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正的共产主义民主社会的形成

民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　　

人类的社会制度由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共同决定。按自然（动物界）属性来讲，进入社会模式后产生的“生产”概念，即是“狩猎”概念的延伸；而即使作为一个动物群体来讲，狩猎，满足食物需求，也只是其一生存在形态的一个方面，并且除了“交配”主题的活动，动物有其他大量剩余时间，而这些剩余时间的安排，就可以理解为如今“生活”概念的延伸。　　

生产制度的演变，是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所造成的，这一点在目前的理论界可以得到共识。　　

而生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演变，则是一个被人忽略的文化地带。愚见以为生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由多方面因素作用：　　

人口规模——不同数量的群体，有不同相处方式；　　

文明形成的时间——不同文明发展程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互动方式的不同）；　　

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生存是获得生活的前提，而生产力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形式的分配方式等。　　

一个社会制度要与其生产制度与生活制度匹配，才能共同获得正面促进；而社会制度如果落后与生产制度与生活制度，则会有被取代的潜在力量积蓄直至爆发。　　

按照真正民主社会的定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在那样一个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人民素质也空前高尚，生产资料（输入）平等分配，按劳分配（加工），社会财富（输出）也因按劳分配而平等分配。　　

关于社会生产力的论证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这里不多赘述。　　

而关于人民素质的问题，总是泛泛而谈，不切要领。到底人民素质达到什么样高度才算高？鄙人以为只有建立一个“自我”型公民社会，才是实现民主社会的基础。　　

“自我”是哲学中的概念。“自我”的演变经历一个“与别人对立”到“对别人怜悯”到最后的“对别人尊重”的过程。“自我”型社会正是全体民众都到达了“对别人尊重”的意识形态阶段，才有可能使民众真正尊重一个公平的生产资料分配方式，并自觉进行劳动，对按所利用的生产资料和自己付出的劳动创造出的生产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感到满意公平。　　

而“自我”认知的这种演变，也并不是凭空发生，也不应该只有一些哲学家才能意识和培养。民主制度演变的困难正是公民社会中个体对于“自我”认知上的困难造成的。　　

而“自我”认知的过程往往是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不自觉的认知是由于社会互动造成的。这就到达了什么样的社会互动会激发“不自觉的自我认知”的问题。　　

美国不是民主社会　　

现在以美国为阵营的西方发达国家，鼓吹自己的普世价值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而与其分立的阵营，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　　

首先，如果说个体之间互相尊重，是民主社会形成的基础，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达了这么一个阶段，然而可以因此判定他们就是民主社会吗，或者进一步概况为资本主义就是民主社会吗？　　

不，虽然西方国家的民众有一部分具有了朴素的民主意识形态，也只能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了一部分向真正的民主社会转型的基础。这与马克思的社会制度演进理论也是吻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普遍个体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推导出全体个体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明显的社会现象，即资本家和政客的存在，恰恰说明了现代西方民主只是一个偷换概念的社会形态。　　

其次，如果要比较民主思想的基础发展程度，要在同等资源分配的基础上，来比较民主意识。只有资源平等，劳动能力相对平等，财富创造相对平等之后，比较自我认识的程度，才有意义。　　

而纵观美国社会情况，在保障制度比中国领先很多的情况下，失业人口对于自我认识还很浅薄，只依照最基本的兽性/本我（寻找快乐）来生存，人性/自我（事业）还很不稳定，而神性/超我（理想、道德履行）大部分是依靠宗教来实现，而且还很多时候只是把宗教当作一个借口一个幌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履行对于宗教理念的接受和执行，这就是美国底层社会暴力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究其源头，可以发现西方现代文化起源­——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想就是回归人性，而这里的“人性”指的只是“本我”状态，放大动物属性，遵循丛林法则，使人类的动物本能，性解放，利己主义彻底得到解放。去神性，就是去道德化，而道德约束只靠宗教系统来外部加持，不是依靠自省发生的形式是极不稳定，易受打破的。　　

而再看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在生活保障配套依旧落后的情况下，还整体坚持道德约束，千方百计地寻找生活缝隙，这就是朴素的神性存在。　　

总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平等分配，而资本家也从来没有真正尊重普通劳动人民的财富创造，可以说不管是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分配）还是生活关系（“自我”意识的形成）的角度来观察，美国等标榜“民主”的国家离真正的民主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民主思想的产生来自文化　　

有很多人把民主思想的产生，归结于教育的问题。首先这里的“民主思想”到底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否是真正的民主思想，还是只是被偷换了概念的所谓“全名公投”“三权独立”等伪民主思想。不理清概念，又何谈确定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如上所诉，既然民主并不是简单的一些政治治理理念，那么教育又从何改变和引导民主思想的萌芽产生呢。　　

一个成功的教育是包含了对生存生活技能，对社会认知，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培训和引导的过程。而纵观世界教育模式，对思想意识的教育还只是渗透在个别学科和教育方法上。从简单的常识也可判断，对于一个人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仅仅依靠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的影响是不可能达到的，而更多更大的影响是来自于家庭的引导，朋友的相互影响，推而广之是一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自我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社会文化才是真正促进和形成一个人意识形态，进行不自觉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国就是人情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由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资源密度，人口规模，文明发生发展的时间，生存方式等各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疆土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生存环境好，形成了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因此在很早就拥有了文明，并迅速发展壮大。而农耕社会为主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依赖方式，由最初的小家庭，到近亲团体，到家族团体，再到最后的市集交换等，逐渐松散的社会关系。虽然农业社会已经发展出了市场交换带来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密切，发生的频率也不高，更不具有无可替代性。而真正联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态还是以家族的形式存在。　　

因为农耕社会存在的关系，当时中国民众对于生产资料，劳动模式等都严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自然条件的改变，对某一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某一特定区域的民众之间的生长生活方式关联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形成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人类互动方式，最初级的人情社会交互模式。　　

举例来讲，当某一地区发生旱灾，当地的所有居民都受灾，但受灾程度有所不同，相同的是生活都趋于窘迫。按现代市场理论来讲，供需关系将会变得非常紧张。　　

客观来讲，面临食物短缺，受灾严重的居民也很难用货币去购买粮食。　　

一是因为粮食供应方也是当地居民，那时市场交换也仅集中在一定地理范围的区域内，向现在这样进行物资的大规模转移，谋取差价的市场行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是因为即使某家有多余的粮食储备，这时也不会想去市场上交易，卖给受灾严重的村民以获得超额利润。因为他自己也得靠这个粮食生存，而风险机制受科技，信息技术等影响，人们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测和规避能力是极低的。　　

所以在灾难面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互助组织就会发生作用。　　

如甲受灾严重，乙还略有结余，甲乙是亲戚，所以甲会去投奔乙。这其中会有其他家族势力的共同撮合，基本的情况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共经灾难。　　

客观上，分析为什么乙会愿意在此时帮助甲，就是是希望自己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里遇到类似于甲今日之情况时，甲也可以提供对等的帮助，使其渡过难关。　　

由此得出，这样的互动关系，既是由于最初的自然界属性，保证家族延续的本能反应驱使，也是出于规避未来风险的考虑，而且同时觉有道义上的崇高性。这其实类似于今天的保险制度。　　

观察今日之社会现象，礼尚往来作为社会运行中普遍被接受的行事方式，正是由于几千年来人情文化的影响。即使在社会顽固问题贪污中，违反社会文化底线，遭人唾弃的也并不是贪官接受行贿替人办事，而是收人钱财不替人办事，这是文化约束的力量，也可以解读为人情文化的信用机制和监督机制。　　

所以人情社会的产生在中国是必然的，但是人情社会的发展就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一个进步的社会需要有约束，但是人情约束的作用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约束力显然已经不够了，虽然中国人民也普遍的朴素神性存在，也就是道德约束，但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现在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的复杂，单纯的人情信用监督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一个法制社会才符合现在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对约束力诉求。　　

与人情社会对丁的，就是西方的契约社会的形成。同样这样的社会机制也是因为地理条件，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人口规模，交互方式等因素造成的。一些言论说这种社会差异是劣根性造成的，是基因的问题，这些不负责任的臆想说法完全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侮辱，更是对现有文化研究的欺骗。这两种社会形态并无优劣之分，而在当今时代，这两种思路也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人情精神更感性，更倾向于个体内化的过程；而契约精神更理性，倾向于普世准则客观化。　　

人类从来不应该只向着一个方向探索和发展，这也是世界上产生了不同文明，并激发了今天人类社会空前繁荣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忽视或者刻意无视这种客观规律，只有继续延续这种形式的独立又综合的文明发展，才不至于把人类引导向毁灭。　　

人情社会文化怎样产生民主　　

我们是在承认了不同模式的文明形态都可以产生民主的命题上进行下一步讨论的。西方发达社会已经在优厚的资源基础上，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虽然这样的道路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而探索的，但实际上，它确实已经提供了人们对于真正民主形态的思考和向往，并且也为民主社会的形成打造了一定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和部分朴素民主思维的民众。　　

但是我们也可以将人情社会引导到正确的民主方向上去。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匹配的，而生产力决定于科技，在世界主要意识形态阵营科技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观察生活关系的差别，即民众的自我认识状态。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大部分主体还是处于自我认知中“对别人怜悯”的状态，而“对于别人尊重”这样的形态，则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由于地理限制，资源限制，生产力限制，靠文化自身的演化来促进中国社会个体自我认知的发展，已经跟不上全球社会进步的节奏了。这就需要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能力的分配，到达了分配的公平，才有可能实现个体之间的互相尊重。　　

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民主改革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必须把国家形态定位为初级阶段的主要原因。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太超前需要补课，更不是因为生产力跟不上。　　

而目前西方国家鼓吹的所谓的民主政治的改革，仅被简单的替换成为了“全民公投”“三权独立”等治理形式上的概念，对民主这样随意粗暴的曲解，是多么的幼稚。　　

目前，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共产主义民主的雏形，我们的民主框架和民主发展道路已经有方向和动力了。但是实际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情社会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家族式情结，小团体利益等演化出来的官僚主义。加之同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民主倡导的人人平等还面临巨大障碍。　　

所以在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等出来的，不是呼吁出来的，也不是启蒙出来的，更不是煽动出来的。民主是引导出来的，是孕育出来的，是思考出来的，是激发出来的。这一长期过程确实是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努力，特别是执政者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起于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的理解，对他人的尊重，对现有社会生产资料，劳动能力，社会财富分配的重新认识，而不是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