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咋为一块表而免职？

南下干部咋为一块表而免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场腐败不见收敛，反而逐渐逼近人们的心理容忍底线。即使是这样，官员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思仿佛是说，官场腐败不是一下子就能杜绝，不在短期内就能断根。树要一棵一棵地植，井要一锄一锄地挖，秧要一兜一兜地栽，腐败也只能一个一个地除。　　

对于这样的说辞，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惩腐兴廉真的就那么难吗？它到底难在何处呢？　　

一天，我去探望了一位现已年过八旬的离休南下老干部。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不自觉地谈到了时下严重的腐败现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如果官场再这样腐败下去的话，毛主席带领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就会断送在这帮断子绝孙的王八羔子手上”。　　

他说，在毛主席时代，只要当官的稍微露有一点腐败的苗头，不仅非常容易发现，而且处理也十分严厉。他以自己曾经的一段经历，告诉了我这么一桩事。　　

文革后期，他在某商业局任局长。为了工作的方便，利用职权和部门优势，用工资买了一块当时还需要凭票供应的上海牌手表。因为群众揭发，受到了组织的严肃处理，不仅退回了购买的手表，又在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最后还是被免了职，工资也降了一级。　　

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极大。他对我说，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允许有自己的私利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私利都不能谋。如果今天谋了一点点的私利而不被遏止，明天就会谋取更大的不当利益，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一点，又不完全是靠党员个人的道德自律就能有效地约束，非要靠强大的监督尤其是群众监督才行。　　

那天，我思考了很久很久。联想到时下的官场腐败，老干部的这番话，不正好点中了惩腐兴廉为什么这么难的命穴吗？　　

毛主席时代，南下老干部仅仅因为一块上海牌手表，丢了官，降了一级工资，受到的处理是何等地严厉；而现在呢？我们常见的是，众多贪官盗窃和抢劫了那么多的不义之财，有的甚至以亿万计，最后竟然均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名义，而逃避法律制裁！特别是某些贪官，即使进了监狱，都能享受老百姓无法想象、不敢想象的“滋润”，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以各种名义被“保释”。他们出来后，不是做生意，就是当顾问，或者到企业主持项目；更有甚者，干脆将其送到某风景名胜处“静养”。他们尽管头上没有官衔，手上没有权柄，但却照样享有高楼大厦、山珍海味，照样受到昔日部下的逢迎，照样拥有说话算话、呼风唤雨的影响力。这样的惩腐力度，怎能震慑贪官？怎能遏制腐败？　　

再有，我国时下的惩腐兴廉，监督手段不可谓不多，监督措施不可谓不力，监督方法不可谓不新，监督体制不可谓不全，监督法制不可谓不强，但仍然面临“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悬”的尴尬和两难，这到底让谁赧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有效的群众监督虽然在文件中也出现过，领导在讲话中也强调过，反腐专家在文章中也提及过，但长期被边缘化，被架空化，也是一个不用争辩的现实。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依笔者之愚见，某些官员无非是害怕群众监督，无非是忌讳群众监督。他们从自己的官途计，从自己的利益计，不愿意把群众监督真正纳入监督体系。正因为群众监督被边缘化，正因为将群众监督视为洪水猛兽，正因为本能地害怕和拒绝群众监督，才导致我国惩腐兴廉一直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群众监督是阳光中的阳光，是杀毒软件中最富有效率的软件，任何形式的、大大小小的腐败，都会在阳光和杀毒软件面前现出原形。完全可以这样说，群众监督在遏止官场腐败中的积极作用，是别的任何监督形式都无法取代的。“四大”那样的群众监督或许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和问题，但为什么就不能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创新出一种既适应时代特点、又体现群众意愿的群众监督机制呢？　　

归来兮，群众监督！　　

群众监督，归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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