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三代》及其他〉

读〈《第三代》及其他〉
杨逵﹐一九三七年的再次访日

文□横地刚

此前﹐我曾前后两次提到杨逵的〈《第三代》及其他〉﹙注一﹚。的确﹐如果把杨逵的视角当作分光仪﹐并透过它来看一下周边的话﹐日中战争前夜﹐两国的文学工作者的形象便会象各具不同色彩的浮凋一样呈现在眼前。因此﹐本文希望以此视角为基础﹐重新思考该文所要传达的真正意义。从杨逵如何接触到萧军的《第三代》开始﹐进一步探讨他究竟为什麽要对该作品作出如是的评论。

一﹑杨逵的再次访日

杨逵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再次来到日本。他抵日之时近卫内阁已经成立。不久芦沟桥事件爆发﹐他一度被捕。保释后﹐甩掉尾随者﹐藏身于横滨的鹤见温泉﹐完成〈模范村〉后离日。离日时间是九月几号尚未找到明确记载﹙注二﹚。台湾光复后发表的〈模范村〉记有搁笔日“八月”﹙注三﹚。如果这个说法没错的话﹐可以推测他大约是在八月被捕﹐九月匆匆离开日本的吧。

《星座》的主编矢崎弹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于八月十八日被捕﹐拘留至翌年的十一月。该杂志编辑山本和夫也于二十四日被捕。被拘留的理由为﹔有“反战言论”和“前往上海与左翼分子进行联络”﹙注四﹚。十五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断然讨伐声明〉﹐矢崎被捕前一天﹐以新日本主义为旗帜的新日本文化会成立﹐这背后似乎隐藏着被捕的另外一个理由。据胡风说﹐九月十八日的《申报》报导了矢崎弹被捕的消息。“矢崎今春曾游上海﹐与中国左翼作家王统照﹑胡风等往来﹐归国后与中国人民战线派联络﹐以文艺谋大众左倾化﹐故致被捕﹙注五﹚”。杨逵的被捕盖关乎于此。《星座》被迫以九月号停刊﹙八月二十一日印刷样本﹐九月一日发行﹚﹙注六﹚。

杨逵在此短暂逗留期间的作品﹐至今已发掘出九篇﹕

一﹑〈谈台湾文学—〈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及其他〉杨逵﹑龙瑛宗对谈﹐《日本学艺新闻》第三五号﹐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

二﹑〈输血〉扬﹐同上。

三﹑〈摊贩〉林泗文﹐同上。

四﹑〈文学和生活〉杨逵﹐《星座》第三卷第八号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五﹑〈缓和考试压力的方法〉杨逵﹐《人民文库》第二卷﹐第十号﹐一九三七年九月。

六﹑〈《第三代》及其他〉杨逵﹐《文艺首都》第五卷﹐第九号﹐一九三七年九月。

七﹑〈对新日本主义的一些质问〉杨逵﹐《星座》第三卷﹐第九号﹐一九三七年九月。

八﹑〈期待于综合杂志的地方〉杨逵﹐同上﹙＊以上二篇《杨逵全集》中未收录﹚。

九﹑〈模范村〉杨逵﹙＊预定发表于《文艺》﹐未刊载﹚。

杨逵再次来日的目的是﹐在日本的“刊物内开闢‘台湾新文学’专页”﹐并顺利得到《文艺首都》﹑《日本学艺新闻》﹑《星座》等杂志的承诺﹙注七﹚。《日本学艺新闻》于七月十日即组编了“台湾文化特集”。杨逵在抵达东京的当天落脚于《日本学艺新闻》的川合仁家﹐次日即出席了该社的第一届文艺思想演讲会。七月二日与龙瑛宗会面﹐七日与《台湾文艺》的吴坤煌结伴出席了“星座会”﹙注八﹚﹐后来并加入《星座》一伍﹙注九﹚。此外﹐他还拜访了《文艺首都》的保高德藏﹐好像也拜访过改造社的《文艺》。在此期间﹐从牛　区鹤卷町的台湾留学生宿舍到本乡的旅馆﹐都留下了他投宿的印记﹐与石川达三﹐中野重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人也均有谋面。这裡顺便提一下﹐石川达三也是《星座》的同仁之一。

当初﹐为《台湾新文学》编辑“全岛作家徵文竞作号”的准备工作﹙注十﹚﹐杨逵曾预定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来日。但是由于与夫人双双病倒在床﹐出发日期推迟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台湾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三七年四月汉文栏被废止﹐《台湾新文学》六月停刊。儘管如此﹐他还是“为了替台湾文学界谋出路﹐我仍未灰心﹙注十一﹚”﹐目的自然也就改变了。但是﹐在确保开闢“专页”后﹐他打算以其为据点要做些什麽呢﹖其答桉似乎就隻鳞片爪地隐藏于《第三代》的评论与〈模范村〉的创作过程之中。

向日本杂志谋求发表场所﹐这可以有几种考虑的理由。其中﹐中国新文学及殖民地文学的介绍在当时的日本渐趋盛行即是其一。满洲事变后﹐随着对华侵略的进展逐渐唤起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支那热”在当时的新闻界可以说是沸沸扬扬。在此潮流中﹐对中国新文学的介绍﹐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中间夹着鲁迅的去世﹐到三七年达到高峰。介绍虽说“非常不充分﹙注十二﹚”﹐但还是“突破了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局限﹐渗透到普通民众读者层”﹙注十三﹚。同时﹐殖民地文学的介绍也随之兴盛起来﹙注十四﹚。《文学桉内》于一九三六年的一月号编辑了“朝鲜．台湾．中国新锐作家集”特集。甚至有称“台湾．朝鲜．中国—新文学的丰富源泉”﹙注十五﹚。与此同时﹐在中国日本文学的介绍也随之推进﹙注十六﹚。台湾．朝鲜的文学作品以日语为媒介被介绍到中国也是在这个时期。胡风翻译了杨逵的〈送报伕〉发表于《世界知识》﹙一九三五年六月﹚﹐后与吕赫若〈牛车〉又与杨华〈薄命〉一併收录于《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四月﹚与《弱小民族小说选》﹙生活书店﹐同年五月﹚。

杨逵也认识到“台湾新文学运动正在波及日本内地和中国本土﹙注十七﹚”﹙注十八﹚﹐故对此满怀希望。他说到﹐“今后本社也将与他们﹙中国方面—笔者﹚建立联繫﹐如果是汉文就寄原作﹐日文就翻译以后寄去﹐这样做是非常好的﹙注十九﹚”﹐并着手准备将台湾文学“分别在着名的杂志上加以介绍﹙注二十﹚”。于是来到日本﹐“如果我们站在中间﹐能够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对《星座》提倡的“日华文化交流”深表赞同。以“我可以保证年轻的我们今后一定能分担某一部分的工作”的积极态度尝试着投身于所有这些交流活动。并向日本和中国的“所有的文化人”呼吁“不管在日本或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去贯彻这个有意义的计划﹐我也希望绝对不要因为某些人的私利而退缩或放弃”﹙注二一﹚。

然而﹐随着芦沟桥事变的爆发﹐眼看着这些交流场所瞬间走向消失。《星座》以社告宣称﹕“当今之形势又使文化交流不得不暂止”﹐宣称“日华文化交流”遭到“顿挫”﹙注二二﹚。王统照与《文学》﹑《星座》以及日高清　瑳等人结成的“中国文学研究小组﹙注二三﹚”的合作尚未经月即告结束﹙注二四﹚。在《文艺》上连载的〈文艺通讯〉也以萧军与中野重治﹑夏衍与久保荣二郎的通信结束而告“中止”﹐丁玲和宫本百合子的通信则未能刊载。《文艺》在九月号发表了声明﹙注二五﹚。中野重治表示赞同的“鲁迅文学奖金募款”也以些许呼声而告结束﹙注二六﹚。

事件儘管“声明不扩大”﹐但七月十一日还是更名为“北支事变”﹐二十七日更是形势急转﹐提出〈撤回事变不扩大方针声明〉﹐随之总攻击开始。八月十五日又发出〈断然讨伐声明〉﹐事件上升为“支那事变”。杨逵即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夜”—即北平﹑天津地区沦陷的第二天—将自己的感慨写入了〈《第三代》及其他〉﹐为《星座》的下一期写了对〈新日本主义的一些质问〉并于战火进一步向华中扩大的形势下完成了〈模范村〉的创作。

二﹑与《第三代》的相遇﹙注二七﹚

杨逵是在战火不断扩大的局势下﹐在东京偶然读到《第三代》的。

最近我读了萧军的《第三代》﹐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愉快﹐虽然该书只发表到第二集﹐我一口气读完了已发表的部分﹐现在已迫不及待地想看续集。

《第三代》是从一九三六年六月开始在《作家》上连载的﹐第一部于三七年二月﹑第二部于三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四月两部都再版。杨逵拿到手的正是第二版﹙注二八﹚。就当时的状况判断﹐杨逵很可能是从与萧军会面后刚刚回国的矢崎弹那裡得到的。矢崎从五月十六日在上海逗留直至六月十日﹙注二九﹚。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两点。第一杨逵读到的是原文﹐其二“这本书也是我这次来东京才得以弄到手的”。这些均传达着台湾当时所处的状况。

日译版于翌年五月出版﹙注三十﹚。比较〈序〉中的最后一句﹐日译者小田狱夫译成﹕“或　日中　灯　要　部屋　志　”“在﹙上海﹚一个日间也要灯火的屋子裡记”﹐和杨逵此前的翻译﹕“昼　　　　要部屋　　志　”“志于白天也要灯火的房间”便不难看出杨逵对白话文的理解能力﹐以及他日文译文的优秀。他在此直言台湾当局“把汉文栏从台湾的报纸杂志排除出去”﹐“这并不是一个贤明的政策”。并指出﹐一直以来把“东洋”挂在嘴上﹐“口口声声”“东洋东洋”的日本的当局﹐其实﹐拒绝自由往来﹐甚至设定了连书籍都难以购得的“文化界线”。杨逵感慨“实际上﹐艺术的国界线却不断被强化﹐这真是可悲”。这也是对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文坛必将步台湾之辙的预见。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杨逵是经由东京和鲁迅﹑胡风﹑萧军等人相遇﹐在文字上结合在一起。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晚﹐鲁迅开始发烧躺在床上。恰在此日﹐胡风将刚出版的《山灵》送到了鲁迅处。十日后﹐鲁迅仍高烧不退﹐于是﹐从二十八日起﹐由胡风接替了已开始连载的〈中国杰作小说〉的编辑工作。鲁迅把萧军的〈羊〉选为首篇﹐并亲自彻夜校阅鹿地亘和日高清　瑳的译稿﹐同时附上〈作家小传〉和〈《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于《改造》六月号推出。在鹿地将第二篇柏山所着〈崖边〉的译稿送到鲁迅那裡的第一天﹐胡风拜访了鹿地﹐告诉他是鲁迅让他代为帮忙。从此﹐便与鹿地和日高以“忘我的热情”开始共同翻译﹐最后由鹿地完稿。在此期间﹐他们一同翻译完成了周山〈父子之间〉﹑欧阳山〈明镜〉﹑艾芜〈山峡中〉以及沙汀〈老人〉﹐胡风代鲁迅各为其完成〈作者小传〉后一一送交给《改造》。连载曾因鲁迅的逝世而一度中断﹐但还是持续到了翌年一月﹙注三一﹚。

鲁迅试图以〈《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让日本读者来看一下“真实”的中国﹐并说到﹐“如果不是徒劳无益的话﹐那是莫大的幸运了”﹙注三二﹚。胡风代替鲁迅完成了“将现代中国的年轻文学介绍给日本”这一使命﹐并在鲁迅死后﹐倾全力于《大鲁迅全集》﹙全七卷﹐改造社﹐一九三六年二月～三七年八月发行﹚的翻译和编辑出版。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他又应矢崎弹所请写了〈我的心境〉一文﹐再一次问日本读者﹐我们所作的“工作”真的是“徒劳无益”吗﹖这可以看作是鲁迅遗志的代言吧。

我不知道日本的进步读者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工作的。但看一看报纸和杂志上出现的时评﹐似乎并没有怎麽重视﹐尤其是左翼评论家们根本不愿意接触它的样子让我觉得备受冷落。难道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徒劳无益吗﹖儘管这样想﹐但作为《星座》诸贤的参考﹐可能被真正的文学者嘲笑为俗人的我还是想阐述一下我自己的心境。﹙注三三﹚

针对很多日本作家并不想看中国的“真实”这一事实﹐鲁迅和胡风选择了直接呼吁日本的读者﹐但是﹐反响“很小”﹙注三四﹚﹐这让胡风感到“备受冷落”。但事实上影响并不是“很小”。“中国文学研究会”﹙一九三五年三月成立﹚便是一例证明。萧军通过附于〈羊〉前面的〈作者小传〉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读者﹐“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此即有反响。如竹内好的〈最近的中国文学〉﹙《文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武田泰淳的〈昭和十一年的中国文坛展望〉﹙《支那》一九三七年一月﹚﹐千田九一的〈《第三代》的萧军〉﹙《中国文学月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小田岳夫的〈抗日支那的作家．知识阶层人士〉﹙《文艺春秋》一九三七年八月﹚﹐长野贤的〈萧军的人道主义〉﹙《中国文学月报》一九三七年八月﹚﹐武田泰淳的〈抗日作家及其作品〉﹙《文艺》一九三七年九月﹚等等。在此期间﹐小田岳夫﹑矢崎弹﹑鹿地亘都曾有与萧军谋面﹐并传达了见面情形﹙注三五﹚﹐及至〈萧军致中野重治／中野重治致萧军〉﹙《文艺》一九三七年七月号﹚等往来书信的发表﹐萧军已成为一般读者所熟知的人物。其间﹐日华学会召开的“《第三代》演讲会”﹙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及“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例会﹙同年七月八日﹚﹐专题讨论了“《子夜》和《第三代》”﹙竹内好﹚的事实更应受到关注。

杨逵正是在他们提供的这些交流活动中得以与萧军以及《第三代》相遇。他读了小田﹙《文艺春秋》﹚﹑鹿地﹙《文艺》﹚﹑长野﹙《中国文学月报》﹚﹑《星座》﹑《都新闻》﹐以及萧军与中野重治的往返书信﹐并见到了与萧军素有往来的矢崎弹和中野重治。其中所谓“鹿地”﹙《文艺》﹚指的就是付于萧军与中野往返信中的〈萧军小传〉。

读了《第三代》和上述评论之后﹐杨逵从正面回应了胡风的“心境”。在胡风的〈我的心境〉中﹐让杨逵深表同感的是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们也知道过去的日本文坛不愿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可是我们绝非打算以泥脚踩进绅士们﹙笔者旁点﹚的客厅。换言之﹐我们并非只面向日本文坛﹐而是想通过尚且幼稚的文学传达给日本的读者﹐特别是进步的读者﹕中国文学是如何受难﹐如何奋起﹖又是如何通过失败和牺牲来改造自我的。因为我们相信﹐犹如烘炉般沸腾着的中国社会﹐会多多少少地反映在文学作品裡﹐而且日本进步的读者一定会对此抱有共鸣……﹙注三六﹚

“《第三代》及其他”所表达的正是殖民地台湾对鲁迅﹑胡风等的“工作”的最大的共鸣。杨逵在较长地引用了胡风上面一段文字后写下了他自己的话。

我们殖民地的人也有相同的感概。我想﹐在地方上一边工作一边写作的日本无名作家﹐大概会有相同的感概吧。

三﹑土匪的“真实”

杨逵将其对《第三代》的评论归纳为数行﹐以此作为结语。

作品中描写被欺压的人民不断加入所谓“马贼”的故事﹐所谓“马贼”﹐并不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可怕的强盗﹐而是相对于压迫者而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日本也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依这句话的含意﹐我们天天被灌输的土匪﹑共匪﹑什麽什麽匪﹑什麽什麽匪﹐其实是……﹙注三七﹚。

杨逵的看法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而是作为一个当事者。这与其他从那裡寻求“异国情趣”或是“人道主义”﹐并以此保持它与自身距离的议论者们大有不同。他是从称妻子为“土匪婆﹙注三八﹚”的角度来读《第三代》的。他把小说的主题明确地揭示给读者﹐指出了小说所揭示的“真实”﹔说道“小说裡面丝毫没有欺骗或谄媚的庸俗性”﹐并毫不讳言“我们读起来又很有趣”。

武田泰淳曾这样评价道﹕“《第三代》不是抗日作品﹐描写的是满洲农民的生活……虽说在二十世纪还会出现描写山贼生活的作品有些异样﹐但这裡的山贼﹐其作为自然人的行为却毫不令人感觉突兀﹙注三九﹚”。武田在此表示“不是抗日作品”是为了与一般的“国防文学”加以区别﹐也可以说是为了说明这是一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作品。小田岳夫认为﹐“贯穿《第三代》的恐怕是类似人民战线的思想体系﹙注四十﹚”。如果说这些就是专家对中国文学的介绍的话﹐那麽浅见渊的看法则代表着知识阶层的普遍认识。他负责《文艺》的“匿名月论”﹐武田的文章不用说﹐他对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介绍自然都很瞭解。他在读了小田岳夫的译文后写过一篇名为〈支那〉﹙注四一﹚的文章。他首先长篇大论地讨论了〈支那民族精神的颓废〉﹐以〈日支事变正是由于支那民众陷入一种彷佛《阿Q正传》的状态〉﹐人人“利己主义”至上﹐缺乏“对国家的献身精神”﹐而“正是这种国家观念的丧失﹐构成了招致支那今天悲惨命运的重大原因”开始展开了他的议论。接着以此为前提开始介绍《第三代》。据他的理解﹐在那个社会“只有农民是健全的”﹐他们“一边默默地甘受着贪得无厌的统治者的剥削﹐紧咬着大地”﹐他们“以生活践行生活”。于是﹐“为了自由他们或当土匪﹐或去坐牢而再无其他选择”。因此作品表现了“《水浒传》裡所描绘的﹐仗义而耿直的侠义精神”。

他们的理解都只停留在“被欺压的人民”加入了“所谓‘马贼’”﹐而未能深入到与欺压者相对“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这一层面。特别是浅野以未能深入的理解﹐强加给读者中国是“土匪﹑军阀﹑贪婪与迷信支配的封建社会这样一种见解﹙注四二﹚”。

似乎从《第三代》想到《水浒传》的读者并非少数。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差异。杨逵说﹐“不要因为有很多山贼”﹐“就瞧不起或惧怕”﹐“我们应该要透过这部小说接触中国社会的真实面﹐深入探讨山贼的真面目才行”。光看这些似乎与浅野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问题在后面﹐《水浒传》在日本﹑台湾无法完全与《三国志》相比的理由“我认为恐怕有政治因素”﹐因为其主题是暗示“替天行道”﹙注四三﹚。这裡顺便说一下﹐在“汉文栏废止”后﹐为了阻止“心灵的征服”﹐为了表示台湾人既不会成为奴隶也不会成为奴才的气概﹐黄得时与杨逵曾分别将《水浒传》和《三国志》译成日语。民众亦是如此。杨云萍曾记录﹐甚至到了“决战期”﹐“农民们”仍在《三国演义》或《水浒传》—而不是以日语演出的“皇民剧”中寻求娱乐﹙注四四﹚。

是什麽导致这样的差异呢﹖其一是不愿正视现实。另一则是忘记了台湾的经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史。对杨逵来说﹐他有台湾的经历﹐而他从那段历史中所学习到的“逻辑”﹐现今正在满洲进行中。满洲事变以来﹐日本所谓的“讨伐暴戾﹐以确乎不同的决心﹐凡抗日﹑侮日等一切势力”﹙注四五﹚均“被灌输”为“马贼”﹑“土匪”﹑“共匪”﹐而这些匪如何就成了被“惨杀”的对像是不需任何说明的﹐这些杨逵所看到的事实浅野却看不到。

杨逵是试图以小说形式把颠倒了的台湾史加以纠正作为其文学的出发点的。

我九岁时﹙民国四年﹚﹐台南发生　吧哖抗日事件﹐我亲眼从我家门缝裡﹐窥见日军的砲车轰隆而过﹐其后又听闻日军的镇压与惨杀﹐稍大后﹐我在书店买到一本日本人写的“台湾匪志”﹐也看到所谓“匪徒刑罚令”﹐我才明白了日本人如何歪曲历史与法律﹙注四六﹚。

在其他场合他也明确地谈过这种“镇压与惨杀”逻辑。日本人“把我们民族主义者叫做‘土匪’”﹐“有一本记戴台湾革命史的书就题为《台湾匪志》”﹐“有专门对付我们民族革命运动的法律就叫着‘匪徒刑罚令’”﹙注四七﹚。这些可以看到他与《第三代》如此相像的原质。

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讨论一下在他的原质和讚赏《第三代》之间所传达的他对时代的认识—特别是他对中日战争的认识。首先他是怎样认识所谓“支那问题”的﹖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但文中还是有些微的线索留了下来。从消息严密封锁的台湾﹙注四八﹚来到东京﹐他如饥渴般地阅读报纸杂志。譬如《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文艺春秋》以及《蛇形管》的八月号﹐以这些“作为正确的判断材料”﹐探求“潜藏在事件背后的事实”。特别对“暴风雨中的苏满国境及暴风雨中的北支”表现出极大兴趣﹙注四九﹚。日本逗留期间他始终如此﹐这从〈《第三代》及其他〉文中也可略见一斑。

从前面引用的内容可以看到﹐他在文中曾特意标出了参考着作的作者及杂志名。小田岳夫介绍了从“国防文学”的争论到“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的经过﹐萧军﹑胡风﹑中野重治等人也提到了对此的见解。此外﹐从他的着作中也能看到矢崎弹在《星座》的七月例会上彙报归国谈的情况。《中国文学月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号﹐八月二十五日发行﹚刊出了日高清　瑳所译“文艺家协会与文艺工作者”二团体的“主张．构成．活动等”。胡风在《大鲁迅全集》第五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刊﹚的“解题”中谈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意义﹐并指出﹐“至于华北五省掀起的自治运动﹐舆论界首次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国民党也难以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压制”。统一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进步”﹐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的战斗。这二篇也都应该是杨逵唾手可得的文章。

关于中日战争和内战﹐中野重治在《文艺通讯》上介绍了埃德加．斯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见记—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西安事件与国共合作〉﹙《改造》一九三七年六月﹚﹐并写道﹐“现在已将日本读书人看中国的视野大为开拓了。日本人也在热心地阅读”。他进一步说明了“被一分为二的中国”及“日中文学的联繫”﹙注五十﹚﹐并说道﹐“希望从中国她自身的历史中看中国支那﹙注五一﹚”。中野见到杨逵﹐“打听了很多台湾的事”﹙注五二﹚﹐不过可能没有谈到“中国的国民解放战争”中的政治和文学的问题﹖同时﹐在这前后见到的龙瑛宗在光复后写道﹐“尾崎秀实﹙原台北一中出身﹚的中国研究是非常正确的﹙注五三﹚”。我们认为他与杨逵共同有着这种认识一点也不足为奇吧。在杨逵标有阅读记录的《改造》八月号上就有尾崎发表的〈北支问题的新阶段〉。尾崎在文章中论述到﹐“支那最近的统一运动既是国家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注五四﹚。

杨逵这篇书评诚可谓杰出之作。这种杰出工作如果缺乏对殖民地台湾的自觉以及对不断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恐怕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当时所能允许的文字表达范围内﹐我们是否应该这样解读杨逵的表述﹐即﹕虽然战火的进一步扩大将“被欺压的人民”从台湾扩大到“满洲”﹐从华北扩大到华中﹐但这也是致使“相对于欺压者而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的战线扩大的结果。〈模范村〉共有过三次修改﹐但在事件刚结束时只写了“被欺压”三个字的地方﹐而后来又插入了下面这样一句话﹐这便是上述理解的最好证据。

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辣﹐今年来﹐满洲又被她佔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注五五﹚。

杨逵对于萧军将被歪曲了的“土匪”的世界作为一种正常生活进行刻画而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愉快”。这也就是胡风所说的﹐“对于生活如何创造文学的同感﹙注五六﹚”。杨逵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总之﹐《第三代》是有趣的好小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向大家介绍”。在引导日本的读者睁开眼睛面对“教育”所遮盖的“真相”和眼前的事实的同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文学家﹐杨逵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那裡所讨论的大众文学的赞同。

四﹑“官民一致的美德”

此后杨逵开始着手修改〈模范村〉。目前尚不能确认现存的〈模范村〉手稿﹙注五七﹚是杨逵再次来到日后﹐将相当于〈模范村〉前一半部分的〈田园小景〉﹙注五八﹚﹐修改后又增添了后半部分呢﹖还是来日本时就带来了“模范村”的成稿﹐只是在此进行了修改。从有限的时间来考量﹐我以为后者的可能较高﹐由于原稿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我们无法探讨芦沟桥事变对它的直接影响﹐但是《第三代》带给他的激励是毫无疑问的。他在〈模范村〉的前半部分中描写了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势力联手压榨农民的实际状态﹐后半部分则刻画了一群“相对于欺压者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的青年。

一直在本村派出所工作的劳苦功高的木村警员﹐一下子就升为警长了。最近县裡的警务部长阁下又要颁给“模范村”的褒状﹐本村的第一位地主阮固爷打算领奖。这当然是本村的无上光荣

村子裡官民一致的良风美俗十分贯彻—这是局外人的话。可是村裡的官员们却似乎并不满意﹐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村裡的百姓都像牛一样的﹐要拉着鼻子才肯动﹐稍稍放鬆一点﹐就要懒惰起来了。譬如说公路两旁的树木﹐枯了倒了也没人管”

对那些“不肯自动用力的人”﹑“怠惰的人”都要罚款﹐“有时还要赏他们几个耳刮子”。资本家们称讚产业道路的修补﹐“在捐献国防献金的时候﹐就捐了一笔颇为不小的数目﹐以示大方”。农民们则“一听到公家令下﹐放下刚刚开犁的水田不顾﹐便立刻动身去修筑公路”。还有“捐派突然增加许多”﹐“财主们所纳的捐款……赚回几倍的钱来﹐可是中农以下的人﹐钱捐了出去﹐多半永无复归之期了”。甚者﹐财主们把来自百姓的土地收回而租给製糖公司“和拥有大资本的糖业公司密切联络﹐不论在土地的灌溉上﹐或是其他和官府有关的事情上﹐总可以多佔一些便宜”。

杨逵这样描绘着殖民地台湾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结构﹐然后逐渐将读者引导到“警察局长巡行”这一高潮部分。“平常修补完好的公路要重新检查﹐路边树木要修整﹐街巷和庭院要打扫﹐围牆要修补﹐家裡内内外外要收拾好﹐全村上下因此天翻地覆地忙碌起来了”。于是“在警察局长还没到来的时候﹐这裡早已整理得焕然一新了”﹐然而“就外表看虽然是够整洁的﹐每家屋子裡面呢﹐因遵守严令而没有地方安置的农具﹑杂物和柴火﹐一股脑儿都搬了进来﹐却变得杂乱不堪”。“大厅的顶桌上﹐一向是供奉妈祖娘娘﹐观音菩萨的佛像和香炉﹐如今摆设着日本式的神龛和写着‘君之代’的挂幅”。老人们因为不拜佛便吃不下饭去﹐所以会时常悄悄地拉出佛像点上香流泪。但一听到脚步声﹐便又将之藏入杂物中。“可怕的是﹐一起搬家到屋子裡的蛇﹐常在半夜裡鑽出来﹐惊醒农人的好梦﹐譬如林金土便是为此而送了一条命”。“官民一致”最终是让“蛇”潜入到自己家中。“蛇”象徵着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到生活得每个角落。巡行的次日﹐该村被评定为模范村。“警察局长在谈话裡强调的是泰平乡官民一致的美风﹐并且对这个模范村的飞跃发展表示感激”。杨逵对满洲事变以来﹐台湾社会的诸矛盾﹐从“生活中”毫不留情的挖掘出来﹐将所有这些矛盾展现给我们﹐并以民众自己的语言对官方将所有的矛盾硬塞给民众﹔用“美风”遮盖的“官民一致”的实态进行了彻底揭露。

这也是对再次来日的杨逵来说﹐眼前的不断扩大的“举国一致”的本质。满州事变以来﹐日本“国内对立相克”的情况不断扩大。由军费膨胀带来了物价飞涨和税收增加﹐在此背景下﹐从一九三六年到三七年﹐劳动纠纷﹐主佃争议不断激化。作为此状况的反映﹐在第二十次全国大选﹙四月三十日实施﹚中﹐社会大众党和日本共产党获得了三十八个议席。接着在地方的选举中﹐也表现得异常活跃﹐这给当政者以强烈震撼。以“缓和国内对立相克”为旗帜的近卫内阁于六月四日成立。这是杨逵来日一周前的事。正当国民的民主化要求进一步扩大时﹐芦沟桥事件爆发了。内阁十一日拟定了“帝国政府对北支事变的的根本方针”﹐十二日分别召集言论机关代表﹑贵众两院议员﹑工商金融界代表会谈﹐取得了“举国一致”的合作意向。社会各界纷纷举行了“举国一致”的宣誓。于此“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文化言论﹚的举国一致﹙注五九﹚”的“果实”宣告结成﹐“对立相克”一夜之间得到“缓和”。十五日﹐社会大众党声明改变方针﹐第七十一次帝国议会通过了高额的事变“追加预算桉”和“特别税法桉”﹐于是﹐对“北支”﹙译按﹕华北﹚的进攻就成了“国民全体的意见”和为了“保全国体精髓归一”以及为了“东亚永远和平的确立”。劳资纠纷和佃耕争议从上半年有史以来地激化变得有史以来地缓和﹐紧接着内阁会议又于八月二十四日推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要点”﹐“于是﹐儘管人们对现实很清楚﹐但却又只能顺应颠倒的现实中”﹙注六十﹚。

杨逵将“举国一致”比拟为“官民一致”﹐而对“出兵”﹑“追加预算”﹑“特别税法”以及“国体之精髓”分别比拟为“劳役”﹑“国防捐款”﹑“捐款”以及“美风”写入了“模范村”。因此﹐作品揭露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就是将诸矛盾以“国体之精髓”加以遮盖﹐就是以“东亚永远和平”的美名粉饰对华侵略。以此为背景﹐他在小说的前一部分﹐通过村裡官员的话暗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台湾则为“皇民化”运动—的开始﹐在后段则写了青年们反抗的开始。这些应该是他打算冒险在日本发表其〈模范村〉的理由吧。

十月末﹐《文艺》编辑部暂不发表﹐将原稿退回﹙注六一﹚。〈模范村〉不为殖民地台湾所容﹐当然在宗主国日本也不能容。鲁迅曾这样鼓励过在租界地上海的气氛中的无所适从的萧军﹕“‘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注六二﹚”。同时﹐在萧红所着《生死场》的书评裡也曾这样写道﹐“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麽﹐我们绝不是奴才﹙注六三﹚”。鲁迅和杨逵总是将自己放在“匪”的一侧。因此他们的着作总是被视为是扰乱“举国一致”﹐威胁“东亚永远和平之确立”的东西而被排斥。

五﹑“泥脚”与“黏土之足”

据胡风说﹐“某匿名的批评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发表过有关对中国文学的批评。遗憾的是至今未明所指﹐但胡风和杨逵都分别引用过其中不同的两处﹐并可看出他两人分别阅读了该文。估计可能是矢崎弹给二人看的。本文在此对二人引用部分再次誊录如下。“中国的作家们肤浅地以为以此就登上了世界文坛”﹙注六四﹚﹑“把那种没有技巧的东西当做一回事﹐就像把泥脚的人请进客厅一样真不识体统”﹙注六五﹚。这裡所谓的“以此”指的应该是在《改造》连载的〈中国杰作小说〉﹐不知道是否还包含着《大鲁迅全集》的出版。在此前﹐我们还可以看到小林秀雄的这样的见解﹐“要说在啃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出身的抗日作家的作品裡﹐能看到支那人的本来面目﹐我不相信”﹙注六六﹚。他就是这样拒绝鲁迅等人提供的中国的“真相”的。

两者的隔阂显着地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解体后开始的两个文学争论上﹐即小林秀雄和正宗白鸟之间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争论”﹙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月﹚﹐以及小林秀雄和中野重治的文学争论﹙一九三四年四月～三七年三月﹚。中国新文学是“泥脚”这种批评的依据﹐是小林秀雄所谓“如果伟大的思想最终超越现实生活的时刻尚未到来﹐那麽思想这种东西到底能发挥出什麽力量”﹙注六七﹚这一论调。这与胡风与杨逵所考虑的“生活如何创作文学”之间自然不能相容。

杨逵借对方所谓“泥脚”的批评﹐反过来对日本作家们的“安于过小康的绅士生活”﹑“绅士意识”﹑“绅士式的高尚意识”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他首先质问﹐为打破文坛的“贫血状态”﹙注六八﹚﹐“‘不计成败﹐做了再说’的精神﹐我觉得日本作家不应该只是挂在嘴巴上﹐而是应该真正地去身体力行。难道这样想错了吗﹖”而“不计成败﹐做了再说﹗”这句话正是以新日本主义领袖自居的林房雄所说的。接着﹐杨逵把矛头指向了片冈铁平的所谓“文学要大众化﹐是没有希望的”﹙注六九﹚的认识﹐说道﹐“不是用凋虫小技和象牙塔内的创作﹐而是应该脚踏实地用社会的眼光来进行﹐这一点要求是针对所有口口声声说进步的作家的”﹙注七十﹚。杨逵清楚地看到了该“转向”后的二人的“檄”与“没有希望”均来自“超越现实生活”的思想。杨逵和胡风认为这是“逃避现实”﹐并给与了批判﹐而自负地以为日本的文坛即为“世界的文坛”的匿名批评家﹐却蔑视拒不接受这一思想的中国新文学是带着泥土气味的落后文学。

两个争论自然而然地从“思想与现实生活”的争议﹐发展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争议。在此期间小林将“思想是超越现实生活的”改为“思想要求现实生活为其牺牲”﹙注七一﹚。﹙注七二﹚在此过程中﹐论者们也常常被追问到有关对中国的认识。因为怎样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直接关係到怎样评价日本的近代化﹐因此﹐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论点之一。

鲁迅早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曾指出日本的文学家“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在“迴避”﹙注七三﹚这些事实的同时﹐“的确发挥了古风的人道主义者的特色”﹙注七四﹚。正宗正是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出了作家这种“不可不直视周围现实”的心境﹐从而才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新文学应有的存在方式和应该理解中国现实的看法﹙注七五﹚。鲁迅也对正宗的见解“颇有同感”﹙注七六﹚﹐并通过他对小林的言词提出了异议。

中野转向后﹐返回了福井的“乡村的故乡”开始审视自己的父亲。他通过父亲的人生从新思考“国”与“家”的关係﹐并从此视角审视明治以来的近代化。父亲在甲午战争从军﹐战后在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的临时土地调查局工作﹐在殖民地经营之初做出了贡献。中野以此作为了考虑朝鲜﹑台湾和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他在与萧军的往返书信中从“我的父亲﹐甲午战争中作为一名炮兵一等兵曾去参战﹐发射过大炮”﹐日本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国家”﹐一直谈到应该正视日本的侵略战争﹐认真考虑“‘日本文学的现状和日本作家对中国的关心’这一複杂的大问题”。他对小林的理论作出了如下的批判。《文学界》座谈会认为﹐“将日本分为两个﹐这也不符合事实﹐所以无论怎样﹐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日本﹐并把爱情倾注给它”﹐但是“中国却有两个政府﹐或者说有两个政权。﹙中略﹚两个对立的政权却同在一个支那”。“小林秀雄等人可能会说我又再说谎”﹐但是我的关心确实“不仅在于双方﹐更在于对两者关係的理解”。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係﹐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中国新文学“在内部具有共通的性质”﹐并在最后说道﹐应该根据事实看中国的历史﹐至少太平天国革命“是支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并断言“我以为这不仅是日本文学接受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途径﹐也是日本国民降低高腾税金的途径”﹙注七七﹚。这是他对“日支文学的联繫”的重要性和两者之龃龉的看法﹐也是他与小林的“争论”的基点。

对于身处监视观察下中野的冒险直言﹐小林承认现状但却不肯回顾历史与传统。事件的一年多后﹐他去了“满洲”﹐据他说“望着几千万难民的人群”﹐除了“让他联想到《诗经》桑柔篇所表现的情形”以外而再没有别的﹐无论是在“满洲”还是在北京街头都没有见到“阿Q面孔”﹙注七八﹚。甚至连战争对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看不见了。他“对今日之中国无所知”﹙注七九﹚﹐甘心麻木﹐拒绝以他人为鉴。

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日本泥足》是当时国际上倍受关注的一部作品。尾崎秀实引用过﹐冯仲足在胡风编辑的《七月》上的文章中也提到过。“泥足”就是用泥做成的脚﹐比喻日本国薄弱。现在被翻译成“粘土之足”﹙注八十﹚。“泥脚”指沾着泥的脚﹐形容〈中国杰作小说〉在日本文坛登场。前者是对以脆弱的“粘土之足”来进攻中国﹐“决没有支援长期战争的力量”﹙注八一﹚的分析﹐而后者则是对日本文坛既脱离日本的现实也脱离中国的“真相”自我说明的批判。虽然这个分析和批判之间看似并无直接关係﹐但都揭示了日本的近代化的贫弱。杨逵和胡风对匿名批评家的反驳﹐最终的结论也似乎在说明他们也不过是“粘土之足”吧。

六﹑隐居首阳

芦沟桥事变后﹐胡风获知矢崎弹被捕的消息﹐知道了日本政府“压迫民众和侵略中国”终于二合为一。他指出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底强盗政策底两面”﹙注八二﹚。揭穿了“举国一致”的诡计。杨逵也以自身被捕的经历瞭解了这一本质。中野重治也是最早注意到事变重大性的人物之一。“这次在性质上比以往任何一次‘事变’都更大﹑更重﹐恐怕是为彻底解决过去所有事变遗留问题的又一次‘事变’吧”。他随即认识到“事变”将成为甲午战争以来的总结算。并说道﹐虽然“中国的武力”与日本相比“暂且占劣势”﹐但“如果‘事变’拖长﹐在‘事变’的进程中这种优劣的差距会急速消失”﹙注八三﹚﹐预测到“事变”会成为长期的战争﹐认为对应日本“速战速决”方针的将是“支那民族战线的全面抗日战争”。一般认为这种观点来自尾崎秀实“北支问题的新阶段”的分析﹐杨逵也持同样看法。

小林秀雄认为﹐“对这次事变日本国民採取了默然处之的方式﹐这是这次事变最大的特徵。”他说﹐“举国一致”的思想“并非只是所谓日本民族血缘的﹑无意识的团结这麽简单的事情﹐而是随着长期并着实複杂的传统而来﹐又经明治以来急剧西化影响之锤炼而后形成的一种异常的聪明和异常的智慧”。我们已经知道﹐中野和小林均早在事件前就一直关注日本的“近代化”问题﹐然而小林还是继续含煳其词地说道﹐“这种智慧﹐因为才刚刚体现还不能明确描述。也还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描述过它。我也只是有这种感觉”﹙注八四﹚﹐终究也没有明确他所谓的“智慧”究竟为何物。他到达了自己开闢的场所﹐但却绕开这个场所而只是抛出了问题。因此﹐他所谓的“智慧”也就只能停留在“超越现实生活”﹐并“牺牲”现实生活的思想上﹐充其量不过是使国民“沉默”的一种意识形态装置而已。

在中野发表“感想”的《改造》九月号上﹐户坂润写了一篇题为“举国一致与国民生活”的文章﹐对煽动“思想动员”的小林的非逻辑性言辞进行了揭露﹐他说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条通往新日本主义的道路就摆在眼前。“形成举国一致﹐并不是所谓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之间矛盾相互转化统一的结果﹐而是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完成”﹐“日本主义不得不将它以自由主义改观的形式进行﹐这就是最近的文化形势”﹙注八五﹚。

在事件期间﹐艺术院成立﹐文化勳章设立﹐接着文艺座谈会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联盟的结成。随后﹐根据佐藤春夫的提议﹐八月十七日新日本文化会诞生。前者是半官半民的财团法人和后者的民间团体一同开始推进文化界的“举国一致”和民众的思想动员。中央文化联盟成立的宗旨中这样写道﹐现代日本文化有“急于模彷﹑追从﹐而有缺乏创造性和进步性倾向”﹐使得“思想对立阶级的斗争徒然激化”﹐以致“民心动摇﹐社会不安”。为此应充分认识“我国国民性的特质”﹐取“东西文化”之长捨弃其短﹐建设“新日本文化”。新日本文化会则得到了中央文化联盟会长松本学的赞助﹐由林房雄等为中心的二十三名会员组成﹐没有规章﹐纲领﹐会章等规定﹐加退会均属自由。但据发起人之一的林房雄说﹐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探求‘属于日本性的东西’到底是什麽”﹐现在对“属于日本性的东西”的探求就是“作为二千年的传统和明治以来七十年间热心吸取西欧及世界文化的成果。今天我们迎来了可以创造新的日本文化的关键时刻。”﹙注八六﹚并且冠冕堂皇地说﹐“爱日本﹐必然就是排他的﹐狭隘亦属自然”。﹙注八七﹚

杨逵关注到这一系列“文化界人士所图谋的事实”﹐指责道﹐这“比当局的政策更叫我们感到悲痛”﹐他们所图谋的新日本主义“好像要给这个不断扩散的艺术的亲和力套上外壳﹐阻挡它扩散”﹐指出了其封闭性和锁国性。他说“新日本文化”不仅不能包括战争对手中国﹐甚至连作为殖民地的台湾﹑朝鲜也不能包括。“结果﹐那个壳子终究只会把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封闭起来吧。这是我根据新日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薄弱以及反对的声浪很高等因素﹐所归纳出来的结论”。﹙注八八﹚

于是他向《星座》九月号寄去了〈对新日本主义的一些质问〉一文﹐罗列出对“深奥又玄虚的东西”和新日本主义的暧昧的“质疑”。他责问﹕“新日本主义者诸君在想什麽﹐到底想要教导国民什麽﹖”“这个日本人的心情﹑日本人的感觉﹐到底是德川时代的﹑还是丰臣秀吉时代的东西﹐或者是完全是不同的新东西﹖”“日本人的眼光和世界人的眼光的不同到底在哪裡﹖”“新日本主义诸君到底想要怎样谋求日本的发展﹖”“新日本主义到底想告诉我们”也就是殖民地的人们“以及日本的劳动者什麽呢﹖”。

针对没有纲领和规章的对象﹐虽然批评也不系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批评集中归纳如下﹐第一﹐文化人对思想动员的支援﹐第二﹐支撑思想动员的新日本主义的暧昧性﹐第三﹐集中于其锁国性乃至排他性。“在大东亚文学者会议时”杨逵遇到了同样的文化人士。他们“所图谋的事实”让杨逵看到的“不再是艺术家﹐而只是个自吹自擂的‘广告贩子’”。﹙注八九﹚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最后想谈一下矢崎弹。他从上海回国后为《星座》九月号编辑了“特辑﹕民族主义再检讨”﹐对新日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杨逵的那篇短文。虽因印刷样书的同时矢崎等被捕故而未得广泛刊行﹐但它还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基于“现代的人道主义一方面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学遭到压制而被迫后退的一种抵抗方法”﹐同时也是“由现今的政情所激发的知识分子良心的自觉表现”这样的信念。矢崎以人道主义作为基调对“日华文化交流”进行了尝试。对此王统照向他询问的是“具体的方向”﹐胡风则表示异议。萧军称其“避实攻虚”﹙注九十﹚。回国后﹐矢崎应对他们的批评﹐开始努力摆脱“旧的人道主义”所表现的“逃避现实”﹐呼吁《星座》同人﹐应该像西班牙内战唤起欧洲知识人的人道主义那样做。﹙注九一﹚但同时﹐他又流露出日中战争的原因乃是“近来的中国的军事性﹑政治性行动的态度”﹙注九二﹚﹐遂招致了胡风的不屑﹙注九三﹚。

矢崎的被捕和《星座》的停刊作为新日本主义﹙民族主义﹚摧毁人道主义的一个瞬间﹐虽然给人们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但就象逮捕的理由所显示的那样﹐他的人道主义的有效是因为他在星座卷头语说了“现代日本主义陷入锁国的过失和在剿灭方言乡土之爱的任务中的果敢”﹙注九四﹚而并不是人道主义本身。由于日中战争的扩大﹐他的人道主义对中国﹐对日本﹐都已失掉了立足之地。﹙注九五﹚

杨逵再次来日所面临的是新日本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头以及两者间的冲突﹐就是说是在这种冲突下的“阶级与民族”问题。从《第三代》的评论和〈模范村〉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关于这些思考的发展方向。他返回台湾沉潜入“首阳农园”﹐他的想法恰恰表现在此。“首阳”二字不仅是为了“公开表明反日的态度”﹙注九六﹚﹐表示对日本文坛的死心﹐同时也显示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信和对“民族解放战争下的大众文学”的期待。杨逵据此预测了战争的长期化﹐“为了免于饿死”﹐决心在此“听从规劝厚颜采薇而食”。﹙注九七﹚

在“转向”后的文学家之间﹐曾对比议论过林房雄的“不计成败﹐做了再说”和鲁迅的“隐居首阳山”。有一篇题名为“鲁迅与林房雄—转向者的冗舌和沉默”﹙注九八﹚的匿名批评﹐其讨论的内容流传至今。文章说﹐“对于转向者﹐鲁迅的所谓以无言的抗议而应战﹐我们对此不无疑问。﹙中略﹚以容许佩戴的最后的短剑去斗争﹐不仅是悲壮的﹐同时难道不也是重要的吗﹖”。评论认为﹐“隐居首阳山﹐还是战斗到底﹖”不得不选择其一﹐“这也许就是支那人和日本人不同”。评论的是非我们暂且先放到一边﹐但如果确如文章所言的话﹐杨逵作为中国人的确选择了鲁迅的道路。

﹙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完稿﹐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改定﹚

注释

注一﹕拙稿〈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的台湾文学状况〉《境外的文化》汲古书院二○○四年十二月﹐《人间》二○○三年十二月﹐《复旦学报》二○○四年第三期。以及拙稿〈由《改造》连载〈中国杰作小说〉所见日中知识分子之姿态—从鲁迅佚文／萧军《羊》所附〈作者小传〉说起〉《人间》二○○五年四月。

注二﹕关于〈杨逵再次访日〉有以下先行研究。河原功〈杨逵—及其文学的活动〉《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龙溪书舍﹐一九七八年四月。张季琳〈台湾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杨逵和《大日本帝国》〉﹙博士论文﹚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二○○○年六月。黄惠祯《杨逵及其作品研究》麦田出版﹐一九九四年七月。及〈左翼批判精神的锻接﹕四○年代杨逵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研究〉﹙博士论文﹚国立政治大学文学系﹐二○○五年七月。

注三﹕杨逵〈模范村〉《台湾文学丛刊》第三卷﹐台湾文学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注四﹕近藤龙哉〈胡风与矢崎弹—以日中战争前夜的杂志《星座》的尝试为中心〉《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一五一册﹐二○○七年三月。矢崎拘留的理由出自《特高外事月报》﹙昭和十二年八月分﹚。承蒙着者赐阅发表前之原稿﹐并提供《特高外事月报》。特此鸣谢。

注五﹕胡风〈忆矢崎弹—向摧残文化的野蛮的日本政府抗议〉《七月》週刊第三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五日／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东京民众觉悟﹐反军阀空气浓厚〉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文中有关矢崎的报道摘自《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评论家矢崎弹氏《因反战演说受审／及其渡支前后的情况》〉。

注六﹕〈出版法〉规定书刊发售或分发三日前有义务送往内务省。由此可以得出﹐矢崎弹是在八月十八日提交稿件后被捕的。

注七﹕宋泽莱〈不朽的老兵〉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前卫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

注八﹕〈星座通讯〉《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九﹕〈新人介绍〉《星座》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十﹕杨逵〈编辑后记〉《台湾新文学》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一九三六年五月。

注十一﹕宋泽莱〈不巧的老兵〉同前。

注十二﹕中野重治〈中野重治致萧军〉《文艺》一九三七年七月号。

注十三﹕饭田吉郎〈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介绍—来自无产阶级文学者的观点〉《东洋大学纪要》第十二集 一九五八年二月。

注十四﹕白川丰〈日本杂志所刊旧殖民地作家的文学〉《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作家和日本》大学教育出版一九九五年年七月。

注十五﹕足立〈台湾．朝鲜．中国〉《都新闻》〈大波小波〉﹐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

注十六﹕可参照以下资料﹐如﹕江口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支那译文及其译者〉《文学评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小田岳夫〈日本文学和支那〉《文艺座谈会》一九三六年六月。

注十七﹕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研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注十八﹕〈将作家培养与编辑交于大众之手—本社第二次商讨会决定方针〉《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二月。胡风译《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的发行广告见《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三七年五月。

注十九﹕〈将作家培养与编辑交于大众之手—本社第二次商讨会方针决定〉同前。

注二十﹕杨逵〈写在《全岛作家竞赛作品号》的计划发表之际〉《台湾新闻》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

注二一﹕杨逵〈《第三代》及其他〉《文艺首都》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二二﹕《星座》编辑部〈社告〉《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二三﹕竹内好〈《中国文学月报》后记〉《中国文学月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号。

注二四﹕〈日华文化的交流和今后的星座〉《星座》一九三七年七月号。

注二五﹕辑辑部〈诸位读者〉《文艺》改造社﹐一九三七年七月号。

注二六﹕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鲁迅文学奖金募集〉《改造》夏季特大号﹐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华文化交流调查意见〉《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二七﹕除脚注外本节引用全部来自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

注二八﹕萧军《第三代》巴金主编〈新时代小说创刊之二〉文化生活出版社﹐第一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版﹐同年四月二版﹐第二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同年四月二版。

注二九﹕矢崎弹〈上海日记抄〉〈续上海日记抄〉《星座》一九三七年七月号﹑八月号。

注三十﹕萧军着·小田岳夫译《第三代》大陆文学丛书—二﹐改造社﹐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

注三一﹕拙稿〈由《改造》连载〈中国杰作小说〉所见日中知识分子之姿态〉同前。

注三二﹕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改造》一九三六年六月号。原文无标题。

注三三﹕胡风〈我的心境〉《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三四﹕矢崎弹〈关于中国的新文学〉《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三五﹕小田岳夫〈上海通讯〉《文艺》一九三七年五月号﹔〈支那艺术界的报告〉《日本评论》一九三七年五月号﹐矢崎弹〈中国和支那〉《朝日新闻》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的新文学一瞥〉《报告新闻》一九三七年六月二五～二七／二九日﹔〈上海日记抄〉〈续上海日记抄〉《星座》一九三七年七月号／八月号﹔〈关于中国的新文学〉《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等参照。鹿地亘〈交友录第一页﹙注一﹚﹙注二﹚〉《报告新闻》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

注三六﹕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胡风〈我的心境〉参照。

注三七﹕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

注三八﹕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新生月报》一九五六年四月﹐林曙光〈杨逵与高雄〉《文学界》一九八五年五月。

注三九﹕武田泰淳〈抗日作家及其作品〉《文艺》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四十﹕小田岳夫〈《第三代》小感〉《中国文学月报》一九三八年七月。

注四一﹕浅见渊〈支那〉《市井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注四二﹕尾崎秀实〈对支那论的贫困与事变的认识〉《蛇形管》一九三七年十月号。

注四三﹕杨逵〈为了水浒传〉《台湾新闻》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四日。

注四四﹕杨云萍〈派遣作家的感想〉《台湾文艺》一九四四年八月。

注四五﹕〈第七十一次帝国议会众议院决议桉〉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

注四六﹕杨逵〈沉思﹐振作﹐微笑〉《自立晚报》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

注四七﹕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同前。

注四八﹕河原功〈日本统治期台湾《检查》的实态〉《东洋文化》第八六号 二○○六年三月。

注四九﹕杨逵〈期待于综合杂志的地方〉《星座》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五十﹕中野重治〈被一分为二的支那〉﹑〈日支文学的联繫〉《报知新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注五一﹕中野重治〈忆去世的鲁迅〉《报告新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注五二﹕〈写在一台湾作家七十七年后再次来日之际〉《文艺》一九八三年一月号。

注五三﹕彭智远﹙龙瑛宗﹚〈认识中国的方法〉《中华日报》〈文化〉﹐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注五四﹕尾崎秀实〈北支问题的新阶段〉《改造》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五五﹕杨逵〈模范村〉《文季》文季杂志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五六﹕胡风〈我的心境〉同前。

注五七﹕杨逵〈模范村〉日语手稿一九三七年八月﹐《杨逵全集》第五卷﹐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一九九九年六月。以下无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文。

注五八﹕杨逵〈田园小景—来自写生簿〉《台湾新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注五九﹕户坂润〈思想动员论〉初见《日本评论》一九三七年九月号﹐林淑美校订《作为增补世界一环的日本2》平凡社﹐二○○六年八月。

注六十﹕林淑美〈象徵化了的国民—通往〈翼赞〉之路—昭和十二年的意义〉《昭和思想体系—作为思想的文学》平凡社﹐二○○五年八月。

注六一﹕〈写在一台湾作家七十七年后再次来日之际〉同前。

注六二﹕鲁迅致萧军书简﹐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六月。

注六三﹕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奴隶丛书》容光书局出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注六四﹕胡风〈我的心境〉同前。

注六五﹕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

注六六﹕小林秀雄〈满洲印象〉《改造》一九三九年二月号。

注六七﹕小林秀雄〈作家的容颜〉《读卖新闻》一九三六年一月。

注六八﹕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

注六九﹕片冈铁兵﹐题不明《日本学艺新闻》第三十三号﹐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注七十﹕杨逵〈文学与生活〉《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七一﹕小林秀雄〈思想和现实生活〉《文艺春秋》一九三六年四月号。

注七二﹕林淑美〈〈小林秀雄〉的思想体系〉《昭和思想体系》同前。

注七三﹕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

注七四﹕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注七五﹕正宗白鸟〈读《论语》而不知《论语》〉《读卖新闻》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摩拉蔼思与鲁迅﹙日文﹚〉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摩拉蔼思与鲁迅﹙中文﹚〉《杂文》第三号﹐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鲁迅读完二篇后在给增田涉的信中写了感想。

注七六﹕鲁迅致增田涉书简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注七七﹕中野重治〈被一分为二的支那〉﹐〈日支文学的联繫〉﹐〈忆去世的鲁迅〉同前。

注七八﹕小林秀雄〈满洲印象〉同前。

注七九﹕矢崎弹〈在中国眺望的日本性格〉《新潮》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八十﹕Fred Utley《Japan's feet of clay》Faber & Faber 1936。堇之学译《日本的透视》世界知识丛书十四 生活书店﹐一九三七年四月。该书于一九三七年在日本被禁。石坂昭雄等人译《日本的粘土之足》日本经济评论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尾崎秀实《败北支那的进路》《改造》上海胜利纪念．临时增刊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冯仲足〈《泥足》已在脆裂了〉《七月》週刊﹐第二期﹐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注八一﹕冯仲足〈《泥足》已在脆裂了〉同前。

注八二﹕胡风〈忆矢崎弹〉同前。

注八三﹕中野重治〈附有条件的感想〉《改造》一九三七年九月号。该期受到禁止发行处分。〈模范村〉的退稿盖恐与此相关。《文艺》九月号上刊登〈社告〉〈文艺通讯〉中止。小川五郎﹙高杉一郎﹚为当时编辑。

注八四﹕小林秀雄〈满洲印象〉同前。

注八五﹕户坂润〈昭和十二年前半期的日本思想〉﹐《自由》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举国一致与国民生活〉《改造》一九三七年九月号﹐林淑美校订《作为增补世界一环的日本》同前。

注八六﹕林房雄〈新日本文化之会／对其成及目的的个人见解〉﹙上／下﹚《读卖新闻》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注八七﹕林房雄〈一九三七年的感想〉《新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号。

注八八﹕杨逵〈《第三代》及其他〉同前。

注八九﹕杨逵〈写在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之际〉《台湾时报》第二七五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注九十﹕矢崎弹〈关于中国的新文学〉《星座》一九三七年八月号。

注九一﹕〈北支事变及人道主义〉《星座》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九二﹕《星座》编集部〈社告〉同前。

注九三﹕胡风〈忆矢崎弹〉同前。

注九四﹕卷头语〈为了昭和日本〉及〈特辑﹐民族主义再检讨〉《星座》一九三七年九月号。

注九五﹕《特高外事月报﹙昭和十二年八月分﹚》同前。

注九六﹕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联合报》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

注九七﹕杨逵〈后记〉《鹅鸟出嫁》三省堂一九四六年三月。

注九八﹕物见高〈鲁迅与林房雄〉《都新闻》〈大波小波〉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