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评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济 康

最近，在某内参上看到刘吉先生《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以下简称刘文），读后的感想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含沙射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根本不是什么学术争鸣，倒很像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大字报。此文的实质在于力图把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诬蔑为反对改革的极“左”分子，极力掩盖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滋生蔓延，已达到干扰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目的。

（一）为什么说刘文是“含沙射影，移花接木”？

刘文反复引用郎咸平今年六月在《亚洲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我是在看到刘文后才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对于该文章“人吃人的中国”等谬论，我当然是坚决反对的。至于支持此文的反动帖子我没有找到。即使如刘吉先生所说达上百条，在我国显然也谈不上什么否定改革的思潮。于是刘文又把两年前的“郎顾之争”翻出来。说反对改革由来已久，而某些刘吉认为的带引号的“左”派则给予支持，还出了“郎旋风”的书。我没有参与郎顾之争，但对于是否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思潮表示怀疑。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似乎在于郎咸平从微观入手，分析个别案例，说明通过化公为私的种种手法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恶果。就我看到的材料，某些学者对郎咸平的支持也集中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上。后来，顾雏军等人被捕入狱的事实，也证明了用非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确存在。刘吉先生把2004年的郎顾之争同2006郎咸平的反动文章一古脑儿都放在所谓“第三次否定改革的思潮”之中，不能说是严谨的。

更需要提出的是，刘文批评郎咸平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重点是要把虽未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的刘国光同志罗织在所谓“第三次否定改革的思潮”之中。刘吉先生说：“这次否定改革的反动思潮逐步加温，时间延续最长，声势也大，至今还在高潮。由‘郎旋风’的‘人吃人的中国亟需和谐化’就可见一斑。不久前，某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广为传播的耸人听闻的演讲，说什么‘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右’”。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我在后面还将专门论及。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刘文如何从“人吃人的中国”一下子跳到2005年刘国光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的文章？我认为刘吉先生的手法就是编织一张“否定该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的大网，把他要反对的人和事都网罗其中。郎咸平自己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而刘国光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怎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郎咸平2004年讲的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刘国光同志2005年讲的是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两者互不相干。至于说“人吃人的中国”同刘国光同志就更沾不上边了。但是刘吉先生却把互不相干的人、互不相干的事，生拉硬扯地都罗织在所谓“否定改革的第三次反动思潮”之中。对于这种手法，我只能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形容了。

（二）为什么说刘文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力图把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诬蔑为反对改革的极“左”分子？

刘吉先生要反对的当然不只是刘国光同志一个人，而是所有的老中青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就像他用“思潮”把互不相干的人和事罗织其中一样，他又用含混不清的所谓带引号的“新左派”“老左派”随心所欲地把他要反对的人罗织在内。请看以下例证。

其一，刘文写道：“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请问刘吉先生，20多年来一直反对改革的“左”派究竟指哪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用新发展观来批评邓小平的发展观？既然‘纷纷著文’，为什么一句原话也引不出来？

其二，刘文写道：“利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中央领导集体承上启下抓紧战略机遇，利用中央正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加以曲解，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从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不足和新时期下新情况新问题入手，混淆是非，煽情‘弱势群体’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重要举措，这是‘左’的一贯手法。”请问刘吉先生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混淆是非，煽情“弱势群体”的？既然是“左”的一贯手法，必定大有人在，为什么不举出几篇文章来供大家评析。

其三，刘文写道：“这次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的，但正如斯大林的一句名言：‘左’派是右派的影子。他们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距离，他们共同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巨大成就，搞乱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阻挡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请问刘吉先生，你所说的老“左”派新“左”派究竟是些什么人，特别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更是骇人听闻。众所周知，海外是指外国，港澳台属于中国领土，岂能成为海外？而且，既然是“大联合”，当然就不是少数人，刘吉先生为什么不揭发出几个“左”派来，又把他们与外国人相勾结，共同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罪行公诸于众呢？

以上情况足以说明刘吉先生反复批判的由所谓老“左”派与新“左”派的大联合，“左”派与海外右派的大联合掀起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反动思潮”并无事实根据，反而暴露了他处心积虑要把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诬蔑为极“左”分子的真正目的。

在这里必须指出，刘吉先生对新老“左”派上纲上线远不止上面列举的几条。他还说：“贫富差距问题。这个问题已被‘左’派经济学家和报刊传媒炒得天花乱坠。现在报刊媒体上炒作煽情一二年，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了一个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态势。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为民请愿，最容易煽动‘草根群众’不满，可矛头对谁？是执政党！这一切都正在动摇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他还在“令人严重忧虑的严重后果”的小标题下再一次宣扬：“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这些都在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扣政治帽子扣到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党，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大概高得不能再高了。我倒要问问刘吉先生，你在哪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言论著述中看到过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伟大成就；煽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党的观点？希望你能够用事实证明，你给所谓“左”派扣的帽子的确存在。

既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来支撑所谓“否定改革的第三次反动思潮”的确存在，又随心所欲的乱扣政治帽子，这只能说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了。

（三）为什么说刘文的实质在于支持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滋长蔓延？

这个问题要从刘吉先生对“左”右倾向的看法说起。刘文有两处谈到这个问题。一处是说：“邓小平着重提出：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全过程的。”不错，邓小平的确讲过这个话，但邓小平也说过：“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所以，从长期看主要是防止“左”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某种历史条件下，把反对右当作侧重点。邓小平自己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1985到1989年这几年，针对大学生闹事和后来发展为动乱、暴乱，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事件平息后邓小平回顾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显然他是在批评“六四”前这几年对右的倾向重视得不够。

刘文在另一处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是为了批评刘国光同志。文章写道：“不久前，某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广为传播的耸人听闻的演讲，说什么‘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对于‘左’右倾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党中央才可以做出正确判断，也只有中央才有权判断，这位有影响的党员经济学家自作主张放言，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刘吉先生“引用”的这段话并非刘国光同志的文章的原文。原文是这样的：“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即‘左’右倾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做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的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我觉得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应当认真考虑。”刘吉先生的“引文”与刘国光同志的原文有明显的出入，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思想。对刘国光同志违反党章党纪的批评更站不住脚。因为这只是刘国光同志对当前的倾向性发表个人意见，并没有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违反了哪一条党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不但共产党员，而且全体公民都有对国家大事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

我完全赞同陈奎元同志、刘国光同志认为当前反倾向斗争的侧重点应着眼于右的分析。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向我们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289页）大量事实表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正在抬头，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的传播扩散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陈奎元同志、刘国光同志对当前反倾向斗争的侧重点的分析是符合邓小平教导的精神的，有何不妥！

刘吉先生不但对国内正在滋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视而不见，反而对学术界批评新自由主义大加挞伐。他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他们给‘主流经济学家’强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指责中国改革开放被主流经济学家误导，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更何况‘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有何干系！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谁曾见过哪个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哪个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过‘新自由主义’的？”

对刘吉先生的这番话，我首先需要表明的是，我从来不承认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我认为他们是被某些媒体吹捧炒作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党中央反复强调各个领域，各项事业都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却把崇奉西方经济学、甚至致力于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人称作“主流经济学家”，实在是咄咄怪事！再者，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当然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容身之地。但这并不能说明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中就没有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也不能说明他们中的某些人就不曾千方百计地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来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下面我就举出几位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言行作为例证。

一位是曹思源先生。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被某些媒体吹捧为“曹破产”。曾到国内很多单位发表演讲，并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看作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要请他到国外一些地方发表演讲。2003年国内某出版社把他的演讲和文章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就叫《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鼓吹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性质带来的先天性缺陷，注定是低效率的“补贴经济”。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此外，书中还有更为严重的反动观点。例如，把我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诬蔑为国家社会主义，其思想来自希特勒。曹思源说：“搞公有制，从前苏联到东欧，到中国，到越南，到朝鲜，没有一个搞得好的。”（第199页）“那种大办国有工厂，国有农场，国有商店，国有公司，国有银行，用国有经济控制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它叫国家社会主义。”（第212页）“希特勒时代的执政党叫国社党，全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被扫尽了历史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仍然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我要申明，国家社会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正统，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们要与希特勒的思想划清界限”（第235页）又如，把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歪曲为“民办社会主义”。曹思源说：“邓小平说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生前没有对‘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作出注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理解就是民办社会主义。民办社会主义是以私有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所以搞私有化不仅跟社会主义不矛盾，而且还完全相符合。”（第207页）就是这样一本鼓吹全盘私有化的反动书籍，居然能在国内正式出版，并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这说明许多人已经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丧失了警惕，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再一位是樊纲先生。他一贯公开鼓吹私有化，被称为国有企业“非效率派”在国内的代表人物。（见杨瑞龙主编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分析》一书的第一章）2003年他在昆明的演讲中说：“改革最关键的环节是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的政策指导想应该是，先发展非公经济，自然创造条件，使国企问题得到解决。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非公经济创造的收入可以用来补贴国企；而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市场环境，使国企的垄断利润下降，市场会使垄断行业消失；三是非公经济造就大企业家收购国企。“以后将不再搞国企，而要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要从企业形态上推出。”（见《经济参考报》2003年8月29日）又如，2005年他在答《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问时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要改变，要从大量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形态，转变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形态，只有实现了这个转换，才有真正的政府职能转换。”（见《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2月22日）谁说“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力图用他们的观点“引导”改革？樊纲先生俨然以政府发言人的口吻发表的宏论，不都是讲的有关改革的重大而关键性的问题吗？如果他的这些主张得到实现，现在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特大型、大型企业，各省国资委监督管理大中型企业将绝大部分被非公经济造就的大企业家收购变成私营企业。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将无从谈起，我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将不复存在了。

再一位是高尚全先生。他是所谓“民本经济”的大力倡导者，为此写过不少文章。在这里我仅举一例。他说：“产权转化的意思，我认为要点就是民本经济，以民为本的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官本经济。就是把老百姓的钱集中起来，根据政府少数人的意志，编制计划投资表，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现阶段民本经济要实现，主要有四个标准或四条路径：一、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二、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三、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四、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见《经济》月刊2002年底12期）很明显，所谓“民本经济”关键是“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不过是用“民有、民营、民享”的漂亮词句包装起来的私有化，实质上同曹思远的“民办社会主义”是一回事。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私有优于公有，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因此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公有制则天生是低效率的。他们强调“当集体化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公有制在经济上本来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以上参见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第4页）曹思源、樊纲、高尚全三位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所用的词句不同，有的直接宣扬新自由主义观点，有的力图把新自由主义本土化，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公有制比不上私有制，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阿根廷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受新自由主义的蛊惑推行全盘私有化的惨痛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应看到，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并不仅仅是私有化，市场万能论，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等等都有人在鼓吹。对这些，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刘吉先生对摆在眼前的大量事实故作不知，反而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说成是“伪问题”，并质问“哪个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过新自由主义”，可笑，可叹，最终恐怕只能落一个欲盖弥彰的结果。

（四）刘文中的其他错误

刘吉先生的文章矛头所向是他所谓的老“左”派和新“左”派，但他在专心致志、全神贯注的批判别人时，却在无意中露出了自己的错误观点。

刘文说：“这种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潮曾经两次达到高潮。一次是借清理精神污染，一次借‘六四’风波，兴巨风作浊浪，两次都被邓小平同志及时拨正了航向。”人们都知道，清理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也包括了清理精神污染的内容。邓小平亲自提出，党中央如此重视，怎么会出现刘吉先生说的极“左”的反对改革的思潮而不予纠正，以至达到兴巨风、作浊浪的高潮呢？而且在事隔三年之后，我们看到邓小平在1986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还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页）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清理精神污染的工作进展并不满意，而没有看到他对极“左”的反对改革的思潮进行批判。由上可知，刘吉先生所说的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次思潮实际上并不存在。

再者，刘文错误地把我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称作“假社会主义”。一处是：“中国基尼系数比欧美发达国家还大，那不正说明我国还要加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达到欧美市场经济那样的完善程度吗？而绝不是回到过去那种平等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再一处是：“‘左’是坚持从苏联模式到‘文化大革命’那种变了型的假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第三处是：“那些‘左’派也许天真，一位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可以胜利的回到以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去坚持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

对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如何评价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有定论。胡锦涛同志今年6月30日在庆祝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85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干了三件大事，第二件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刘吉先生为什么要再三把这三十年诬称为“假社会主义”，请反躬自省。

刘文还有其他一些谬误，如对基尼系数和拉美陷阱的议论暴露出来作者在经济学基本知识方面的欠缺。特别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问题上再三说什么“草根群众”“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等蔑视工农大众的歪道理，暴露出作者在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方面的缺点。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后如有机会再做评析。

结束语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早就指出：“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区别。”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出于公心，也许会对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提出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在结束本文时，我要提醒广大读者，你们对那些披着改革的外衣实质上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人们要提高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