在阿根廷13亿美元，占1·2%。
关于美国投资的增长情况，根据上面同--资料来源，可以看出 出美国的国外直接投资在1929一1970年间有了惊人的增长。投资总额:1929年为75亿美元，1950年达118亿美元，1970年增 781亿美元。还应着重说明在这一总增长中各地区的情况。加拿大是最大的接受国。1929一1970年间在该国的投资总额增长10倍  （P52） 多，即有了惊人的增长，但占美国投资总额的比例基本末变，1929年占26·7%，1970年增至32·2%。拉美减少不在美国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从1929年的46·7%降为1970年的18·8%。欧洲相对增长最人:从1929年的18·7%增至1970年的31·4%;1929年投资总额仅为14亿美元，1970年已增加到245亿美元，就是说，欧洲成了关国投资的最大集中地区。中东的比例也增加了，从1·3%转至为6·5%。其他地区的比例从6·6%增至14·1%。由此可见，近年来关国投资重新分配的最主要方面是在欧洲的大膨胀和在拉美的相对减少。
    总的来看，至1970年，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了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68%，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仅占27 .4%，还有4·6%的投资去向不明。
    但是，应该考虑到，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独有的。投资的巨大增长和朝着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向不仅存在于美国，还存在于其他发达因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国际投资委员会取得了1966年的下列数据:
    至1966年底，该组织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资产情况如下:代全世界入账的投资总计为89乙83亿美元，其中299·70亿即近33%投向不发达国家。在这些投资总额中，美国占60%，即544.62亿美元，其中168·41亿美元投入不发达国家，占在这些国家的外圈投资总额的56%。其次是英国，它的对外投资总额为160亿美元，占世界国外投资的19%。其中投向不发达国家的有61.81亿美元，占在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的23%。
    法国在世界上共有4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21亿投在不发达  （P53） 国家。可见法国在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倾向相当大，因为它的全部对外投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外投资总额中仅占4·4%，而它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却占在这些国家的全部外国投资的7%。
    同年联邦德国在国外的投资达到了25亿美元，其中8·45亿'投在不发达国家，分别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2，8%和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2·8%。
    瑞典在国外有7·93亿美元的投资，投在不发达国家的有'1·61亿美元。加拿大的国外投资达32·38亿美元，占经合组织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始;5·34亿美元投在不发达国家。日本对外投资11亿美元，6·05亿投向不发达国家，反映了它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巨大倾向。
    就多国公司的扩张和发展趋势而言，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罗尔夫教授认为，非美国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投资的资产不应·同其总额混为一谈)按1966年时价估计，总共将近500亿美元，，加上美国投资所形成的400亿美元资产，共计900亿美元。这是资本主义各国公司在国外拥有的总资产。如果要知道这些资产在同年实现的销售额，则应将其乘以2，得数将是1800亿美元，这·可能是这些公司的总产值，因为根据贾德·波尔克的见解，企业的资产与产值之间的比例是1:2。如果加上在有价证券方面的魄资并按同一计算方式计算其产值，那么得数将是2400亿美元，这是所有有外资的企业可能实现的销售总额。把这一数额与这些国家的全部出口额(1300亿美元)比较，我们便可计算出这些多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和亲属公司的销售额远远超过其投资国的出口总额。
1966-1970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550亿美元增加到78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在国外的有价证券投资，那么这一数额便增至1050亿美元，按资产与销售额之间1:2的比例计算，这  （P54）  些公司的总销售额将达到2100亿美元，比美国出口总额大5倍。这一差距将来必然会扩大，因为美国的出口每年增长7%，而国外子公司的产值每年大约增长10拆。这些投资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势必产生某种寄生状况。这种寄生状况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但下面这段话 (引目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商务部顾问团的论著)对它作了很好的概括。

说明美国对外投资重要性的另一标志是，至1968年对外投资的净收入——汇回国内的利润、特许使用费和专利权使用费，在扣除直接投资金额后己超过贸易账户收入。与60年代初相比，这些指数表明我国的出口顺差在喊少·直接投资的净收入在不断增加。在1970年均国际收支中，直接投资净收入为35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只有21亿美元。如果将此与1960年的数据(贸易净余额为49亿美元，直接投资净余额为5亿美元)相比，可以看出这种趋向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强烈了。

另一种计算方式是考虑1950-1970年间美国国际投资的年终总状况。在这种计算中，我们一直在分析的长期直接投资与其他种类的资本转移，如长期的非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各种税费和短期债务、政府信贷和货币储备等分开单独计算。
    根据这种计算，美国的国际投资状况是:1950年为367·27亿美元，1970年增至690·67亿美元。同期，设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的资产由176·32亿美元增加到975.07亿美元。
    必须指出，1950-1970年，当美国的国际投资及其资产几乎  （P55）  增加一倍的同时，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及资产也有巨大增长(从7 6·32亿美元增至975·07亿美元)，且增长的幅度比美国对外 投资的增长幅度大好几倍。但应指出，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基本上趋 于直接投资，这种投资在最近20年中增长10倍多。与此同时，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有价证券投资，在此期间这类投资将近 增长9倍，而直接投资大约仅增长4倍。·
   这些数据反映了多国公司的扩张趋势以及分化和更加复杂化的 趋势，反映了不同种类的投资向四面八方、相互交叉混杂进行 的趋势，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资本的国际趋向。这种国际化已成为 美国国际活动的主要方面，伴之而来的则是寄生现象。
   为了理解这些运动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必须分析资本国际 化进程的基本细胞    多国公司的历史演变。

三、多国公司的演变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最初的国际活动是在出口部门。占领市场 的目标迫使它们在国外建立分公司，以便经销其产品。衣19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企业从事这种扩张。至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新的国外投资条件。资本主义已建立起一个国际性 资本市场。许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在伦敦交易所和其他重要交易所拍卖其公司的股票。这样，就有可能购买他国公司的股票， 并通过证券投资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特别是采矿和农业企业的控制。同时，对国外出口市场的控制开始要求通过控股公司和  （P56）  卡特尔，实施更加集中统一的政策。 
    这一时期的经济扩张中心基本上是英国和少数欧洲国家。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了基础工业和机械制造部门，从而为其投资开辟了迅速扩大的前景，同时大量增加了对原料和农产品的需求。为适应中心国家的这一扩大中的市场，各周边国家大规模地发展矿业和农业生产。这些国家有出口的传统，拥有大片可供垦殖者开垦的处女地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和一定商业性经历的传统农业经济，就是说。具有加速发展其出口生产的基础。
    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出口经济。这种经济一般是由当地的或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各统治国公司的分公司或专门为掌握外围国家的市场或生产而建立的公司控制的。
这类公司一般具有"飞地"的特点，即一种设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内部的企业，它们基本上为国外市场进行生产，在其内部发展着一种资本主义动机十分明显的、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却普遍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落后的特殊经济。一般来说，这些企业与宿主国的经济接触甚少，如果发生接触，其方式仅限于缴纳税金和购买其工人所需的物品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因此，它们具有补充统治国经济而不是补充作为直接活动地的国家经济的性质，并由此形成了它们的"飞地"特性。它们的行动自由、行政门主和与社会脱离的程度非常高，以致整个的地区被置于几乎是独裁式的统治之下。 
  中美洲是这类公司的样板，带有代表这类公司——最重要的是联合果品公司——统治的显著标记。公司和一些地区结成一体  （P57）  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当一个地区的地力耗尽后，公司便转移到 另一地区，甚至把铁路的铁轨一起搬走。居民搬走了，各种设施、 住房、商店等统统搬走了，一夜之间，整个地区变成了荒无人烟 的不毛之地。在公司内流通的货币甚至几乎都是外国的，并用筹 码来支付工人的工资，以此解决周转资本的问题。工人们被迫用 这种筹码在公司开的杂货店购买东西，那T出售的货物往往是从 母公司所在国进口的，这样就不需要周转资本来支付工人的工资。 至于一般技术人员的薪金，则常常用美元或统治国的货币来支付。 他们生活在这些国家，更确切地说，生活在这些公司内，生活在依附国中的飞地内，却像生活在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国所延伸的领 域内，他们同统治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接触远比同镶嵌着飞 地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接触密切。
     这类公司并不太复杂，因为几乎只是母公司在国外的延伸部分。它们对宿主国的适应程度以及对宿主国的依赖程度是极低的;与依附国的中间阶层之间明显存在着政治矛盾。这些阶层长期执行一种对立的反帝政策，抨击飞地的单纯剥削性质，批评飞地几乎不给当地劳工、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留下任何东西。由于这一原因，这些中间阶层甚至支持劳工组织起来反对企业主，以保障在与外国人谈判时有较好的条件。
    在投资创建这类公司—— 以发展生产、满足统治国市场之需为目的一一的同时，还投资建立另--类公司。这后---类公司具有较强的商业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其商品在国外的销售。它们设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设在不发达国家，其主要活动在于通过与出口贸易机构挂钩的装配厂进行成品生产。--般来说，出口贸易机构比这些装配厂先行一步。
早在20-30年代就建立了第一批汽车和其他产品的装配企业，这些产品要求有比较复杂的装配线。这样便逐步形成一种以满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的的国外投资新经验。  （P58）
战后，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可以说彻底地转向了发达国家和依 附国家的工业部门。促使投资性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一方面，欧洲经济的恢复，为投资开辟厂广阔的前景，而美国各大 公司利用自己拥有的相对优势把欧洲的经济恢复变成了扩大投资 的工具;另一方面，依附国在30年代 (由于1929年危机的影 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工业发展以及它们普遍采取的 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阻碍了统治国通过出口从本土对这些依附 国市场进行直接控制。
     依附国已建立起面向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并坚定地依靠工 人运动和/或农民运动及中间阶层，制订了一整套促进民族工业发 展的国家法律和政策。因此，国际资本要想在有利条件下回到这 些国家，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使投资转向这些国家内部市场所需要的工业部门。
     在限制制成品的进口，迫使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使这种投资变得十分有利、十分有意义的相对优越条件。一方面，外汇保护造成的工业品调整价非常高;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和工业成本非常低。为了吸引外资，各依附国政府极力提供各式各样的"帮助"和特许。最后，虽然内部市场比较小，但它是由富裕的、正在扩大的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组成的。
    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矿业和采掘业方面的投资，1929年为12亿美元，1950年是11亿美元，1970年增至61亿美元。这方面的投资也许在1929-1950年间有所停滞，而在50年代以后又有所回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对矿业和采掘业的新投资具有与过去年代的投资很不相同的特点，往往不仅是为了出口，而且也为了满足内部市场的需要。然而，在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投在矿业和采掘业的，1929年占16肠，1950年降为9，3%，1970年又降至7·8%。
    石油是另一个重要投资部门，至今仍保持着重要地位，首先  （P59）  因为石化工业的发展革新了石油部门，使它成了最重要的现代工业之一的基础。这也使我们认为，大公司当代进行的石油投资不是全部面向出口的，其中一部分投向了投资接受国的内部市场，尽管这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投资在1929年是11亿美元，1950年是34亿美元，1970年达到218亿美元，在同期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分别占147%、18·8%和27·9%。
    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从1929年的18亿美元增加到1950年的38亿美元和1970年的320亿美元，它的参与比重由1929年的24%增至1950年的32·2%和1970年的41·2%，自1950年开始变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项目。
    包括农业、商业等等"其他"投资项目也相当重要，但其重要性在过去要大得多。投资额在1929年为34亿美元，1950年是35亿美元，1970年达到179亿美元;同期所占比例从45·3%降至29·7%和23%。
   这些关于1929-1970年间美国投资的综合性数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工业投资在最近一个时期所获得的相对重要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即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在世界上的投资情况是:1966年，矿业和采掘业占7%;制造业占第一位，达40%;"其他"项目共占24烤。然而，就不发达地区而言，石油部门占据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这些地区的投资中包括了在中东的投资一一-几乎全部是石油投资。因此，石油部门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1966年对外总投资的40%，而矿业和采掘业只占10%，制造业占27%，"其他"项目占23%。
    应特别指出，在石油部门的投资占了如此大的比重是由英国的相对作用造成的。英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中，35%用于开采  （P60）  石油，23%投向制造业部门，37%投入"其他"项目，包括在其附属国中进行的巨额农业投资。可见，在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新部门的同时，依然保存了传统的投资方式。但是，像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才真正体现了向工业投资转变的强烈倾向。在其25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中，8·45亿投放在依附国，而这8·45亿中有6·54亿投在工业部门。法国在依附国中的总投资为21亿美元，其中12·8亿是工业投资。
    如果说，这些数据表明像石油这样的一些部门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么同时也说明，对外投资新的经济结构已经建立，投资的主要部分基本上 ——   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  ——  投在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部门，有时也部分地投向为满足投资接受国内部市场之需的农业部门。这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成为主要倾向，表明企业结构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目前所说的多国公司基本上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它导致了我们所分析的飞地经
济的解体。
就前面所作的关于经济规律运行状况的分析来说，这一新情况包含着某种质的变化。投资接受国的内部市场具有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动力。为满足这一市场的需要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结合的分公司，已不可能按飞地企业所抱有的那种不介人主义思想行事。它们现在必须考虑在这些国家经济中运行的经济规律，考虑收人的分配、经济总体发展的可能性和再投资的条件;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金融市场相联系，以便获得周转资本;必须与宿主国的政治现实相联系，这一政治现实受整个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影响着通货膨胀、信贷政策以及宿主国经济正常运转的各个方面。  （P61）

四、与 "宿主"经济的有机联系
    与"宿主经济"(某些美国学者称受这类公司的剥削进程之害的经济为"宿主经济")的联系比过去要深入得多，并成为一种有机联系。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或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政策，外国公司需要在当地市场获得某些原材料 (有时甚至是公司消费的全部物品)的供应。我们将把这一问题放到依附国经济中去分析，在这些经济中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多国公司与当地市场'联系的种种结果。
    如果我们记得许多公司是为了接近某些原料产地才转移到依附国去的，那么决定这种运行变化的经济原因就容易理解了。接近产地使运输和其他费用降低，这就是对为什么要利用当地供应的解答。但利用的程度并不总是很高的，因为公司常常情愿以较高的价格从自己的母公司那T或者从设在发达国家的属于同一经济集团的其他公司中获得所需物资，以便利用如加价这样一些财政手段，或者为了把利润转移到有较多投资机会的发达国家。
    另外，设在发达国家的母厂经常开工不足，所以通过其分厂的采购来扩大销售要比建立新的企业更有利可图，尽管价格要高得多。但是，出于上述原因，特别是由于所在国政府的压力和其他国家利益方面的原因;多国公司倾向于延长从当地获得供应的进程，尤其是深加工产品的供应。
    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要重要得多。一般来说，发展主义类型的政府要求建在它们国土上的外国分公司和子公司在当地市场采购所需物资。某些部门如汽车工业，是实施这一政策的重点部门，许多依附国制订厂汽车国产化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能刺激整个经济发展的工业核心。
    融资是这些公司与"宿主经济"进行接触的另一方式。这类  （P62）  分公司一般是通过下述机制由统治国特别是美国提供的一种国际信贷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向当地政府提供资金，当地政府又把这笔资金转交给分公司，用来在提供信贷的国家购买机器和基本产品。上述活动是这样分四步循环进行的:从美国通过某一国际银行系统(或通过美国控制下的某个国际机构，提供一笔贷款，为某个具体公司进行新的资本投资或者建立新企业提供资金。贷款接受国政府 (对促进其国家发展的这一援助表示感谢，等等)承担债务责任，但因为这笔援助是用于某个具体投资项目的，所以就转交给有关的分公司或某个与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必须指出，在上述两种合资企业中，援助是交给同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合伙的外国股东这一方的。国家提供一部分股本，民族企业提供另一部分股金，而援款明确地是作为外国企业的投资资金使用的。
    至此便完成了第二步，它意味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宿主"国政府为外国受援公司的债务承担财政责任。
    第三步是显示这种"援助"的真正含义的一步。实际上，所谓"援助"只是一种让设在国外的分公司能进口某些产品——一般是机械设备——的信贷，不过是通过-种由依附国政府担保的利率相当高的国家信贷向设在国外的美国分公司出口商品而已，闲为贷款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必须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是高度垄断状态下的产物，是国际市场上任何顾主所不敢问津的。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分析此种"援助"依附国的方式的后果了。
但应指出，这一融资模式意味着这些分公司与"宿主"国政府及其经济发展计划(这个政府的相对自主权和自决能力越大，它  （P63）  的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也就越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联系是一种新现象，它无论如何意味着大资本必须屈从于依附国国家资本主义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新经济规律。
    必须拥有支付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在当地市场上购买某些原料的周转资本，否则企业就不能运转。而周转资本是通过当地货币运转的，所以必须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从而与"宿主"国的银行系统建立联系。
    在许多情况下，周转资本是通过往往与投资公司所属的经济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向外国银行筹措的。这说明国际银行系统不仅为国际性活动融资，也为明显地同当地市场联系的活动融资。国际银行系统还吸收了一大部分当地的储蓄，从而成为当地银行的竞争者并建立起一种金融性质的多国公司。
    这种金融联系发展的结果在欧洲是十分显著的。在那里，国际银行不仅深人地参与那些国家的内部生活，而且同欧洲美元这个并行金融市场的形成有直接的联系。在依附国，这一进程还处在开始阶段，但具有发展的趋势。
    外国公司与"宿主经济"联系的另一形式是在资本国际化的新情况下产生的。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化进程。它有几个方面，不仅包括向中介人或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还包括建立一种与当地经济进程有直接联系的商业系统 (通过经销公司或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员)。
但是，经销活动今天是与产品的宣传密切联系的，这意味着  （P64）  建立广告制作机构或广告公司。经销还与更广泛的市场销售活动相关联，这就需要有一个研究市场的机构。对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来说，这种研究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与市场研究和广告机构相联系的是产品的外观问题。我们知道，不仅从包装的外观角度看存在这一问题，而且在某种形式上还与产品、特别是大众性消费品本身的式样有关。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起码的研究和开发 (开发远远超过研究)机构，使一个完善的、能在当地市场上竞争的市场销售系统运转起来。竞争不是针对不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前景的产品，而是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其他公司，它们确实有能力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与之竞争。
    导致国际集团与"宿主"国当地市场结合程度增大的倾向日益强烈，以致需要确保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对经济的控制权。保持这种控制的便利条件已经增加，因为所达到的高利润率产生了巨额财政盈余，这种盈余可在"宿主"国进行再投资而不会阻塞国际范围内的巨大金融活动。同时还必须满足分公司在当地市场上的扩展需要，以保持其竞争能力并利用这些国家提供的投资机会，这是很明显的。
    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利润汇寄有关。利润汇寄意味着货币之间立即发生关系，因而立即使这些公司与所在国的金融利益发生联系。这样，外国资本便非常直接地关心起当地的金融政策。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是必
须掌握时机因素，这要求了解和掌握币值的变化，是需要影响较长期的金融政策。
    关于第一点，多国公司不得不保持一个金融专家机构，使它们能了解国际上货币币值的波动情况，以便根据货币汇率的变动  把资金从一国转向另一国，这立即刺激了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金融投机 (请看下章)。   （P65）
    关于长期政策，多国公司有意影响当地的政策，以便驾驭它，为利润的自由出人提供方便。为达此目的，这些公司现在主张一种有利于公司的国际活动和资金   —— 不仅是每年的巨额利润。而且还有流动资金(hotmoney)  ——      进出的新自由主义(这一立场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资本运动的特别委员会的支持)，这将在国际上造成紧张的资本流动。虽然这类措施的投机性大于真正的事业性，但它们实际上包罗了公司管理者的大部分活动。
    石油美元的出现冷却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部分热情。同时，1974-1975年经济危机的加剧使这种投机活动面临风险。
    要想正确地指导再投资，就必须对当地市场有十分精确的了解。多国公司希望从当地市场获得最佳金融效果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投资的潜力，特别是使这些投资提供高水平的利润率。
    为了能制订一项有效的当地投资计划，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预见性的市场研究机构，必须熟悉当地国家的经济并对其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以便能正确地利用投资潜力。这三方面的作用过程导致与接受国经济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公司能积极地利用多国性所具有的相对优势，达到控制当地市场和实现发展的目的。
     这样，在扩大国际公司的活动领域并转向为当地市场生产的同时，多国公司在其分公司所在国的经济中建立厂一种新秩序。它们同这些国家建立厂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最终在公司内部和"宿主"国发挥作用，从而开辟厂国际经济关系史的新篇章。
    另一方面，多国公司对从依附国出口其工业产品的兴趣越来越大，这增加了它们干预出口和外汇政策的必要性，使它们对依 附国缺少相当的运输工具、港口和其他出口基础设施十分关切。
    必须指出，上述联系所产生的作用在依附国比在已经达到较 高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大得多。与当地经济建立的这些有机联系所  （P66）  创造的原动力对当地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影响便越大。依附国的经济结构很脆弱，本国的统治阶级遭受国际资本的控制。经济决策的自主权极小。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多国公司的入侵——通过在当地市场上的投资——摧毁了民族资本抵抗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决定整个经济发展的动态，开创了依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由于上述这些现象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值得对它们进行更加深人的研究。多国公司构成了世界新经济的核心，应该对其复杂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矛盾作更加精确的分析。

                        五、多国主义的矛盾
     从前面的分析推断，面向当地市场的分公司的活动态势与“飞地"式公司——-它们在依附性经济中的统治一直延续至1945年——  的活动态势不同，也与单纯从事销售或进行某种最后生产加工的分公司即"装配"公司的态势不同。这种活动态势大部分是由资本接受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资本接受国经济越发达，其内部市场的相对自主权越大，受其发展规律决定的程度便越高。在依附国还取决于当地市场的结构，它使多国公司服从其规律。
    大资本的利益是多国公司运转的决定因素。这些利益产生于统治国、特别是往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经济结构，而这一结构在国际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深深地同国际经济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多国公司构成了统治国经济中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经济单位，其全部国际活动的利益决定了它最近的行为，并造成了一种细胞关系结构，虽然这种关系是由资本主义国际结构决定的，但构成了作为此结构基础的基本关系网。
    在多国公司内部，由下列3种结构类型产生的互相矛盾的利  （P67）  益交织在一起并谋求相互和解:当地经济、统治国经济和多国公司。为了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内部把这3种经济结构的动力因素调和起来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它们通过多国公司面对的一系列矛盾表现出来。
    多国公司作为一种国际组织有其自身的利益、战略、组织和资金融通方式，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利益。因此，作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多国公司的行动准则不同于作为其活动中心的国家经济的行动准则。然而我们知道，多国公司的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大部分建筑在作为其出发地的国家经济的实力 (本国货币、资金融通、援助、国家保护等)上。
    同时，各分公司受制于多国公司的总体活动态势，又受作为其活动地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这样，分公司朝着市场及供应当地化和全部国产化方向发展的趋向，同公司的整体利益或统治国经济的利益发生矛盾。
    就整体而言，公司不愿意为确保对分公司所在地市场的控制而被迫追加投资;它调动资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当地结构实现经济结合，而是谋求在国际上增加利润率和利润总额。它所关心的是保持将其利润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巨大方便条件，但这与接受国整个经济的利益发生矛盾，因为这种经济只有通过调整性鼓励措施和保护主义才可能继续发展，理由是它的内部市场狭小，不允许有高的投资率。
    如果多国公司继续遵循国际自由竞争法则，将趋于把其利润投向具有不断扩大的内部大市场的闰家，而不是投向依附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关税保护致使作依附国获得高利润率，但这些便利条件被必然狭小的市场所抵销。
另--方面，统治国经济希望将其出口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对外投资、尤其是在依附国的投资甚至呵能在短期内刺激这些出口，闪为增加了机械设备和材料的消费。但是，当这些国家能生产这  （P68）  些机械设备和材料，使世界贸易急剧转向时，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如果各依附国的经济发展都采取自主化方式，那么所有的统治国经济都会由于这种发展而感到头痛。           
我们在关于依附的新特性的论著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论点，引起了许多批评，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假如各依附性经济都能获得高度的生产自主并能建立巨大的第--部类 (机器制造和原料加工)，则外国资本将失去决定其发展特性的能力并将成为一种完全生造的、不久将被消灭的东西，从而使依附关系消失。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国际资本眼前利益的固有逻辑，该资本谋求把依附国的经济发展引导到面向国际市场的部门，或引向收人高、消费比较高级的产品的阶层。为厂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基础工业、把各生产部门结合成一体而斗争的任务落在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肩上。这是依附国、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等具有变成中等工业强国前景的依附国活动态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这些矛盾，统治国中统治阶级的最先进阶层试图调和这些对立的利益，使依附国的经济朝着与保持统治国的经济实力(国际资本在统治国经济中扎根较深)和增加国际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能力这种利益更加相容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不能完全解决多国主义的矛盾，因为资本的这一行动自由促使它在那些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扩大投资。它们既不是依附国的经济，也不是美国的经济，而是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种情况使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增加，从而损害美国，不管怎样，国际资本的充分活动自由与其领导中心的利益发生冲突，趋于削弱这一中心的经济，加深它的内部矛盾。
    为了调和这一系列复杂的内部利益，多国公司必须确保对分公司的绝对控制，这些分公司有可能去照顾当地的利益并在将来动摇母公司的权力基础。  （P69）
于是产生了重大的控制问题。母公司的大部分活动开始用来加强对分公司的控制;它的政策倾向更多地是服从于实现这种控制的要求，而不是服从于市场的要求和发展的可能。这一矛盾可能使分公司在其所在国经济的要求面前，以及在当地国家和其他国家投资者的竞争面前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些投资者在产生资产冻结的特殊领域具有更大的参与可能性和灵活性。
当分公司(在某一发达国家或同样在达到了一定发展水平的依附国家)开始通过向其他市场的出口而拥有同母公司进行竞争的资本时，这一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分公司便不仅在其活动的特有市场上，而且还在其他市场上开始与母公司竞争。这种现象在小国并不重要，但在统治国或在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不发达国家就是重要的了。
    上述情况往往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逻辑的产物。资本主义企业的趋势是不断超越和扩大其原始市场。另一方面，当地国经济的自身利益一一扩大其出口的利益一·-尺造成了--种客观活动态势。迫使分公司追随这一态势，以便免遭排斥。因此，必须牢牢地、垄断性地控制住当地市场和当地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公司能对这种趋向施加影响。
    但是我们将看到，大资本没有理由系统地反对这一趋向。起初的抵制态度慢慢地被另一一种态度，即承认这些发展规律和试图把这一进程导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态度所取代，尽管这意味着牺牲某些阵地和牺牲自己实力的国家基础---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理想的战略是设法通过其他手段来确保这种霸权。
    分公司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很小，存优着保证母公司实现控制的相当强大的国际法则;似是很明显，任特殊的政治环境申，这种控制可能会改变，控制的能力可能成问题。这样，母公司必须注意防止分公司过分地发展，避免它发展到可以成为自己竞争对   （P70）  手的程度。在研究组织问题时，我们将分析母公司保持这种控制  所采取的种种方式。
   但是，一些公司或经济集团也选择另一些有利于各自的分公司进行更大内部竞争的做法，只要财政控制权掌握在中心集团手  中。这些办法正在施行，至今尚不知道将产生何种结果。
       随着矛盾无秩序地发展，在世界贸易中渐趋产生一种越来越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现象，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与多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所以，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及其政治家、思想家和专家们曾谋求迅速改变诞生于多国主义翅膀上的这个国际新经济的发展方向。
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多国公司的发展在国际上造成的新的交换关系。

六、多国公司和国际分工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斗争反映了霸权国经济、其他统治国经济和依附国经济之间最深刻的矛盾。由于它们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些矛盾是在国际经济这一水平上反映的;而它们之间关系的底 层结构则是企图使各国经济在一种国际性经济再生产体系中互相  并存的国际分工。
    多国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找到了初步的解决办法，它是以用机器设备交换依附国的原料和  农产品为基础的。
    让我们详尽地分析一下这种交换方式。
    从发达国家供应两大类新的出口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原来那  些终极消费品的出口已彻底结束，而是随着这些产品的生产在体  系周边地区的发展而被逐步替代。第一类是机械和工商服务业设备的出口。  （P71）
    在一个没有发达的机器制造部门的国家投资，意味着对发达国家生产的这类产品的需求。一般来说，这些机器的销售被各大经济集团所控制;另外，支持机器销售的信贷要从这些集团所控制的银行或政府获得。输往依附国的机器和设备往往是进行投资的公司已经用过的。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既赚了钱，又更新了自己的设备。
    实现这些国家经济互补性的第二出口大类是输向依附国的材料。建设一个工厂意味着使用一定的配方或要求特种半加工原料。这时期进行的大部分投资是在化工部门，该部门直接消费经过一定加工的原料。当然纺织、橡胶等部门也是这样。当在别国建立生产单位时，这类加工过的原料的消费就会增加·各公司喜欢从，其母公司获得供应，从而扩大了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之间关于这类产品的贸易。有时也从某个分公司获得这种供应，这种现象近
些年来日益增加，是多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应指出，购买材料或加工原料的活动大部分是在同一八百因司或同一经济集团内部进行的。从而变成一种以调整价实现的公司内部交易，这能保证公司通过加价间接地汇出利润，并为公司在所在国逃避缴纳所得税提供手段。
    于是，力图鼓励外资进人工业部门并谋求国际贷款  拯、左济。援助"和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发展主义政策，形成了一系列互为补充的措施;这些措施起到了便依附国和统治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在国际上达成利益一致的作用，而这种一一致反映在原料和农产品出口国和机器、设备、材料出口国之间的分工上。
    不在依附国发展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及原料加工业是保持一还分工的条件。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逻辑与这种 带限 U相脖，并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相抵触。
    这种分工就是这样显小其暂时性的。首先因为依附国要求在它们国家发展那些互补性经济部门并供应有关产品的压力在增   （P72）  加;其次是机械工业也趋于在这些国家发展;第三，因为多国公司的分公司，当有了再投资的需要和可能并变成某些产品的买主
之后，也就对建立这些互补性部门以便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这类产品感兴趣了。
    最后，还有一种更本质、更重要得多的结果:由于商品化的便利条件、存在着闲置的设备和政府对依靠外资的经济发展政策日益坚定的支持，由于特别在60年代结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以及形成了一个主张发展的、与国际资本的那些目的高度认同的技术军人官僚阶层，便逐渐产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以非常低廉 的价格支配劳动力的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实际可能，即被国际资本控制的 依附国的工厂，除了面向国内市场，还可能成为重要的出口企业， 向附近更加落后的地区出口，向经济上或政治上受美国的居间贸 易国控制的地区出口，或者利用某些经济共同体内部的相对优惠 条件，如英国与英联邦或欧洲共同市场与同其相结合的在非洲的 那些前殖民地之间的优惠条件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最后还可 向广阔的美国市场出口。美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消费国，而 在"这个国家生产的这类产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低劣。
    所有这些原因促使产生了从先进国家和依附国问美国或其  他发达国家地区出口的政策。
    于是开始了对外投资史上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制造  业部门进行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虽然只是开始，但发展是迅速的。雷蒙德·弗农根据美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对美国公司国外工业分公司1957年和1968年的销售情况 (按目的地市场)作了研究。有关数据证明，这类投资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1957年，在加拿大的分公司有大约85始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大约10%销往美国，大约5%出口到其他地区。1968年，上  （P73）  述百分比分别变成70%、20%和10%。
    在欧洲，1957年内销的产品占75%，出口美国市场的占4%， 出口其他地区的占20%;1968年，总销售已有大量增加，其中大 概20%以上销往另外那些地区，3始销往美国，其余内销。
    在拉美，1957年产品的出口极少，几乎全部内销。1968年， 在拉美的工业分公司的出口大约占生产总额的10%，其中部分销 向美国，其余销往其他地区。很有意义的是，美国的工业分公司在拉美的销售额1968年超过了7·5亿美元，等于拉美同年全部制赞出口额的40%以上，其中包括大量的化学产品、机械和汽车零件。在其他地区(不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拉美)也有增加出口的趋向。
    至于新投资，应区分两种类型。一类是投向"商场国"，就是那些只起中间站作用并限于完成产品的最后生产工序的国家或地区。它们是韩国、香港、墨西哥北部和台湾。在那里建立从事产 品最后加工的"客户加工"企业，所用零件是在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制造的。仅仅在于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完成某些最后生产工序，这些工序是半手工性质的，需要使用大量具有一定手工专业水平的劳动力。这样，不仅能节省运费，还能利用这些国家或地区提供的赋税豁免及其他方便条件。
    另一类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投资是那些旨在利用当地原料进行出口前加工的投资。但这种投资受帝国主义旧政策的限制，该政策谋求确保在统治国加工原料。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严厉的阻碍措施;在某些工业部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许多年来对进口材料设置重重障碍，课以非常高的赋税。
    然而，在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这类投资大有发展的可能，那些国际机构把此类投资看作重建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交换条件的巨大选择。
    原料加工尽管在近期内有所补益，但它绝不能解决不发达的  （P74）  种种问题，尤其在由外国企业进行这种加工时更是如此，它们把这种活动产生的盈余占为己有并以巨额利润形式汇向外国。
    更加新鲜的是对那些输向发达国家的、比较高级精密的产品的生产投资。一般来说，这是一种生产零件用来在发达国家装配成终极产品的工厂。像电子产品这样一些产品的零件，要求使用相当多的、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国家比较容易找到。也有一些基本产品的加工要求某种高精过程，包括有高水平的工厂。钢这种材料便是这样的产品。它需要巨额投资，美国的利润率低，所以钢的生产在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致使美国变成这一产品的潜在大买主。还有其他种类的产品，如纺织品、鞋、速溶咖啡等，这些产品的原料加工水准较低，并且需要半手工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的工资在美国很古同。
    另一个因素是市场的刻意要求所造成的这些产品的特异性。这要求生产规模小、设计特殊、制作精良和在发达经济申促使成本提高的其他因素。
    因此，存在着另一个主要为了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工业投资天地;对多国公司的投资来说，这个天地无疑是开放的和广阔的。多国公司从一种高水平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发现了新的国际互补性。如果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最后能广泛地建立起来，它将具有相对的历史稳定性，从而将使世界资本主义有一个比形成目前经济结构一一自1967年起处于深刻的国际危机中     的时期更长的生存时期。
最近一个时期，多国公司力图通过下列办法来适应新的趋向，进行内部改造，在社会上层和广大群众中制造有利于那些变革的舆论，研究各种发展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要求的相应战略，预测各种严重问题和这些问题带来的矛盾。我们将在下一章研究这种趋向的某些比较特殊的方面。  （P75）

七、新的国际分工的困难和矛盾
    确立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意味着需要解决许多初步性问题。首先是这一政策在统治国资产阶级内引起的内部分裂。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牺牲统治国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多国公司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扩展，使它们进而通过对其他国家生产系统的控制，令人惊异地掌握大部分统治国的经济。
这一矛盾是严重的，而且难于解决，因为统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还很强大，还有政治影响和抵抗国际大资本的能力，特别是当它们对居民中其他阶层产生影响，在政治上使之行动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到拥有巨大实力的公司基本是与美国国内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这是巨人之间的对抗，而不是简单地反映为大资产阶级反对中等资产阶级的斗争。从长远看，当地资产阶级无力抵抗，主要因为它们不能向国内、国际提供另一种发展经济的选择，只有落后、瘫痪、停滞这种选择，但这种选择今天明显地不能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经济政策的现实基础。
为了在思想上对付这种反抗，国际资产阶级试图把多国公司描绘成一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一种代表着国际新观念和人类历史新阶段的企业。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企图把多国公司同传统的公司明确地区分开来，力图把它从垄断在自由主义运动    扎根于中间阶层    和美国工人运动中留下的消极印象中解放出来，把政治斗争引向边缘问题或引向攻击旧式公司。
    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工会领导人反对美国增加进口，这种进口损害本国的生产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部分美国工人失业。在其工团主义的驱使下，美国工人倾向于同最保守的派别组成阵线，而不是举起能使那些矛盾真正得以克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独   （P76）  立旗帜。
从美国整个经济的前景看，这种国际新分工的发展意味着寄生性经济的加强，因为扩大厂为靠租金利息生活的人服务的部门， 这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因为资本项目收入不管多 么高，也不能完全填补由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而造成的日益严  重的贸易逆差这个窟窿。由于民族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小资产阶  级的重要阶层和工人运动的反抗，以及国际收支问题直接造成的  困难，国际大资产阶级还须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由向国际新分工过渡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新分工或许能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它能继续生存于一个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期。
这一发展模式的胜利将意味着强化和深化经济的集中和垄断进程，把它提高到远远超过我们可能想象的水平。由此加深了小资产阶级的危机，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或地区实力的最后表现形式的危机，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及其民族的和宗教的表现形式。伴随着这些阶层的危机而出现的是千百万依靠保存这类小企业而生活的城乡劳动者的贫困化和边际化。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对特别是在美国产生的这一集中进程的后果作一概括性分析。
   这些矛盾在依附国表现得十分尖锐。近年来反对非国有化进程的少数民族资产阶级阶层，即中小资产阶级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模式使它们失去了作为阶级生存下去的一切希望，因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此种模式，并把它们的反对极端化和理想化。
   在这种新的秩序中，工人、一般劳动者和广大失业和半失业群众没有任何重要的地位。相反，这种秩序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和远离生产系统，还使这些国家的巨大劳动力转向满足世界上业已形成的、今天正在获取最大收益的那些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一发展模式在拼命地确保支撑着世界上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存，所以它的趋向就是野蛮地强化这种分配结构的趋  （P77）  向。
    显然，国际垄断资本提出的国际增长模式所具有的极不合理性和反动性，促使遭受它损害或破坏的社会势力组成一个反对它 的广泛阵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居民中、尤其是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中那些最贫穷因而不能不受右的激进纲领——表面上反对大资本确立的这种秩序——吸引的阶层外，阵线中还包括一个特别保守的集团，它由面向本国国内市场的资本家、中间阶层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有派以及也受到深人到农村的国际资本扩张损害的寡头阶层组成。
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无产者势力集团，得到半无产者群众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在一个反帝反垄断的纲领下统一起来，这一纲领可能提供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选择。
作为1929年总危机的结果在历史上形成的上述两大势力集团，在1967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新危机申趋于重新成为一种历史现实。
    国际范围内日益加强的集中和垄断，从处于廉价劳动力中心的生产基地出发对美国和其余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基于新的国际分工之上的世界贸易的兴起，由于存在着在这一进程中被压下去的强大利益集团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在政治形势持续不断的激化中一个法西斯集团和另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帝反垄断集团的形成，双方为促进或阻止这一集中、垄断和国际化进程而进行的地区内斗争和国际斗争的加剧:这些是在以多国公司为其组织细胞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经济中发展的各种倾向。
    这样，新的国际分工非但不能把资本主义从其最后危机中解救出来，反而加深了这一危机并导致它的细胞形式    多国公司在其内部，在其计划、战略及其组织形式上反映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种种矛盾。
    最后，可能还应指出，在这一新格局中，正在兴起的新公司  （P78）  具有下列一些目前已开始显露的特点。
    首先，它的战略活动开始越来越少地注意国家的利益，却越来越多地考虑企业本身的总体利益;第二，在它整个增长战略中，投机和金融成了逐步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第三，公司逐步变成一个总的金融领导机构和投资机构，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领导机构，生产活动逐渐与公司总的领导活动分开;第四，这些新情况反映在产品和活动的无政府增长上。这种无政府增长导致国际范围内生产活动的饱和化进程，而这又必然加快正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饱和化进程。
    因此，接着我们必须对多国公司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经济集中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哪怕是概括的分析。            （P79）

第三章   多国公司与世界经济
多国公司的发展极大地缩小了自由贸易的领域，以致几乎它完全排斥于国际交换之外，从而使世界经济发生了质变。
多国公司在国际上决定性地扩大了公司内部贸易。今天，少公司拥有生产某种具体产品的多国工厂系统。①
    但是，这些公司不可能取代国家而成为世界贸易集中的主因素。相反，它们谋求通过扩大国家在下列诸方面的参与来控"文这一新阶段的集中:保护由这些公司掌握的当地生产;给它们免税，提供贷款或援助;调节和保证对某些产品的购买。世界贸易。的增长大部分就是这样    仅仅表面上是矛盾的    通过扩大过家的干预而实现的。
因此，自由贸易的消除不单单靠一个日益缩小的公司集团对世界贸易垄断性控制的扩大，而且还靠国家越来越多地对这种贸易的干预。双边的和地区性的协定超越了纯贸易关系。公开确定价格，给国家和地区规定配额，这些代替了公司之间的书面协定。国家保持着战略商品和黄金的大量库存，为大部分世界贸易提供资金，确定世界贸易的总方针，对一些产品给予保护和补贴，对另一些产品增加赋税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  （P80）
  
①1971年5月乔治·米尼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一家多国公司可能在相距遥远的朝鲜、台湾和美国等地的工厂里生产某种产品的零  件在墨  西哥组装，并按美国的价格·往往还使用美国的某一商标在美国销售。”

和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安排了大部分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这样，国家资本主义转而在世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具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多国公司推动的资本大流动，对国际分工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扩大了一些国家的工业生产以及它们对机器和原料的进口。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国际资本试图把国际分工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此阶段中，相对使用较多劳动力的工业产品大部分将蜂涌转移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去生产，并从那里向美国和其他高收人国家出口。
    由于受害部门的美国企业及其工人反对增加进口，上述目标尚未充分实现。另外，美国的贸易平衡，在整个战后时期一直是顺差，但从1971年起变成了逆差(30亿美元)。美国出口的增加直接同多国公司向其分公司销售的能力有关。根据税则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美国的出口额中大约65%是直接与多国公司对其分公司的销售额相联系的。但是，美国的进口中只有36%与以美国为基地的那些多国公司有关。  （P81） 
这表明，只是部分地仍处在新的国际分工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中，多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当地市场和确保机器和材料的出口。这可用上述研究报告中的资料加以说明。
①从1961年至1970年，美国工业公司国外分公司的销售额从250亿美元增至900亿美元，但美国制成品的出口只从15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
    ②很大一部分也从事出口的多国公司设在化学部门和与化为相关的产品部门、原生金属和加工金属部门以及机器设备部门，就是说，设在原料加工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
    国际分工在对世界新经济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改变着国际范围内劳动力的分配情况。国际分工依靠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使经济获得发展，同时摧毁旧式的农业经济，从而使失业在不发达国家不可控制地增加。旧式农业经济的破坏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转人城市，找不到生产性工作，只能向寡头集团、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提供个人劳务。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服务性劳动者人数的增长远比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长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特别是自动化技术的普遍发展，但是，这一趋向还由于经济趋于专门化生产和出口高技术产品而得到加强。作为这些总趋向的结果，失业状况也趋于恶化。
于是我们看到重新出现了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英国所经历的那种寄生现象，这种现象因为目前时期高水平的技术发展——它造成日益增加的结构性失业——而变得更加严重。  
与英国相反，美国不是一个优秀的出口国。1960年，美国产p口的出口占全国生产的11·1%，1970年上升到14·2%。同期，产品的出口和生产之间的比例在那些基本上从事出口的国家要比美国高得多，如加拿大(1960年为45·1%，1969年为66·8%)，英  （P82）  国 (1960年为38·5%，1970年为48·5%)，日本 (1960年是27·9%，1970年是31·1%)，联邦德国(1960年和1970年分别为31·3%和37·9%)。然而，美国明显地在增加它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并因此需要扩大它的出口。如果把大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计算进去，那么对原料和某些农产品进口的依赖便更加严重。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坚持这样的论点:必须便按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倾向更加明显，提高国际经济的总生产率。因此，他们主张把扩大世界贸易作为有效目标，而贸易的扩大将与资本流动的增加相联系。
围绕着这些想法，于50年代和60年代前5年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支持自由贸易的强大运动，得到普遍信赖其高水平生产率的农业生产者的支持，相信加强出口是新就业机会之源泉的劳动者的支持，以及热衷于出口那些代表最新技术和极高生产率的产品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局限性渐趋明显，这一阵线逐渐变弱。欧洲和日本已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建立了具有高度生产率和使用比较廉价劳动力的新工业。
    依附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增加着它们的竞争实力。美国资本大量冲向国外，越来越热衷于开发那些新的利润潜力。
    新自由主义阵线的裂口就这样产生了。
    首先打破这个阵线的是工人。美国工会为捍卫就业而进行反抗，这对只保卫自己的眼前利益、无力向社会提出一种阶级选择 的行会式工团主义来说是自然的事。过去强有力地支持自由贸易 的劳联一产联开始要求普遍限制进口工业品和输出美国资本，它 们把输出资本称之为输出就业和技术。
加入此阵线的是其利益直接受到损害的那些部门，如纺织、钢 铁等。因此，早在1962年就签订了《棉织品长期协定》，给向美 国输出纺织品的国家规定了"自愿"配额。里卡德·N·库珀评论  （P83）  道:

1972年美国有这样的工业产品协定70多个，而1962年只有7个。这些协定包括多种多样的产品，如钢、牛肉、蘑菇、合成纤维织品和羊毛等。

作者在其论文的第一部分接着说:

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旧联盟的解体以及没有一个替代它的新联盟，这不仅会导致明确的无保留的更大的保护主义，还会使外贸问题进一步侵入一般对外关系。

    当已获得恢复的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变得不可阻挡时，美国强加给被战争搞得筋疲力竭的盟国和处在军事占领下的前敌国的虚假的自由世界便这样寿终正寝了。另一方面，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乃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布雷顿森林协定》推动的经济集中化、集权化和国际化的必然结果。该协定尽管仍对衰落的英镑及其黄金保值表示了敬意，却接受美元为最佳硬通货，从而确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美国资本就这样连同它的公司、产品、生产技术，尤其是"市场管理"技术一起侵人了欧洲。这一进程的后果到60年代中期开始显露出来。
    一方面，清楚地显示出多国公司在国外对美元的控制越来越大。在各主要机构所掌握的短期资本总额中，多国公司的分公司占有41%(11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分行占23%(610亿美  （P84）  元)，外国银行占20%(530亿美元)，包括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其他"仅占16%(187亿美元)。
这使世界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H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顾问处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但不管主要原因是哪些，清楚的是大量美元充塞着欧洲和日木。投机者不仅能使某一国家货币政策破产，而且完全还能追使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或升值。[……]总之，美国各公司和美国银行在国外的分行所掌握的美元可以造成众多货币危机。

    于是我们看到，巩固美元地位的金融统治是怎样造成了美元膨胀，最后导致美元贬值和危机的。
当然，美元危机还有其他一些同美国政府为确保在战时获得的这种霸权所必需的开支有关的结构性原因。这种霸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为确保资本主义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日本生存下去，必须在这些国家集结大量兵力;为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确保这种霸权，需要把它扩大到全世界，包围苏联及其盟国。这种占领    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阔的占领    付出的代价很高。在整个战后时期，国际收支不断出现逆差，其根源是国外军事开支、经济"援助"和旅游支出。为保证资本和劳务账上的收入以及1970年前的贸易顺差，前两项开支是完全必要的。
各种统计数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971、1972和1973年，美国的军援开支分别为57·05亿、   （P85）  62·36亿和59·32亿美元;经济及"人道主义"援助分别达30亿、 34·79亿和41·91亿美元;进出口银行发放的贷款分别为28·80 亿、77·31亿和71·31亿美元;为其公司的国外业务(武器和产品 的销售、投资等)同期分别融资116亿、107·48亿和174·55亿美元。
     上述各项支出总额非常接近于国际收支赤字总额。此外，还 应把庞大的国防开支计算入内。据国际开发署统计，那几年美国 的国防费用高达778·27亿美元，等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 这项预算的一大部分用在国外，以便保卫"自由世界"并用美元灌溉这一世界。
     虽然美国的许多阶层把对外投资看作一种资金输出，但统计数字证明不是资金输出，而是一种财源。军援开支与经援费用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国家用全民的钱拨出的，但资本流动是为了装满少数资本家的腰包。这两种现象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为生产必需的资金(许多时候是通货膨胀性的)来鼓励工业品和非工业品的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以及武力保卫那些反人民的、同在美军占领下的国家格格不人的利益集团，国家干
预是完全必要的。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外直接投资1964年为23·28亿美元，1970年为44亿美元，1971年达49·65亿美元。但是，各分公司的利息、股息和利润净产出达到了非常高的数额。在这些项目下汇入美国的资金，1964年为36·74亿美元，1970年是60·01亿美元，1971年达72，86亿美元。这些数额中不包括在接受"慷慨"投资的国家所进行的再投资。
但这不是全部。美国公司还通过收取专利权使用费而获得大量收入，在1964、1970和1971年分别达到10·13亿、19·19亿和21·69亿美元。这样，1971年私人投资输出50亿美元，却获得95亿美元的进账，大约结余90%，即45亿美  （P86）  元。
    于是，美国人民通过其被少数资本家控制的政府为这些公司有利可图的活动提供资金的机制就一目了然了。
    在霸权中心产生的结构性后果也很清楚。这些后果是:
    ——国内生产活动被弃置，失业增加，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活动加强，出现寄生趋向。
    ——国家的通货膨胀趋向，对劳工和资产阶级下层的课税增加。考虑到国内没落的工业部门所施加的强大保护主义压力，通货膨胀还由于世界贸易中垄断的极端僵硬化而加剧。
    ——强烈的军国主义，生产系统日益依赖于军事投资。
    ——对暴力文化的鼓励，这是被其严重的鞍式表现所激化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大资本在国内同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同普遍关心充分就业的劳工之间矛盾的增加。
    另一方面。上述各种事实和趋向对国际关系的结构造成了——概括地说——如下结果:
    ——垄断性交换方式的强化和国家参与的增加。
    ——开创世界贸易新的发展时期的努力遇到困难。为开创这一新时期，一方面需要深化新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产品经销方式或签订企业建设合同来扩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但必须指出，为了广泛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需要大大加强国家的干预，对这种贸易作长期的规划，使成本保持相对稳定。这要求对资本主义目前的运行方式进行非常重大的质的变革。
    ——美国霸权的丧失。其表现是:
    ①美国的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比例从1950年的16%降至1970年的4%;欧洲共同体的参与在同期从15%增加到28%;日本从l始增至6%;英国和其他一些发达水平较低的国家，同美国一起呈现出一种丧失其在世界出口中相对地位的趋向。1950年，英国在世界出口中占10%，至1970年仅占6%;那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参与比例，同期则从33%降为19%。
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0年的39·3%降至1970年的30·2%。同期，欧洲共同体所占的比例从11·1%增加到14·8%;日本从1，5%增至6·2%;苏联从13·5%增加到16·5%。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及其他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保持了它们原来所占的比例，只有英国同美国一样减少了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参与比例，由5%降为3·6%。
此外，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中，服务项目越来越大，产品项目越来越小。1950年，服务项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6%，至1970年增加到42·1%。
    这些趋向一定会继续下去，因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造成低增长率。1968-1970
年间，美国用于投资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平均每年为18%，而英国为19%，法国27%，联邦德国27%，日本39%。另外，美国投资中一大部分投向军事部门，而联邦德国和日本并非如此。
     这种趋向没有妨碍各公司的利润稳步上升。1966年，它们的利润总额等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8%。虽然一度呈下降趋势 (1970年降至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但1971一1973年重新 上升。
    ③美国在国际货币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 49·8%降至1971年8月的10·6%。
    同期内，欧洲共同体所占的比重由6·1%增至32·9%，日本  （P88）  由1·2%增加到10·9%。由于这个原因，美元可以兑换黄金一事已变得不可忍受，并于1971年不得不取消了这种可兑性，从而使战后营造的国际金融关系大厦——其中美元起中心作用——全部倒塌。
    ④增加了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1970年在下列产品的消费中进口产品所占的比例是:
    纺织品:12%;
    钢:15%;
    缝纫机:49%;
    电视机:52%;
    电影剪辑机:66%;
    收音机:70%;
    计算机:75%;
    录音录像磁带:96%;
    35毫米摄影机:100%。
对原料的依赖趋于成为越来越大的窒息性问题，所以美国报纸大叫大嚷能源和原料匮乏是不无道理的。资料表明，1970年美国进口的矿产品占其需求量的15%。至2000年，矿产品的进口将会占其全部进口的30-50%。正因如此，美国在其战略库存政策下继续冻结着巨额资金。
概括地说，战后时期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的趋向是:国  （P89）  家资本主义垄断的加强、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欧洲诸国、日 本和苏联的地位上升。
    对依附国来说，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 鲜战争期间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它们最终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在 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加重了它们千百年来面临的种种问题。1950-1970年，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相似(平均每年5·4%)，但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很高，所以人均收入的增加要比发达国家慢得多 (年均增长前者为3%，后者为4%)，从而扩大了发达程度较低和较高的国家之间在人均收人方面的差距。当依附性资本主义不可能试图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时，就必须坚持减少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如果考虑到问题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情况更是如此。1970年，在世界人口中社会主义国家占了40%，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占20%，不稳定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占其余的40%。
    于是，对在美国霸权下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时代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证实了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出的论点。一体化导致分裂，导致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或统治国同外围国家或依附国之间矛盾的加深。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不断增长，己无法用武力解决冲突，于是贸易战就在这一时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几部分较详细地讨论国际局势中的这些政治问题，首先要深入讨论这些结构性变革对世界霸权大国美国内部的影响。
                                                     （P90）                    第四章   在美国的集中和垄断
    19世纪末，一场广泛的人民运动终于使得在美国制订了第一批反托拉斯法。189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即《谢尔曼法》宣布:    任何旨在限制各州之间或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图谋均由本法宣布为非法。
    虽然有这一法律规定以及后来颁布的无数条例，但垄断行动和企业之间的联合继续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反托拉斯运动在美国得到加强，导致在1914年9月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并于同年10月15日国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谢尔曼法》作了补充。《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不仅关注阻止购买者之间的歧视性做法 ——为确保垄断状态或以垄断为目的的定价，而且禁止成立使某一公司得以控制在同一竞争领域活动的其他公司股票的控股公司，还禁止银行经理和姻亲公司经理之间的内部连接。虽然这项立法部分地被《韦布-波梅兰思法》所抵消——此法由于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托拉斯的裁决以及20年代共和党政府对托拉斯的支持而把外贸排除在反托拉斯法之外——但可望《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最后于1918年得到谓整)能阻止垄断在美国加强。另外，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的分裂以及  （P91）  反托拉斯思想被引人民主党的纲领使得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但是，事实很不相同。美国经济中强大的集中化和集权化进  在 程  继续，至20年代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这种情况的 明显化，以卑30年代危机时期辛迪卡和自由派组织的加强，使罗 斯福在其执政时期对集中化现象采取另一种态度。罗斯福政府不谋求实行彻底的贸易和商业活动自由化，因为彻底的自由化不但不能加强竞争，反而会加强垄断;相反，1934年实施的"新政"和《国家恢复法》思想是根据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具体原则(获得合理的利润和足够的工资，切实消除不诚实的竞争，挞娃产业的恢管)通过国家对买卖进行管制的思想。但是，这种管制明显地变得有利于竿断，从而面对集中的扩大，引起了普遍的不带。由此产生的反应是:不仅终止了《国家恢复法》，还出现了一访熟求对经济的集中化进行控制和研究的运动。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花费了3年时间(1938-1941年)对美国经济所达到的经济金碎集中的极高程度作了详细研究，但未能提出一项解决问题的政策。司法部反托拉斯处稍稍增加了它的活动，但这不能保证对聋晰集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随着美国参加第二世界与垄断集团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战争结束后，围绕工业的疯狂发展，这种联系变得更加密切。麦卡钙主守派对美国社会的统治——部分地依靠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而得势——给大资本打开了绿灯。经过1958-1961年的危机时期之后，在约翰·肯尼迪的"魔法"保护下以及后来越南战争的推动下，美国资本主义冒险掀起了一股自疯狂的1918-  （P92）  1929年以来最广阔的投机浪潮。
    当军事失败已成定局，大商业活动得到加强，经济衰退和由于这种冒险活动而引起的剧烈通货膨胀明显出现时，这一投机新浪潮的社会代价便在青年人身上，后又在工人和全体美国人民身上强烈地反映出来。在这些现象的影响下，60年代出现了一场批评大资本和与大资本合伙的军事扩张主义政策的强大运动。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采用了美国旧民众主义反对经济集中、捍卫自由竞争的观点，其主要堡垒是美国参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同时得到参议院小企业委员会的支持和联邦商务委员会及由众议员帕特曼领导的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等部门的支持。聚集在拉尔夫·纳德周围的私人集团开始了一场反对大公司的游击战;最后，丘奇参议员终于建立了一个多国公司研究小组，该小组目前正主张各大石油公司分成较小的公司。劳联一产联只是部分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它们的一些集团特别强调了多国公同作为就业输出者的作用，但并不攻击国境内的垄断。
    这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反叛行为、立法建议、对管制机构施加的压力以及反对大公司的舆论动员，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社会政治运动。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目前危机的加剧，这一运动将应该达到更加广泛的规模。损害大部分消费者利益的通货膨胀，在广大劳动者阶层中造成令人不安的失业率的增加，以及损害中小企业重大利益的美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是与近20年来巨大的经济集中化进程非常直接地互相结合、互相联系的。如果在这些社会经济事实中加上通过水门事件对国内政治腐败的种种揭露以及大资本内部表现出来的派别斗争，那么就可看出目前反垄断运动所具有的潜力。
     但是，在美国，反垄断集团的斗争具有清晰的自由主义内容， 反映中小资本家反对大资本权力的要求。他们的愿望是恢复全面 竞争的条件，哪怕是通过国家的管制行动来达此目的也在所不惜。  （P93）  他们对垄断和集中的批评丝毫不触及容许和产生垄断的竞争制度。许多情况下，这种批评采取了为中小企业辩护的形式，企图证明它们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大的生产和技术发展能力，同时还力图证明经济权力集中与政治权力集中之间的联系，但从这一证明中得出了必须重建所谓的政治自由条件的结论。他们憎恨官僚阶层和政府，这使得他们反对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他们仇视工会官僚集团，这使得他们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所有这些离散的感情，这些愿望和失意，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思想混合体，它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并能为最广泛的不同目的服务。
英顿·明茨和杰里·s·科恩合著的一部新书，教学式地总结了这种反垄断的民众主义思想。此书还搜集厂反垄断运动产生的各种论文和文件，具有很大的知识性。还应指出，两位作者是参与近些年来该运动发展进程的重要角色(明茨通过他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的生涯，科恩通过他作为律师和参议院反托拉斯和垄断集团小组的首席顾问和组长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书《美洲公司，谁在统治美国？》作为有关这一运动的思想和论述的典范，作为理解该运动所做的各种研究、它的目的和可能的行动纲领的基础。

一、技术和公司的规模
关于当前美国民众主义思想的实质，可以用下面一段话加以概括:

我们可以学而懂得-一--以最痛苦的方式，并且太迟了——自由社会与经济权力的大量集中不能长期共存。这种权力可能被肢解，它的发展可能被阻止。这些是可以达到的目  （P94） 标。

然而，事实是固执的。尽管有反托拉斯的法律，集中依然在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踏步地前进。反垄断人士的各种论著本身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难道集中不像自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提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吗?难道集中和垄断不是竞争本身的高级形式 (尽管是没落的形式)及其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吗?我们两位作者的大部分论据是用来否定这种论点的，而这一论点今天已被越来越反映大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所吸收 (在辩护的方式下)。
    第一个重大问题是证明技术的发展不一定导致产生大生产单位。他们认为，大规模和高效率之间没有机械的必然的关系。相反，企业联合问题专家们的论著已表明这种联合与建立较大的企业单位无任何关系。进行联合的企业一般都毫无变化的保存了它们原来的工厂。这表明，艾持集中的理由同建立合适的规模经济没有关系。
两位作者根据乔·S·贝恩教授的论著指出:

经济超越工厂的一定规模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大部分集中化的工业中，工厂的规模同公司的规模之间的分离是很大的。换句话说，大公司的生产效率不是通过建立一个统一   （P95）  的大工厂获得的，而是通过一批工厂——共中每个厂对市场而言可能是小厂一一的活动取得的。这意味着一大批公司可能会解体，但丝毫不会降低每个工厂的效率。

    我们的作者还走得更远。他们依靠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见证人向参议院反垄断小组提供的证据，提出计算机的发展不仅使小生产单位变得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取了。有意思的是，这些论点在欧洲被安德烈·戈尔兹捡去捍卫企业自治，在中国被用来捍卫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产业的公社权利。但是，支持这些论点的材料是贫乏的。企业规模的缩小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超级专业化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已把同一产品分阶段制造，而每个阶段都采取不同的工厂形式。汽车工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它分成数百个零件生产厂。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技术人员愿意与美国的麦克公司签订合同，生产大吨位卡车。这是卡车生产中实现高度工业一体化的唯一一家公司。苏联的那些工厂，在汽车工业实现了高度一体化之后，将会大大节省运输和设备，并将提高其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反托拉斯运动的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们研究较多较深的方面是关于大公司的技术革新能力。在关于经济集中听证会报告汇编第3卷上发表的那些论文o被两位作者大量引用，特别是约翰·M·布莱尔博士关于某些高度垄断化的美国工业部门(钢、食品、啤酒、一般消费品部门)的证明材料表明，在这些部门中，不仅技术进步微不足道，而且强烈抵制引进由国外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P96）  所实现的革新成果。一项关于近50年最重大发明的广泛研究也表明，这些大部分发明是在各大公司以外实现的，尽管后来被它们采用了。那么如何解释大部分研究费用是由大公司出的呢?因为这些支出主要用在所谓的开发上，而不是用在基础研究上，基本上是为了使产品适合市场的需要。与深受大公司富有迷惑力的宣传所影响的舆论可能产生的感觉相反，这方面的材料既是大量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此可以认为，明茨和科恩在总结马歇尔的思想时提出的如下论断，总的来看是正确的。

技术变革是推动(企业迅速增长、退步、停滞和骤然滑坡，这种(基本，循环的催化剂，是一种促使更大竞争和非集中化的力量，而不是垄断资本家扩大其领地的杠杆。

    上述论断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到二个部门的科学技术革新会很快老化并因此能保持部门垄断的稳定性。这样的认识可能更合乎逻辑:整个经济逐步走向垄断和停滞并回避革新;与此同时，在整个生产系统中地位越来越低的某些部门，由于引进了重大革新，在其内部掀起了竞争的浪涛，打破了平静。这正是战后年代在电子、化学，特别是石化部门出现了重要的新公司、推动了规模较小的新企业的兴起的情况。这些新公司拥有的有利形势使它们很快获得发展并向新部门扩展，其中许多公司成了那些使反托拉斯的思想家们十分害怕和恼怒的投机怪物 ——  目前多行业联合企业的核心。这是从他们的论文 (如关于经济集中听证会报告汇编第8卷)中得出的认识。    （P97）
全部讨论最后自然地落在一个总问题上:既然那些发明产生于小公司或富有想象力的个人，既然垄断企业抑制进行技术革新，为什么它们继续统治着经济舞台并继续不停地扩大?遗憾的是，答案与我们在这里援引的有意思的论述相距甚远:

    联合在继续进行着，这自然有其原因，尽智其中许多联合在过去对联合的公司并不有利，若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对效率作出了消极的贡献，使技术倒退而不是进步。
    在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理性下，一个企业的主要动机大概是尽可能地多赚钱，但大企业不总是只有经济性的动机。
    例如，一些总经理食水领导大企业以获得比领导小企业所能享有的更大的权力。为增长而增长，为声誊、为报复而增长，所有这些人所固有的动机应凌架于经济之上。有时可
能是纯粹的贪欲。(但是贪欲和利润是在一起的，都是"合法的"经济性动机。  ——   Th·多斯桑托斯)
    寡头企业主们发现了一种获利的新尺度。利益不一定只能从制造的产品中取得;可以从联合进程木身获得。华尔街的金融操纵和心理学在这里同样起作用。(但是，除了利润心
理学，自由企业心理学，经济动机心理学外，还能是别的心理学吗?    —— Th·多斯桑托斯)

明茨和科恩非常质朴地在这里揭示了反托拉斯立场的全部矛盾性:"多行业合并运动发展的秘密集中在 。利润，上。"随后又说:"它的力量并不来自内部结构，而来自大投资者怎样看待它。"他们继续坚持使金融资本只要剪剪息票就可增加其利润的会计技巧方面的论点。然而，从资本家的观点看，从企业内部获得的利润与通过投机获得的利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只有一方面的区别:  （P98）  数量;投机赚得更多。如果"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是在利润的基础上运行的，则没有理由谴责垄断者和投机者。他们的行为是好资本家、好"自由"企业家所应有的行为。毫无疑问，由人民总的来说由人类的进步承受后果。正因为如此，从长远看，自由企业制度必然是反人民的，并注定要被一种高级的、建立在有计划地安排社会需要基础上的生产制度所战胜。

二、新的集中形式
    近些年来通过上述各种研究而确定的另一类问题涉及集中进程的新的方式及其主要方面。
    这些研究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代表近20年美国企业发展特点的多行业合并进程。联合运动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参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对它作了相当详尽的研究)本身证明，它在最近10年不仅以几何级数迅速发展，还采取了不加区别地购买那些在生产或贸
易上无任何关系的企业这一形式。多行业联合企业被许多人说成是经济组织的高级形式，而有关的各种论著广泛地不同意这种说法。它的发展基本上是投机性的，建立在经营可计数的有价证券基础上。这种经营可在短期内轻易地获得利润，但在长期内导致组织上的高度低效率。
    帕特曼的报告分析了金融集中形式目前演变的另一重要方面，即所谓的机构投资者的巨大发展。尽管反托拉斯法禁止建立控股公司，却让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自由活动，以便在它们的信托下掌管个人的和金融团体的股票，特别是近些年来还掌管企业职工的保险基金。这些巨额金融资金  ——  占美国各交易  （P99）  所股票总值的一大部分集中在一小批金融机构的手中。帕曼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这些信托公司的发展情况和它们建立的巨势力网，还揭示了美国银行系统高度金融集中的水平，总之，钉示了银行领导和大企业领导之间广阔的交织网络。这种倾向还由于强大的银行合并运动和建立银行界控股公司而变得更加显著万197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制止了这后一类公司的扩展。 
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再加上这些公司和银行同学校尤其是大学系统、武装部队及政府(9指)之间的关系 ——已被不少论著、国;会的听证报告以及众多的丑闻充分证实 (在明茨和科恩的书中对这一切有大量的阐述)，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两位作者在作如下论述"时所表露出的懊丧心情:
有无数例子说明政府是怎样偏爱大公司的。公共政府和私人政府早已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既成权力结构。权力平衡的概念完全是另一个展景。权力不会平衡，它没有配衡体;只有吸引力。在有权势者之间，互助契约比长期争斗更少病苦。(……)

在《美洲公司，谁在统治美国?》第112页上写道：

面对这样的权力，在像x射线那样的明知存在而又不能辨别的力量面前，如果公民个人感到恐惧，则应予以原谅。

    这种结构对经济的运行有哪些影响?
自1958年危机开始，垄断集团甚至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仍企图保持或提高价格的倾向变得明显了。这一倾向——在理论上是相当清楚的——被实践所证实，表明了目前情况下货币财政政策面临着困难。  （P100）

处理价格高昂的传统办法，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中将不起作用。相反，这些办法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多的失业、更高的赋税、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价格;而这一切都在反通货膨胀斗争的旗号下进行。(同上，第171页)

    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领导管理的，而企业总是要抑制任何下降的倾向，"当然，除非产生了严重的衰退"。但是，这些企业对成本的增加非常敏感，并立即以提价作为回答。这样，通货膨胀趋势进一步加强并变得不可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成了大公司权力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竞争能力的产物，可以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利润。实际上，恰恰由于价格的提高大于成本的增加才得以扩大利润。此外，成本的增加是广告费、广泛的和费钱的产品多样化以及调节性销售 (利息和服务方面费用大的分期销售)造成的。所有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产品的价格，却没有改善其质量，反而降低了质量。竞争的消失和托拉斯势力对政府的影响，使各种控制产品质量的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便于企业攫取利润。消费者再次受害。这种情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种种计算表明，消费者的损失之大足以推测出他们收人的实际亏损数额。因此，就消费水平而言，国家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公司，却损害着靠工资、租金或非垄断性利润等其他收人来源的人。
但是，反托拉斯思潮的追随者们认为，大资本对经济的统治不是它的"资本"身份的结果，而是它的"大"的结果。对他们来说，规模和极广泛意义上的不道德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一个规模小的组织不会自动地具有善的特性。一个规模大的组织不会自动地具有恶的特性。但在规模中存在着某种  （P101）  可能应使我们警惕的东西，某种趋于把在买卖申、在官场上或在军事上的个人责任心撕成碎片，甚至碾成粉末的东西。

像常见的那样，这又是对小集体的怀念，是美国中间阶层的平均地权思想。如果《美洲公司，谁在统治美国?》的作者们在明确利润的原则    经济活动的指挥者与无社会责任心之间的关系时能从这些明显的事实中推断出全部结果，那么他们将变得更加客观，不那么怀古。他们自己在作如下论述时表明了这一点。

企业情况的好坏传统上是根据共财政状况确定的。正如伯纳德·D  诺西特所说的，在集中化工业的逻辑或实践中，没有任何指导或鼓励根据社会责任心进行决策的东西，粗俗地说，法律得以施行是因为雇佣了一个企业的良心，如果这种举动生利的话;良心被搁置一边，如果这样做生利的话。(同上，308页)

认为竞争是一种能抵消资本主义上述固有特性的法则。就是不懂得利润原则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以及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关系。
上述作者主要根据拉尔夫·纳德的揭露而举的例子是十分骇人听闻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汽车事故和造成严重危害的药物说明了所谓"白领犯罪"的严重性。这些罪行对千百万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后果，但除了知道是有钱的、享有很高社会声誉的人干的外，一般都是无具体人犯的罪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暴力罪行，这些罪行一般是由穷人干的，并清楚地被揭露出来。
    作者们如此大量列举了关于企业和政府官僚腐败的一一大串例子。解释这种腐败现象的应是资本的腐蚀力，而不是企业的规模。正是这种腐败说明了为什么政府不但允许制造危害性明显的产品，而且还给这些产品以独家经销权并在国家采购中给予专卖性  （P102）  待遇。也正是这种腐败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起来与这类罪行作斗争的人被停职或被迫辞职。
没落社会所引起的道德败坏可能被捍卫消费者和小产业主事业的斗士们以发现这样一些问题的相同方式所察觉。

    重要的是，在区别有组织的罪犯所造成的手臂骨折和烧伤与安置在地上的洗衣机和煤气炉灶造成的骨折和烧伤 (每年有6万儿童被一种危险的煤气炉灶烧伤，这时，应该小心和
准确。有组织的犯罪是蓄意的和系统的;受害者是精心挑选的。对于对手或可能成为对手的人应该予以消灭，应该予以报复，应该予以惩戒。不管技术怎样原始，其危害者是由一种理性过程指派的，这些受害者同其拷打者或谋杀者    如果达到了这一步     一样清楚地了解 (犯罪的，方法。这种理智的方法不是企业在其不道德行为中采用的方法。这些企业谋求生存和繁荣，不想犯罪。受害者是偶然遭此厄运的。人们不想予以惩戒。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像在五角大楼或白宫作出的某种决定一样是"无人称的，而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向越南的市镇投下大量的炸弹。(同上，第322页)

无需强调反托拉斯运动一直关心的是集中进程的国际影响。这一运动把那些即将成为多国性新型企业的公司的国际扩张看作一种威胁。把反托拉斯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的各种研究的成果与最近进行的暴露这类公司运行情况的其他许多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就可清楚地看见这类公司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控制情况，而且它们对其他国家政府的控制也一目了然了。同时，这些公司正趋于加深前面表述的集中化进程。卡特尔式的活动是国际性的，规  （P103）  定生产配额，操纵国内市场价格和出口价格，拥有一套对不守纪律者严加惩处的制度。国内集中的技巧，以越来越先进的形式在国际上应用。因此，《美洲公司，谁在统治美国?》的作者们感叹道:
    集中的顶峰是以在集中化的国内市场上活动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活动。国际铝工业已达到这个顶峰(……)
    但不只是铝，还有铜、锌、锡和石油也达到了这一程度。    这些巨大的国际私人利益集团已超越单纯的卡特尔协定，实现了无数的国际性合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极端复杂的资本关系网。国际银行资本的发展在这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两位作者在我们所讨论的书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  
向参议院反托拉斯和垄断集团小组提供的一份1966年的证明材料表明，一小批银行控制了美国机构所实现的国际贷款。例如，仅仅16家银行就掌握了全部外国信贷的80%。1966年3月，13家美国银行在国外的分行共有213个支行。一位(这方面的)行家见证人说:"外国最广泛的银行服务是由木国3家最大的银行进行的，这些系统完全包围了地球"(……)。银行和其他美国公司之间的联合遍及多国公司活动的整个世界。(同上，第363页)

    这些银行吸收外国的储蓄，供设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公司使用。它们尤其掌握了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
明茨和科恩试图驳斥塞万·施赖伯在他《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提出的、如今著名的论点。施赖伯在书中号召欧洲企业走美国的集中化和集权化道路。明茨和科恩重新捡起中型企业比大型企  （P104）  业优越的那些论点。1970年6月《幸福》月刊上登载的资料表明，大企业的效率是一种大神话:

包括在第二批500家公司中的美国公司赢利更高，因此比500家最大的一批公司更有效率。实际上，1970年8月出版的《幸福》月刊上的第二篇论文证明，100家外国主要公司1969年在销售和收益两方面都比500家美国最大的公司要好，尽管规模不同。(同上，第374页)

那么美国公司在国外得以扩展的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美国的大公司能获得本国和外国的资金，它们在这种支持下才得以打入外国市场。但这是一种权力的标志，不是效率的标志。(同上，第375页)

    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两位作者和反垄断运动对垄断和资本的批评的实质。资本不是靠它的能力和效率，而是靠使用它的实力，很多情况下依靠国家的支持以及它所能支配的整个金融、广告等系统的支持，才在经济中起到主导的作用。从静止的和分析的观点看，这一论断并不荒谬。其论据部分是真实的，巨人症本身不是效率的保证，垄断尤其会降低效率和可能的技术发展速度。但是，由于作者从中得出了中小企业的活动效率可能更高这样一种形式逻辑结论，所以他们的逻辑并不完整。
    首先，两位作者没有考虑垄断所实施的全面规划。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全面计划并根据狭隘的利润目的活动的中型企业可能造成的经济综合浪费会比垄断企业的小"(尽管就个体而言，中型企业的效率较高)。
其次，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是建立在拥有较大财力去  （P105）  市场采购的人的资本积累和金钱权力之上的。我们的作者以及托拉斯运动的其他成员不能理解竞争和垄断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在联系。垄断是竞争的必然产物。

三、反托拉斯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因此，对这个难以忍受的、已进行大量阐述的现实，反托拉斯运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非常可怜的。它对垄断和集中的分析和表述实质上是错误的，是依据孤立的、没有用一种关系结构使之联系起来的事实作出的。但是，这些分析和表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不能否定其重要意义，然而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对事件所做的理论解释和预见完全错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垄断不是少数人的恶行、野心等的产物。此外，垄断并不导致作者们所不敢想象的怪诞现象，而是导致其内部产生激烈的矛盾。矛盾之一涉及小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它们的发展已被压了下去。但是，这一矛盾并不导致对抗，只能导致为减缓不可逆转的进程而进行毫无意义的绝望挣扎。                               
    仇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彻底否认它是一种抗衡力量，显示了反托拉斯运动的批评的阶级性。在其他一些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向小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使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计划地、缓慢地消亡的模式。在这样的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一社会阶级及其思想采取不同的立场，寻求一些中间模式的战术联盟。
    很遗憾，美国无产阶级末能表现廿足够的阶级自主性，因不能向这个邪恶的垄断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的选择。相反，它沉于最吝蕾的法人式工团主义，以反共产主义为说教，谋求只以会组织的力量去反对大资本并把斗争局限于维护权利方面。它政治上惶惑地追随大资本的主张。当经济即使不能造成充分就业  （P106）  形势(顺便说一下，外国人、黑人、奇卡诺人和波多黎各人承受了失业的大部分压力)却呈现出大体上持续增长的情况时，这种态度是有效的。1958年和1976年以后，这种道路的局限性暴露了，自那以后，在美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在最年轻的阶层 (他们受失业的影响特别大)中(也在w有色"劳工中)出现了巨大的不安情绪。
    这些最近出现的事实使我们相信，美国无产阶级已不再完全置身于近些年来在美国出现的激进运动之外。但是，在这一运动的内部繁衍着种种无政府倾向，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反托拉斯运动对大资本的有限批评相一致。这些倾向可能引起思想大混乱。一方面，由于它的悠久传统，反托拉斯运动在引导其成员走向新的失望时，可给激进运动提供干部和民众支持，这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如果思想概念上的混乱保持下去并扩散开来，就可能导致整个运动的失败。同时，美国工人阶级未能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选择，它在思想上的混乱便它无力把失望引向革命运动。这是悲剧性的情况。
    就纲领而言，美国社会必将越来越在下列纲领之间发生分化，一是带有专制倾向的巩固垄断的纲领;二是在没有效率的自由主义名义下分解和限制垄断的纲领;第三种选择可能是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基础的产业民主制的主张，它基本上依靠改良的工会运动和广泛的反帝、反垄断 (把垄断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这后一种运动的目的是把美国和世界引向社会主义社会。
    按什么方向才能把反托拉斯运动提帕的批评及解决办法变为有利于同人民民主运动结成战术联盟的批评和办法呢?     （P107）
    首先，应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中把该运动所提供的广博知识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而这种研究应毫不含糊地突出目前经济和社会的性质及职能。
    其次，应分析该运动所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明显地受其阶级和思想局限性的制约，而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在它的批评和分析活动中。
《美洲公司，谁在统治美国?》的作者认为，他们的论据证明了存在着将大公司分割成小公司的可能性，以便重建他们认为可以促进效率、民主和进步的竞争条件。他们在第380页中写道:

对一个希望满足自由公民们合理的社会经济要求的社会来说，确定经济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设在后院的铁匠铺去，政权的扩散也并不表示要回到城邦去并把它作为理想的统治单位。但这的确意味着应分解大公司。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大政府，都不应成为该经济的管理者、必须有竞争，永远需要竞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导致这一天真提法的阶级基础以及理论五和分析上的偏差，这种提法与民众性纲领是绝对不相容的。民从注纲领坚决维护大企业的国有化，并谋求通过工人控制企业和改变国家的性质，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能地反对垄断的最新例子是针对各个石油托拉斯在阿拉伯国家封锁石油销售时的投机活动而作出的反应。在这些托拉斯所进行的投机活动及其获得的巨额利润被证实之后，劳联一产联的领导，尽管奉行彻底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威胁着将要求把石油托拉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参议员丘奇在参议院要求把这些托拉斯肢解成小公司。(好像1912年标准石油公司的肢解还不够。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P108） 
    作者提出了一些管制和监督措施，如必须制订一项联邦企业登记法，成立有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在刑罚和惩戒方面增加董事和经理们的个人责任，在扩大消费者监督的情况下改善管理机制，制订产品安全法等等。在上述各点中，有许多无疑包含了经济改革的内容，这种改革将促使反对垄断集团、维护群众购买力的斗争的发展。在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存在着在美国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众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反托拉斯运动之间达成战术协议的基础。
    战术协议可能起较大作用的地方也许是在为限制垄断集团对传播媒介和选举机器及一般权力机器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有助于限制竞选费用，确保较大的新闻报导自由和较少地依赖广告宣传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尽管这样的措施不足以促使在美国实现思想革新并为工人和民众运动得以再生开辟道路。
    这样，一种自觉的工人运动和与此运动相结合的革命的知识阶层将有可能为一场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产生开辟道路。如今大资本各集团之间围绕自身生存的重大问题展开的拭兄杀弟般的斗争，以及为使资本主义经济免遭30年代那样的危机历届政府被迫采取的反周期措施的反人民性质，正在加深的经济和种族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广大无产者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被迫遭受的痛苦，所有这些为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运动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中广大贫穷、失业的群众(黑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和青年人)，无产阶级中比较富裕的阶层(受通货膨胀和危机的威胁)，小资产阶级中沦为无产者的阶层，激进的学生，因其理想主义计划的失败而痛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托拉斯运动收集的大量信息资料和它所作的批评应该加以利用和疏导，以便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进行正确的批判，为美国这个巨人制定一项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今天，美国是大资本进行统治的非常坚固的基地。
（P109）
    如果美国年轻的左派能克服基于惶惑的思想摇摆 (不过是其小资产阶级根源的一种掩饰)之上的内部分歧，克服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唯心主义和空谈理论 (因其阶级根源和没有经验)所决定的疏远群众的状况，并走向社会主义倾向的广泛群众运动，那么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各国的人民将感到是对他们斗争的巨大鼓舞，而大资本的统治将遭到有力的彻底的打击，并将开辟一个为争取新的博爱而斗争的新纪元。
持续的通货膨胀，长期的衰退、失业，霸权危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垄断集团在经济和政治 (水门事件)方面活动的广泛削弱，越南战争的后果，沦为殖民地国家内部人民的起义，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在这一历史性危机格局中，上述希望不可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在下面分析这一危机。
（P110）

第二部分   帝国主义的危机
第五章   经济危机理论

一、对问题的一般看法
    经济危机确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然而，在各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危机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危机基本上是生产下降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类不能充分控制大自然，自然因素或政治因素影响了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危机是从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本身中出现的，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现象:社会不能吸收它所能生产的产品。这种"不能"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即有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还存在着对这些产品的实际需求。实际上，消费需要大大高于找不到市场的"过剩"产品;所缺少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购买力。
    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形成正确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因素。它向我们表明，现代的危机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的存在有联系的现象;就是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性质的经济危机。不管是在各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各个社  （P111）  会主义社会中(实际上苏联50年历史的经验，就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点)，都不存在带有上述特点的经济危机。
     说明生产过剩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种特有的现象后，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从哪种意义上说危机的起因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决定的?由此又引中出这样的问题: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固有的现象呢，还是由这个制度运行中的某些缺陷造成的，而这些缺陷是可以通过改善制度来克服的呢?就是说，它是由偶然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外源因素造成的吗?
     紧接着我们又遇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其他经济形态对外部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呢?资本主义制度肯定有其内在的特点，才使它对"外源"因素作出特殊的、周期性的反应。
    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以外的因素造成的，这样的回答已广泛地为事实所驳斥。迄今为止，危机总是呈现周期性的趋势，表现出循环往复的形式。如果不是可以找到周期性地影响这一制度的某些外源现象(实际上，有人一直企图渲染某些这类现象)，上述论点就不能成立。这里必须明确说明被认为是"外源"现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取决于用来说明"制度"特点的那些术语。经济学家轻易地规定制度的模式，同样轻易地把一些变量排除在制度的内部运行之外，诸如技术革新、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等。排除这些变量的做法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固有因素就是需要不断改变其生产基础，需要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并需要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 (最后一点是垄断形态最具代表性的特点)。                                             
    正统派经济思想就是企图按照下述思路解答问题的。它使用厂这样的假设 (有时候还变成了"理论省:危机是可以用制度的某些"失调"解释清楚的;由于对制度的运行认识不清而出现了某些"失调"，导致实行错误的经济政策，这样的政策不可能克服危机，而只能加深危机。这种说法看来是当前最不容置疑的说法，  （P112）  因为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已经确立了 一种直到不久之前仍然有效的一致看法，即危机从历史上说已被 克服。
     为了贬低危机作为制度运行的一种本质因素而具有的重要意 义，还存在着另一种看法:认为危机特别具有货币危机的性质。在 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否认制度的周期性，而是确认这种性质;但把它"局限"在少数部门，因此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有时是更广泛的政策得到控制。
     无需进行十分深人的分析就可以理解到，这个表面看来带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抽象"和"科学"色彩的问题，内中却包含着高度的意识形态内容。危机是高度爆炸性的现象。同时，危机又是高度"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存在着有人挨饿、有人失业、设备闲置等情况，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产品不能消费，大量生产资源不能利用。从这一事实来看，危机毫无社会合理性可言。而意识形态机构却为私人企业辩护，称它是"自由"企业，是市场制度提倡的生产"合理性"的最高成就等等。如果离开这种意识形态机构的范围来分析上述现实，而从社会集体利益的观点来看，危机现象绝对是"不合理的"。
    于是，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危机是否"必要"。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外并不发生危机，这个事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说明。承认这个事实，并说危机是为保持资本主义所保障的讣自由"所"必要的"代价，便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式回答。这样的理论答案在意识形态上是极其脆弱的。必须证明危机不仅不是这种制度所"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因为它们是极为有限的现象。有人曾利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来证明这一点。这种经济思想积累厂对认识这种现象大有用场的资料和专题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模式，试图说明可采取经济政策对周期现象进行干预。  （P113）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或者是由于制度的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是由于对周期特点的认识取得了重大进展，或者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现在已经比较能够控制危机现象了。这一事实或许己使更广泛的理论讨论显得陈旧过时。但这种态度末免过于经验主义和过于天真。这是因为:第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事实并不等于结论;第二，观察的时期很短(只是总的来说发展相对顺利的23年时间，虽然其中也不乏周期现象);第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理论交锋会使我们认可一种不严格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反映了一种有利于愚弄人民的利益集团的实用主义;第四，1967年、1970一1971年和1974-1975年经济萧条的再次出现表明，经济周期现象又成了争论的中心。
这样泛泛地提出问题后，或许应该非常概括地分析一下迄今在经济危机研究方面提出的理论答案。 
             
二、危 机 理 论
    首先必须提出一个关于术语的问题。现在，危机这个术语否太常用。人们更喜欢用经济周期这个术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这种现象的社会含义。阿瑟·F·伯恩斯建议，危机这个术语只用来指称金融危机，因为在那种危机中，它的心理一社会含义才是不容置疑的。经济周期这个术语则可以使人从它的纯技术方面去研究这种现象，而不必研究似乎与经济运行毫无联系的那些方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感受因素:可以认为股市行情暴跌是一场"危机"，但是如果认为存在着600一800万失业人口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小的"衰退性变化时经常有这种情况是一场"危机"，便会被说成是不正确的看法。必须指出这类语言陷拼，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关于术语的"精确用法"。出于这种理由，我们绝对不想把经济方面与社会一政治方面隔绝  （P114）  开来。在本书中，恰恰试图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以便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关系，但同时也不否认经济方面的相对自主性。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指出在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存在着三大模式:第一种把经济危机与货币机制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把经济危机与技术革新联系在一起;第三种则通过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经济危机。这三种模式的分歧并不表现在如何描绘经济周期的现象方面，因为在这一方面它们是相当一致的。它们的分歧来源于对与周期有关的各种现象所起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对经济周期的原因存在分歧。
    下面我们对解释周期的这三种方法作一个非常概括的介绍和评论，然后再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周期的概念。
    货币说把经济周期与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表现联系在一起，而通货膨胀越积越重，造成人为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不合理地占用了各种生产要素，造成收入分配方面的严重扭曲，鼓励纯投机性投资，最后当"货币单位更加恶化时就会崩溃，因此献出现危机;危机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重新调整时期，通过调整制度从前一个时期出现的扭曲中得到恢复。
经济高涨时期的特点是产品的供给低于现有需求;危机时期的特点是产品的供给高于现有需求。如果用人为的金融机制 (不管是政府资金、信贷资金还是投机资金)刺激需求的增加，即依靠通货膨胀政策实现经济高涨，那就欠下了一笔债务，必须在将来某个时期偿还 (公共债务，银行没有清偿能力，投机活动达到极限)，因此，就必须紧缩通货，纠正前期造成的过量需求。此外，  （P115）  还会造成需求低于生产的局面，并带来失业、生产过剩等各种后果。
    现在，货币主义的周期理论在学术界己经不再使用。只是在不久以前，由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而且美国最近的通货膨胀又提供了一些实际证据，它才重新受到尊重。应该指出，过去它曾一直存在于金融界。至今依然控制着大量资金的最强大的银行和最保守的阶层，对于通货膨胀极端敏感，一怀疑凯恩斯对于用公共债务作为对付周期的一种机制所抱的乐观态度。
    货币主义学者认为金融机制对于解释危机有意义，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与这些金融机制有联系，这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们提出紧缩通货政策是控制危机的唯一途径，则更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各国政府一直是用这样的政策作为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60年代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极端新凯恩斯派学者，通过一项极其大胆的(甚至是冒险的)财政政策，并在越南战争的帮助下，成功地把经济高涨保持了6年，这是该国前所所有的情况。然而在高涨过后，至60年代末便遇到了可怕的通货膨胀，在当时的美国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阶层不呼吁实行稳定政策和减少公共开支。   （P116）
    现在在统治阶级中确实有一个新的冒险阶层，它依靠战后特别是60年代的金融投机扩充了实力，并曾大力鼓吹不借任何代价实行经济高涨政策。这个阶层的经济"科学"及其理论家们一般都像它一样冒险。然而，即便这样的阶层在目前也很害怕。大型联合体总是最先走向破产!那么它们会因此变得谨慎和保守吗?
    这并不是说货币主义学者就是对的。今天，均衡增长和回到稳定市场的规律的空想已经没有意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导向经济集中，导向垄断。导向国家必须干预。因此，金融机制不管在实践中与货币主义学者，提出的模式多么相似，也不过是反周期政策申一个有限的方面。
把经济周期与技术革新联系起来的解释方法的主要代表是熊彼特的著作。     熊彼特的出发点是把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作为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家公司、工厂或店铺都得不到进行任何革新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进行革新，但由于人口增加和资本集约化的影响，可能会实现增长。当企业主在提高了对增加利润的认识和/或欲望，被迫进行革新，并借钱建设厂房和添置设备时，就会打破均衡。这种情况迫使其他人起而效仿，于是就形成一个积累机制，导致制度发生波动，最后，或者由于革新的推动力已经耗尽，或者由于均衡的打破引来失调，要求有一个时期进行新的调整，增长就会达到其自然限度。熊彼特指出两类浪潮，先是最初的革新浪潮，后是由积累机制引起的二期浪潮，因此，可以看出多种不同周期在同时运动:

这里我们有许多周期，每个周期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我们这里的周期是一系列同一类型的周期，更高层次的周期只  （P117）  是这些周期的产物或复合体，它木身并不存在。(第167一16页)

为了便于分析，熊彼特使用了一个包括三种周期的图表:基钦周期，40个月;朱格拉周期，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每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应该包括一个朱格拉周期的积分数，每个朱格拉周期包括一个基钦周期的积分数"。所有周期都是由革新引起的，图表上不一定画出萧条和恢复。
必须指出，熊彼特的周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总生产下降。特别是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情况下，消费资料的生产在萧条和恢复时期一般都是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在恢复和繁荣时期可能会增加，在衰退和萧条时期可能会减少或增加较少。只有在出现严重萧条的情况下 (由于恐惧心理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一般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国民产值下降。
熊彼特是在对美国的周期现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历史研究后提出这个模式的。还应该指出他在分析技术革新与经济周期的关 系时关于方法论的考虑。他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本 质，因此它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企业分离开，这与马克思的见解是 一致的。因此，他也考虑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框架，认为它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会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商业活动 来改变经经变动及其系统的关系。总之，只有在外部因素以经济制度的形檬表现出来时，他才用它们来解释自己的模式。    
说明这几点后，我们便可以看到熊彼特的贡献和他的本质。
主要贡献与对技术革新的经济作用的研究有关，就是说，为一次重要的技术变革会引起一次补充投资浪潮，从而形成一基本限定的经济周期。而这样的周期是在限定的时期内由一些同的周期联合组成的这一假设，已为对历史的观察所证明。这一  （P118）  切把我们的研究引向了一种实在的和具体的经济，它比某些形式的模式可行得多，因为这些模式是根据武断的假设提出的，毫无推论的严谨性，却带有太多的技术局限性。
熊彼特的缺点在于，他的出发点是一种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即是一种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发展等等的资本主义经济概念。这样一来，周期就是一种围绕均衡的波动，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特征的产物。这就否定了他所接受的论点，即技术进步是制度的内在因素。既然技术进步是制度的内在因素，就不应该把它看作是打破均衡的因素，而应该对制度的均衡提出一种更加具有动态性的，并应把波动现象包括在内的概念。
    另一方面，熊彼特的模式对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在他的模式中只占次要地位。
    最后，他没有总结集中化和垄断化过程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特别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中的变化对周期表现的影响，尽管他对这些问题也有所认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熊彼特的模式只停留在意识形态方面，使 人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只要新的技术革新可使周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制度不断从中得到动力，它就可以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结果，技术革新成了一个制约经济活动的独立的变数，而不是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起制约作用的、对其他成分产生影响的因素。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种解释经济周期的模式，它是由凯恩斯学 派提出的。
以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为出发点的模式，是凯恩斯学派和 新凯恩斯学派提出来的。既然国民收人等于消费加储蓄，既然储蓄等于投资，那么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就基本上取决于新投资， 就是说，要使新投资保持足以能使新生产的产品消费掉的增长速度。为此，必须实现一种自然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应与中性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并行不悖，技术进步速度  （P119）  应使希望中的资本一产值比例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保持不变。
    应该认识到，资本是根据某些预期或预见来进行投资的，这包括对保持他们认为是最佳的资本一产值比例的预期。如果按一定比例预计储蓄与投资二者相等，就会实现一种经济需求信况证明是正确的均匀发展。用几个表现这种均衡关系的等式表示的哈罗德的这些假定，成了新凯恩斯学派解释经济周期的基础。
    可以说，存在着围绕一种自然发展而运动的波动，这种发明与技术变革及其对投资和对资本一产值比例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围绕着一种正当发展而运动的波动为基点来确定经济周期。最后，还可以以正当发展与自然发展之间的调整作为周期现象的基点。   
    这些出发点揭示，周期性经济很难克服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凯恩斯学派的出发点仅仅为动态平衡状况提出了"技能性"的条件。但这一派中更为现代的经济学家把这些出发点推进了一步，坚持认为，需求不足引起的问题是有可能克服的。    卡尔多认为，这些模式具有以下一些从现实中归纳出来的特征，
一一生产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持续和均匀增长。   
——受雇人员人均占有资本数量持续增加。
一一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时期内相当稳定，而且大大高于公债券的"纯"利率。
一一资本与产值的总体比例长期稳定，这意味着积累率与民产值发展率长期同步增长。  （P120） 
    利润占收人的总比例与投资占国民产值的总比例之间密切相关，当投资占国民产值的比例保持稳定时，利润 (因此还有利润的余数。即工资)在收人中所占的比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实际工资长期随着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
    在这些直接由凯恩斯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提出的模式中，已朝着正确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迈出了重要的几步。第一，注意到了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性 (尽管认为资本积累过程是一种纯宏观经济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也不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或确切地说剥削的关系，而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第二，考虑到了积累与需求之间的依存关系，尽管认为需求不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消费活动;第三，可以使人确立某些动态均衡概念，根据这些概念，经济增长和波动取决于某些生产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关系 (尽管把这种关系的根源
存在于生产价值的过程中    说得模糊不清)。
    这样的模式引导人们采取极其精密的经济政策，其弱点就是必须不断扩大公共赤字，助长通货膨胀，把必须调整投资与需求之间的比例，使之达到同资本与工资之间比例相应的水平这件事，无限期地推迟到将来。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来源于生产，因此就是来源于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被掩盖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宏观经济关系后面(消费中既包括劳动者的消费，也包括国家、资本家和企业等的消费)，也就掩盖了劳动与资本之间、利润与劳动者的工资之间，以及企业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与劳动者最终消费的增长之间的矛盾。这一切使人推断，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发展的限制实质上是技术性的(是一个用各种方式在投资与消费之间进行调整的问题)。  （P121）
    或者由于排除了货币问题——这些学派不能解释货币问题下， 或者由于回避了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通过宏观经济手段实行回 避)，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模式没有触及关键性的经济问 题。尽管这些模式可使国家在短期内采取非常有效的行动，然而 却会导致制度在经过一段表面上无限的、但实际上已遇到非常严 格限制的增长时期后，陷入极为尖锐的危机。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这些模式只具有纯形式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们所假设的条件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让经济政策依据极其空泛的假定和通过刻意求工的行动手段发挥作用 (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模式完全适用于目前的经济现实，因此这些模式几乎是不可能实行的。在空泛的、很不严密的假定与极其精细的、经验主义的和严密的分析和研究手段之间存在着并后，这就产生一种奇怪的脱节现象，其表现就是凯恩斯学派在经济高涨时期很有指导能力，但在危机时期就成了典型的保守派而显得无能为力。在另一类情况下，每当古典的货币稳定模式在危机时期大行其道时，凯恩斯学派就必然与其达成妥协。

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关于非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讨论，未免带有过多的经济主义色彩。应该把社会方面作为外源因素引入这些模式。这样做的理由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是生产者与他们的产品或商品，投资与作为一种生产功能的技术进步，消费者与他们消费的商品，工资与消费单位，以及货币的收入（一种物）、土地的收入（另一种物）、资本的收入（又是一种物）等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一研究作为经济生活主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工资、资本、利润、货币等   （P122）  术语，只是为了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因为这些关系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工资掩盖着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商品生产者与购买劳动力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掩盖着劳动资料占有者与其他不占有劳动手段的人之间的关系;利润掩盖着价值生产者与这些生产者的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关系;货币掩盖着价值生产者，即按照社会所需劳动时间衡量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一种一般等价物表现的，等价物可以发挥总是由上述基本功能派生出来的其他多种辅助功能。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把经济方面与社会方面分开，而把它们看作一个矛盾的整体的原因。在这个整体中，经济内容表现力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同时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凡它们的经济基础中"纯化"出来，就是说，脱离了它们在成为其基础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多层重叠，从而使各种关系统统物化，只能从整体范围内才能解释清楚。以纯粹个人之间关系出现向权力
和统治关系、亲缘关系、阶级关系、社会性关系、社会角它和文化形式等等，本质上都是作为生产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通过劳动征服和控制自然过程中内部的关系。
    这并不是要否认人类各种活动范围的相对自主性，而提要尹丰巴这些范围纳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整体中。整体的基础就是人类通过最多样的劳动方式占有自然这个过程。
    只有形成这样的概念·我们才能分析出经济危机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运行方式，因此也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运行方式。这样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过渡到另一个方面，而无需引进任何外源变量。
    马克思认为，从个体生产者在一个发达的市场，通过一种货币或一般等价物的中间作用互相交换其劳动产品时起，危机就可  （P123）  能出现。生产者甲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生产者乙，得到一笔钱，用 它购买其他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商品 与金钱交换;第二是金钱与新商品交换。如果生产者甲不进行第二阶段的交换，就会有生产者不能卖掉自己的产品。不进行第二阶段交换的理由可能很多 (存钱，等待更好的价格或不同的产品)，这种情况只有在很大一部分产品投放市场的条件下，才会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然而，这样的条件意味着存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商品经济，而这个条件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才具备，因为在这种经济中，所有产品全部投放市场，个体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工具已被剥夺，只能在自由劳动者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还应假定与危机有关的另一些因素。应该假定只有有偿付能力的消费。就是说，市场只是由以某种方式从制度那里得到报酬的个人构成的。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组成生产过程的两个社会阶层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但这两个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完全相反: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在劳动者为资本家劳动期间，后者拥有前者生产的产品。这种产品所表现出的价值必然要高于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资本家必然拥有他需要投入市场的剩余产品。如果假定消费者仅是资本家私工人，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产品能否投入市场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消费者之间
是否存在着均衡的比例关系。无论是在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还是在扩大再生产，即实现资本积累的再生产中，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比例关系。应该考虑到，有许多资本家，他们经营着互不相知的不同企业。由于企业之间也互相消费对方的生产资料，所以只要市场不能使企业主正确预见各种消费，这就有可能在各企业的相互消费之间，在资本家的消费与劳动者的消费之间出现比例失调。
    这样，就具备了引起第二种危机，即比例失调危机的理论条件。  （P124）
    但是，生产是根据某些技术条件进行的，这些条件意味着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比例 (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由生产资料的生产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构成的比例关系，在技术上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应该假定，在制度的具体实践中这些理论上的条件根本没有出现过，从而引起一场实现剩余价值的长期危机，剩余价值的增加总想超过最终消费允许的限度。因此，制度就必须到比较落后的经济、到本国单位的外部 (它们彼此之间的外部性越来越小)去寻找市场，或者通过非直接生产部门(国家、非生产性劳动者等)的消费来寻找市场。
这个理论观点已为对制度的历史研究充分证实，因为制度一直是在不断谋求扩大市场中得到发展的。这就是第三种危机，由制度内部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 (长期的变卖危机)。
然而，必须深入到积累过程的内部，并研究积累与劳动市场之间的关系。应该假定，为了进行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要不断增加，这意味着要有失业的劳动者，即马克思所称的随着新投资的进行，要有可以被吸收的产业后备大军。但是，如果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因此减少了产业后备大军的人数，劳动力就改善了自己的谈判条件，从而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其后果是成本增加，利润率降低，对资本家进行投资的刺激也随之消失。这样  （P125）  就形成了第四种危机的条件，我们姑且称之为积累过程危机。这类危机也会具有周期的性质，它是与新投资的成熟时期有关的。
    上述4种危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可以把它们重新分成3种危机:变卖危机、比例失调危机 (也表现为变卖危机)和与利润率有关的危机。所有这些危机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变卖危机表现了制度在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使用价值的生产之间所经历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当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商品进人市场的条件下，这种价值才有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结构，必将反映出劳动者的消费与资本家和企业的消费之间的必然差异:前者总是不足，后者不断增加;而为了在制度内部保持这种矛盾，它必然趋向于非理性的挥霍浪费。制度的这种不合理运行的社会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比例失调危机反映了制度的无政府倾向;因为在这种制度中，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胜，各生产单位必须对自己的计划和目标相对保密，此外还需要在每个特定的市场和一般的市场上互相排斥(在特定市场上，由于垄断集团的发展，它们控制了市场，确定了竞争规则，所以相互排斥的竞争关系证趋于消失;在一般的市场上，由于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控制，各垄断集团便互相为需求总量展开竞争，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种竞争依然存在)。
    前面讲到，与利润率有关的危机表现出具有周期性的趋势。这种危机同劳资矛盾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制度倾向于通过加紧进行资本集约度高的投资，从而减少产品成本中工资部分的比例，以摆脱这种危机。由于近年来集中表现在基础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和  （P126）  技术革新的发展及生产率的提高使机器和原料价格下跌，这种趋 势正在部分地受到削弱。
     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模式中，这些危机首先反映的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危机的发生还是仅仅是发生的 可能性，以及制度为克服危机所被迫采取的措施，都对社会、政 治和意识形态结构有着直接影响。制度必须连续不断地实行变革， 才能防止危机。然而，制度的"解决办法"总是促使人们回避矛 盾而不是解决矛盾，因为矛盾的解决就会导致制度的灭亡。正因 为如此，"解决办法"就会产生新的矛盾或原有矛盾的新形式。在 本书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经济危机?答案是制度可以部分地减少某些危机的影响。
     ①变卖危机，可以通过创造国家、特别是军事需求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需求，进行向消费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来予以缓解。但如果这样做，利润就会下降。因此，表面上最好的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公共债务创造额外需求。然而，这种办法会引发通货膨胀，只能使变卖危机推迟到将来，待到货币学派所说的通货膨胀魔法达到极限之时发生。
    ②变卖危机也可以通过扩大外部需求来缩小，但是，如果它要求以进口等值的产品作为补偿，这种办法就没有意义。因此，表面上的解决办法是资助产品的出口，创造国际收支赤字。从长期来看，这会导致本国货币地位疲软并因此会导致金融危机。
③比例失调危机，可以通过企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进程予以缓解，因为这样便可根据对市场的详细了解并通过控制市场来计划投资。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会导致制度的竞争力削弱，使制度的活力减少，同时还会极大地加深生产的社会性与产品的私人片有性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作为交换关系尺度的价值逐步消失，从长期来看，会引起经济计划失控，进而引起资本主义经济  （P127）  活动的混乱。
    ④通过资本集约度高的投资来减少劳动力在生产成本中的相对价值，可以部分地缓解与利润率运行有关的危机。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加经济盈余和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增加资本货物和材料的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消费资料市场不会成比例地扩大，因而会导致变卖危机的加剧。缓解与利润率有关的危机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黄色工会控制工人力量，把其权利要求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会导致工会丧失领导能力，为在劳动者之 中进行激进的宣传活动开辟道路。此外，在危机时期，基层的压力会迫使工会领导层采取对抗性行动，以便不致丧失对组织的控制。
    所有这些手段都已被当代资本主义付诸实施。资本家、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和经济理论界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 (制度)引向了上述解决办法和上述矛盾。
这些看法为研究经济周期在目前资本主义中的变化这一课题开辟了道路。

四、战后的变化对周期的影晌
    尖锐的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消失了吗?
学院派经济学家曾一度作出几乎完全一致的肯定回答，但到了70年代，美国的危机开始打破了因战后资本主义的经历而颇为牢固的乐观情绪。这段经历曾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表现就是世界贸易和某些国家的国民产值不断扩大。那一时期出现的周期性起伏被认为是次要的，因为很快就得到恢复，并  （P128）  进而说，这种恢复无疑表明反周期政策已经取得进展，表明制度有能力防止尖锐的危机。
取得非常有效果的反周期手段有哪些呢?
反周期政策的内容基本上是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
     充分就业政策的表现，是通过国家的直接作用，通过国家购买大部分私人部门的产品来不断地刺激投资。国家大量购买产品，以非常有利的条件保障私人资本有适度稳定的市场。此外，国家还注意不从事通常只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有利可图的活动，而只从事有利于资本自身发展的那些活动。确实有不少理论上的理由，表明国家应该这样做。军事投资、航天投资、提供廉价服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民房的建设 (或更确切地说，只是为私营部门提供资金)"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设，所有这些投资一般都是亏损的或不太获利的，但都帮了私人资本的忙，减少了它的成本，或增加了它的利润。
另一方面。国家雇用了大批劳力，从而对一部分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创造了更大需求。确实，制度很注意不让国家收入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国家收人应来自增收工资税和消费税;来自资本家收益的只应占极小部分。用于再分配的基本上是不能再投资的收入，从而保证利润率的增加。
然而，这些措施是极度通货膨胀性的，因为收回的钱不足以应付国家承担的庞大开支。但社会得到了国家开支的钱，成为提高生产和避免危机的资金。在这里，社会控制机制采取了一种极端不合理的方式。必须说服人民，使他们相信要求他们作出牺牲对于提高生产和避免危机是必要的。同时还必须使人民相信，要求他们作出这些牺牲的制度是好的，因为它可以既获得增长又没有严重的危机。再者，既然它是好的，不会造成危机，就应该拼命维护它，因此有助于防止危机的军事开支是正确的。
国家通过失业保险干预劳动市场，培训劳动力，提供医疗补   （P129）  助和自有住房，以及所谓社会福利国家的其他一些措施，承担下 养活工人的部分费用，从而减少了劳动力的成本。另一方面，即 使在衰退时期也保障了私人消费持续不降。如果考虑到这些支出 是很有伸缩性的，劳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收入的周期性变 化的影响得到，到么私人消费保持稳定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厂。这 些就是另一类反衰退措施，它们帮助制度避免了剧烈的波动，避 免了因失业和工资下降而可能引起的冲突性社会后果。   
    关于周期性波动的减弱，还必须考虑到大企业发挥的稳定作 用。可大企业的行动一般不会缩手缩脚。它们拥有雄厚的金融实 力，完全可以抵抗危机，不会大幅度削减预算。人们认为，破产 和恐慌一般仅仅限于中、小企业。如今它们在工业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比例还不到40%。大企业控制着市场，这使它们能够将真销售额保持在高于消费下降趋势的水平上。          
     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财政性措施，以便非常灵活地对需求或对利润率采取行动。一种颇为实际的措施就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实行的。并且立即收到很大效果。那就是减免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的税收，这种做法可以刺激投资。其基本理由是，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收入就能增加税收，因减免再投资利润的税收而造成的损失也就得到了补偿。这种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减少了国家收人的一个来源，新的收入总是相对低于国民产值的增长。因此不容掩盖的是，这些措施加重了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合理性，并且加重了公共预算的赤字趋势。             
不容否认，所有这些反衰退政策都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导致公共开支超过公共收入，并通过私人出资创造更大的总需  （P130） 

①为了维护经济危机已经被克服的观点，加尔布雷思特别强调制度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参见《新的工业国家》。

求。这些政策，只是因为能够避免因消费不足趋势而可能出现的变卖危机，才刺激了投资。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十分明显地提高了利润率，从而助长经济盈余的不适度增长，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变卖危机。
     因此，反衰退措施导致经济陷入慢性通货膨胀状态。就美国而言，因它在战后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国家可以在国外保持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同时又保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威势，并因此保持对外贸易的高速扩大，所以这种状况能够延续很长时间。这种政策的国内后果是:第一，保持厂国外需求的扩张，从而减弱变卖危机;第二，开辟厂国外投资市场，从而可以用极高的价格(因为在多国公司的内部关系中，价格都偏高)出口机器和材料;第三，尽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保持厂美元在国外依然是稳定的货币。
如果黄金储备耗尽，国际收支逆差依然存在。国外通货膨胀厌力加大，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减弱，这位世界巨人所采用的魔法的催眠作用就会开始消失。魔法师的魔法被戳穿之后，不仅自己垂头丧气，原来相信他的人也会对他冷嘲热讽。美国这个国家就像这样的魔法师--样，等待它的是--场猛烈的世界风暴，而且由于它在战后经济最为高涨的时期，在越南这个主要战线上遭到厂政治和军事失败，那将是--场更加猛烈的风暴。
制度拥有大量的储备，但是，在不进行深刻的结构变革的情况下，能够在多人程度上自由地动用这些储备呢?事实上。与人们根据1962-1966年经济高涨(它通过极其人为的手法一直延续到1968年)不断创造的神话相反，美国在战后已经显示出经济停滞的广泛迹象。
    1947-1962年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厂将近一倍。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朝鲜战争取得的。美国商务部一份工业生产指数表显示，以1957-1959年的工业产值为100年1948年的工业  (P131)  产值为69，朝鲜战争结束时(1953年中期)为93，这说明5年内增长了将近50%。从那时起到1962年的9年之中，工业生产仅增长20%。
    战后美国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47-1950年为4·5%;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为5·1%;1953-1960年(和平时期)为2·4%;T960-1966年(越南战争)为5·1%。数据表
明，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取得了适度增长(大大低于日本和德国，比社会主义国家也低很多)。
以上情况还没有把下述事实考虑在内，即美国国民产值的增加主要是在军事生产和服务业等非生产性部门。
1947-1967年，在美国国民收人中国家占有的比例从9·4%增加到14·7%。其中，军事消费占公共开支总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27·9%，占联邦政府消费总额的44·2%。应该指出，政府用于保健和福利的开支大幅度增加，从朝鲜战争时期(1952年)占联邦消费的14·4%增加到26·6%，几乎与军事消费相等。同期内，教育占公共开支的比例从8·9%增加到16·5%，社会保险从8，3%增加到18·7%。这表明，美国作出了极大努力要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发展福利国家，最近一个时期的分析家们却没有充分强调这一事实 (福利和教育消费基本上是在黑人运动和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从1960年到现在增加的)。然而，  (P132)  美国的经济停滞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就业结构中的扭曲现象增加厂非生产性部门和军事生产和服务部门雇用的人数，但好像这些扭曲现象还不够似的，又出现厂结构性失业问题。
1968年，在就业的美国劳动者中，农业占4·5%，矿业占0·8%，制造业占25·8%，建筑业占5·8%，交通业占3·4%，通讯业占1·2%，供电、煤气和医疗服务业占0·9%。因此，从非常广泛的标准来看，在生产性和生产所需的服务性部门中就业的人数，共占全部就业劳动者的42·9%。其余的57·1%中，商业占18·3%，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占4·3%，其他服务业占16·9%，政府部门(包括军人)占18·2%。
可见这种就业结构的扭曲性是很明显的。结构中的大部分由非生产性劳动者和政府部门就职人员组成。这类就业或者是寻求安置多余的劳动力(例如军人职业)，或者是寻求解决经济结构本身造成的问题 (例如广大的官僚从事社会和福利服务工作，正如某些黑人领袖指出，这是在给官僚们谋职业，而不是在解决贫穷问题)。
    尽管就业结构已经非常膨胀，但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在战后经济最高涨时期，美国在朝鲜战争高潮时 (1953年)失业率达2·7%，在越南战争高潮时 (1968年)失业率达3·4%。可以说，结构性失业率将近3%，今天这就意味着有300万带家属的失业者。这样的比例不包括已经不再谋求就业的劳动者，如家庭主妇、婿妇和已经退休的成年男子等，由于失业的影响，这些阶层认为自己已不适于生产活动，其实在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中他们应当还在工作。也不包括现役军人，他们占劳动力 的将近4%。
下列事实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形势的严重性:1954-1965年  (P133)
间，失业率在4%(1956年)和6，7%(1961年)之间摆动，这  就意味着有将近500万名家长失业!数据表明，制度吸收劳动力  的极限是非常之低的，正在形成一个广泛的失业、半失业和就业  不足的人口阶层，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口的工作是就业制度的扭曲 造成的。据此我们便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紧张 局势，世界上这个最富有国家的贫穷状况的统计数字为什么如此 令人吃惊。
  让我们稍微仔细看一看关于美国贫穷状况的统计数字·以便 评断这个社会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结构变革。这个社会已被巨大 的没有利用的生产能力与大量的社会需要之间，以及表面的富裕 与多少是被掩盖着的贫困之间的严重对立所撕裂。
    根据社会保险局的估计，1967年美国有527万个家庭(按平 均每个家庭4口人估算，将近有2120万人口)靠每年不到3355美 元的预算生活。       在这当中，320万个家庭的生活预算低于2000美元。1966年还有490万没有家属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不到1635
美元)。这样加起来，在1·979亿总人口中，处于贫困状态的共有2600万人(占总人口的将近13·2拆)，接近于阿根廷的人口总数。
    不过，还应该将被认为处于困难状态的家庭和个人计算在内。这类家庭的收人为3355-5999美元，这类个人的收人为1635-2999美元。在这个消费段中，有1100万个家庭即4400万人，和240万个没有家庭关系的个人。就是说，在堂堂的富有社会中，共有4640万人处于困难状态。将这些人与2600万穷人加在一起，共计有7240万人处于困难与贫穷之中(占美国人口的将近37%)。
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的情况。如果按在  (P134)  国民收人中所占的比例把美国家庭分成数量相等的5个部分，那么收入最低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家庭分别占收人的5%、12%和18%，第四部分占24始，第五部分即占20%的美国最富有家庭占收人的41%。至于个人收入，情况就更不平等，第一部分，即收入最高的那20%的人占52%，第二部分占24%，第三部分占23%，第四部分占8%，第五部分即占20%的无家可归的人仅占这个阶层收人的2%。
这些数据的意义足以说明，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富裕的外表下，潜伏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不可能在没有严重紧张形势的情况下经受住一次较长的经济衰退。
如何看待一种稳定的、没有危机的经济的表象呢?这种连充分就业都未能实现的经济，难道能够实现战后的持续增长吗?在这方面，数据是骗人的。如果看它每年的数字，似乎没有发生过严重危机。但是如果看一看它按月统计的数据，我们就会看到那是一种周期性经济，它在1947年后至少出现了4次严重的衰退(这里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那次衰退)。全国工业会商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了战后经济周期的25个标志，并划分出了4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从1948年11月到1953年7月(衰退期:1948年11月到1949年10月;恢复期:1949年10月到1953年7月)，即朝鲜战争时期。
    第二个周期从1953年7月到1957年7月(衰退期:1953年7月到1954年8月;恢复期:1954年8月到1957年7月，净出口增长，军事开支重新增加)。
    第三个周期从1957年7月到1960年5月(衰退期:1957年7月到1958年4月;恢复期:1958年4月到1960年5月)。  (P135)
第四个周期于1961年2月开始，可以说一直延续到1969年下半年，不过其间1966年7月有一次小的衰退，但为了轰炸北越，进行了新的军下投资，很快即被克服。1970-1971年衰退的最为独特之处是，它发生于战争时期。
虽然这些年的几次衰退来势缓慢而且恢复得相当迅速，但还是应该引用阿尔文·H·汉森的话说明一点：

然而现在，经验毫无疑义地表明，生产、收入和就业的周期合肥市不容乐观。

还应指出：由于1961年2月开始的恢复期很长，因而出现了一个乐观时期，但在上述结构性条件下，接踵而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同样很长的经济危机时期，并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引起深刻的政治变化。

五、战后的高涨及其局限
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在1947-1966年这个时期内，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周期，其间虽然也有少的周期性危机，但并没有出现生产下降现象，而只有经济增长率下降现象。除去美国和英国每隔4年出现一次严重衰退外，资本主义集团的其他国家虽然也有起伏，但始终保持增长。
这个持续增长时期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稍微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些因素，不仅可以使我们理解前一个时期的情况，而且可以使我们理解现在这个时期的性质。
在造成这个顺利周期的原因中，我们首先应该指出，1921-  (P136)  1948年间出现的那种经济衰退周期已经得到克服。那些年间，虽然有些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如美国从20年代中期到1929年间发生的情况，但总的形势是经济停滞，有些时期特别是1929-1933年，生产严重下降，失业大量增加，那是整个周期中危机最尖锐的几年。
    持续将近30年的萧条局面之所以能够结束，是由于一系列重要因素的作用:技术发明促使对新产品的生产进行大量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时期加重的前期危机后果，即工资普遍下降，因此利润率提高，刺激了投资;战时工业的发展;国家大规模干预 所起的特殊作用 ——   这种干预因危机发生已成为经常现象;危机 引起的通货紧缩使因投机活动而膨胀起来的有价证券贬值，促使 大量购置工业设备;最后，财政和经济效率较差的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破产，结果是生产体系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结果，美国确立了它对所有资本主义 国家的霸权地位。德国曾用军事手段争夺这一霸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企图通过实力和军事干预建立对欧洲的霸权，但失败了，因为它未能保持对苏联的占领，未能占领英国，本能取得美国的中立;另外它指望通过与意大利和日本结盟在非洲和亚  (P137)  洲建立自已的统治，但也未能取得最终胜利。
     德国及其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便处在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统治之下。美国的地位超过了英国，它不仅能够在整个欧洲，而且也在亚洲、地中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驻扎军队。这样，美国便得以建立了足够的军事基地，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绝对无可争议的霸权。这种霸权表面上只是针对当时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但是显然，它在确保美国的扩张和它在整个资本主义集团中的经济主导地位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解决了这些政治一军事问题，并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之后，便开始了一个恢复和持续增长的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60年代。如前所述，这个经济上升周期的主要特点是:
    一一保持持续增长，只有不太严重的危机。
    ——为了确保运作条件，国家干预越来越多。
    ——国际贸易持续扩大。
一一主要依靠美国资本的输入，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得到发展。美国资本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找到重要的投资场所，因为这些国家在战争时期为经济的发展奠定厂重要基础。 
一一作为美国经济主要投资场所的战时工业获得发展，美国经济扩张的积极影响扩及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
    最直接从这种扩张中受益的是日本和德国两国的经济，它们因军事失败而受到严重打击，便将其经济恢复的命运紧紧与国际贸易，特别是美国市场的扩大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宣传上  （P138）  被称为。经济奇迹"的这两国的成就，不仅未能在其他国家同样出现，而且不久也暴露出了它们的局限性。早在50年代末，便开始看到厂这种奇迹般增长的问题。
    第一点，首先，美国在全世界的扩张，开始时促使美国的技术、经济资源和资金向欧洲国家、日本和加拿大转移。10年后，欧洲经济表现出比美国经济还要有力的发展势头。欧洲国家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增长周期更为持久，这就导致欧洲和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为详细地分析这种情况。
如果从生产潜力和金融潜力的角度来看，上述情况看得更加清楚。大量资本向欧洲和日本流动，一一方面确实使美国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丧失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过去一直是顺差的美国的贸易结算，逐渐变成了逆差:美国商品逐渐丧失了竞争力，造成贸易顺差减少，终于在1970年变成逆差。另一方面，也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分析的，劳务结算一一直对美国不利，造成自1950年以来总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逆差。造成国际收支逆差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
如前所述，资本差额是由于美国不断把资本输往欧洲和日本造成的。只是对殖民地国家进行高度剥削d弥补了美国资本交换中的逆差，甚至使这项交换变成顺差。
    维持殖民帝国所需的开支显然落在了美国人民的头上，他们必须作出牺牲，出钱维护耗资高昂的国际军事机器，支付用于大型企业为在第三世界投资筹集资金的国际贷款，和养活开销很大的国际官僚机构 (情报局、"发展"银行、贸易使团和贸易处、。援助"机构等等)，这个官僚机构过去和现在都是直接为美国大资本的扩张利益服务的。
    由于美元购买力很高，人们在国外旅游的开支和其他费用也造成了严重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在第三章中用数字分析的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美国或者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或者用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借贷来弥补这笔逆差。由此我们看到，美  （P139）  国霸权以及使用这一霸权作为大型国际垄断集团扩张工具的结果，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正在使它自己日益虚弱。
    这个世界第一帝国只受到新生的社会主义集团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它内部的矛盾正在加深。而欧洲则不得不寻求它的经济联合，以此作为实现其经济机构集中化和集权化，对抗美国企业的巨大发展和对其各国经济日益加强控制的唯一出路。60年代 在戴高乐的引导下，欧洲就已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当时，“戴高乐主义"把法国小资产阶级以及垄断集团中一些具有反美倾向的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联合在一起。虽然戴高乐主义没有在欧洲其他地区得到集中的表现，但它的主要立场却通过某些天主教民主党人在意大利部分地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把工人运动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在一般具有较强左倾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中也偶尔得到了反响。
    在增长过后的一个时期中，欧洲国家和日本将会重新向外输 出资本并争夺国际市场。因此，美国资本会强烈地感受到在第三 世界中其他资本的竞争。现在，不同国家的资本正在聚合，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重要的聚合运动还没有消除其本国基地的 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增长周期结束后 (而且正是这个周期 本身造成的结果)，美国的霸权(它是保持国际经济稳定的条件之 一)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而且不得不与恰恰是前一时期的增长所 育出的势力相抗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 重新出现，正开始打破保持前一时期均衡的条件 ——    以后几章我 会讲到这种情况。
    第二点，直接与这些现象有关的是，由于美国经济相对变弱， 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引起的问题日益严重，美元作为国际交换货币 的地位正在削弱。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到60年代末，这些逆差 也使这个霸权中心的黄金储备大大减少，以致无法偿还它那大量  （P140）  的外债。
    所以，美国国内已不可能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弥补它在国际收支项目上的逆差。
    因军事开支、经济"援助"和新的教育和"福利"要求而背着沉重负担的美国预算，必然被迫进行某些削减，或至少要限制它的高速增加。
    这样一来，能使这一时期经济高涨的那些条件便开始动摇:美元危机与国际经济危机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已不能保持其长期扩张;这还意味着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而军事开支是前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影响到国家于预，而在前一个时期，正是国家通过大大超过其再生产可能性的开支膨胀政策进行干预，才得以保持经济的运行。
第三点，另一方面，自60年代未开始的目前这场全面危机也是在前一时期进人经济领域的那些主要产品的潜力已经耗尽造成的，尽管这些产品现在还发挥着次要作用。30一40年代发明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家用制冷设备等)、新型化学产品(石化产品、药品等)以及与科技革命的发展最直接有关的其他发明(仍如原子工业、计算机、航天工业等)，开始失去厂它们的增值能力而且已在全世界普及。资本垄断了发现的新技术并利用这种垄断赋予它的能力向外扩张，扩张的势头在战争时期尤其强烈。这些产品就是在大量资本输出的支持下，曾在国际范围内取得重大发展。但到50年代末，在技术领域内逐渐出现厂限制资本主义增长的情况。这种限制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的局限性，而在于制度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能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吸收像自动化这样的技术新飞跃。  （P141）
    第四点，还有一个因素，它对国际形势的政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必须予以考虑，那就是充分就业政策对工人群众的影响。由于经济持续增长，才保持了比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欧洲和日本;不过与30年代相比，美国的失业率也在不高之列。   
    在欧洲，甚至一度把发达程度较低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土耳其等)的劳动力大量吸引到经济发达的国家。这种做法部分地缓解了"充分就业"对劳动力的影响，因此从来没有出现公开缺少劳动力的情况。
    因此到5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高涨时，高涨的局面才得以延续到60年代。在整个这一时期，劳动者阶级增强了自己要求经济权益的能力，并在现行制度内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改善还意味着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协议甚至表现为一些强大的工人派别支持反共政策，特别是在1947一1958年的冷战时期。
    由于政治上没有经验，战后的工人运动造成了眼前利益高于阶级的总体利益的局面。在对经历过30年代大萧条的无产阶级实行相对改善政策的同时，还进行了旨在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反对极权"的宣传，而且自1947年起又在国际范围内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凭借以上这些手段，资产阶级分裂了工人阶级，打破了他们的国际联系，这种联系在30年代已经大大加强，并且形成了一股民主声援的强大洪流。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便打破了工人阶级培养自己阶级觉悟的连续性。
    依靠一个经济顺利发展的长周期，又采取了把镇压政策与明显的经济让步结合起来的惯用手法，这样就分裂了工人和民众运动，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从而扼杀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
    但是，随着经济高涨形势逐步结束，资本主义为劳动者在制度范围内提供福利，以扼杀其阶级觉悟的能力已经削弱。一方面，由于出现了危机，就必须保持工资的低水平以保障受到威胁  （P142）  的利润率。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竞争加剧，各国资产阶级就更加需要保持低水平的生产成本，以便能在世界贸易中开展竞争。
    所有这些因素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民众运动的矛盾日益激化。促使广大劳动者阶层拥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主张的那些条件便逐渐被打破。因此，激进的和革命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新兴起，并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加深，在组织和觉悟上逐渐成熟。
第五点，最后必须指出，任何经济高涨时期都会产生出旨在最大限度地延长这--时期的投机倾向。由于拼命要在高涨时期内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毫无实际基础、只表示虚拟财富的金融证券便应运而生。当普遍增长的气氛已经不能保持时，这些虚拟财富就会非常猛烈地爆炸。于是就会出现股市暴跌、银行倒闭、挤兑等等现象，这是萧条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
1960一1970年是这些金融投机方式的高涨时期，到60年代结束时，高涨也随之结束。这种投机活动带有国际性，人们利用流散在美国境外的美元作为建立银行货币的基础 (金融投机使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的价格大涨特涨)。此外，许多依附国欠下了大笔国际债务，它们螺旋式上升的债台越来越高，根本不可能偿还;还有，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建立虚拟货币，并且鼓励实行信用膨胀制度以维持人为的消费。如果把上述所有情况放在--，逗考察，就可以认识到整个国际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虚弱性。
因此，伴随经济高涨结束而来的，必然是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通货膨胀，证券价格普遍下跌，许多金融机构破产，这些必然构成要求对体系进行调整的一个因素，所以到60年代末，战后时期的资本主和义已在其最得意之时开始陷入灭顶之灾。  （P143）

六、资本主义的新危机与    国际形势的诸因素
    在下一章中，我们试图非常概括地说明现在这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点。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1967年和1969-1971年的两次衰退以及1974一1975年的萧条都不是偶然现象。它们是自1967年开始的一场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初期表现。这场危机的特点将是长时期的萧条，其间有几次短暂的经济恢复。这场危机是继1949一1966年那次漫长的经济高涨周期之后出现的，当时资本主义呈现出经济普遍增长的形势，其间只有个别年份出现衰退或增长率下降。这个增长周期对工人和民众运动造成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后果，使它在那一时期内表现出分裂和在意识形态上受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控制的趋向。这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工人和民众运动团结一致，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发展并有成为主导思想之势。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表现出内部分裂和斗争加剧的趋势。
然而，客观条件还不足以对社会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改造。能够确保成功地利用这些历史情况的，是群众和群众领袖的政治能力，是作出科学的分析并把它运用于具体的历史形势。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类似的其他几个时期中所看到的，延续时间长的经济周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新现象，经济高涨阶段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投降现象，使整个民众运动和运动的能力深受其害，以致不能革命地利用这种形势。1926一1945年间，以 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工人运动，从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 "社会 法西斯主义"的第三时期左倾路线 (它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国在希特勒面前遭受的失败已众所周知)，摇摆到了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阵线或国民阵线 (它的灾难性后果，特别  （P144）  是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和战后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也已众所周知)。
    为了搞清自1967年开始的政治斗争新阶段的前景，我们首先要完成分析国际总形势的任务，而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该分辨出构成目前国际形势的那些因素或力量，并进而个别地或通过它们与总形势的关系作一分析。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经济危机，它构成了形势的总格局，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总格局中发展。这场危机不是孤立地出现在个别国家，而是带有国际性，波及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各国的不同现象放在这个总格局内进行考察。
在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结构内，我们辨别出了到目前为止的3个时期:1967-1971年(这是危机初现时期);1972-1973年(第一次试图复苏时期);1974一1975年 (战后第一次大萧条)。
危机本身并没有造成新情况或新因素，但它加重了原来的趋势，使原来处于第二位的因素凸现出来，并从整体上造成一种全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在分析了主要经济状况之后，就需要说明阶级斗争的情况及其政治表现方式。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不同倾向的各工人政党的政策是应予研究的主要方面。
    在当代世界中，必须分析作为国际形势基本因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这些国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经济危机。它们确立了一种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计划化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基础的经济，已经成功地克服了经济周期并解决了它所造成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集团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迫使这些国家以政府和国际政治运动的身份作出反应。因此，必须在分析社会主义集团的态度和倾向的同时，分析各国共产党的立场，因为它们已把自已的政治命运巧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苏联联系在一起。  （P145） 
    接着，应该说明在国际形势中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因  素。这就是工业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依附国的新民众主义。新的  基督教民主派和美国自由派这两者中的某些阶层，与其他集团一  起 (如原来的激进党，形成了一股势力，构成了人们所称的中一  左派。这些势力的趋势是要在经济危机阶段发挥更加有力、更加 重要得多的作用。在这样的时机下，这些运动正在有力地开展活 动，它们在国际形势中的表现正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必须予以考虑的另一股国际政治思潮是保守派运动。在危 机极为尖锐的情况下，保守派受到中一左派和极右派的双重压力， 而极右派现在也正在国际形势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正在成为国际形 势中的--个决定性因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法西斯主义一 直处于冬眠状态，不是国际形势中一股实在的势力。但是，由于 存在着动摇制度整个结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法西斯主义又重新出现并得到厂发展。                             
    最后，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还有称为新左派、极左派或议会外左派的势力。这股势力代表着许多派别和集团，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公开争论。然而就其总体而言，它们构成一股激进的意识形态势力，在很多方面左右着国际形势的某些方向。
    左翼激进派初露苗头后，自60年代重新出现，但奇怪的是到70年代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它却陷人政治上一蹶不振的境地。
    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对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作--番深人的研究，就能够确定一一尽管只是非常笼统地一-一目前这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主要趋势和前景。

第六章   1967一1975年: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及其特点
经济危机的最初迹象出现于1967年，后来在1969一1970一 1971年和1974-1975年又进一步明显。
——德国的生产下降0·2%;
    ——美国和英国等国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美国降低到2·6%; 英国1966年下降到2·6%，1967年下降到3·6%)。
    面对这种威胁性的形势，美国立刻以增加军事开支为对策，于 是在1968年和1969年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新的经济高涨。
    这样一来，通过用极端人为的手法危险地延长经济高涨，解 决了困难;这种做法在1968年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紧张形势。这--年资本主义开始表明，只有加重经济困难方能维持战后的增长周期。也就是在这时，英国发生了第一次英镑贬值。全面经济危机的局势开始形成。总之，在这些年间，通货膨胀进程开始表现出脱离经济控制的势头。
    1969年，这种企图人为地保持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努力开始显示出它的限度。于是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出现经济萧条，萧条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971年，在欧洲和日本持续到19化年初。衰退在美国表现得更为严重，其经济尽管没有出现公开的萧条，但生产下降相当明显。
    1970年，美国经济根本没有增长(下降0·5%)，这是危机造成的最低点;但1969年(增长2·7%)至1971年 (增长3·1%)期间，形成了一个历时3年的萧条时期。  （P147）
    战后时期内，只在1958一1961年出现过如此消极的形势，有一年多的时间持续衰退。但很快出现了恢复。肯尼迪一约翰逊时潮，美国经济恢复了相当可观的增长。
    但是1967一1971年出现的小规模萧条，似乎不可能同样容易地克服。为了搞清它与前一时期的衰退有哪些不同之处，应该从这些年间美国经济总的运行情况的背景对它进行分析。
    增长率的下降首先出现于越南战争期间战时经济达到顶峰的时候。
    说明当时已初露苗头的萧条的严重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可以从失业情况中看到。失业率在1969年上升到3·5%，1971年又上升到6%，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
   "危机的第三个表现是，尽管增长率下降，但在那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却相当高。这种情况表明，增长率下降并不反映已进行充分的经济调整，而是仍然在人为地干预经济，以阻止通货紧缩现象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妨碍了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这就意味着，扩大通货膨胀将妨碍经济大幅度增长。
    如果从正确的角度去理解，数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70一1971年的数据就已证明，恢复经济的任何尝试都将是短命的，只能使已经很突出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四个重要表现是这次衰退带有国际性，至少在1971年是这 样，而在整个前--时期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事实可能是制 度的一场普遍危机的信号，1974一1975年已经可以部分地看到这 场危机。
1967一1971年的危机不仅出现在美国，同时也出现在欧洲、 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多年来第 一次出现了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投资率降低等严重问题。在 这个时期内，世界贸易势头减弱，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从下面一些先兆中可以看到。  （148）
对美元和英镑实行贬值，从而结束了美元对黄金的平价制度这就决定厂作为战后扩张的金融手段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已经失去效力。为了给这种局面寻找解决办法，帝国主义之间的斗自明显加剧。
    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一反尼克松所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土的经济思想，适应了这种新情况。"新经济政策"规定，控制物价和工资，并增收10%的附加税以限制进口，企图恢复在世界贸易中被排挤的美国商品的竞争能力。
    于是，美国便开始了与其国际竞争者的尖锐斗争，并把危机转嫁国外，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根据我们迄今看到的情况，这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国内市场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美国这种化法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战后日本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一直超过10一12%，这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便逐步下降:1968年为14·2%，1969年为12·1%，1970年为10·3%，1971年降为6·2%。战后德国的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 (R在1966年和196年出现偶然不利的情况、增长率分别为2·9%和一0·2%)，这时日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开始下降:1969年为8·3%，1970年为5·8%，1971年为2·7%，1972年为3%。
    作为这项保护主义政策(及其他一些旨在刺激国内的投资不生产，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相对控制，以减少通货膨胀，改善美元自国际地位的措施)的结果，1972年和197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王的但却是短暂的恢复，并对这两年的国际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际收支逆差逐步减少，通货膨胀相对得到抑制，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得以维持，国民生产总值在1972年增长将近6%1973年增长5·9%，失业率下降到4·6%。
    总目标基本达到了，但大大低于原来想要达到的程度。例如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没有降到足以令人以为通货膨胀现象已经消除的水平。  （P149）
    在这方面，考察一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每年年初所作的对美国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与每年年终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别，是很有意义的。1968年，该委员会预测通货膨胀率为3·1%，实际为3·9%;1969年年初估计通货膨胀率为3%，实际为4·8%;增长最低(等于零)的1970年，估计数为4·8拆，实际为5%;1971年，作为反通货膨胀措施的结果，预测数为3%，实际为4·5%;1972年在经济已经得到某种恢复的情况下，预测数与最后结果相当接近，预测约为3·2%，实际出现的为3·4%;然而到1973年，委员会考虑到通货膨胀形势已经得到控制，预测通货膨胀率为3%，但实际上却是5·5%;到1974年，已经认识到不可能控制通货膨胀进程，因此根据前几年的经验，预测通货膨胀率接近7%，但实际上却超过了12%。
    这些数据表明，带有通货膨胀内容的经济恢复政策软弱无力，是不可能解决引起目前危机的那些真正问题的。这种形势的最严重之处是，已经形成人们所称的"滞涨"或"萧条膨胀"，即停滞或萧条与通货膨胀混合在一起，它已不像1958年出现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现象(当时很快就得到了控制)，而是一种趋于变为持久的、具有连贯特点的现象，一种几乎成为经济的运行模式的现象。
    因此可以说，虽然尼克松总统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在美国大资本的支持下)在1972-1973年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这使某些人产生厂一种印象，以为恢复对经济的控制、重新出现一个相对增长时期是可能的)，但在一开始献出现了一些明显信号，表明对这种乐观情绪的种种限制。
    下面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讲到，---个信号是1973年爆发的通货膨胀，男-个信号是没有能够大幅度降低失业率。在正常的经济模式中，由于1972一1973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那么本应大力减少失业。然而作为增长政策的成果，1972年的失业率从1971年的6%只降到5.5%，1973年降到5·3%，年中达到最低点:4·6%   （P150）  这些数据表明，对增长政策的阻力非常大，经济需要进行非常重人的调整，才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数据还表明，这次经济萧条或者花中期内应是很严重的，或者作长期内才会得到相对控制。因此，1974伴开始的经济萧条时期已经不像1949一19，3一1958一1960一1961年的历次危机那样仅仅是一个小周期，硅经济增长总周期中的一一个短暂时刻。相反，我们的-系列分析似乎已经清楚地说明，自1967年起，阅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总模式正茬从带有小危机的普遍增长模式，向一种带有小高涨的普遍萧条模式转化。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们试图对这个萧条周期的最初9年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根据从其他相似情况得比的推断，这个萧条周期在大概会持续20一25年。这样长的时期属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这类周期中，甚至在出现总曲线是萧条的情况下，也有增长时期。无论是康德拉季耶夫还是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长周期的这种周期性的原因。因此，我们为尊重历史证据而指出的关于20一25年的估计是不太科学的。
     由于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的那些干预经济的机制，还由于国际经济局势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最发达的资本市义国家中件代着机人运动的组织力量(坦然它作意识G态方面的能力不太相称)，这个周期不可能表现比过分剧烈波动的情况。可以预见， 由于民众压力的影响，资产阶级本身会努力防止萧条达到太低的进程慢。恢复阶段也不会出现很高的高涨，除非资本中最年轻、最 外行阶层的谓险和投机精神庇倒传统寡头的势力，因为传统寡火
们深知，很询的两涨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非常严重的萧条。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新萧条周期中3个重要的时期， 这就是1967一1971年的衰退，1972一1973年的恢复和1974一 1975年的萧条。  （P151）
            第七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一时期 :  1967-1971年

一、承 认 危 机
美国商业界人士中的先锋派被迫承认了危机的性质。1970年5月，面向一个卓越的商业界人士读者群的《商业周刊》指出:

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士还没有使用这个词，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资者和商业界人士来说，经济下降已经变成了一次衰退。另一方面，经济统计数字中没有任何迹象暗示衰退或通货膨胀会很快结束。

但是，《商业周刊》是在正面攻击共和党政府，因此它的立场可能是令人怀疑的。我们还是以当时支持政府政策的曼哈顿银行财团来说明问题吧。同年8月3日一期的《国际金融》杂志指出:

美国经济可能是接近或处于一场微型-小型衰退(原文如此)的边缘，但今年结算的增长率很可能是极低的。去年那些限制货币和财政的政策在继续降低着通货膨胀的百分比。如能放松一下这些政策，可望在1971年恢复比较正常的增长，但目前还预见不到有任何会恢复到高涨状况的迹象 (原文如此)。  （P152）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了衰退 (不管是小型的还是微型的，或者是微型-小型的)，承认了不会立即恢复(当时有人估计1971年会开始出现小的恢复)。最使分析家们注意的是，衰退突然与极高的通货膨胀和受战争开支高度刺激的经济结合在一起。二战时经济及其限度
    最后一种情况确实很重要。美国1938年的危机因战时经济而得到克服。1949年的危机亦然。从1954年和1958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部分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增加军事开支的政策。1966年7月那次，]、的危机威胁，也是通过轰炸北越和随之扩大战争，从而刺激投资才得到了克服。另一方面，战后的这几次危机和衰退，都和那几次局部战争的结束时期联系在一起。而1970一1971年的危机是在大搞战时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不能再依靠前几次危机的主要出路 ——   大力扩张军事消费了。
    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在战事正酣的时候出现了衰退呢?是多种因素起了作用。我们要着重分析其中的4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维持和扩大战时经济意味着大大增加政府开支。政府开支必须通过税收筹措，而在这个时候税收已对经济活动造 成了严重影响。为了成功地刺激投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 曾采用了对再投资利润免税的办法，这种做法显示出税收政策在 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战略意义。税收的巨大影响促使/资产阶级和 雇佣劳动者起而反对任何再次增税的做法，这甚至成了唯一的 无党派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的旗帜，使他在美国获得了大 量选票。
    放弃了对大企业增加税收的做法 (因为要对它们免税以便刺 激它们进行再投资)后，还有一个做法，那就是对雇佣劳动者和 中小企业主施加压力。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是妥善的办法，因  （P153）  为会引起消费再次大幅度下降。而间接税又会影响物价，加重通货膨胀趋势。最后，只剩下采用赤字预算一一种手段，求助于发  行政府债券，但这也会引起通货膨胀。政府很难冒险进一步推行 通货膨胀政策，这种政策是肯尼迪一一约翰逊时期的特点，造成了 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关于这种通货膨胀形势在政治稠经济方面 的影响，我们以后再谈。
    第二个因素，如今战争只是防止衰退的一个有限的机制，因 为很大一一部分军事开支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国际收支。布国外保留 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军人，对许多国家的军事援助，用于战争的国  外开支，这些项目在国际收支中都无法得到直接补偿。美元拿出 去就回不来，美国统治阶级中的很多人已经提请人们注意这个现实。国外军事开支足造成关四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原因。在美国 拥有黄金储备、其货币在国外享有强有力地位时，这些赤字对资 本家来说是件好事，还构不成一个问题。自70年代起，当黄金储 备大大低于外债，美元抵挡不住国际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形势就发生厂变化。在国际金融非常敏感的时期，美国这种国际收支赤字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厂。
    因此，军事开支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国内方面，必须实现预算平衡;国外方面，必须减少国际收支赤字。
    但是应该考虑到，还有两个因素也对大量增加军事开支起着反作用，即美国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投资的增值效应。
    第三个因素是从60年代起，美国进入厂一个国内大冲突的时期。这类冲突越积越多而且没有找到有效的对策，战争和所谓"军事一工业联合集阴"已经变成冲突的中心。贫困问题，连同它对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居住区的影响和对种族问题的影响，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都直接冲击着美国经济的军国主义方向。
在经济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钱解决贫困问题而同  （P154） 时却保持如此巨大的军事预算，这种状况是多么荒唐无理。由于出现衰退，形势变得更加严重，衰退迫使政府削减教育和福利预算，同时却不采取任何根本措施减少军事开支 (甚至在自由派中也存在着这方面的强大压力)。
在政治方面，越南战争不仅唤起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这些人认为，让他们的青年为了一场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到遥远的土地上去送死，这种做法毫无意义;而且唤起了一个革命的反对派一--这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垄断集团挑起的，是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体现。越南战争激起了国内的种族仇恨，并促使它与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情绪不仅表现花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也表现在大学校园、某些工会阶层和兵营，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广。逐一列举美国左派的各个派别未免过于累赘，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从自由派运动的激进化中崛起的，但似乎还是应该提一下军队中反叛运动的发展。在军队中，关国士兵不仅办了许多反战报纸，而且还举行游行示威甚至进行破坏活动，官方报纸基本上对此秘而不宣，但这些情况却在美国左派报纸上得到传播。可见战争变成了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和---个孕育着社会动荡的危险中心。
    但是还有第四个因素，它削弱了军事开支在克服消费不足危机和提供就业方面，总之在刺激商业方面的能力。军事技术越来越尖端，这必然减少了它在经济中的增值效应。战时经济受到军事战略转向洲际战略的冲击，因为洲际战略的基础是洲际弹道火箭，最轻型武器只限于在局部战争中使用。这些变化导致军事开支的增值效应被削弱。
    军事技术的使用减少厂对征兵的需要，而征兵原来可以占用大批闲散劳动力。军事消费正在转向由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所生产的高度专门化产品。满足这种如此高度集中的需求的工作，证趋向于只限由少量的大企业来承担，这些企业则日益依附于军事消  （P155）  费，因此对这种消费的可能波动高度敏感。必须强调指出，操纵军事需求的能力已成为使美国数家新型大联合企业得到发展的战略性手段，它们很快跃居到最大企业名单上的前几名，并威胁着传统公司和在原来统治者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寡头阶级。
     军事开支正在丧失它以就业机会和稳定的需求浇灌整个经济的能力。这曾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曾使美国在战后获得增长，并使制度掌握了采取反周期政策的主要手段，所以，1970-1971年的衰退便把投资政策必须转向其他部门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考虑到，许多人认为在某个时期内可成为一种解决办法的航天工业，自70年代起进入了公开的危机阶段，从而第一次在科学家和高度熟练的技术工人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改变投资方向的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转向社会福利和教育部门，这两个部门也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们的需求仍非常之高，而由于科技革命的关系，教育的需求更是特别高涨。迫于社会冲突加剧和军事消费现已很明显的限度进一步增强的压力，统治阶级中有不少人呼吁把政策转向教育部门。但是应该考虑的是，把公共消费大规模地转向福利和教育的政策要求同时转变政治方向，这就可能使美国出现某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党，随之引起工会和少数人种的地方性运动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活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大员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付这样的局面并在思想上改变方向来把负这样的重任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美国的自由主义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麦卡锡、麦戈文成为总统候选人。越南战争的结束，"水门事件"，特别是1975年的议会选举等等现象，就表明了这一点。

                    三、通货膨胀与衰退并发
由此我们看到，经济危机不论其程度如何，都暴露了美国资  （P156）  本主义经历着一场体制和政治危机。但还需要说明美国的危机自1970一1971年表现为衰退与高度通货膨胀并发的原因和方式。
    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前面讲的有关:1970-1971年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时经济造成的，但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后果。我们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因素，才能在最后就危机可能出现的发展状况作出结论。
    美国通货膨胀的起因在于好几个因素:
    ①必须创造国家需求，而这种需求并非总是与可支配的收入相适应，因此造成预算赤字。                          
②必须实行能够使购买者通过借债提高其消费能力的信贷政
③由于对市场实行垄断性控制，价格结构表现为刚性。
    ④国际收支上的赤字。
    就是我们己分析的军事开支，加上这4个因素，导致特色的通货膨胀状况，虽然20年来一直在遏制这种状况，但它最终还是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气氛和物价与工资交替上升。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此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军事开支是怎样引起通货膨胀和导致预算赤字的。如果国家能够限制它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是可以减少预算赤字的。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考虑到， 由于技术的发展，生产具有越来越大的集中性，而且生产过程、商品流通和科技研究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还应考虑到，对于经 营范围日益广泛的企业的管理，以及必须对日益广泛的部门进行干预的国家，都需要社会化。就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要 求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        
    作为这种情况的结果并由于这种结果的反作用，国家作为需 求的调节者就越来越重要，对于许多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 来说，国家变成了一个必要的购买者。  （P157）
    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国家的活动趋于扩大，国家机构  作为购买者、调节者、计划者，有时甚至是生产者，在经济中的  作用证在增强，这就要求筹集越来越多的资金。在社会压力下，国  家的开支会越来越多。但如果这些开支是再生产性的，则不会引  起通货膨胀。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很大一部分国家开支的目  的是提高资本家企业的利润率，不论是以适当价格维持稳定的消  费，不论是以低廉价格提供公共服务 (企业利用这些服务，因而  减少了生产成本，，不论是以低于私营利率的利率扶助信贷系统，  也不论是负责培训劳动力和为研究成果的开发利用提供资金使其 成为私人专利，等等，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在几乎所有 这些活动中的功能，都是提高大企业利润率的关键性手段。国家 的开支通常不是再生产性的，相反是亏欠性的。正如前面讲到的， 军事开支造成的亏欠规模更大。
    应该考虑到，只要减少国家开支，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特别是 利润率下降的后果。既然如此，统治阶级就总要推动国家进行赤 字开支。被统治的社会阶层也推动国家这样做，以求经济盈余的 再分配对他们有利。但国家必须对社会当事人的部分收入征税，才能得到收入。如果资本家和大企业按照与他们分享国民收人同样的比例负担这些国家开支，这些开支就会对他们大大不利。因此，制度总是把大部分国家税收强加在雇佣劳动者和一般消费者头上，所以国家进行的收入再分配总在递减。于是，就必须或是通过预算赤字，或是通过发行债券，求助于创造高于可能得到的税收的额外资金。
    但是任何借债手段都有---定的限度，因此每当扩大开支或用财政刺激私人投资的政策达到其极限时，国家赤字的做法茬某个时期也不得不停止，迫使采取稳定政策。1970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肯陀迪初约翰逊政府大力推行战后空前规模的通货膨胀政策，刺激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了4年，但逐渐被迫停止或减少了对投资  （P158）  的刺激，到约翰逊政府后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政策，最后，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制定了一项稳定政策。
    至于信贷政策，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上面讲到的国家活动的总情况之内。只要企业增加压力以获得充足的高额周转资金，就可利用社会资金进行新的投资。另一方面，要求为私人消费提供资金，从而可以创造高于居民近期购买力的需求的压力非常之大。这是解决眼前变卖问题的一种方式，却给将来留下了变卖问题。但是等到"将来"到来时，可能会发生严重危机，使得许多这类债务无法偿还，从而加速许多部门的破产。1970-1971年的衰退就
发生在一个高度金融投机时期之后，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荡，充满了购买企业、股票投机等活动。宾州中央运输公司等极其重要的公司和股票管理 (确切地说是投机)公司的破产，以及清偿能力和股票市场的危机都表明，这场危机的广度和剧烈程度反映了前一时期投机活动的程度。
    但是若想理解萧条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现象，还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所造成的后果。对受控价格的研究显示，垄断化的经济部门总是对制度的周朗性  （P159）  波动表现出较大的刚性，而保持着价格上涨的总趋向。这种刚性表现在制度的扩张时期，即当仍处于竞争状态的部门趋于大幅度抬高价格时，垄断化部门却保持着基本稳定的涨价幅度。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刚性，即在仍处于竞争状态的部门
的价格趋于下降时，垄断化部门的价格却在继续上升。
    作出这种经验主义论断的理由，就在于垄断企业总要实行的垄断结构和价格战略。垄断集团不可能根据眼前利益来提高价格，因为它们考虑的是越来越长的时期。只要能够使涨价与它们的利润率和对市场的占领和控制协调起来，它们就提高价格。无论是在需求扩张的周期性情况下，还是在需求压缩的情况下，都可能这样做，因为在总需求压缩时，就必须用提价来维护利润率。竞争性企业不能这样做，因为会失去市场，但垄断性企业却可以无所顾忌地采取这样的决策。
    所以，为数众多的垄断化部门在经济中的存在会造成长期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虽然减轻了周期性波动，但同时却使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变得相当困难，因此萧条便与价格膨胀并发。
    造成通货膨胀局面的第四个因素是国际收支赤字。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赤字在称霸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挥着一项重要作用。它们可以成为扩大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为资本流动和这个帝国的军事需要提供资金。应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前面已经研究过的情况一样，国家承担了为私人部门开辟市场的责任，以及维护私人部门经营的稳定性的责任。所以，是一般的纳税人在为私人企业的经营提供资金。
     但是，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是一项损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被迫用美元进行储备，而不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因为美国不能用它现有很少的黄金储备买回这些美元。 然而赤字在继续增加，便出现了无法忍受的情况，因为显然美元 已在国际和国内贬值，它的黄金平价也因此完全是虚假的。这样  （P160）  一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美元储备，便在1970年成了几乎没有保障的废纸，因为美元随时都会贬值，而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这些美元买到的商品少于前些年。随后美元几次贬值并取消美元对黄金的平价，这样，便开创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局面。但是，甚至在对进口课以重税的时候，也未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除国际收支赤字。1972年和1973年略有减少，到1974年和1975年再次上升，又一次把美元贬值提上日程。
国际收支赤字是一个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它迫使国家弥补赤字，使美元这种国际货币贬值;同时由于国内的通货膨胀限制了美国在国外的金融实力，增加了国外对美元的压力，所以赤字呈增加趋势。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结合在一起，迫使美国政府立即应付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国外对美元的压力。所以，在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并伴有衰退的时期，不能指望实行进攻性政策。在这样的时期(如1970一1971年和1974-N75年)，行动上主要处于守势，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爆炸性形势。

四、危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晌
    进攻性立场是60年代前半期民主党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它反映了民主党政府相信，能够实行国内的改良政策并确保会出现 一个经济不间断增长的周期。从经济角度上说，美国若能达到5%的年均增长率，似乎就可确保其国民产值的绝对值达到这样的高度，足以令人认为美国是"唯一的世界性强国，而苏联则是与日本、德国和英国一样的中等强国。
    在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经济曾得到不间断的增长，这一事实便有些人宣布:周期性资本主义已经结束，富足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有关经济政策 (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实践知识可以确保经济的不间断增长。  （P161）
    经济上的乐观情绪可在国内和国际上使人产生极大的政治乐观 情绪。古巴宇宙火箭危机是--场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开端  它使美国立刻从"入侵猪湾"夭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很快发动了一系列反人民的军事政变，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军事进攻越南和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显示，美国相信自己有能力使小型冲突扩大化，把它们变成更广泛的战争威胁，以此取得左右局势的军事霸权。
    在拉丁美洲，使用训练有素的军队来推行反游击战和国家安全的政策，组建反游击战和反暴动特种部队，援助各字当地警察， 为这一新的战略方针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办法终于消灭或孤立"了 游击中心。在实行这--镇压政策时，还树立了一个实行改革政策 的形象:花美国国内，努力促进民权和消除贫穷;同时根据一些 表面上带有改良主义味道的计划一一如"争取进步联盟"  实行对外"援助"的政策，支持温和的社会改革，支持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自由革命"，扩大与社会主义集团的经济关系。
   这是一项全面进攻性的政策，它似乎为美国开创了一个拥有无可争议的世界政治主导权的时代。
    然而，还是让我们看看这场攻势的结果吧。
    在国内经济方面，高速增长政策暴露了美国经济的局限性。在经济充分高涨时期，失业率不曾低于占劳动力的3.4%(不少著述者认为，实际失业率是官方数字的两倍，如果情况如此，则实际百分比应为6·8%)，必须认识到，就此劳动力                                         的，大  部分是在那些为军事经济服务的工业、商业和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以及由于战争而从军入伍的人。
    另一方面，面对1966年危机的威胁，采取这佯的对策:往轰炸北越的刺激下大力增加军事消费，和以大大超过需求的可能规模扩大军事投资。显然，唯--能够刺激投资、遏制哀退的手段，就是军界购货。经济的军事化已经达到极大高潮，国内外的军事开  （P162）  支分别便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多。即使如此，这些措 施也未能消除衰退的威胁。1969年下半年，衰退终于变成现实。 1970年，出现厂生产、投资和需求的绝对下降，失业率达到5·6%。     形势的全貌中还包括出现了极难控制的通货膨胀，这表明在 实行后周期政策6年之后，经济繁荣已告结束。
    这种严重恶化的局势正是由造成经济繁荣的那些现象造成 的。有利于利润和大规模再投资的战争和收入再分配，不仅没能 使国内符合实际的改良政策付诸实施，反而使广泛的反抗运动得 以壮大: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 (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变成了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卡迈克尔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后来又变成了黑种人和白种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黑豹党);反对扩大越南战争和反对征兵的斗争变成 厂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的斗争;反对贫困的斗争促使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和贫困的白人组成一个强大的阵线;出现了反对可与对黑人的压迫相比拟的"制度的压迫"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底特律出现了革命黑人工会，通货膨胀又往某种程度上促使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和罢工斗争进一步扩大 (据劳工局称，1969年是美国战后劳资冲突最多的一年)，所以工会阵线开始破裂;出现了反对"不负责任的"企业造成污染的运动，现在这些运动巴与保护环境、反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联系在一起;最后，社会聚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继在街头杀害黑人的事件后，出现了直接杀害黑人领袖的事件;继暴力镇压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事件后，又发生了人民公园屠杀事件和杀害肯特人学学生的事件，出现了袭击与战争有联系的企业、军事机关和警察的恐怖主义运动;士兵运动也掀起高潮。
    由此可见，1970年美国的国内战线，不像是肯尼迪吹嘘的"新时代"和约翰逊宣称的"伟人的社会”，倒像如美国报刊大量报道的人分化和大危机。  （P163）
    在国际战线上，形势也同样严重。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不断削弱和美元危机，在经济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愿望。
    美国资本在国外的扩张，受到资本本身机能迅猛发育的威胁，并引起盟国的强烈反抗。对外投资也表明了国内经济停滞，资本更愿意寻求其他市场，除此之外，美国的出口也相对低于欧洲和日本的出口。
可见，经济方面的结果与乐观的预见所期望的情况大相径庭。到70年代末，美国已不再像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量等于法国国民收人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强国。德国和日本成了美国有威胁性的竞争者，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率普遍下降，但当时它们的经济形势并不像美国那样严重(形势自1972年发生了变化，当时美国开始恢复，而欧洲自1971年开始的相当严重的衰退还在继续)。
苏联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虽然在60年代失去了一点活力，但仍大大高于美国的增长率。在军事方面，苏联在60年代末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并有超过美国之势。美国本想利用在空间征服方面的进展来加强自已的优势，但面对苏联采取的不同方针，已经取得的成就也显得不那么人，苏联的做法虽然不太壮观、但相当有实效。另一方面，美国的航天工业陷入了严重危机，政府用于航天工业的开支明显下降。
    苏联的军事存在开始在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拉丁美洲，总之在各处增强。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军队在越南的败局已经公开显现。为了证明能够打败游击队，把越南变成了一个反游击战的悲剧性的实验场。结果是灾难性的:国内战线破裂，在越南也没有取得胜利，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文那。
    1965一1966年，美国威胁要入侵中国，这是它的如意算盘。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全民备战，中国共产党那时在国际上的革命立场  （P164）  和中国进入原子时代，这些情况不仅震慑了任何入侵企图，而且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对比，并使中国在经历了1965-1968年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后，恢复了与好几个国家的关系，接待了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从而在亚洲甚至非洲重新采取了政治攻势。中国的这一政策以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和以全权加入联合国而达到顶峰，这
样就打破厂多年的孤立状态。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向右转及其造成的后果，我们留待后面再来讨论。
在地中海，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以色列在1967年发动闪电战并取得胜利，结果使自己面临与其阿拉伯盟友难打交道的局面，并促使巴勒斯坦革命得到发展，使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政治立场激进化;同时还使苏联得以加强它在该地区甚至在地中海的存在。其必然后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的反攻和石油禁运。
欧洲阵线也同样脆弱。先是应付戴高乐的攻势，企图奚落它并把他的观点说成是违背他自己的利益。之后，美国在1970年看到，维利·勃兰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问东方开放接过了戴高乐的部分旗帜。美国还看到，欧洲的垄断集团正在实行迅速向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扩张的政策，而且它也无法阻止日本和加拿大走上同样的道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的团结，美国别无他法，只好实行在体系内部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同时，由于国内军费开支在美元遭受更加沉重压力的时候，造成国际收支赤字，必须予以削减，所以从那个时期起，推行这项政策变得更为迫切。
    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英国继续经历着严重的内外危机，英镑地位前途难卜，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紧闭大门不让它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对荚无的压力变得更为严重。
在拉丁美洲，对"主张现代化和改良主义"的军人政权予以鼓励的政策51起厂严重危机。一方面，军人没有能完全消除社会不公正:正如1967-1969年巴西和阿根廷表明的那样，他们坚持  （P165）  政府镇压人民的性质，而且实行的改良政策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军人坚持要作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加强自己，而不愿仅仅充当进行国内镇压的警察部队的角色，因此他们反对美国的意图，而寻求使自己的正规部队现代化。
还有一一些军人集团企图加速实行改良政策，迫使美国作出让步，并迫使外国资本接受国家为改变其投资方向而实行的监护。秘鲁、J·J·托雷斯执政时期的玻利维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人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人(不过没有掌权，都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文人改良主义运动的尝试，如智利的卜自由革命"和哥伦比亚的"国家改造"，它们或者是在竞选中失败(智利，或 者是取得了-一种大可怀疑的胜利(哥伦比亚)，因为罗哈斯·皮尼 利亚获得了令人极其吃惊的异常之多的选票。
    此外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肯尼迪一 约翰逊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攻势不仅已经彻底失败，而且已 使那套为乐观情绪辩护的严密的意识形态说词成了陈腐的滥调， 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国内国外采取守势。
应该清楚地说明这种守势的特点:主要是政策和战略不明确， 采取极其实用主义的决策，被迫接受丧失厂好几个阵地的局面，在 其他阵地则表现出一种非理性、暴力和反动的行为倾向。另一方 面，不能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年间发生的变化。有人作出了“诊断"，同时从那时起就提出厂修正全球战略的基础。然而这项 战略非常有限，而洗直到现在还有待进行多方调整和说明。

五、新战略及其难题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所作的题为"7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报传(1970年2月18口)，无疑是  （P166）  最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前面指出的情况。
    现在就来看看报告对当时美国国际地位所作的"诊断" ：

在国际关系方面，战后时期已经结束。在战后时期，我们曾是唯一的最大强国，它的社会和经济均没有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破坏。今天，那场战争造成的废墟己经消失。西欧和日本已经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稳固、它们的政治生命力和它们的民族自信。它们曾经接受过美国的援助，现在它们已经开始与发展中世界共同使用它们越来越多的资金。我们的这些盟国，在一段时期内曾几乎完全依靠美国的军事威力，现在在我们共同的政策中，它们发挥着更大的、与其增长着的威力相称的作用。
    战后时期诞生了许多新国家，当时它们常常处于动乱和前途未卜之中。今天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精神和一种日益强烈的独立势头。过去，许多人担心它们会一下子变成冷战角逐的战场和可供共产主义渗透的沃土。但是，这种担心低估了它们对于本民族特性的自豪感和它们维护其刚刚获得的主权的决心。
    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世界。今天这个世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国家个体的实力己经加强。但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巴被打破。过去它曾是个团结一致的集团，现在它的团结一致已被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所打破(指中一苏关系以及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在那个时候，美国独享着核武器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今天，一场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军事力量平衡的性质。新式武器意味着新的危险。共产党中国已经取得了热核武器。不管是谁首先发动攻击，苏联和美国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无法接  （P167）  受的损失。

尼克松在下面的段落中承认：    

(……)70年代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苏联拥有强大的和尖端的战略力量，它们在数量和威力上接近我们的力量，甚至在某些种类上超过我们的力量 (原文如此)。

    虽然"诊断"得很清楚，但并没有导致立即采取进攻性政策。相反，对于形势的正确认识只能导致采取了能再次调整和重建国际格局、使之有利于美国的防守性政策。但这是一项长期任务，意味着在近期内相对无所作为，丧失主动行动，并进行长期谈判以便建立必要的世界新结构。因此，指导这项政策的原则实质上是防守性的。尼克松称这些原则是一项为实现积极的和平的政策。"和平应该提供一种抑制和消除战争原因的持久的国际关系结
构"。       
    应该指导这种积极的和平的原则有3个:参与、实力和谈判的意愿。
盟国在与它们有关的事务上参与美国的决策。用来瓦解对手进犯的实力。与对手 (共产党人)谈判的意愿。不要被这套自由派辞令欺骗。这不是唯心主义的原则，这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尼克松在其报告的下面一段文字中大概就承认了这一点:  （P168）

另一方面，如此广泛地在承诺方面提出根本问题是骗人的。我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用强有力的对外政策维护我们的长期利益。对我们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估计得越现实，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就可能越有效。

接着，他便提出了一种著名的、唯物主义分析的模式，这种模式否定了美国政策声明中的所有自由派辞令，这些声明在自由派哲学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掩盖了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现实。他说:

我们不是因为有义务才对世界作出承诺;我们是因为作出了承诺才有义务。我们的利益应该使我们的义务具体化，而不是相反。

    这项政策在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呢?与欧洲盟国谈判，增加它们的防务责任，承认它们在政治决策上有越来越多的相对自主权。创建多边和双边的互相协商机构。不要忘记，还要强迫英国加入这种多边机构!
    在西半球，制订一项承认越来越多的改善待遇要求和旨在遏制革命危机的"争取进步行动"计划。
    在亚洲，密切"与日本的联系"，强化地区发展机构。还有正如后来看到的，鼓励中国坚持在该地区抗衡苏联的政策。  （P169）
    在越南，强化南越政府并谋求实现一种能导致建立一个接受美国援助的非共产党和解政府的和平。
    在中东，促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虽然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和限制"美国的利益。
    在非洲，宣称要结束种族主义 (然而却在支持南非和罗得西:亚)，因为"该大陆南部地区的种族问题不会很快解决"(帮助建立新国家，使它们摆脱外来千扰，并帮助非洲利用其巨大潜力，鼓励地区合作。
    对于非洲，表现出了明显的干涉企图。在表示"我们绝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后，紧接着便说:"但是，我们将把政治;上的不干涉与救助 (……)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义务区别开来";这样可保护它们"免受威胁它们的外部势力的损害"(!)。
    这套辞令还包括:执行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和稳定货币的国际经济政策，努力在私人资本和与所有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以及发展通讯和科学知识交流，以便解决"人口增长"造成的严重问题。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这项政策的长处和弱点。最大的长处在于，能够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且提出了一项改变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结构的计划，以便能使美国政府处于改变结构的中心。特别重要的是，感觉到了资本主义内部国际关系大陆化和地区化的进程，并且提出了一项适应这个进程的计划，计划强调建立地区性领导，以便美国能够通过某几个基本中心领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样做时，只不过是承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性和联合性，因此必然在每个地区集团内部形成剥削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心。
     这项政策的最大弱点在于，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重组联盟的进程。在新方针未能确定之时，这个过程可使各民族单位享有相对的行动自主权，从而使重组结构进程朝着更加有利于本民族利  （P170）  益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在过渡时期必然出现的各种危机就可能获得大大超过美国控制能力的动力，从而导致非常进步的甚至激进的解决办法。
    另一个弱点与制度 (不管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内)难以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有关。尼克松关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的那些主张，都是为了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巩固美国的统治和美国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宣布的意图与具体政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同样，重新确定关系进程可能引起激进事态，而谋求遏制这种事态的发生也是这项政策的组成部分。
1970年宣布的尼克松(或确切地说是基辛格，甚至更确切地说是洛克菲勒家族乃的这项国际政策，除了其目标外还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体现在1971年年中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美国就是企图通过这项政策恢复自己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国内恢复经济增长。到1971年末便开始看到了政策的结果，除了经济明显恢复外，还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要在国际范围内发起一场政治和军事攻势。
                                         （P171）
第八章  1972-1973年:经济
恢复及其限度

一、美国的经济恢复
    可以说，自1971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开始恢复。但是必须对它评论一番，并认识到它的限度。
    1972-1973年，美国从1969-1971年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在恢复过程中，困扰着美国并构成危机的真正原因的那些结构性问题，却一个也没有触及。主要原因是，建立在当代大型多国公司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显然，不能指望美国现行结构中的政治势力会主张根本改变支撑它们的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基本问题又表现出具有迫在眉睫的性质，要求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其中包括:美国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个问题不会获得彻底解决。虽然从绝对数字看，受其影响的多数人是白人，但从相对角度看，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少数民族(黑人、奇卡诺人和波多黎各人);工业的军事化问题。从它巴达到的水平看，不仅极大地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而且开始形成对统治阶级本身是危险的军人官僚阶层和寄生生活方式;国内市场不能吸收大企业中大量剩余资本的问题;最后还有世界贸易的结构性趋向问题，这种趋向不利于美国劳动密集度较高的那些行业。
    正因为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不可能有彻底克服危机的  （P172）  办法。
    仔细研究一下关于1971年下半年至1973年10月出现的恢复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正由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出现了1974一1975年的萧条——   关于萧条的情况，我们从下一章起再做研究。
    首先应该着重谈一下经济恢复增长的情况。在经历了1967年、1969年和1971年的3次严重下降后，出现了两年相对高涨。1972年和197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9%。重要的是要指出，这次增长率的恢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
    例如，日本在1970一1971年增长率连续下降后，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恢复了高速增长，当年增长8·9%，1973年达11%。
    法国受1970一1971年衰退的影响较小，1972年增长5·4%，1971年增长6·7%。
    意大利在萧条的1971年增长率下降到1·2%，1972年部分地得到恢复 (3·4%)，1973年明显地恢复 (5%)。
    英国的增长率最能反映出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1971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2·3%，1972年部分地恢复(3·8%)，1973年明显地恢复 (5·8%)。
    联邦德国在1971年从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3·1%)，1972年增长率仍然很低(3·7%)，但1973年已表现出明显的恢复迹象(5·3%)。
    这些数据使得工业国的乐观情绪再次抬头，并自以为是地肯定资本主义的优点。早在1974年年初，《美国总统的国际经济报告》就反映了这一点。报告说:"去年，各工业大国自195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同时高涨的情况。"  （P173）
    高涨特别表现在世界贸易上，其交易额达到厂很高水平。国际购买额的增长对美国的贸易结算造成了非常有利的影响，1971年有9·17亿美元逆差，至1973年第三季度时就有7·14亿美元顺差。自第四季度起，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贸易下降，这个结果便被逐渐抵消。
    这些数据似乎证实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4年2月提交国会的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中的乐观看法:
    进入1974年时，美国在国际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美元坚挺，我们在全世界有着建设性的经济关系，而且由于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我们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我们必须负起
这种领导地位赋予我们的责任并抓住机会[原文如此。
    由于这些喜人的结果是依靠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年中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取得的，他的自豪感似乎更加有道理。这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国内生产，增加国内就业，减少国际收支中的长期赤字和遏制通货膨胀。前三项目标似乎已经达到，只是第四个目标引起了问题，因为通货膨胀一直高于5%，因此仍高于1971年的指数。
但是，能够孤立地看待这些数据吗?美国总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显然，前三个目标的进展是与对第四个目标的沮丧相连的。向着充分就业快速迈进[失业者还占4·6%:]，净出口扩大和为了使美国更有竞争力而使美元贬值，所有这些都促使  （P174）通货膨胀重新出现。

    那么能有什么办法呢?
    要有"耐心"，因为要制止通货膨胀，就得引发一场生产降低、就业下降的衰退;而要扩大生产和就业，就得接受通货膨胀。总统评论说:"我们需要一项非常精细的政策"。
    必然会激化另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尼克松的解释中更为隐蔽。为了扩大出口，就必然要削弱美元，削弱了美元，就削弱了美国在国外军事开支的购买力和它在国外企业的扩张能力，反之亦然。
    可见那种乐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1972一1973年的经济高涨，比任何事实都清楚地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现在让我们稍微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些数据。
    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美国地位的相对加强，与两种现象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即原料价格的上升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尤其是后者，它是1973年的歉收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市场大量采购造成的。这类情况不会是长久的，如果是长久的，那就会成为使美国政府担忧的一种因素。同时，这次相对短缺造成的价格暴涨，必然会引起以后的产量增加，如1974-1975年那样。
    世界经济申这种相对价格战只会打破美国买主们的"谅解"。美国曾两次使美元贬值，提高黄金的官方价格，后来又在1971年宣布结束美元对黄金的平价制度，从而最终完成了这次进攻性行动，强迫它的买主们表示了"谅解"。面对这种攻势，美国的竞争者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为无论日本还是德国都握有大量美元。它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它们础础逼人的美国伙伴。
    反映经济恢复的结构性弱点的另一个因素，是令人忧虑的失业数据。尽管两年间生产增长率达到5·9% ——战后最高的增长率之一，但失业率却下降得非常缓慢，在最顺利的月份仅降至  （P175）  4·6%。
这种情况显示，美国经济中充分就业的情况隐含着4一5%的失业率。就是说，比60年代高出1·2%!伯克利大学教授R·A·戈登，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就1972年总统的经济报告作证时指出:

4%的目标[指失业人口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这是肯尼迪政府规定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仅被看作在选择更低界线之前的临时目标。现在我们听到现政府提出，直到最广泛的劳动力计划和其他政策再次使更低的界线成为可能之前，临时比例为4·5一5%。

    关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我们可以提出同样的看法。1972一1973年的恢复，并没有使最富裕国家的失业率明显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们正在研究的这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影响，平均失业率近年来一直是在上升。
因此，就失业方面的数据来说，1972一1973年资本主义的恢复只能说明，所渭"结构性失业"呈上升趋势，这种失业是由于经济不能吸收被技术进步解放了的劳动力而造成的。  
①直到不久前，还有人认为美国的高业率是不正常的、病态的，并企图说明  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低失业率是正常的，充分就业的后周期资本主义正往向这  样的低失业率迈进。这些乐观的看法没有考虑到美国和欧洲采取的是不同的  计算方法，在统计上进行校正后，就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记录。另一方面:，  索门蒂诺和莫伊发表在《劳工月刊》上关于8个国家失业情况的年度研究论  文可以证实，1968@1973年间，漠大利亚的失业率从1·52上升到2·22，加  拿大从4·82上升到6·32，法国从2·72上升到2.9%·英国从3·7%，上升到  6·22:意大利、日本，瑞典和德国的失业率保持基本稳定，似乎是例外，然  而由于1974-1975年出现萧条·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种稳定。    （P176） 

最后要讲的是通货膨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大力刺激投资和国家资助    不管是通过支援出口，还是通过豁免税收，或是通过再次降低贴现率以降低利率，就不会出现1972-1973年的恢复。
    关于美国机构和私人欠债的数据足以令人震惊。美国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总额，1950年为4862亿美元，到1973年12月31日增长到25258亿美元。1960一1973年间，公司债务增加了267%，私人债务增加了212%，(联邦、地方和州)政府债务增加了93%。
高额债务暴露了要求不断增加信贷的那种经济增长的限度和经济对长期萧条的敏感性 (在长期萧条中，欠债人大批走向破产)。如果想到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得到4美元 (在纳税以后)，就要偿还l美元，我们也就可以认识到，通过增加信贷来促使需求增加的困难是越来越大了。
还必须考虑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如果说失业引起美国刑事犯罪不可遏制地上升，从而使该国动乱和冲突不断发生的话，通货膨胀则对群众消费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估算，1973年6月，一个典型的工人(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年收入7350美元，纳税之后还剩6457美元。到1974年6月，还是这位典型的工人一年收入7680美元，但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了10·2%，纳税之后他的年实际工资就剩6095美元了，因此他的实际消费一年减少了362美元
    1973年6月，一个典型的公司经理(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一  （P177）  年收人为25000美元，到1974年6月为27500美元，到年终时他的购买力下降了424美元 (由于大肆吹嘘的美国"累进"税制为他提供的有利条件，其下降比例明显低于工人)。
    一个典型的领取社会保险金的人(一个人生活)，在1973年6月一年可拿到2000美元，1974年6月可靠到2140美元，到年底其购买力失去58美元。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是如何无情地打击着收入最低的阶层以及一般工薪阶层。
数据证明，尼克松总统的乐观情绪是毫无根据的。1972一1973年的恢复只能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十分严重。不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造，就无法克服;我们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制度在能够解决它的问题之前，会出现一个可观的积累周期。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美国资产阶级在他们那位敢于冒险的总统和那位领导着其外交部的大名鼎鼎的政治"科学"教授的指引下，从作为其特点的经验主义出发，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1972一1973年的有利G势不管是多么短暂，在国内国际发起一场攻势，他们越过一切道义障碍甚至抛弃了起码的政治谨慎，四面出击，干犯众怒。

二、欧洲和日本的形势
    欧洲和日本曾想利用美国的危机，但毫无疑问，它们不会这样做过之后就万事大吉。显然，美国的危机直接影响若问美国出口、看到美国市场因衰退而收缩的那些国家。
    但是，当美国在资本主义经历着全面危机的背景下逐步恢复自己的经济并处于较稳固的地位时，便毫不迟疑地狠狠打击它的盟国。
德国、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拥有大量的美元资金储备，因此  （P178）  在美元危机时便深受其害。另一方面，当美国决定解决其国际收支问题时，它的办法不是限制自己的消费，也不是遏制影响着自己产品出口并使美元贬值的通货膨胀。若想遏制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政府必然要降低工资，从而与工人阶级发生严重冲突。因为降低工资是资本主义遏制物价上涨、而又不会降低利润率的唯一便捷的方式;而若降低利润率，就会引起萧条。那么，不太棘手的办法就是输出危机。美国谋求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来恢复国际收支平稳，这一础础逼人的政策使欧洲和日本受到了损害。还有，它通过一项使外国货币(马克、日元和法朗)升值的政策来实现美元贬值，这样便同时使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贬值，并由于提高了这些国家产品对美元的价格而给它们向美国出口制造了困难。
    这些国家的危机本来已很严重。只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能向美国出口才得以略有缓解，但当美国采取这些进攻性措施时，又加深厂它们的危机。欧洲和日本非常明显地尝到了危机的后果。1971年和1972年给我们的印象是，欧洲和日本都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两年内，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
    只有英国经济因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而呈现较好的形势，它的最严重危机发生在1969一1970年，但即使如此，直到1972年也未能解决其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人数达100万。英国经济表现出与美国相似的特点，尤其在失业问题上比其余欧洲国家严重得多。
    就在1971-1972年欧洲和日本处于这种形势时，美国企图趁机强迫这些国家接受那些措施，以便能够恢复霸权强国的相对实力。美国人民从这些措施中获得的实惠很少，国内形势仍然很不乐观。
美元多次贬值，美元与对黄金的平价制度脱钩，对多种产品征收10%的进口税，强迫抽回投放在欧洲的美国资本和要求欧洲  （P179）  国家分担驻在其国土上的美军的开支，这是迫使欧洲和日本就范的一整套措施。

三、危机期间的社会主义集团
    毫无疑问，1967-1971年资本主义的危机，极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民众运动的发展。
    总的来说，这些进展没有引起革命的结果，但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拉丁美洲，不仅在智利出现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1968年在秘鲁建立了进步的军人政府，在玻利维亚也建立了以J·「托雷斯为首的进步的军人政府    它为出现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在亚洲，锡兰组成了一个进步政府，但它在国内遇到极大困难，所有迹象表明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印度组成了一个进步政府，它与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还建立了孟加拉共和国，当时也与苏联结盟。在欧洲，正如我们以后要讲的，社会民主党在好几个国家上台执政，后来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无疑，苏联最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危机，力图从国际范围权力关系的角度扩大它的影响。不管对许多非洲政府动摇不定的政策可能提出多少批评，这些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难题却是明显的事实。
    就在这个时期，苏联以强大势头打进中东，并成为阿拉伯世界不可缺少的堡垒;同时它的军舰开进地中海、印度洋和加勒比海，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全新的军事形势。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正如美国总统正式承认的那样)苏联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甚至在经济方面，苏联在某些项目上成了主要生产国，例如在钢铁部门就是这样，其产量超过了美国。  （P180）
从贸易关系角度看，苏联同几乎全世界开始或加深了这种关系。
还必须看到，中国在60年代失去了很多政治阵地(印度尼西亚的政变，与好儿个共产党特别是日本共产党决裂等等)，在文化"·革命结束时处于非常严重的外交孤立，但到1969一1970年时期也"恢复了很大一部分失去的阵地，加入了联合国。同时还扩大了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
总之，至少作为民族国家和从强权政治来说，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当有利。至于东南亚 (美国被迫承认了在那里的失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不得不签署和约，这种情况削弱了该  地区亲美政府的力量。
    因此可以说，虽然在1969一19n年时期连一次革命也没有发生，但到那个时期的衰退结束时，总的形势对社会主义集团极为有利。
尤其是1968一1969年在世界各国掀起的引人注目、意义重大的群众运动，虽然都具有激进倾向，但都没有形成革命，即便如此，也标志着在培养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方面有了意义深远的进展。

四、对拉丁美洲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经济恢复的后果恰好是危机和萧条的反面。美国资本纷纷回到本国，在前个时期或许已流向拉美特别是巴西的一点点资本也随之抽回。就是说，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不利，经济压力大大增加，美国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实力，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转而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 政治上，特别是随着美国适度地建立起世界势力  （P181）  范围的新格局，美国政府也进而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立场。前一时期组成的多少带有改良主义性质的政府，在萧条期间能够以比较有利的地位与美国谈判，可以一面抨击它，一面与它谈判，现在则受到压力，活动能力大大缩小，陷入要么与美国对抗要么屈从于它的窘境。这在以后的事情上会更加明显，特别是如果美国新的国际分工计划得以实现的话，就会迫使各国依附性资产阶级比较自然地接受美国的统治，只有我们认为以某种方式脱离了它的势力范围的某些国家是例外，具体来说就是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在智利，美国进行了巨大的冒险。尼克松政府认为智利的榜样在国际范围内是危险的，所以决定支持拉美那次最血腥、最不得人心的政变。美帝国主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它在1973年经济高涨尾声时期发动的这次残酷攻势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
    必须指出，在智利的政变之前，就发生过1971年玻利维亚的军人政变和1973年乌拉圭的"改头换面"的政变。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巴西是主要的挑动者，它充当了重要的中间人、意识形态影响中心 (通过宣传"巴西模式U和经济后台的角色。
    政变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武装方式，冒险行动一直持续到帝国主义已无法再支持才告结束。伴有希腊的干涉，随后又发生了上耳其人侵的塞浦路斯政变尝试，具有同样的残酷性，但遭到彻底失败。美国对埃及和叙利亚为收复自己领土而发动的进攻的态度，大有表面上在智利获得成功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意味。它在根本没有通告欧洲盟国的情况下威胁要与苏联开战，这使它与欧洲发生了强烈冲突。后来基辛格对埃及政府的许诺也暴露了这种冒险精
神，这种冒险精神最终使基辛格和萨达特丧失了权势。
     因此，压力在各处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应该清楚地看到，美国统治阶级是在力最大限度地恢复失去的地盘而非常紧张地作准备。  （P182）
    虽然声称不想建立一个新越南，但美国正在训练一支新型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不必采用强制征兵办法，而只招收有思想的、政治上活跃的、军事上只是"业余爱好"的公民。这就是要建立一支(像法国"外籍军团"那样，但规模更大的)有效的殖民军队，这支军队要善于学习海军陆战队的榜样，要有类似于美国国民警卫队那样的效力。国民警卫队如同其他特种警察一样，完全学会了尤其在60年代得到完善的反暴动策略，并在宗主国成功地遏制了黑人、波多黎各人、奇卡诺人和学生的暴动。可想而知，这支新的职业军队将在殖民地担当同样职责。
    1972-1973年美国的攻势显示了帝国主义在现时期的能力，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弱点。
    一方面，帝国主义显示厂它的联合、组织和腐蚀能力，它政治上的大胆以及它那无限度的进攻性。
另一方面，也表明帝国主义不得不为它的这些成功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美国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像巴西古拉特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领导的这样一些颇有威望的政府并发动了许多其他小型政变后，又不得不摧毁了乌拉圭和智利的"典范式"民主制度。在智利问题上，它在选举中明显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对冷战时期的老盟友-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政府和许多潜在的盟友大声叫嚷，声称它不能接受任何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即使这种进程是在尊重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准则的前提下发展的。这些行动和宣告对直到不久前还是强大反共盟友的这些政党的基层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后果呢?
这个代价特别高昂，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不久便开始进入广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但是，这些行动的政治代价也特别高昂，因为美国人民自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国式民主的形象在自已的国家摇摇欲坠，同时美国正在忍受着伴有通货膨胀的大萧条，又刚刚在遥远的印度文那的可耻战争中惨遭失败。  （P183） 
下面我们要研究一场新危机，这场危机自1973年末就已显出征兆，1974年和1975年进一步加深，直到1975年末和1976年初才重新恢复。在分析这场危机现在和将来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对1972一1973年的恢复所作的小结，它所暴露的限度以及它所引起的冒险性的政治攻势。
             （P184）

第九章   1974-1975年:大萧条

一、萧条的原因及其影晌
如果说标志着战后经济高涨已经结束的1967年和1969一1971年的数据还只是指示性的，那么1974一1975年的经济现实则可以使人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些年间，大资本的所有"理论家"、分析家和意识形态专家普遍地齐声惊呼"萧条"。回忆起1929-1933年那可怕的岁月并宣称将出现同样日子的也大有人在。周期后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怎么会突然被迫承认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中心呢?只有事实的力量可以解释这一点，当然也还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恢复的年代里，试图把这些危机的日子说成是由于指导和政策失误而出现的、但已经克服了的周期后资本主义的一场恶梦和"反常现象"。
但是这样乐观的日子并不是期期在望，也不会是很长的。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那样，虽说1976年确实有所恢复，那也是人为的和短暂的，不足以引起那样的乐观情绪，以致可以发动为制度进行辩护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冒险。目前的大萧条时期，比--、两次人为的经济恢复更多地接近于未来年代里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资本主义只有经过极为深刻的结构改革，才能克服这种局面。
因此，日前危机的原因就是引起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那些原因。关于总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已在前几章作过分析。
就是造成经济增长周期的那些机制，现在导致了长期的通货  （P185）  膨胀——只有经过一个漫长的萧条时期后才可能得到控制。国家有利于垄断集团和促使总消费迅速膨胀的巨大开支，引起长期的预算赤字;为了给资本流动、出口和维持庞大的镇压性军事机器提供资金而有很高赤字的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达到极限，而且必然会打破靠巨额国际债务提供资金的国际贸易的基础;垄断的作用造成价格对降价表现出刚性 (另--方面，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也造成工人对降低工资表现出相对刚性)，这就加重厂通货膨胀的后果。
除了具有某种限度的通货膨胀机制外，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一系列技术革新的采用和国际化所引起的副效应已经耗尽这些技术革新是30一40年代积累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问世。
我们还看到，曾经是另一个表面上永不枯竭的新投资场所的战争工业也经历了技术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减少了它对经济产生副效应的能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类通货膨胀政策的累积性效应，表现为就业和生产的人为增加，它又刺激了以投机为基础的新投资。在消费者的乐观情绪 (它认为市场会无限地扩大)和不负责任的意识形态的论证 (这类论证预告超级富足的新阶段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已告结束)的刺激下，统治阶级及其轮流执政的政治家们便强化通货膨胀和投机措施，导致各种问题的解决一再被拖延，从而使已显露征兆的危机周期更加严重。投机最终必将引起来势凶猛的破产，用相反的即衰退和萧条性的机制代替积累机制    这是完全符合投机逻辑的。
如果说，从比较广泛的角度看，就是引起于1967年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那些原因，引起了1974-1975年的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很多形式和表现则是由一些特殊原因决定的。造成1974一19历年萧条的最直接原因，应该从1972-1973年取得的   （P186）  小规模经济高涨去寻找。
如前所述，这次高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采取了人为地刺激生产和充分就业的措施，以及为了恢复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而采取厂损害其盟友的有力行动。因此，采取的措施创造了对农产品和原料的人为需求，从而引起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种需求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大量购买而进一步增加，并由于1973年农业普遍减产而更加膨胀。
最后，还有一个新因素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阿拉伯国家在强;大的国际通货膨胀趋势下，在原料生产国在经济繁荣形势下谈判"能力得到加强，以及在必须遏制以色列经常性军事挑衅的三重压力下，同时也是在占有它们油田的历史可能性的刺激下，于1973年10月对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实行了相当温和的禁运，并且实行了相当严厉的提价，提价幅度大大超过其他原料产品。
据《经济学家》①杂志估计，从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梦 到1973年第三季度，即实行石油禁运和提价时止，制成品的国际露 价格从100上升到170，以美元计算总的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到黄金的价格指数上升到300。直到1973年10月以前，石油价格一直相对稳定，而其他价格指数却已大幅度提高。必须指出，实行禁运以后，石油价格指数上升到830，而制成品的价格指数超过200，总的商品价格指数达到300，黄金价格指数达到550。由此可见，石油生产国是在极其艰难地寻求保住它们通过团结才得到的有利条件。
石油提价不仅影响了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缺乏石油的欧洲和日本(美国只进口其所需消费的一小部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许多缺乏石油的不发达国家。在本书最后部分，我们将要比较详细  （P187）  地谈到石油提价对拉美国家的影响。由于无法平衡其国际收支，许多国家很久以来就处于借债越来越多的境地，从根本上说，这类国家的贸易结算出现广大量赤字或赤字更加严重。由于这个原因，石油提价产生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必将而旺正在回流或"冉循环"，为这些国家提供支付其进口所需的资金。
资金盈余转向不久前还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国家这一现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引起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帝国主义为减少资金盈余，或为使资金盈余重新回到它们的企业和银行而进行的平争，便成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造成的后果，没有这场危机，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反叛事件。但同时，这些事件又引起危机机制出现新变化，使某些表现更为尖锐，同时强化了某些趋势，消除了另一些趋势。
    别的姑且不论，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使许多有关人士极力掩盖危机的真正深刻性，并把危机旧咎于石油涨价或任何其他偶然现象。众所周知，早在1973年，好几种美国计量经济模式在根本没有考虑石油涨价的情况下，就已预测到1974年会出现萧条。而且据石油输出国组织估计，国际通货膨胀中只有将近1%是由石油引起的。  （P188） 
 
二、1974一1975年萧条的特点
1973年底，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最初，许多人把下降归因于石油造成的困难。但人们非常清楚，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当年年中就采取厂遏制通货膨胀的重大措施    因为通货膨胀当时已经接近无法控制的限度，这些措施必然会影响增长率。

(一)危机的深刻性
    因此，1973年开始时，美国按实际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凋整后的年增长率为9%，到第一季度末下降到2刀，第二季度末保持在1·8%的高度，第三季度末略有回升，稍高于2%，但到1974年第一季度末却猛降到-7%。1974年第二季度末相对恢复，增长率为-1·5%，第三季度保持在-2%，但第四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再次剧降，调整后年增长率为-9%。
    这些数据揭示了1974一1975年萧条的第一个特点:这是整个战后时期最深刻的危机。由于这场危机，到1974年底，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73年下降至5%。在工业生产中，应该特别指出汽车工业，因为美国工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汽车工业。1974年，美国汽车销售额比1973年下降23%，产量下降25%，该部门将近40%的工人被解雇。
    建筑工业是美国繁荣所依靠的第二个支柱。其情况是，1970年初美国开工建筑的房屋有123·6万套。1972年初达到250万套。1974年底，已开工仍在建筑中的房屋数目猛降到98·9万套，   （P189）  比4年前减少20%上，将近两年前的三分之一。
    因此，1975年初失业率达到7·1%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是毫不奇怪的。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这个失业率是13年多以来最高的。650万美国人找不到工作。现在仍有工作的人为8500多万，这个数宇比就业率最高的9月份的在职人数少了140万。
    1975年2月，失业率更高，失业者占全部劳动力的8·6%。除非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某种特殊消费，否则，这种状况对消费的影响以及消费对生产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的。这些影响表明，1974年年底实际平均工资比1973年降低5%，在每个工作日中工人工作的时数更少。除了工资下降以外，经济的生产率也出现类似的下降。美国的人均小时生产率，在1973年第一季度提高5%，第二季度降低0·8%，第三季度回升1%，第四季度再次降低2%，1974年第一季度继续降低3%。由此可见，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平均生产率日益下降的势头更加明显。如前所述，这是造成美国出口的相对地位丧失的原因之一。于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及每小时人均工资报酬都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与其他不利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在战后第一次开始影响到利润率。  （P190）
    可以预计，危机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必须指出，垄断集团或者通过提高物价，或者通过其他机制    例如免除税务、国家提供便利和刺激等，己经制定了保护其利润率的措施。所以尽管出现危机，美国各股份公司在1974年年中仍然报告说，利润率比1973年同期提高23%。但事实上，如果不把通货膨胀率计算在内，结果那个时期的利润是下降的。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数据，由其经济部调查的1065家美国公司的实际利润情况是:名义总额为856亿美元，实际总额为252亿美元，而1965年这些公司所获利润实际总额为440亿美元。就是说利润下降了43%(这些数据是按196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的)。如果以1974年第三季度时的数据计算，可以证明这种趋势更加严重。
    关于利润率和利润量的现有数据，非常直接地影响到对投资率的预测。购买制造业新厂房和扩建旧厂房的情况，就非常直接地说明投资率的情况。根据现有数据，购买新厂房在1974年下降 了31%，1975年可能会继续下降。
因此，数据给我们作出了非常充分的结论。，从1975年初表现出的情况来看·1974一1975年的萧条是战后最深刻的萧条，而 且是自1929一1932年以来美国最严重、最深刻的萧条。
（P191）

(二）萧条的国际性
    由此我们可以考察1974一1975年萧条的第二个特点。它肯定是战后最具国际性和最广泛的萧条。前面曾经指出，在1947年开始的经济高涨时期，只有美国表现出严重危机。1967和1971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第一次同时出现了相对短暂的危机时期。1974一1975年这种国际性变得更加明显，已经没有多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显然可以说，萧条在占统治地位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
1974年，除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以外，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英国产值1974年9月比上一年9月下降2·7%。
鉴于充分就业形势实际上是1950一1973年间的主流(美国和英国除外)，关于失业的数据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场萧条的广泛的国际性。据美国劳工部估计 (这种估计已把所研究的国家的标准调整到与美国标准相一致)，如前所述，1975年1月，各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是:美国7·1%，加拿大6·1%，澳大利亚5·5%，法国5·0%，英国4·2%，意大利3·5%，德国2，8%，瑞典1·7%，日本1·4%。这些数字意味着欧洲共同市场有将近400万人失业，总之失业率普遍上升。还应指出，特别是在就业指数方面，欧洲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1974年初，像意大利南部和爱尔兰这些地区，失业率高达9%以上。
    地中海地区的数据同样令人震惊。例如土耳其，特别由于出现危机，劳动力从移居地区返回家园，估计其失业率高达15%。希  （P192）  腊失业率估计为10%，这个国家失业情况已成痼疾，只是由于劳动力出口和半就业状况才部分地得到缓解。
    反映危机国际性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据《经济学家》(1975年1月18一24日号)报道，1974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为7%，法国15%，英国17·5%，意大利22·5%，荷兰10·5%，比利时16%，丹麦16·5%，爱尔兰16·5%，美国16·5%，日本25%。因此可以说，停滞加通货膨胀或萧条加通货膨胀，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
还有许多其他数据可以证明关于当前这场资本主义危机具有世界性的论断。当研究危机在金融方面的表现时，将对此作更为详细的分析。但我们认为，上面提出的资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三)滞  涨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1974一1975年危机的第三个特点:通货膨胀与萧条同时出现。如前所述，这种相互关系在1958年美国的危机中首次出现。但自1967年起，它已成为国际经济形势中一个不变因素。关于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可以预见，通货膨胀既已出现就不易消退，但像1974一1975年那样严重的萧条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通货膨胀率。早在1974年年中，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已开始急剧下降，再一次表明琴弦在最脆弱的一端断裂一这一次是出口原料和农产品的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民。这种状况必将导致欧洲和美国最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进一步萧条。
因此，总危机的演进证明了资本主义不平等和联合发展的规律。  （P193）

(四)深刻的金融危机
如果考察一下当前萧条的第四个方面域第四个特点，那么我们对这场危机的整体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看法。当前的萧条伴随着一场深刻的金融危机，它影响到许多企业的生存，影响到信贷、证券交易和国际外汇，并且创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际盈余，其表现形式就是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
高度通货膨胀对信贷造成强大压力，利率是调节信贷规模，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机制。出于这个理由，遏制通货膨胀进程总是要通过限制信贷，换句话说，通过更为灵活的手段即通过提高利率来进行。紧缩信贷非常直接地影响着直接依靠抵押的建筑工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的行动，非常明确地是要制止1973年底和1974年初出现的伴以高度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正如我根据这一看法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而且现在还要继续说并继续强调的那样，这个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危险的通货膨胀问题;银行信贷的过快膨胀对我和对(联邦储备)系统来说是令人深刻不安的事，货币流通总量过快的增长率也是如此。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如果我们控制不住通货膨胀，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巨大的困难。   （P194）

    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自然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确定的再贴现率的提高，利率从1973年1月的6%提高到1974年9月的12%。
遏制信贷非常直接地影响到没有大型金融机构支持的中小企业主，但大企业也同样感受到限制信贷以及同时出现的市场萎缩的沉重压力。在1967年和1969一1971年两次小规模衰退申，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和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等一些大企业就已受到影响。在1974一1975年的衰退中，很多企业受到影响。
由于销售额和利润急剧下降，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和美国等几大汽车公司遇到严重困难。最大的零售企业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销售额下降28·5%。最大的空运公司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处境艰难，或许会实行联营。已经有人提出，较好的措施是改组在20和30年代对破产企业起保护作用的复兴银公司。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通过一项通货膨胀政策，解决厂名列第二十五位的伯马石油公司的困境，但这样的政策不能多次采用。英国莱兰汽车公司也处于困境。从日本、德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处传来关于大、中型企业处境艰难的消息。
    银行的危机尤其严重，这些危机部分是由于以外汇浮动进行投机而引起的，但普遍的金融困难也是重要原因。于是，德国的 赫施塔特银行(BancoIDHerstatt)、西德意志中央票据银行和另 外几家较小的银行出现严重亏损。瑞士的瑞士联合银行与德国银 行--样处境不妙。英国劳埃德银行和美国弗兰克林国民银行损失 较小并被广泛宣扬，使人们产生了希望。鉴于外汇投机猖獗，越 来越多的人呼吁国家干预银行部门，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发起公开运动，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控制欧洲的美元市场。
但是，表明银行系统在萧条面前处于严重危险境地的不仅是  （P195）  外汇市场，而是用客户的资金进行投机活动的一整套冒险制度。

银行提供了数1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而所用的钱却是投资者在几天或几个明之内就可能要求返还的钱。

存款与贷款的比例从1958年的48·7始，上升到1974年7月75·9%，这就暴露了整个银行系统的极大虚弱性。
私人、政府和公司的欠债，已经达到了金融机器正常运转所不能承受的限度。但是应该指出，尽管提出了现代公司享有金融自主的主张，这些公司却是在1960一1973年间增加借款最多的。1960年美国公司已从金融系统借款3028亿美元，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欠债上升至11111亿美元，即上升了267%。这种超出常规的增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1960年公司的债务还略低于公共债务，但到1973年已超过公共债务一倍多。1960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为3081亿美元，1973年上升到5930亿美元，增加了93%。既然我们知道，政府开支在没有财政后盾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国家预算一直出现巨额赤字，那么为什么政府债务增加比私人债务还要少呢?这是因为那个期间大大提高了财政税收-一一此举严重损害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与此同时，公司却得到了有利于利润和投资的巨额税收刺激和其他刺激。还有，既然没有还债能力，为什么仍然需要那么多资金呢?原因是结构方面和经济形势方面的。
    从结构上看，由于充分利用厂科技革命，技术和经济的集中化在近20年间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不管以私人企业形式出现的目前的管理组织多么显赫和庞大，由它们本身所决定的限制也不能适应这些变化。正如我们在分析多国公司时强调的，多国  （P196）  公司与联合体和金融的集中化一起，意味着要竭尽全力来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在自动化表明有可能把生产的整个的部门在技术上联成一一体的时代，公司积累的大量的和大规模的资金都不足以打破下述因素决定的限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由已经进行的投资所表现的间接费用，和为资助和组织一整套必要的研究来实现这一质的飞跃而需要的巨额资金。这还不算完整的自动化部门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对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的根本限制，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如失业等)。
    还必须指出，刺激人为消费的需要，使私人债务从1960年的2633亿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8213亿美元，增加了212%。因此，像1973年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的那种信贷紧缩，严重影响了1974年人们购买耐用品，就毫不奇怪了。
    从经济形势上看，既然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主要经济部门出现破产和不稳定，为什么银行系统会强烈地受到如此直接的冲击，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危机是如何影响股票交易体系了。
1970年开始、1974年达到高潮的国际股票交易体系的颓势非常深刻、漫长和普通，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很少出现的。
到1974年12月31日，伦敦股票市场的行情比1973年同期下跌52·4%，比过去达到的最高点总计下跌70·3%。
    同期内，纽约股市比一年前下跌28·0%，比过去达到的最高点下跌41·4%。
    还应该考虑到这只是指票面价值，必须减去同期内的通货膨胀率，才能了解仅仅在一年之内化为乌有的股票实际损失有多大规模。
但是还必须指出，除了法兰克福股市比前一年上扬2·6%以外——但不管怎么说，上扬幅度仍低于通货膨胀率—— 所有其他重要的股市全都急剧下跌。还应该指出，即使法兰克福股市在同  （P197）  期内也比它达到过的最高点下降45·4%。
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国际外汇剧烈动荡和股市暴跌的夹击，融市场自然呈现出一片破产和绝望的气氛。                   
根据1974年年中所作的估计，当年德国破产的金融企业比1973年增加将近80%。至于美国，我们还是引用1974年8月1日那一一期《商业周刊》上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吧:

股票商们今天处于自1930年以来最糟糕的时刻。许多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担心，在股票市场上握有大量股票的商业银行会取代他们。形势是如此糟糕，以致在华尔街完全离开市场的人已经很多很多。有些银行和致力于出售股票的企业正在求助于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在此之前它们却一直把该委员会看作是对付投资者的法院的看门狗，建议它组成一个高级代理机构以拯救这个交易部门。它们不仅是在寻求修改章程，例如建立一个能够有利于股票交易后负债的中心市场，而且主要是在寻求一种拯救华尔街的巨大推动力。

菲利克斯·G   罗哈廷在给该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证实了这种忧虑。他指出:

金融市场的形势非常严重，足以表明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毁灭的看法是正确的;因此必须立即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

与因险恶的国际经济形势而成为惊弓之鸟的广大中、小投资  （P198）  者相呼应，这位作者不仅呼吁人们注意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由于股票价格下跌，"作为产油国投放其新财富的较好方式，它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工厂全部买去。
    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股票市场受到大机构发展情况的深刻影响，它们正在取代个人:1961年各大机构控制着39%的股票市场，个人控制61%，到1971年比例几乎正好相反，各大机构和个人分别控制68%和32拆。
    正如前引文章所指出的，当国内或国外需要大量融通资金，而同时银行系统贷款短缺、资本市场运行不畅的时刻，这些新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存在和产油国干预的可能性就会共同发生作用，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普遍不稳定的情况下，证券、资本和储蓄自然就会大量转移到大银行，使中、小银行已经危急的形势愈发严重。
从制度的一般运行的观点看，赶在金融体系出现大混乱之前压缩通货膨胀是绝对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1974年开始出现的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为遏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形成的。

(五)国际贸易和金融危机加深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1974一1975年萧条的特点以及它对以后时期的影响，必须深人地分析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变化。首先必须  （P199）  认识到，1972-1973年期间的任何措施都没有对资本主义总危的结构性原因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各种问题趋于严重化，但当石油卡特尔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时，就变得更加尖锐了。
    首先，石油涨价使欧洲、日本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 赤字明显加重，也在较小程度上影响到美国。但是，对于一直 努力平衡其国际收支的世界资本主义领袖国家来说，1974年再 出现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确实是非常严峻的。出现逆差的 因主要是石油提价的影响，但1972年至1·974年底实行的美元新定值也是一个原因。                                     
    因此，1975年初，美元开始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贬值。这种状况严重威胁到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大量金融储备，促使各中央银行采取坚决行动以维护美元的地位。在出现新的强有力国际货币，恢复金本位制或接受诸如一揽子世界性标价等更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也不能指望它们会采取其他方式的行动。                       
    但是能够指望美元地位得到改善吗?结果很快就看出来了:
1975年1976年，美国的贸易结算继续出现逆差。同时我们还看到，美元回升又损害了其他方面。美国产品提价导致了出口下降。
    从金融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仍然令人忧虑，但石油美元却更加严重地威胁着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尽可能达成一项协议，以强迫阿拉伯国家把它们的美元投向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叫作"资金再循环"，意思是把这些美元借贷。给必须弥补因石油提价而出现高额逆差的那些国家。唯有在这方面达成一项适当的协议，数10亿流动美元造成的威胁才可能有所缓和。  （P200）

为使你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个印象，须知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创造了将近30亿美元的金融储备。今年 (1974年)，估计这些储备为650多亿美元。

    面对急剧下跌的股票价格，这些美元形成的购买力也同样令人担心。前面已经讲到，戴维·洛克菲勒曾指出不会出现受控制的威胁。但毫无疑义，产油国正在逐步打入西方的经济领域。在德国，除伊朗购买了克虏伯康采恩25%的股票外，科威特也购买了属于匡特集团的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14%的股票。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也不得不把弗利克集团拥有的、伊朗国王准备购买的这家公司39%的股票的大部分购买下来。商业银行不得不向古特霍夫农集团伸出援助之手。还有谣传说，阿拉伯人准备购买曼内斯曼康采恩、西门子公司、布雷默公司、伏尔肯材料公司、拜尔化学公司和其他德国著名大公司的股票。在美国，阿拉伯人利益集团购买了密执安州一家银行，泛美航空公司企图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好几个国家宣布正在进行研究，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国际收支赤字、外汇投机和对石油美元的困惑情绪，便是正在持续的一场国际经济关系危机的表现形式。根据对黄金价格迟疑不决的态度，便可确定这场危机的深度。按正常情况判断，在如此严重萧条的形势下黄金本可攀升到很高价格，但自从1969一1973年末那次升值浪潮后，却停滞了好几个月之久。  （P201） 
因此，国际金融界内存在着极大的怀疑情绪，对危机的蔓延不知所措，各国政府为挽救各自受到威胁的利益而互相对抗。另一方面，整个形势一片消极:美国为自己国际收支的巨大赤字感到绝望，而德国却为自己基本上因马克升值而在危机期间形成的盈余而忧心仲仲。在一种普遍危机的形势下，没有什么是清楚明朗的，没有人对自己主要是在敏感的金融领域的能力有把握。

(六)一场没长的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就这场危机会延续多久作一番推测厂。首先我们看到，1974-1975年这次萧条，不能脱离自1967年开始的资本主义长时期的总危机这个背景去认识。我们也看到，这场危机现为长时期的萧条，但在这个长时期内也会出现儿个像1972—1973年那样的恢复时期。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恢复时期将是微弱的，不能解决导致危机的那些基本问题，恢复期过后接锺而至的仍是萧条时期。而且靠人为手段取得的经济高涨越明显，萧条会更加严重。最后我们看到，大资产阶级会利用它所拥有的经济政策机制，试图缓和萧条与高涨之间的波动，从而使总的萧条周期延长。                      
    我们就是应该把1974一1975年的大萧条置于这样的背景之内。我们看到，事实上可以把萧条的开始时间定在1973年第四季度。萧条的深化一直延续到1975年第一季度。但在1974年最后-一个季度，已经可以看到下一次恢复的征兆。这些征兆是:各交易所有价证券增加，通货膨胀率趋于下降，各国政府越来越明显地准备从反通货膨胀阶段转向克服衰退阶段。
    所以，虽然萧条的后果在1975年第一季度仍在增加，但到第二季度便开始了缓慢的恢复。这样，一场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的严重衰退便在美国结束了，这是资本主义第四次国际性的大萧条。  （P202）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萧条从1873年11月到1879年3月持续了六年半，另一次大萧条是从1882年4月到1885年5月，而1929一1933年那次萧条持续了三年零七个月。
    然而必须指出，一切迹象表明，事实上从1976年开始的恢复仍将有许多严重问题。3如同1972-1973年一样，作为这次恢复的起点的通货膨胀率仍将很高，失业率不会有多少下降，新投资绝对不会具有再生产的性质，而很可能是投机性和短期性的。因此一切迹象表明，这次恢复将预示着一次比现在这一次更加严重的萧条，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制度的信任将会大大降低;而且由于认识到必须解决各种根本问题，这就必将使各个阶级、各个强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社会对抗比现在激烈得多。
    正在延续的资本主义总危机，非常尖锐地暴露了一种处于没落中的生产方式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结构性问题。某些地区时疫、瘟疫和传染病猖獗，就与破坏环境、饥饿和其他类似现象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是相辅相成的。在经济高涨时期，资本主义刺激了对自然资源非生产性的和不负责任  （P203）  的消费，这样经过多年之后，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实际情况这就提出了必须合理和有计划地利用资源的问题。还有，汽车、工厂和城市里大量的能源消费以及大量的废物，都预示着会使环境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面对穷国和富国都缺乏资源的形势，面对不可能出现一种能帮助渡过难关的经济增长的前景，面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冲突加剧的局面，资本主义又重新发现了人口过剩这个早年的幽灵。当工业革命在18世纪打破人口平衡时，献出现了许多像马尔萨斯这样大谈人口过剩的理论家。现在，当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急剧降低了不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时。这幽灵又再度出现，便有人提出了主要是针对"劣等"民族的控制生育政策。
能源、食品、健康和人口诸种危机，不过是一种长期性局势的最尖锐表现，只不过战后持续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这种局势。长的奇迹和说明这种奇迹的乐观情绪消失之后，那些被遗忘的问题又显示出了悲剧的形式。   
                              
三、制度内部有解决办法吗?
    衰退使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尖锐化，这就对现有的解决办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首先必须把正在延续的这场危机的两种状况区别开来:制度危机的全面性、结构性和长期性，与目前这次萧条的近况。
    我们先来看后一种状况。迄今为止，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克服经济萧条的方式，那就是实行反衰退政策，其内容是扩大需求和提高利润率，以刺激投资。
但这样说还过于笼统，因为能否实行这种政策还取决于与各国国内力量对比有关的许多具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  （P204）
例如，一般来说必须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国家接管在财政上不太赢利和行将破产、但在经济上不可缺少的部门;为了调节现有存货特别是原料和农产品的存货，并在不增加通货膨胀因素的条件下根据投资和消费需要调节信贷，也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还有，为了减少失业的社会影响，也需要国家进行干预。
但是在国家干预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根据相互对抗的阶级利益而提出不同的干预方式。例如干预主义思想流派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国家不应该仅仅干预获利低的企业，而应该干预所有在经济的关键部门经营的企业。这种国家干预超出了国家资本主义为垄断集团服务的阶级目的。
    总而言之，这种干预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推动这种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中最先进的派别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实行不利于利润率的国家干预就会与私人投资发生矛盾，使私人投资减弱，把它驱向其他国家，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如此强有力的发展必然被看作是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或者相反，会成为经济混乱和停滞的源泉，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反革命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存在着要求扩大国家干预的普遍倾向:保守派要求这样做，目的是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部门和恢复利润率;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要求这样做，目的是扩大国家控制的经济范围，并对这部分经济实行更加民主的管理;革命阶层要求这样做，因为它们认为扩大国家干预是加深制度各种矛盾的重要因素。
除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内范围内得到发展外，为了更加直接地调节贸易和金融活动，调节原料和农产品存货及其价格本身，还需要国家在国际范围进行干预。这里，关于国家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调节和干预，才能有利于大资本或有利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特别是劳动者的利益，同样是含糊不清的。
    例如，应该面对必须实行新的国际分工问题。虽然表面看来  （P205）  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有利于依附国的技术开发和工业发展，但在实践上却导致它们在新阶段申的生产和技术专门化程度永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只能利用纯粹进口的技术，只能更加紧开发自己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上个世纪中叶加入现代出口贸易的结果，只是加深了我们各国经济的依附性，为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彻底决裂制造了极大障碍;自上个世纪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并在1914-1919年得到加强，在1930一1940年间得到巩固，但这并没有能够形成足以打破依附地位和消除原来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本国工业结构;出口部门的发展不管可以带来多大的眼前利益，结果也只是使标志着我们现实的相对落后和依附地位的那些特点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须为整个制度创造新的投资领域，其特点应该是采用一种并非全自动化的技术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前景)，这样的技术不会打破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而且既能继续利用国家这个最大的消费者和资金提供者，又可刺激私人部门和就业。
    在目前这个时期，有4个大的吸引投资的领域能够实现上述目标。
    ①法律规定的用于保护环境的投资。这意味着现有的和将要建立的企业将要支出一笔高额辅助费用。同时这类投资会引起产品更新和提高产品价格。因此，大力开发保护环境的措施将在未来年代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前途的工业部门。
    ②在民众交通工具和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城市化运动方面投资。建筑业和机器制造业 ("如汽车、飞机、现代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源泉，而且会对修配行业产生重要的副效应。此外，如果对新的城市面貌进行大胆的设计，对整座整座城市进行彻底改造，提出建设新城市和进行地区性开发，这除了可使人们相信大城市会一展新颜以外，还可以恢复人们对资  （P206）  本的进步作用的乐观看法。
    ③社会福利设施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建设庞大的私人医院和防治疾病活动等等的网络，将使建筑业和奄奄一息的制药业恢复生机，还可显示自1967年以来似乎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的进步性。
    ④由此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投资领域只不过是引起投资的那些旧机制的延伸。如果再加上第四个领域，即为克服能源危机、为超音速航空的新发展、为航天工业的新进步和新型国际通讯等花费的基础设施开支，我们就可以知道，资本主义可以找到重要的投资场所，而不必仅仅依靠过去和现在紧紧抓住不放的战争工业。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军事技术本身的发展，军事投资的局限性是越来越大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资本必须达成更大的国际一致，必须用实力，因此也就是通过建立美国的霸权地位来超越目前资本主义--体化的程度，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基础是各个强大的地区权力或小地区权力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起来。
    同时，在这个有矛盾的一体化新阶段中，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须采取一种与社会主义国家减少对抗的态度。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源泉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势均力敌    如果不是更强的话    的权力中心。
    但是，必须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这些结构性调整的具体前景，因为资本主义能否在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渡过难关就取决于这些调整。
如前所述，1967年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可能还会持续很多年。1976年出现的恢复必然是人为的、短暂的和微弱的;而且必将伴随着通货膨胀、失业、不稳定和冲突。由此可见，一次新的、甚至可能比1974-1975年那一次更为严重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时期，社会冲突将会明显加剧。关于罢工次数的统计  （P207）  显示，罢工次数自1968年至今已大大增多。随着这些冲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的战斗性和激进态度也有所加强。法国工人参加1968年的五月运动，意大利群众的罢工，意大利工人为控制劳动场所进行的斗争，以及1974年英国矿工最后击败了保守党政府的罢工，就是工人普遍表现出新姿态的例证。
     由于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群众的激进主义倾向，资产阶级只好采取守势，把权力交给运动中的改良主义阶层执掌，同时限制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改良运动的过激行动，以此作为反击。除此别无其他解决办法。进攻性的铁腕政策只有在经济恢复时期才能运用和奏效。1972-1973年，帝国主义就曾给民众运动以沉重打击，突出的例子就是智利的法西斯政变。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改良主义的基本局限之一就是:危机时期过后，由于它既不能解决制度的问题，又不能公开为资本效劳，弄得自己威信扫地，最后，或者以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形式，或者通过较少极权色彩的独裁政府，甚至通过镇压性的和保守的合法政府，为反革命开辟通路。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永远牢记依附国的情况:萧条的寒风严霜总是更无情地摧残着它们。但是，各帝国主义中心的同时衰弱。及其内部对抗的增加，有利于依附国采取提出更高要求和争取更好的政治谈判条件的政策;然而，当重新出现经济高涨阶段 (不管是长是短)，帝国主义暂时地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便会放心大胆地重新对付它的殖民地，以图恢复失去的地盘，这时依附国的地位立刻就会削弱。  （P208）
    因此，只有在政治上有利的时期实行深刻的变革，同时大力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壮大人民的组织，才能通过深化革命的变革有效地回击帝国主义的进攻。
    依附国虽然能从在中期内可能实行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得到一些好处，但它们不能指望通过建立几个大型企业来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因为相对来说这类企业只利用很少的劳动力，却要把大量利润汇寄给帝国主义企业主。如果不利用大萧条周期创造的时机最终断绝与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的联系，上述做法充其量也只是把饥饿、失业和半失业、贫穷和苦难重新掩盖起来。关于这些问题，本书第三部分还要做更为详细的分析。
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分析推向一个新阶段，把政治方面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记得我们曾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共产党、法西斯主义和极左派是构成国际形势动力的主要因素，现在就来对它们进行分析。
                                  （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