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叹息（一）

那时的叹息——历史散文系列

作者：菩提刀

2.奈何
　　
　　彤云重得象要坠了下来，虽是清晨，却如黄昏般的阴暗。项羽转过身来，背对着江水，听着“吱呀吱呀”的?G乃声慢慢远去。被亭长那两个粗笨的儿子拼命拽住缰绳的乌骓暴躁的嘶叫着。
　　
　　他突然觉得很轻松。严冬的北风迎面吹来，居然象是烫的——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在脉管里如野马般的乱冲乱撞。项羽使劲握住了腰间的佩剑，指尖一阵阵的刺痛。那是昨夜葬虞姬时扒土挖伤的——他拒绝部下的帮忙，也不肯用工具，甚至不肯包扎，任凭血从指甲缝里渗出，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直至慢慢凝固。
　　他好象又看到了虞姬在自己怀中慢慢阖上了眼，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那幽怨的眼角缓缓流下，滴入自己手掌，冷得刺骨。
　　“君王意气尽，臣妾何聊生······”他喃喃念着。
　　
　　“堂堂西楚霸王，真的败给那些卑鄙的东西了吗？”
　　是啊，那些是什么人啊。
　　屠狗的，卖布的，勾大嫂的，管牢房的，帮别人哭丧的，当水贼的，耍嘴皮的，还有那个钻裤裆的······这些人，也只有那个好色粗鲁的刘邦，那个可以不要老婆孩子，不怕别人煮了他老爷子的无赖，才能收用。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后悔当年失去韩信。
　　可现在，就是这些自己平时从不会正眼瞧一下的猥猥琐琐的人，把他，这个楚国世胄，名将后代逼到了这乌江边上。面前，还有二十六骑。尽管人人遍体伤痕，简直象刚从血海里刚爬上来，可仍然个个在鞍上把腰挺得如手中长矛一般的笔直。一字排开，还是那股能让任何一位名帅宿将都做噩梦的雄壮气势。这种军队，怎么就输给了那些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呢？
　　起兵至今八年，身经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未败北。这面“西楚霸王”的大纛，在天下纵横驰骋，令多少诸侯闻风丧胆。老天，一定是老天！一定老天嫉妒了，老天害怕了，老天与刘邦串通了来灭我！没有老天的帮忙，他刘邦能有这个能力吗？不是就在刚才吗，那道掀翻水泄不通的重重包围，在十万汉军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的黑色闪电，不正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与当年巨鹿大战时相比，并未有丝毫的减弱吗？
　　可笑的汉将，居然连自己的一声叱咤都经不住，屁滚尿流辟易数里，直到现在被冲散的队伍还未集结好呢。他好象又感觉到了，乌骓腹上的肌肉在自己夹紧的双腿间如铅块般撞击那酣畅淋漓的快感。
　　由此想起了在荥阳，那个射杀我方几员大将的所谓神射手楼烦，被自己?_目一喝吓得缩入壁垒宁愿被刘邦斩首也再不敢出来的熊样。
　　项羽摩娑着沉沉的铁戟，看着依旧迎风飘扬的“项”字青色大旗，微微笑了。
　　
　　好，就让老天与刘家军队一起来吧！
　　猛然，项羽仰起头来，向着几乎压到鼻尖的满天乌云一阵狂笑。
　　暴风大起，江边干枯的芦荻纷乱。
　　项羽重瞳的虎目缓缓地依次扫过每一位战士。每位战士都更加用力挺起了胸，有几人草草包扎的伤口顿时裂开，热血汩汩涌出。但没一人皱眉头，大家崇拜的目光聚焦在项羽身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们的大王挥手一指，他们都将如汹涌的潮水那样，咆哮着猛扑过去。无论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也无论对手是谁——即使前方是座森森的刀山，他们也能凭血肉之躯把它踏成平原。他们知道，天底下，只有他们的大王是真正的英雄。而现在，他们都已经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每双手的指节都捏得发白，全身骨节作响。
　　“下马！”沉默片刻，项羽下令。他望了望天，沉声一字一句道：“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来场大战！让那些懦弱的汉兵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可怕的力量！”海啸似的呼应声里，骑士们山崩一般地跃下马来。
　　背转身，能站的直立，不能站的跪坐，满开了强弓劲弩，用缺口断尖而又依然寒光刺眼的长锋短刃指着来路。每双眼睛都射出了野兽的绿光，甚至还能听到牙齿磨砺的吱吱声。
　　项羽感到越来越燥热。一把扯下了早已被鲜血溅湿而又被冻得硬邦邦的大氅。还是热，他抛开头盔，解开了领口系胸甲的带子。一丝寒风钻入，他觉得一阵爽快。他继续慢慢解着甲扣，又想起了虞姬，这可是昨夜她为自己一个一个用同心结系上去的啊。心里一阵抽搐。
　　可是，还要这副甲做什么呢？从今后，再也不用防什么明刀暗箭了，他将用最原始最轻蔑的状态进行他的最后一战。他还想看看，到底是谁，能把冷冰冰的刀刃送入自己身体。如果真有那样的人，他不想用这身金光闪闪的甲片阻碍了他的勇气——能伤了西楚霸王的，必定也是盖世的英雄。但是，他至今以为即使这样的人已经出世，也绝不会出现在汉营。他认为只有直直接接坦坦荡荡的才是英雄，就象他这样。阴谋诡计钩心斗角只是刘邦那伙懦夫流氓的伎俩。他想起了自己的祖父，项燕，同样铁骨铮铮的好汉，抗秦战败后自刎的楚国大将。喉头顿时一热，有股腥味涌了上来，他使劲咽了下去。
　　
　　项羽在十二月的乌江边坦开了衣襟。穿过战士，他一步步走到最前头，重重一顿，把长戟深深钉入结着薄冰的地中，大地仿佛微微一晃。右手握着戟杆，左手按着剑把，微叉开腿稳稳站着，项羽闭上了眼睛，披散的发丝在空中飞扬。
　　三十年的风云擦着他的身，刀割一般呼啸而过。
　　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不该坑杀那些投降了的秦兵？不该分封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的诸侯？不该气走精明冷静的亚父？······不该一时心软，在鸿门宴上饶了刘邦？
　　哦，不，不是心软。不杀他，其实只是从来没把他看做是个够级别的对手，这种无耻耍赖的小人天下多的是，即使杀了他，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也还会有赵邦李邦······他至今还认为真正堪做自己对手的只有嬴政，那个削平天下吞并万国的始皇帝。
　　少年时，他不止一次想象着，如果能早生几十年，函谷关门会不会在他麾下西向而开？但在他的年代，与他交战的那些大秦君臣简直是一群窝囊得不堪一击的草包。其实，项羽一直在潜意识里把嬴政当做他唯一的敌人，所以他的一切几乎全与始皇反着干，狠狠蹂躏着大秦的江山。看着弱不禁风的六国后裔重新衣冠着在自己脚下感激涕零匍匐膜拜时，他确实有种把不可一世的始皇帝踩在靴底的豪迈。刘邦，不过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刁民罢了，他实在不屑于象亚父那样把他看成可怕的敌手。而现在······
　　项羽眉头紧锁，痛苦地思索着。不！绝不是刘邦有本事，是上天帮他！这人间，已经变得是懦夫们的乐园,无赖们的战场。罢了，罢了，这没有虞和秦始皇的世界，不如归去。
　　昨夜他在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同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看来，这已经不再是英雄的时代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不知过了多久，项羽感到胸膛一阵冰凉，睁开眼。雪终于下了。
　　项羽温柔地看着晶莹的雪花一片片盘旋飞舞着从天而降，落在自己赤裸的肩头胸口。他仿佛又看到了虞姬挥着轻纱翩翩地舞蹈。
　　好，虞，就请你最后一次看我斩将搴旗！看我再与这老天斗一场！
　　握戟的虎口慢慢渗出血来。
　　
　　大雪吸音，天地一片静谧。只有昨夜那首歌，似乎还在这茫茫的原野上飘荡着，象是虞在空中低低吟唱：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可奈何？奈若何？
　　奈何——奈何——
　　
　　好，就让老天与刘家军队联手来吧！项羽又闭上了眼睛。
　　
　　雪下得愈发大了，不多时，盖满了大地。项羽和他的战士，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披了满身的雪，连枪矛都变成了粉柱，象是秦始皇铸的金人，只是一体纯白。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3.天人
　　
　　“此论妄言灾异，歪曲天意，荒谬绝伦······”
　　太阳已经西仄，但那两排蟠螭九枝灯尚未点上，有些昏暗的未央宫大殿更显得空旷。丞相长史吕步舒的声音，仍如一个时辰之前一样的慷慨激昂。
　　年轻的大汉皇帝，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汉武帝的刘彻，斜倚着雕龙漆案，一只手抚着还不是很长的髭须，闭着眼，似笑非笑。
　　阶下，中大夫主父偃持笏肃立，竭力绷紧脸，表现出恭恭敬敬的样子。只是没人能看到，他的两手大拇指愉快地在笏版之后交叠着绕圈。
　　
　　“简直是胡言乱语，丧心病狂！”
　　 终于，吕步舒用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语完成了他的宏篇巨论。
　　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给收了起来，装入一只口袋捂得严严实实的。
　　大殿上静得可怕，好象一个人也没有。
　　他偷偷抬起头来，看到了被他驳斥得万般不堪的那编竹简，正摊在面前的矮几上，象一堆烂泥，在暮色里灰蒙蒙的。
　　丞相公孙弘站在主父对面，微微躬着腰。看着伏在地上的吕步舒，满是皱纹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怜悯，但好象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快意。
　　帏帐后面，隐约能听到有小宦官掩着嘴吃吃地笑，但随即又被沉默吞噬了。
　　刘彻仍然似笑非笑地闭着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忽地睁开眼来，脸色猛然一沉。
　　吕步舒顿时渗出一身的冷汗。
　　
　　除了吕步舒，大殿上的人都知道，那堆“荒谬绝伦”的竹简出自董仲舒的手——昨天主父大夫在董夫子那里做了一回贼。
　　而董仲舒，正是吕步舒敬若神明的恩师！
　　
　　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都起了大火。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学说，认为这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就象从前孔子时鲁国火灾的意思一样。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年轻的汉帝，应该顺应天意接受谴告，整顿一下官员吏治了。
　　奏文尚未完成，那个鬼鬼祟祟的主父偃又来探头探脑地“拜访”了。可恰好有点事他得出去一会，只好留主父一人在家等候了。
　　襟怀坦荡的董仲舒没有想到这正是主父求之不得的。仲舒一出门，主父就象母猪拱圈那样在董家破旧的书案上翻寻着。
　　“······上天降下火灾，意思就是命令皇帝把身边受宠而不正派的近臣杀了！”啊，这不摆明了想哄骗主上拿我们开刀吗？主父对自己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正派不是自己的作风。恼火之余，他灵机一动，卷起那捆尚未编好的竹简塞入了袖中，不辞而别。连夜行文密奏。
　　于是，一出小小的喜剧在未央宫大殿上开场了。
　　
　　堂堂《春秋》权威，一代儒学宗师，竟敢发布这种连自己得意门生都觉得“荒谬绝伦”的言说，真个是妖言惑众。还想妄解天意——一个小小的中大夫撺掇英明的今上诛杀大臣，
　　该当何罪？
　　汉家待大臣从来就不是心慈手软的。即使你功高盖世，一点小小的纰漏就可以教你万劫不复。跟随高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当年封了一百四十三个侯，到了武帝太初年间，已经是诛的诛，亡的亡，只剩下岌岌可危的五个。尤其是在酷吏张汤的罗织下，连“腹诽”都成了堂皇的正法，那个一言未发的大农颜异，不是就死在这个荒唐罪过上吗？
　　看来，董仲舒此次是在劫难逃了。
　　于是，预料中的“下仲舒吏，当死。”
　　退朝时，公孙弘和主父偃相视一笑。
　　然而，没几天，刘彻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董仲舒，并官复原职。
　　
　　刘彻的伟略，不是那个“生不能五鼎食，则死受五鼎烹”，目光只盯着五个铜鼎的主父偃能理解的，他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主。
　　汉家的天下传到刘彻手里，各个阶层都从满目疮痍中慢慢恢复了元气。他敏锐地注意到脚下的力量在蠢蠢欲动，有些难以控制了。
　　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尽管前些年平了一回，但现在又有些不安生了。象淮南王，悄悄积聚力量的同时，还招徕了一群乱七八糟的士人，搞出什么《淮南子》蛊惑人心，觊觎大位，这已不再是无为的黄老之术能驾驭的了。
　　思想繁杂，人心无主，对统治实在是很不利的。董仲舒当年对策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真正是太及时了。他想宣扬思想上的统一：“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受命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子民统一于大臣，大臣统一于皇帝。
　　当然，刘彻没忘，董仲舒这套理论还有关键的一句：“天子受命于天！”但他认为，天子，正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统一于皇帝就等于统一于天。
　　天，只有一个。当然，天子也绝对只能只有一个。
　　这种理论如果灌输下去，谁，还敢与天，与天之子作对？从此江山不就万世稳如泰山了吗？从此何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
　　
　　刘彻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执行天意的权威有丝毫怀疑的。
　　他需要的只是让董仲舒打造一副庄严精致的枷锁，一层层把他的臣民给锢在其中，老老实实锢在自己脚下。而从未想过自己也伸长了脖子，钻入那个金字塔顶最高的圈中——皇帝在天人理论中，绝不能象董仲舒设想的那样——归到受天指挥的“人”的一类。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们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其实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于是，刘彻和厚道的董仲舒师徒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董仲舒。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仲舒的错，只是这一次对天意的谬误传达，而不是说高高的天上从来没有天意，更不是说天意不用听从。只是，要听从的不是自大的儒生的歪解曲释，而只能是天的化身——天之子——至高无上的皇帝，所受命所理解的天意！
　　刘彻不仅不杀董仲舒，还要听他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要把他捧得高高的，把这位为他刘家万代江山设计了一整套治理方案的前朝博士，送上“儒学宗师”的宝座。
　　董仲舒毕竟是个明白人，从此，终身再“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不敢言灾异，并不代表承认自己错了。
　　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天人学说是天地间的真理，道不会变，天也不会变。
　　他还认为他理解的“天”应该就是孔子想阐述的“道”。孔子就是天道的代言人，而儒几乎就是天的同义词。
　　他觉得起码在这点上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董仲舒还是觉得不满意：他觉得朝廷在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这使他想起了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对策中，就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君主控御臣下的“术”！那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思想吗？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没几年竟做到了丞相。时下朝廷里，那些龌龊阴险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宏，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把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就象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就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的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本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密的轻纱。
　　董仲舒更是狠狠地对在落在他手里的的儒术进行后人绕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的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些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象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倒是法家之流，随时调整自身，还是暗暗地钻入了雄君智臣的心窝，钻入了儒家已被镂空的肚里。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被做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我以为他其实是大大有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做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象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我想，这能怪董仲舒吗？就象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是确实能大大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而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回到汉武帝在未央宫开的那个玩笑上来，董仲舒受到那场惊吓只是遇到了太过聪明的汉武帝。
　　我以为，董仲舒天人理论原意是很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的。
　　他自己应该虔诚地相信，也希望君主能相信：老天有一双公正而可怕的巨手。
　　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以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在后世也的确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想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可这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学说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4.改制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
　　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只有八九千人的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手里还剩下多少实力。臣下也很清楚，就平日里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居然都想劫了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自己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有些弱智的宝贝外，好象还没有谁象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一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的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他们的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们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们同声吟诵的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泣得象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在两千年来都是为了他的谋篡——家天下的时代，来自身边的阴谋篡位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而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是主要因为谋篡：搞王莽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之间的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君主导演了这种闹剧，一时也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鲜血，简直是顺理成章民心所向。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列传”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自己儿子为了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大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象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王莽全力以赴的改制，把他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汉书·王莽传》）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坐稳了身子后，王莽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用国家对工商业的统筹统治，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但事实是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的，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革，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当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跑步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起来，纠结起来，象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展，树根在底下暗暗的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重叠，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涨耸。于是，天地间其他柔弱的花花草草们在其间枯黄委靡了。
　　如果说筚路蓝缕的改革是为人类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找着发泄的方向去开创美好的未来，象开垦蛮荒的土壤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象引导着洪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那么危机四伏的困境里的改革，就是为了天地间万物都能有个生存的起码条件，而对已经成林的这些大树们做一些剪枝疏根的工作。否则枯死的花花草草堆积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一点火星就可能把所有的一切烧得干干净净，再参天的森林也得化为灰烬。
　　但这修剪势必要遭到大树们竭力的反抗。换个比喻，就是从虎口里夺回一些肉，分给其他饿以待毙的小猫小狗小动物，老虎勃然大怒张牙舞爪是必然的反应。
　　所以改革不同于从头开始的蓝图和计划，在空地上建设一座高楼的难度远远小于拆掉一溜民房平出一块空地。再厉害的赌神抓到一副烂牌打起来也总是恨不能重抓一次的。
　　如果想搞好这种改革，我想只有两种办法：
　　一，把能从改革中得到利益的人发动起来，由下而上让他们自己来呼应、来贯彻决策者制订的每条改革措施；
　　二，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用强大的威权，力求做到以头使臂，以臂使掌，以掌使指，一直到底都不把政策执行走样。
　　中国的悲哀就是毛泽东之前，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走第一条路的，改革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过程。
　　改革的执行者永远是大树的枝叶，老虎的爪牙，每次改革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对于改革，决策者应该充分考虑人性的险恶，千万不可寄希望于儒生们天真的“仁”、“善”，得对自己的臣下有充分的认识。很多时候，改革的基层执行者往往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借着冠冕堂皇的改革口号为自己谋利——夺了虎口的肉，塞进了自己的嘴巴；拔了一株大树，随即在原地为自己又栽了一株。更可恶的是，他们顺便把身边的苦苦挣扎的花花草草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本质也是老虎和大树啊。
　　这还仅是来自自身阵营的威胁，更不用说还有满地决不善罢甘休的吃人的恶虎了。当改革的力度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时，恶虎们会装得俯首帖耳笑容满面，比猫还乖巧，甚至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但只要一转身，它们又会在黑暗里磨牙砺爪悄悄地积蓄着反攻的力气。稍有漏隙，它们就煽风点火东挑西拨，时不时看准机会反过来利用改革再捞一把。等到风声一变，它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长啸一声凌空搏噬。
　　改革的过程，就是权术和力量殊死较量的过程，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往往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倒改革家头上了。
　　所以第二条路有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在强权失去控制能力之前必须收到改革的成果，才能取得改革得利者的拥护以加强和继续自己的事业。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帮他忙。”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遗臭万年下场。
　　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对改革的成功与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标不妨定得远大一点（而目标往往是极其美好极其真诚的，——真正一心想做个昏君的帝王应该是没有的），但步骤必须切实，稳妥。很多时候步子实在不能迈得太大。还得让人们一边不怎么费力的赶着路，一边能顺手在路傍的果树上摘几个果实。
　　但就象病人很难做到为自己开膛破肚动手术那样，靠自身是几乎永远不可能斫尽恶树的，因为自己的根也牢牢地连在一起。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剁了自己的手和脚的，再成功的改革，也不过疏一些根，砍一些枝，杀几只虎，强挽一下这个没落的趋势罢了。
　　封建史上没有一个已经开始没落的王朝是能凭改革重新焕发青春，创出一番比开国时更大的辉煌的。
　　对病体合理的医疗调养，也许能延缓寿命，乃至恢复健康，但再健康的人也一样会衰老，再健康的人也不能长生不死。希腊神话里的西齐弗，耗尽了全力想把巨石推回山顶，结局却是注定的下坠。
　　到了无处可坠之时，真正彻底的改革就自动来到了——那就是革命。愤怒的野草终于用自己绝望的生命燃起了大火，烧尽了所有的森林和虎豹豺狼：就象地球再来一次冰川时代，就象中毒得无可救药的计算机重新安装，一切从头再来。
　　革命才是最彻底的改革,束手无策的改革者现在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在仇恨和杀戮中按着它自己的轨道酣畅淋漓地进行。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一株株幼苗在废墟上又重新发芽，成长，争夺有限的养分······
　　多少年来，世界就这样前进着。多少年来，无数伟大的思想家苦苦探索着走出这个怪圈的路。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
　　他相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自己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这副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幻——他的御殿几乎天天是灯火通宵。
　　他是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的以为自己是再世的周公了。他不是靠着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理论一步步走上了人间的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就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已经报来，祥瑞纷纷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象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象把匈奴该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象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绞尽脑汁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们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怎么还顾得上百姓呢？连自己的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里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呢。他们简直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后来倒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在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是的，很快，真的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下狠狠地撞击着死命撑住的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的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玺??，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向着天上北斗星的方向颤巍巍地端坐着，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5.分合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数十万大军终于在长江北岸做好了决战前的准备。
　　真的是南边物候暖些，都十一月了还感受不到北方那种刺骨的寒气。这夜正是十五，天气晴明，平风静浪。曹操毕竟是个诗人，豪兴大发，号令三军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端坐船头，见江山如画，舳舻万里，雄师列阵，枪戟如林，心中欢喜，喝令取大觥来。满持一觥，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每节歌罢，三军伏地山呼作和。圆月下，曹操大氅迎风飘扬，仰天呵呵狂笑，惊起阵阵水鸟在被烛火映得通红的夜空里鸣叫乱舞。
　　望着似乎近在咫尺的江南，曹操朦胧的醉眼里猛然杀气逼人。他尽了觥中酒，用力抛向对岸，吟出了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他的思绪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完整天下了。
　　“天下归心——天下归心——”这个夜晚，大江南北久久地回荡着曹操雄浑的声音。
　　
　　十九年后，蜀汉建兴五年。曹操、刘备都已逝世多年。
　　成都丞相府。死气沉沉的夜幕被更夫枯冷的柝声一下下撕扯着。
　　诸葛亮在灯下挥毫疾笔：“······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夜已深，一灯如豆。诸葛亮觉得眼睛很有些酸涩昏花，岁月不饶人啊，不知不觉已经四十七岁了。他一阵眩晕，放下了笔，苦笑着闭上眼，揉着太阳穴。
　　良久，他继续伏案写道：“······兴复汉室，还於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他这是在给年轻的刘禅写北伐曹魏的《出师表》。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忘记当年，先主在那间简陋的草庐里听自己指点江山时激动得泪花闪烁的红红的眼。那时自己才二十七岁呢。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又沸腾了起来，象是又年轻了。
　　诸葛亮仰起头，那忧郁却又兴奋的目光似乎穿透重重乌云，越过重重蜀道，投在了那片苍茫的河洛大地。
　　
　　吴神凤元年。曹魏已经换了好几个皇帝，蜀汉诸葛亮在五丈原怀恨弃世也有十八年了。
　　七十一岁的吴大帝孙权猝然中了风，口角歪斜，说不出话来。
　　看着跪在身边哭成一团的后妃皇子，他记起了很多年前哥哥孙策临终前的遗言：“要说决战厮杀争夺天下，你不如我，可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想到这他拼命挣起身来，看着才十岁的太子。孙亮哭得死去活来，稚气的小脸上满是鼻涕。孙权很想替东吴的未来叹口气，他仿佛看到了建业的城门在一片降幡中向北方打开。
　　但他再也出不了声，沉沉地倒了下去。一滴冰冷混浊的老泪缓缓滑落。
　　
　　无论魏、蜀，还是吴，没有一个是满足于割据一方的。
　　他们从来就没认为，三分将会是天下的定势——他们看来，裂土分疆不过是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角逐的暂时格局。
　　每个人心目中的天下，都是那完完全全，势力直至四极八荒的华夏大地。
　　这也不仅是三国时人们的认识，自秦始皇混同六国后，朝朝代代，都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与六百来年后吞并西欧大陆的查理曼帝国相比，更广袤的面积，更多样的地势，中国大地存在更多分裂的理由：黄河、长江、蜀山，一道道天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国界。
　　公元843年，只一纸凡尔登条约，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就轻轻瓜分了远远不及秦汉王朝辽阔的查理曼帝国，从而奠定了当今法、德、意三国的地基——此后再没有真正恢复过当年的疆域。
　　历史上一个个更大的帝国更是走马灯似的在地球的表面咆哮而过，身后却只留下残阳里不可收拾的满地废墟供后人唏嘘凭吊。废墟上长出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如雨后蘑菇般一茬茬壮大衰老灭亡，一茬茬如水母般变幻着自己的身躯。
　　只有中国，历经几千年风雨坎坷之后，直至今日，依然以秦汉时的雄姿屹立在太平洋西岸。
　　象很多人一样，我一次次思考着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能避开那分崩离析的宿命，象它之前的、同时的、之后的各个大帝国那样。
　　尽管可以从自然环境上找原因：大面积的河患，此起彼伏的荒年，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整体统筹，以对付不能局部解决的天灾。可总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
　　读到了三国，这个国人最熟悉，连乡间老妪都能说个子丑寅卯的时代。
　　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当然是因为罗贯中脍炙人口的演义流通的结果。关羽、赵云、吕布、许诸、曹操、孔明、周瑜······一个个英雄，一条条好汉，一位位智者，都好象触手可及，活生生地站在身边。三国最吸引人的就是能让人热血澎湃，而热血澎湃的原因正是英雄们扬刀跃马的豪迈。
　　可很多人没接下去想，三国豪杰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结局。
　　青龙偃月刀、方天画戟、丈八蛇矛、青虹剑、孔明弩······寒光闪闪的锋刃，金铁交鸣，其实全指向同一个方向；赤兔、的卢、绝影、惊帆、紫?U······匹匹神骏奋鬣长嘶蹄声震天，驰骋着的都是同一条烟尘滚滚的大路，这路上也同样走着慢吞吞吱吱咯咯的木牛流马；连环计、苦肉计、空城计、反间计······每条计策谋算的都是同一个结果。
　　黑脸、白脸、红脸、黄脸、花脸······每张脸上都写了两个急迫的大字：
　　统一。
　　我想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渴望天下统一的情结，牢牢地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抟在一起，不可分离。
　　因为这种情结早已深深刻入我们内心深处，永不磨灭。
　　
　　这种情结的源头，我想正是我们伟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全局、整体、完满。
　　几乎每派哲人都力图说明是一个终极的最高的本质在涵盖包容着天地万物。他们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一个浑然整体。象“道”、“阴阳”、“太极”、“无极”这些东方特有的词汇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概念。
　　最直接的干脆说：“一”。
　　这个“一”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儒家说道可以“一以贯之”；道家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法家说“一法令，圣人执一”。基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开口闭口总爱提“天下”，终极目标也是“平天下”，包括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中庸》）”——
　　只要人力所通的地方，都在“天下”范围之内。只要是“天下”，就得一统。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人同君就是一统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奋斗的目标。
　　这种思想随着人类的成长，使上古的无数个氏族慢慢走向融合：“古有万国（《荀子·富国》）”，“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史记》）”，到战国时，已经只剩下十来个国家了。
　　我想，正是这套理论与秦皇汉武的雄心铁腕结合起来，在开疆拓土过程中，恰到好处地把强权与文化所能达到的极限，和我国地理条件所能允许的极限重合了，从而铸成了这一个“天下”。
　　只要我们满足于“四海一家”，只要我们的想象的尽头还不能超越海洋，我们的国土就是个内闭的大陆，尽管每个人都无比自豪地夸耀着是中华是多么多么的广大。过去的千万年里，沙漠、高山、海洋、热带丛林、极北荒寒，其实暗暗地划了个圈子，把从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黄皮肤人圈在了里面。
　　人的能力总是慢慢壮大的。当秦始皇的车队拖着长长的尘烟，开始他对天下的巡视时，当汉武帝麾师跨越长城反攻匈奴时，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探索已经接近了他们在后来的两千年间能达到的极限。
　　正当触摸到这个冷兵器时代人力的最大极限时，英明的汉武帝在林林总总的奏折对策中，选择了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作为国策（或者，是这套理论再不能被压抑而选择了汉武）。并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土地上重重敲下了“天命”的印戳，让万民把对完美圆满的所有渴望和敬畏全部寄托在他的这个天下上——
　　从此，“天下”这个概念从文化上落实到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下”也就有了比较固定的疆域。就好象一朵花在它盛开得最灿烂时被折了下来，用定型剂给凝固了，永远保持着最美丽的模样。
　　大一统的文化正是起了定型剂的作用。
　　中国比其他帝国幸运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么一种牢固的定型剂，并且它的凝固性在帝国的身躯舒展到几乎最大时开始发挥了作用。
　　国人好以鹿喻天下，把争夺天下称为逐鹿中原。那么，当这头鹿长到了自然所允许它能长到的最大限度后出现在猎人眼前时，猎人的目标就再不能满足于那鹿的一条腿、一个头，或是一段躯干，他们从此要的就是这只完完整整欢蹦乱跳的全鹿。
　　这个“天下”，从此已成了绝对不可分割的圣土。
　　传统文化的守成优势和雄主贤臣对“天下”刻意的神化，一代代在万民的心里镌下了“天下”应该绝对完整的烙印。以至谁也不会去不敢去思考，把天下打碎了各自过日子会不会活得舒坦一点。我们悠久的国情是：不要说割地卖国要受世人激烈的口诛笔伐遗臭万年，就连实在活不下去，卖祖先留下几块田的都被视为不孝子孙败家子，一辈子抬不起头。
　　每个稍有作为的政权，不管它能控制的地盘是多么的小的可怜，总是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死死盯着那个永恒的“天下”。
　　即使有人胸无大志，想安安逸逸守着一方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野心勃勃的英雄也早就把他的小天地看成了捕杀的猎物。
　　而对于这头鹿以外的那些明显野性未驯的獐子羚羊，他们却往往视而不见，兴趣全无。“天下”之外的神秘国度，只出现在传奇野史中激动一下有闲人的幻想；“天下”之外都被视作了不开化的野土；来自这些蛮荒之地小国的远来朝贡不过成了国力强盛的祥瑞——“天下”之外实在是成了可有可无，激发不了野心的鸡肋。
　　尽管理论上，仁爱而又迂腐的儒家还有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只要修好内政，“德政大行”，四方边缘的蛮夷自然会心悦诚服地仿效甚至加入你的国家，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最富有和平统一特色的“王政”思想。“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民（《孟子》）”，“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经》）”。这里的“四海”、“天下”又成了虚拟的文化概念。在过去的几千年，这套理论一直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在受万人景仰的同时也受尽了讥讽。也许以后的地球村建设过程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千百年来我们聪明的君主们却在心里暗暗地发笑，他们心里明白，天下是靠打打杀杀，在血与火中得来的，也一样得靠血与火去守护。
　　中国人一代代正是在血与火中传承着祖上留下来的“天下”。
　　中国的文化在为防止“天下”的耗散而精心设计了守护的方案后，也严严地关紧了大门。于是世世代代的英雄们，都在大门后，秦皇汉武搭建的这个戏台上展开了争夺主角的殊死搏杀。两千年来，谁也不会想去打开大门，也从不想看看大门外面是不是已经变得平坦能走路了——当然，更不会有谁去拆了戏台隔成一间间的宿舍。
　　直至大门被来自“天下”之外，气势汹汹的不速之客狠狠地撞开。
　　
　　三国，正是这个戏台上演的剧目里最热闹最好看的一出：它有那么多势均力敌的对手，有那么多钩心斗角的诡计，有那么层出不穷的变故，有那么长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体会走向统一的刺激和艰辛——
　　有那么一个不象五胡十六国那么杂无头绪，又不象楚汉争霸那么直捷明了的，乱得恰好，乱得有头绪，乱得存在多种可能性，乱得有缓冲，能供后人在想象中谋划着自己的统一之路的三分天下。
　　“三”，这可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数字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两千多年前的一天，睿智的老子扳着枯瘦的手指懒散地数着，到了三，他停了下来，长长吁了口气，够了：“三生万物”。这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完全可以包括了天下万物。几千年的勇武、刚烈、虚伪、狡诈、智慧、阴谋······痛痛快快地在三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三只巨足，稳稳地撑起了我们这个厚重的大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茶馆里，伙计肩搭手巾，手拎热气腾腾的大铜壶，一叠声吆喝着，满头大汗地在挤得满满的八仙桌间来回招呼。
　　桌边坐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客，聊天的，吃瓜子的，逗鸟的，赌蟋蟀的，独自闭着眼摇头晃脑用手指敲着膝盖打拍子唱戏的······闹得象炉上开着的水。
　　“啪——”一声醒木响。立时象所有人的声带同时被剪断了，静得肃穆。有人含了瓜子也忘了咬下去，支在牙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到了一处: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讲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红得发亮。
　　喧闹的茶馆顿时好象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云，隐隐传来人叫马鸣金铁铿锵······
　　杯里的茶水微微汹涌起来，象是起了波涛。
　　又是重重一记醒木：
　　“分久必合！”

6.汉化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拓拔宏顺利平定地方叛乱后回到了都城洛阳。
　　仪仗行过闹市，鼓乐喧天。百姓们停下了手头的活计拥在路边恭迎着他们的君主，人人欢呼着雀跃着。
　　拓拔宏在御辇中透过薄纱微笑着巡视着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头慢慢皱起，脸色越来越沉。等到入了宫，他的脸已经象块冰冷的青石。
　　“传任城王！”还没坐定，他立即下令。
　　“治理国家，礼教为先。朕离开的这些日子，都城的教化可有进展？”他狠狠盯着伏在地上的任城王——这个他在出征前任命为都城全权留守的，稳重精干的宗室领袖。
　　拓拔宏额头的青筋隐隐暴起。
　　“臣认为每天都有进步。”任城王答得平平稳稳，听上去胸有成竹。
　　“是吗？”拓拔宏冷笑一声，咬着牙挤出一句话：
　　“刚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妇人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呢。”
　　暴风雨终于发作了，拓拔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众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他吩咐史官：“把今天这事给朕记了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
　　文武百官一声也不敢吭，只是脱了帽子拼命叩头。他们完全理解能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说的教化，其实就是汉化——固执的主上向来是把彻底的汉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的，谁敢阻拦，就得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送了命吗？可怜他才十五岁呢。
　　看到自己离开没几天，百姓们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为以教化为首要任务的留守官员，只挨一顿骂应该是谢天谢地了。
　　
　　不仅仅是禁穿被称为“胡服”的鲜卑衣，还有禁说鲜卑话，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道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的姓“拓拔”改成了“元”。这还远远不够，他要大臣百姓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无上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改头换面，用了汉族那套，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天神不顾而祭起什么昊天大帝和五方上帝来。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的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拓拔宏，哦，应该尊重他，按他的意愿称“元宏”，连后人也感叹：“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黄仁宇）。
　　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他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换下那身胡服的那些臣下远得多了。
　　
　　我国地大物博不是一句假话。在这广袤的大地上，如果想长久地统治，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这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理论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
　　强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么多年，可西域从来没有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
　　在无力创造更为合理、更为先进的理论之前，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汉化的本质。儒家思想，当仁不让地以其广阔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体系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从那以后，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词。入乡随俗努力儒化的辽、金、清等王朝较为长久、较为成功的统治，和顽固抵制汉化的元朝的短命政权，就是汉化效果正反两面的例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斗争，结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民族所同化，这是前人反复阐明了的。
　　当北魏朝野上下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象匈奴，以及其他很多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象一阵狂风刮过，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破碎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是一日日地穷奢极欲了。有人连马槽也换上银的了。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花林曲池”（《洛阳伽蓝记》），连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的代表，河间王元琛，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恨不能与晋朝的首富石崇比比谁的财宝多。
　　象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很大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那些不长进的不肖王孙的腐败过程中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象雨后春笋般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拔节，简直足以报复当年列强在国土上遍地开花的租界、领馆的趾高气扬。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象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民《孟子》”）。
　　儒家最憎恨的就是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一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 、“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真正开始把儒家的理论作为统治的政策，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象一张柔软而又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满面虬髯、筋肉暴起，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低眉顺眼、峨冠博带、大袖飘飘、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在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如此可笑，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希望。我崇敬这些伟大仁爱的儒家，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弯弓握剑的一双双毛茸茸的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教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象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又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自己肚子里，有些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一方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之类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手中武器和攻击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时，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失败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象一只急剧生长中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等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却诱人的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只是武力，而不是形式化的先进文明，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的。
　　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顶着与元宏相同的也是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禁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结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延长。
　　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各自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雅典在公元前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了斯巴达。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灭亡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的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象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骠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往事越千年。
　　当世界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也许，象有些人说的，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还有人说，现代即使是战争，也不过是几个高级头脑坐在电脑边，手指头间的较量了。似乎近身搏杀、刀光剑影即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似乎从此我们可以不顾忌来自背后，来自落后的威胁，可以象孝文帝那样，在先进的文明中追寻着和平、稳定、富足之路了。
　　仅仅发生在六十年前的那场把整个星球蹂躏得遍体鳞伤的浩劫提醒我们，相对于经过数百万年才由猿猴进化到人的历程，有些人野蛮、贪婪、残忍的本性，在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间，进化的痕迹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何况短短六十年，历史长河中更只是弹指一挥间。
　　科学的发达，也许能使肉体上的强悍变得缺少意义，但内心嗜血的本性仍旧日夜折磨着他们看起来也已经是衣冠楚楚的身躯。
　　每到月圆，无论身处何时何处，只要是狼，便抑止不了声嘶力竭地仰天嗥叫。
　　文明仍旧时时受到威胁。
　　在努力营造美好高尚的未来时，我们决不能忘了来自黑暗的邪恶势力：它们永远在蠢蠢欲动，窥伺着文明世界的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被几千年儒学浸泡得礼让温驯的，用圆滑的太极代表尚武精神的我们，更不能在文明中酥软沉醉。
　　精神上的软弱比身体上的软弱更可怕。
　　9.11之后，周华健为这幕当代人间惨剧作了一首歌，《忘忧草》，开头就是：“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
　　为了消灭残忍，我们不能忘记残忍；为了抵抗野蛮，我们得温习野蛮。
　　在正义的心里，我们得留一块苍茫的牧场，以放养骁腾的战马；得留一座熊熊的熔炉，来铸造雪亮的刀枪。
　　向和平前进的征途上，努力扩大文明圈的过程中，我们得留一只脚站在文明身后——
　　以守护文明。

7.菩提本无树
　　
　　一时佛在灵山说法。九天十地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皆来集会。说到精妙处，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众中有大梵天王生大欢喜，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恭献一支金波罗花。佛陀拈花在手，未发一言，高高举起展示大众。大众尽皆不解，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
　　佛陀微微点头，用无上神通，向千万世界朗声宣告：“吾有正法眼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摩诃迦叶。”
　　一切众会俱皆合掌颂礼，三千大千世界顿时奏起庄严梵音。
　　金波罗花分身无数，片片香瓣纷纷扬扬，飘洒三界。
　　
　　一片花瓣在流水中打着旋悠悠漂远。
　　长江，正是暮春时节。
　　轻轻溅起些小水花——一杆嫩绿的芦苇被抛入了江中。没等江水拥走，一只皲裂胼胝的赤脚踩了上来。芦苇微微一沉——流水似乎稍稍停滞了一下，又稳稳地浮起。几只蜻蜓围着叶尖，紧贴江面嬉戏。虬髯的达摩站在苇杆之上，远眺的凹目闪着光。一袭旧衲在江风中鼓起，大袖飘飘。许久，他深吸口气，一运力苇杆便如箭般向北岸破浪而去。
　　蜻蜓受了惊，四下飞散。
　　据说这是北魏太和十年。
　　达摩，正是将源自灵山法会的禅宗传入我国的初祖。
　　
　　“啪！”又一根木柴被劈成两爿。
　　大唐龙朔元年的一个午后，蕲州黄梅东禅寺的碓房外，慧能象往常一样劈着柴。一只蜻蜓在他渗着汗珠的额头边上下飞舞，以至他不得不经常挥手驱赶。这时，五祖禅堂前传来一阵喧哗：
　　“衣钵定是神秀承了。”
　　“上座此偈实在彻底。”
　　“毕竟是多年修行啊。”
　　······
　　慧能放下斧头，站起来舒舒筋骨，拍拍身上的木屑尘土，施施然走了过去。禅堂前的廊下早围了一群人，不光有本寺僧众，还聚了一些前来礼佛的俗客。他们在墙上神秀写的一首偈前啧啧称赞。有位士人模样的正高声诵读：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暗暗摇摇头，上前拉了拉那位士人的袖子，用他那有些难懂的岭南土白对他说：“居士，我也有一偈，请帮忙写上。”
　　“你自己不会写吗？”这位士人，江州别驾张日用，回过头乜着眼打量着灰头土脸的慧能。
　　“慧能不识字。” 慧能两手随随便便垂在身前，裤管高高挽起。
　　“不识字也来作偈？这事倒也希有。”
　　“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慧能还是缓缓地用他的土白说着。
　　别驾不由一惊，再看他时，这个瘦小干枯，樵夫模样的年轻沙弥浑身好象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张日用生生把几句讥笑的话吞下了肚：“好，你说我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就凭这么小小一偈，这位入门只有八个月的粗使僧人便成了禅宗六祖。从此禅宗“一花开五叶”，在华夏大地成为了最兴盛的佛学宗派。更有人说，慧能才是“中华禅”的真正始祖。
　　对于禅宗，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门外俗汉，不敢多加评论。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胜了多年苦修，精通佛典的上座大弟子神秀的传奇人物，到死也是不识一个大字的文盲。
　　
　　能于存活的本能之外，对自身的空间、身外的万物有思索欲望，并有思索能力，是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长的原因。成为百科全书似的全知全能人物，不仅仅只是伏尔泰、狄德罗那些人的梦想。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试图能理解，能说明，能掌握我们这个世界。于是人类的代表，一位位杰出的智者前仆后继地跋涉在探求知识的苦旅之上。
　　灿烂的文明，就在一代代人艰苦的求知过程中诞生、成长、壮大······
　　然而，当我们的科学进化到试图破解DNA、探索火星，能够上天、登月、撞击行星时，我们不得不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惶恐，越来越无知了。
　　以医学为例，当耗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精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权威时，回头看来，却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可能仅仅是人体中小小的一部分。越是深入，可能会觉得越是浅薄：骨科可能听不懂脑科的演讲，内科可能读不了神经科的论文。有个笑话说某外科专家对右腿骨折束手无策，对别人的质疑他底气十足地回答：“我学的是左腿！”说这不过是调侃吧，可很多西医把中医药方看成天书却是常见的事实——即便是多年的中医，面对药厨上密密麻麻的药斗，也很有可能没办法把自己方中所用的药材一味味拣了出来。
　　更不用说医学之外了。隔行如隔山，这山越是攀登越是高大。
　　学科越分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个体在几何倍数增长的知识前失去了自信，迷茫了方向，觉得未知的黑暗越是广大，越是神秘莫测。
　　象慧能手中的木柴，劈得越细，离木材的本相也越远。而木柴还在一斧斧劈下去：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永远歇不下来。木屑散了一地，难以收拾。
　　对于这个后果，几千前的儒家就有了担忧，他们是务实而聪明的，在一片混沌里为自己，也为后人划了个圈子：“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大学》）。“至善”所限的圈子之外，都属于“怪力乱神”，不该去思考。什么是“至善”呢，他们认为，能维持这个世界和谐有序，人民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就是终极目标。
　　听起来好象很简单。
　　然而，人的求知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而且这根本就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就算圈子之外使劲压抑着不去触碰吧，那圈子内的天地就足够每一个人皓首穷经毕生钻研了。仅仅对于五经中的注释，用几万言说明原文里一个字是常有的事。接下来又该是用几十万几百万字来注释这些释文了······
　　就算能真正领会了先贤的真义吧，到那时，揽镜自照，才惊觉白发萧萧，死神已经在身前不远的地方磨着镰刀讥讽地对你微笑。余秋雨曾说，他在书房里对着顶天立地的先人著作有种被强压窒息的感觉。古人也说，追求学问是“非人磨墨墨磨人。”短短一生，又经得起几下研磨？层层堆积的知识，分明是无数先人用飞扬的青春，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血迹斑斑的陈年旧帐，一个人白驹过隙般的一生，通读尚且不可能，突破、创新更是得需要多大的伟力神通啊。
　　更有哲人恐惧地发现：茫茫天地，偶尔来到的渺小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神灵会指引该往哪里去；发现了整个世界的重担从上帝的十字架上卸下，毫无情面地沉沉地落到了自己小小的肩上；一生的拼搏，注定要在百来年中彻底地烟消云散；能力越大，就会发现我们的存在和掌握的知识是越发的可笑和微不足道；而我们的痛苦悲哀，也再没有什么神灵来聆听化解分担——
　　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倾诉，我们的呐喊，我们悲愤欲绝的仰天长啸，最多只能在冷冰冰的大地上形成一缕轻风，同时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无边的沉寂和虚空。
　　当黄土轻轻掩上我们冰冷苍白的脸庞时，仅有的功绩往往是用留下的文字在知识之塔上加了一块砖，而下一代又将在亘古不变的起点上重新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前人的知识经验他们无法直接继承，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艰苦的旅程——我们的一生，往往只是把后人的求知之路延长一段罢了。
　　庄周，这位智者中的智者，穷一生之力，留下了几句无可奈何的哀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尽有限、渺渺之生，探求无穷无尽之知识，结果必是疲惫不堪。
　　
　　然而人类总是要前进，要前进总得要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
　　只是尘世中凡人的心在探索中不免迷惘，在众多诱惑歧路中不免因失去方向而陷入深深的痛苦。
　　把拯救人心视为己任的宗教当然当仁不让地接过了这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
　　当神秀们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埋头搜索度世良方时，慧能提着铁斧登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们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一斧砍倒了这棵在世人心中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枝繁叶茂的大树。
　　河伯见了大海望洋兴叹，海神却明白在天地间自己不过是大山里的一块小石头一株小草。而这天地之于太虚，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万马之一毫。我们的这个世界，三皇五帝的至治、秦皇汉武的伟业、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英雄豪杰的雄心、才子佳人的缠绵，在浩瀚的宇宙间，只是一个小小尘埃中的水泡，而且是无穷尽的尘埃中的尘埃，细分下去，简直只是个空空。那么有这个世界没这个世界，有这一生没这一生，有这个人没这个人——
　　有这棵树没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想开了，一切只是约等于零，倒不如从根斫倒，多透些阳光雨露，多受些明月清风，潇潇洒洒无挂无碍，在青山绿水间摇摇摆摆逍遥一世岂不快活？
　　大海里多一滴少一滴水，何关盈虚？所以识字不识字，更又有何区别？
　　识了字，可能反而更走不出文字设下的障碍，举不起手中的利斧。
　　
　　我不能评论慧能彻悟的是不是真理，只知道文字确实很难表达出真正的刹那间的感悟——即使是用文字向盲人描述颜色，向聋子解释声音就已经是极其可笑的徒劳。
　　这也许是禅僧们最大的体会。德山宣鉴禅师开悟后，将自己耗了半生精力撰写的《青龙疏钞》高高堆于法堂之前，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他说：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真理面前，文字就是这么苍白无用。而真正的妙理，却只可心会，无法言语。
　　释迦牟尼在灵山上拈花示众，就是这无奈的传道。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为阿傩、伽叶传与无字经书而大动干戈。其实这却是他们师徒不开悟的缘故。无字经书才是真正的无上智慧，释迦对此有解释：“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所以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崇拜知识、信仰文字的多是庸人俗子：满口经典的定是半瓶醋，暴发户的书房多是金壁辉煌，不识字的老农民总是爱惜字纸。而一些真正通了的才子，却故意满口痞话，唯恐沾上方巾气——当然，更多的腐儒不在此例，他们沾沾自喜的满腹经纶不过是只与蠹虫争食。
　　无字真经，只有那些有慧根的人才能参透，而他们往往都是在文字中打滚半生后机缘巧合才能由此彻悟。如慧能那般直截了当，径直一把破尽文字知识障碍，直指本心的，神秀的确应该心服口服五体投地。
　　把沉甸甸的三藏经书结结实实打包，万里迢迢驮回，一字一句译出，这是普通大众、凡根钝器的宗教。
　　抛尽一切文字，一切解说，以心传心，才是无上妙道。
　　
　　但恕我妄语，我以为禅宗所谓的彻悟其实是绝望：对知识，对现实，对追求的绝望，绝望得越透骨，就是体贴得越彻底。水尽粮绝在沙漠中央，最聪明的人干脆躺了下来。一切反正不可为，一切反正都是虚幻，什么西方极乐，什么无尽涅??，统统都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电光石火般的几十年，如江涵雁影，雁去影消，一切随缘沉浮，任造化轮转，潮起潮落，我只无心，我只不起念头，一回首，涅??就在今世，西天就在脚下，佛祖正是自身。
　　但最彻底的绝望，有时又变成了割断越缩越紧绳索的利刃，变成了卷尽混浊空气的清风。
　　绝望，往往会变成希望。
　　甩开旧知识的束缚，扔尽瓶瓶罐罐，坦开衣襟，一身轻松，万物在眼前飘摇，无不生意盎然，妙趣横生。用春花秋月代替青灯古佛，目光随柳絮袅袅娜娜，思绪逐粉蝶起舞翩翩，触手皆是天机，迎面都为妙理。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象梁武帝那样用黄金权势虔诚苦修塑造的西方圣土轰然倒塌，从此不分贵贱，不分智愚，人人皆可成佛。
　　此岸即是彼岸，刹那即是永恒。
　　苦旅中，不回顾，不前瞻，只是参悟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正是这种简单快捷的方法，解放了无数在知识文字堆砌的象牙塔里苦度春秋的人——绝不仅仅是释子，许多在儒典里装钻得头晕脑胀牙摇发疏的传统士人，也纷纷长啸，破塔而出。与禅宗盛行天下相呼应，几乎是禅宗翻版的心学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人援禅入儒，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儒禅道相通，一时间，大地上妙思泉涌生机勃勃。
　　幽涧里的游鱼，白云间的闲鹭，酒酣时的踉跄，梦醒后的朗唱，无一饱含着浓浓的禅趣。
　　尽管也成全了很多借着禅的名义偷懒或是放纵的所谓“狂禅”、“野狐禅”。
　　
　　多年后，宋时，有位禅子一日豁然通彻，自号黄龙死心悟新禅师，呵呵大笑，提笔题诗两句：
　　“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
　　六祖糊涂。
　　他也糊涂。
　　当然，我更糊涂。
　　
　　
　　
　　

　　8.梦回唐朝
　　
　　有年春节晚会上，一首歌引起了无数海外游子的极大共鸣。穿插着悠悠二胡的现代音乐伴奏下，鲜红的爆竹、灯笼、对联在屏幕上交叠幻现，唐装的歌手深情而激昂地载歌载舞：
　　“明月的相思，千里共婵娟，不知不觉靠近了家的呼唤······”
　　谁也无法统计，那一刻，在几乎点亮了整个地球的璀璨烟花里，有多少同胞的热泪滚滚而流。
　　那首歌叫《唐人街》。
　　唐人街，是世界每个地方——无论是大陆、海岛还是沙漠；都会、小镇还是乡野——炎黄子孙聚居地的共名。而唐人，谁都知道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代名词。
　　唐朝，中华民族最灿烂的一刻，被历史定格在那个恢弘的年代，无论王朝交替时代变幻，永远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最骄傲的辉煌。
　　
　　当我久久凝视那仅仅用了简简单单的三种颜色，便发散出一派豪迈宏放，气宇轩昂的陶马时；当我每一次为了那一首首雄浑浪漫的唐诗心潮澎湃时；当我在一幅幅重彩艳丽的仕女图前目眩神摇时：我似乎触摸到了大唐从容有力的脉搏，但好象又什么也无法抓住。
　　只是觉得滚烫的历史在手心呼啸烙过。
　　谁，能真真切切的感受一番那世世代代多少人向往陶醉，喋喋不休试图表达的“盛唐气象”呢？
　　而我自己，每次看到“大唐”两个字，就会有置身大漠，孤烟在身边直上云霄，一轮红日迎面冉冉升起的感觉。
　　红日下，大风烈烈，黄河一泻千里；岸上，千万匹膘肥骨壮的骏马扬起遮天的烟尘，追逐着咆哮的河水，向着大海的方向奋鬣奔驰······
　　
　　“??年十八始经纶王业，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V安。”
　　《贞观政要》里唐太宗的这几句话，好象让我看到了这位历史上杰出的雄主盘膝座在御辇之上，面对着前来朝拜的万国衣冠得意地抚着乌黑油亮的髭须：
　　“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当然，李世民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这谁也不会否认。但把当时的历史稍稍仔细阅读一次后，就能发现，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
　　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一位巨匠。
　　在这之前几百年间，中国大地上连接不断的令人窒息的昏暗岁月，在几十代人民的悲惨流离绝望呼叫中，历史默默地为这个壮丽帝国的诞生铺好了温床。
　　
　　那兵火连天，不堪回首的几百年，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黄仁宇语），北方大地上朝生夕灭、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走马灯般来来去去，各式各样的服饰语言一次次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又一次次灰飞烟灭。
　　不变的只有那永远令人胆战心惊的铁蹄和寒光闪闪的锋刃。
　　让我们为在血与火中罹难的不幸冤魂祈祷吧。然而，正是在一幕幕人间惨剧中，昔日趾高气扬的一个个门阀贵族轰然倒地，一个个延续了千百年，高高在上的神圣堡垒被铁蹄踏得粉碎，被刀刃削得展平。
　　所有的人几乎都落在了相同的平面上。
　　尽管这个平面暂时还燃着熊熊的地狱之火，却为日后这座大厦的新建夯平了基础——对于建设者，高高低低起伏坎坷的地基，还有那些牢牢盘踞在好风水好地势之上，不听指挥的悍民，向来是最大的障碍。
　　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放手构筑理想中的圣殿，是每个建设者都梦寐以求的。
　　连年的战乱，大量的死亡和流离，使大片大片的田园荒芜，但同时也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块块稍加整治便可产生财富的安民至宝。事实上，北魏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从485年以《均田令》的颁布为标志的均田政策，也为我们的大唐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地基。这个有效的尝试，把从汉末以来，令每个有心于治的君王权臣头痛不已的如何真正减小贫富分化的难题，从幻想中实现到了尘世。
　　更令人振奋的是，北方大地上难闻的腥膻之气正一日日的在河朔的大风中消逝。胡夷外族的腐化衰败与他们追求文明的汉化同化过程一起进行，神圣的华夏文明、孔孟之道一日日的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中复兴。
　　终于，作为大唐开路先锋的隋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短暂的华仪尊严和安居乐业，又一次刺激了炎黄子孙麻木已久的心。又一次暗示所有人：胡运已经在我们的国度上告一段落，我们自己有能力重建我们自己的太平盛世。
　　还要感谢一个人，那位浪漫奢侈而又气派奇大的隋炀帝杨广。
　　正是他那胆大包天的奇思妙想，用挖掘自己坟墓的同一把巨铲为我们留下了那条神迹般的的运河。这条贯通了长江黄河的大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富庶南方的资源，滋润补养着恢复中的黄土高原。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很多年后有位诗人在喧闹的运河前，面对着众帆鱼贯舳舻千里，还不禁为隋炀帝深深地叹息：“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几百年的鲜血和战火，在满天铅块般沉重的乌云里蒸腾翻滚，无月无星的寒冷暗夜里，所有的生灵都在颤抖中企盼着黎明，企盼着那轮红日。
　　终于，乌云深处雷声大作。天地不停地开始震颤。良久，似乎万物的呼吸一屏，一轮血淋淋的红日纵身跃出。稍做顾盼，血与火化成的万道金光喷薄而出。
　　
　　李世民和他那一群同样出色的文臣武将扬刀跃马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遍地烽烟后，历史把建设一个恢弘的新大帝国的使命交到了这群年轻人手上。他们以无比开放的胸怀和强有力的大手，把这轮红日高高托上了天空。
　　不过说来也简单，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延续和完善前代一些合理的政策罢了。比如北魏的均田、府兵，隋的三省六部、科举等。
　　但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吹去了历史厚厚的尘埃，参透重重迷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挑选出了最适用的部分。他们带领帝国真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大浪。
　　且不说科举在进一步削平世族、平等机会中的作用，也不说府兵制在军事上的成功，只看看三省六部制背后蕴藏的巨大意义吧：中书省设计政策、起草诏敕；门下省复核审议；尚书省总领六部负责执行；加上御史台专管监察弹劾，简直是当代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制的雏形。相对于汉时的三公九卿，进步何其巨大。
　　仅仅从九卿的功能来历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庄严的名称后，其实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过是皇家的私奴罢了。太常管皇家祭祖；光禄勋是皇家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护卫部队；大鸿舻其实原是司仪；宗正管皇族事务······
　　而大唐政府组织，堂堂正正是为天下人治理天下的庄严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各司其职光明正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门下的封驳竟可以限制皇权。即使是皇帝有令不当，门下区区从五品的给事中也有权驳回，要求重拟。皇帝未经中书门下而直接发出的命令，当时是被认为非法的，下层机关可以不承认。
　　武则天时有个不大的官儿，刘??之，批评皇上：“不经凤阁鸾台（当时的中书门下之名），何得为敕?”中宗有次想不经两省直接任命官职，竟然心怯，不敢照常式封发，也不敢用朱笔，弄了个不伦不类的“斜封墨敕”。
　　中国的政体，由此从“家天下”向“天下人的天下”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于是，当地球上其他地方还深深沉溺在无边的愚昧黑暗甚至还茹毛饮血时，东方这轮红日的耀眼光芒笼罩了大半个亚洲。
　　
　　马嵬坡，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一座险峻得连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据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小坡地。我没去过那里，但在印象里，那里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大山，山颠积着皑皑白雪。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历史之路在此被拦腰截成两段。
　　那个让人冷入骨髓的盛夏，几乎是一夜间全白了头的明皇李隆基，老泪纵横地看着绝望得无声冷笑的杨玉环慢慢远去，在悲愤狂暴的士兵们的鼓噪声里肝肠寸断地开始了一场耻辱的逃亡。
　　他不知道，这小小一步，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之后开始的长长的下坡之途上踩下了第一个凄惨的脚印。
　　不想用那些老套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理论解释这一切，我只想再一次体味盛世之树的枝头上结出的那苦涩的果实：直言拒敕的刘??之，为了那几句铿锵的话送了命；中宗的墨敕，最终还是让那些不合格的人当上了想要当的官。
　　真正的大权，从来没有下放，雷霆闪电，永远从紧闭的九重深宫内凌厉地盘旋而出，俯瞰着匍匐在地的芸芸众生。
　　再开明、再豁达的大唐，依旧是个人治的王朝。三权分立的雏形其实只是个幻象，与真正的民主政权其实还存在着如猿猴与人一样的区别，民主政权还在轮回转盘边一次次痛苦地伐毛洗髓脱胎换骨，漫长地等待着出世。
　　既是人治，那么作为神经中枢的君主对于这个帝国的治乱与否起了关键的作用，亿万子民的身家命运，全部押在了那张金壁辉煌的龙座之上。
　　甚至等不到命运的再一次赌博，再为苍生选一位君主，当年果敢英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艺术家音乐家，一位在情网中不可自拔的老人。帝国的各个零件，各个环节，象原本紧紧衔接、灵敏运转的发条，从金銮殿开始，由中心开始，如涟漪一般，一层层向外松懈，一层层生锈······甚至，连经济的命脉：赖以征收税赋的臣民户籍都已经多年失修，再也搞不清了数目。
　　于是，大厦轰然倒塌。
　　倒得如此之快，其实李家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太自信了，太开放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做不到的。父皇的才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后?自己的媳妇，为什么不可以当贵妃？甚至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帝？在古来最忌讳的性别问题上，他们尚且如此开放，更何况其他？
　　于是，无论什么宗教，老牌的道也好，释也好，甚至怪异的景教、拜火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安春风得意乃至加官进爵。
　　无论什么种族的人，高丽也好，契丹也好，回纥也好，吐蕃也好，只要有能力，都可以统领大唐的军队。
　　正是这种自信大度，为灿烂的大唐气象的创造提供了源源不断无限的活力。
　　然而，把儒道释三家几乎一视同仁的大唐好象忘了，人治的基础，有限的法律之外，只能是传统的以儒家务实忠君为主体的仁义道德。但如今，从上到下，自由的信仰，放纵的浪漫，使得那些未经多少传统文明熏陶的野性未驯的阴谋家蠢蠢欲动了：他们悄悄把唐王朝交给他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长安，尤其是安禄山那类番将······
　　积极放手锻炼的结果是有了健壮的四肢，然而现在，拳头暗暗捏紧，向虚弱的脑袋狠狠砸来······
　　
　　还是马嵬坡。
　　我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坡地上，大唐，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封建社会，告别了盛年，长出了白发。从此，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慢慢踱向前方。
　　后来的君主们，越是聪明就越是想避免当年的悲剧，再不敢轻易四处开疆，为了保证龙位的稳固，甚至做出集天下精兵于京畿，抱头挨打的荒唐之势。
　　从马嵬坡开始，中华民族从攻势转为了守势，由外向转为了内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主要精力从四夷八荒收回，放到了子民的思想上，他们从儒典里绞尽脑汁翻出一条条泰山般沉重的教义，狠狠地把所有不安分的思绪捆严绑死，气也不容喘一口。所有有碍统治，或是有嫌疑防碍统治的思想，统统都是异端，都是大逆不道。
　　后来做为“国粹”的小脚起源有多个说法，有人说，始于唐末五代，我相信。
　　也许不能太责怪他们，实在是他们走得太快了，在一片迷茫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仅就政体来说，大唐已经做到了封建社会能达到的极点。而人类的另一些精英，要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会在地球的另一边苏醒，才会发出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民主呐喊。
　　我们可怜的祖先，只有孤零零地在从马嵬坡开始的那条长坡上彳亍，慢慢前行。既然前面找不到令人惊喜的前所未有的路，那就扎紧自己的绑腿，裹好自己的大衣，走慢些也无所谓，只是不要跌到······
　　斜阳将这个孤独的迟暮巨人那佝偻的背影拖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得那么脆弱，长得那么稀薄，长得又是那么沉重。
　　
　　也许是路途实在太漫长了，也许是风景实在太老套单调了，疲惫中，我们的国家慢慢在征途上进入了梦乡，竟然没听到来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终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又一次在极度的痛苦中涅??：
　　熊熊烈火里，一只凤凰昂首高声长鸣，迎着又一轮朝日，展翅九天。
　　不知不觉，地图上，印象里，称呼中，“中国城”，堂堂正正的闪亮铭牌悄悄地换下了那一块块有些陈旧了的“唐人街”标志······
　　如洗的蓝天之下，重生的凤凰那斑斓的羽毛在阳光里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但无论飞多高多远，梦魂中，总是萦绕着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黄钟大吕在金黄色的梦里分外肃穆悠长：
　　大唐。
　　
　　 　　9.“四臣”长乐老
　　
　　中国历史上，对于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呵呵，一般人好象还修不到这个资格，等有了这个资格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的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一切其他的狠毒贪婪刁钻阴险无能虚伪，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还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朦胧里，身边的金壁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从字里行间，简直可以看到作者傲然别袖于身后，微笑着俯视天下苍生的得意神情。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 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几乎中原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无廉耻立人之大节，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我好象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好象能听到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慨，然而，我又想，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甚至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自身名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在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为后人的朝代在思想上的稳固添一块砖，加一道根金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漫骂文字，就象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的一长串联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的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的哀叹和不祥的预感：“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里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映。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木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龌龊不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地污辱了至高无上的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后世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硬臣的作法，这个时候应该是大义凛然，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礼义廉耻济世安邦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后晋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那个乱世中无助的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比如小心翼翼而又巧妙委婉地对暴躁鲁莽的后唐明宗李嗣源进谏，希望能兢兢业业关怀下民；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连天战火里，他化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苦苦挣扎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个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在大唐帝国散了架后凌乱的废墟上来来往往，一轮又一轮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无论他们姓什么，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座沾满血迹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冯道。
　　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郭威进攻洛阳，后汉隐帝刘承?v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郭威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的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好假意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于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象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老臣顺服听命了，子民们看来才象是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那份对前主的念想——连前主的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象是草寇们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我想也是同样的原因。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他们才不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叮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我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么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如果为了名节，人人拂袖而去，难道这满目疮痍的天下就由这寒光闪闪的尖牙利爪直接蹂躏掌管？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盘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但教方寸无诸恶”，何处不长乐？
　　
　　纸钱撒满了大路，风吹过，纷纷飞舞，舞白了绿树······
　　
　　倒退几年吧，让我幻想一个场景，但我相信这很可能曾经真的发生过：
　　夜沉沉，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更柝，万籁俱寂。
　　冯道的相府如同城里其他人家一样，灭了灯火，大门紧闭。冯道已经熟睡了。
　　突然，皇宫方向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呼噪，起了火，金铁交击声里，熊熊地照亮了半个天空。都城的每个角落，传来凄厉的惨叫哭喊。
　　一支支响镝呼啸着在大街上飞驰。
　　惊慌失措的下人衣冠不整地在冯道门外大声喊叫：“相爷，不好了，又有一支军队在攻打皇宫了，看情形是守不住了······”
　　“哦？”被惊醒的冯道翻了个身，呢哝了一声，“真的吗？”
　　没等下人回答，他就接着吩咐了：“那么你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摆好香案······
　　把我那件最好的朝服准备好。下去吧。”
　　又翻了个身，掖了掖被角，冯道面朝床里，重新睡着了。
　　
　　只是不知道，在那夜的梦里，他会不会记起年轻时那次，强谏暴戾的刘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而下狱差点送命，从此完成了他一生性格转变过程的经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梦到那为了天下苍生而一次次奔走于桀、汤之间的伊尹；更不知道，他在梦里会不会一次次地自责：
　　“奉身则有余，为时则不足，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
　　谁能怪他呢？大君，英明仁慈的大君，能结束这悲惨的乱世的大君，你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这位“四臣”，决不会象后世那些贰臣那样咬着被角抽泣。
　　2005.11.19
　　附记：关于冯道，还有一则近似于笑话的故事，赘于此，亦可见其性格：
　　一日，冯道在国子监给学生们讲《道德经》，他朗读一句，学生们跟读一句，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就出现了问题，由于当时讲究避讳，学生们于是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当即斥责学生们迂腐，让他们放声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