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述评之五：历史的反思和前瞻的担忧

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五）

——读韩丁《深翻》述评之五：历史的反思和前瞻的担忧　　

范正美　　

五、历史的反思和前瞻的担忧　　

韩丁的《深翻》一共分两卷，第一卷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二卷文化大革命。读罢全书，深感这位美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中国革命历程的推进所作出的深沉而可贵的反思，以及对中国人民前途的那份亲切的关注和无限担忧。　　

我认为，可以把韩丁的1983年《自序》看成是他对于中国合作化遭否定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前途担忧，他的1993年中文版《序》，则是进一步对整个中国革命，尤其是对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深深忧虑。　　

《深翻》的时间跨度为三十年，作者在与中国人交谈中，感触至深的是，许多中国人的政治摇摆，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风向改变了．人们对于所经历的事情的态度也改变了，至少是他们愿意提供的说法改变了。当党推行一个政策时．人们拥护它，等到党开始批判这个政策了，也就不再那么热烈地拥护它了。互相抵触的故事不仅可能来自不同的个人，而且也可能反映了同一个人先后不同的态度和说法。”（自序，P18）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状况呢？作者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有这样四大原因：　　

第一，他说：“之所以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大，一个原因乃是由于对土改之后应走的道路缺乏全国性的共识。这和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历时超过一个世纪，推翻了封建主义，粉碎了外国干预，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的杰出的领袖，最终出了个毛泽东。他们为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各阶层亿万人民参与了这个统一战线，因为他们一方面痛恨地租、剥削，反对腐败的地主、乡绅；另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的统治。虽然在干部执行时，也会因左右摇摆而造成政策的扭曲(在一个层次上《翻身》主要就是一份关于左右摇摆影响政策过程的报告)，谁是需要打击的敌人，谁是必须争取的朋友，哪些封建财产必须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需要保护，根除何等封建文化、创建何等民主文化，这些问题是十分明确的。任何人想要总结内战之后土改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都能借助同一个理论镜子聚焦观察共同经验所累积的知识。我不必为《翻身》打造一个周到自洽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通过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它的确能反映我所经验的现实。　　

可是，“1949年之后，还没有人能打造一个类似的政治共识。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为它指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但是有证据显示除了北方老解放区以外(那里早在1948年就进行土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而合作化是显示优越性一步一步扩大的)，人民群众的响应并不坚固，有时则流于空洞。整个南方地区大量南下干部涌入，他们搞合作化运动，往往太急、太快、太死板，过于强求群众的接受和运动持续的成长。”（同上，P18）　　

第二，“1949年以来，缺乏战略共识，对于中国的建设，影响至为巨大。后土改对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同上，P20）　　

第三，“1949年之后，非原则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左右摆动。和1949年以前相比，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为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夺统治国家的权力，这个差别使得个人和集团间的冲突变得格外尖锐，不久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了。随着政府机关越来越具有传统官僚体制的所有特点，中央集权、权力不受制约、只对同僚长官负责等等，这样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发生。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　　

“本来是旨在小幅度纠偏的措施，到了村子里执行政策时，就变成刮台风，路过之处，所向披靡。当上面又来采取补救的措施，即便原意很好，下面台风过境的灾区，不免又要刮起一场反向的风暴。在中国，这叫‘一刀切’。刀落之处，即便是最基层的生产队的干部，也往往不得不争相搞攀比。难怪农民都得到一个结论：要想‘客观’，首先必须摸清风向。”　　

第四．“今天中国的政论家们指责说，过去政策失误的根源，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特别是党的领导人还有太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他们说之所以有这些落后的思想，是由于他们‘农民’的出身。但对于一个局外的观察者而言，显而易见的应该是：鲜活的、体制性的封建主义仍在以各种明的或暗的形式，时时刻刻强化‘封建思想’。这里首先必须正视的是庞大的政府机关在对待问题时，几乎和历史上各朝代的官府的反应一模一样。巩固政权和维持领导的特权和威信，总是最优先的。甚至可以说今天中国种种对抗冲突的根源在于政府机关本身的性质和形式，它是士大夫统治制度的现代版，为民做主，所有的事物无一不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个理论，对于历经革命动荡的一代人，实在太不堪设想了。还是将落后与停滞怪罪于农民，怪罪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带进来的农民思想，没想用现代教育来治疗愚昧，这样的思路让人舒服得多。　　

“毛泽东的倾向显而易见的是把责怪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他这种观点引出了整套理论难题，涉及范围太广，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审视的。”（同上，P19-20）　　

写到这里，作者归纳说：“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认识上还存在着混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策，尖锐的冲突将继续存在。冲突不仅涉及策略手段问题，更还涉及基本的战略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国现今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劳动人民应该和什么阶级、阶层结盟?是否还有敌对的阶级或阶层?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　　

“要为过去30年写一部能做出定论的历史，就必须要从思想的混乱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必须发展出一套理论，足以全面的解释事实，所有的事实。”（同上，P20）　　

于是，他转向改革，忧心忡忡地写道：“与此同时我很关心合作化运动的前途和众多村民的命运。在目前，一些个别的村落，包括张庄，搞得比较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总的来说，这个运动因为受命令主义、消极停滞之害，正处于涣散、渍退的形势之中。大寨大队多年以来一直是自力更生、为公精神的典范，却遭到了基于可疑证据的批判，说它受到上面的补贴，成绩都是假的。人们过去把合作看成通向解放的道路，现在却指责它是共同贫穷，是‘吃大锅饭’。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梦想被一个老旧的法则取代了：必须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个法则，过去曾经让亿万人民吃尽了苦头。”　　

“在士改结束的时候，我写出了我确信为真实的看法：农民逐渐学到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道理，‘任何个人，只能通过参与共司的斗争，才能获得自已的解放。通向一个人翻身的道路，存在于通向所有人翻身的道路之中。’最初是中国北方的几户农民开始，自发地靠‘三条驴腿’或“五条冲垮的沟渠”等组织合作生产，30年后的今天，国家的领导人抓住内地农村的落后、停滞做文章。质疑合作劳动的基本理念。他们正在大力推行新的生产制，把物质刺激说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正在鼓吹让个体承包土地、牲口和农具，盈利、亏损一概由个体负责。将近30%的农民，都在当地搞了土地承包制以后，不得不离开士地，搞家庭手工业或者沦为路边卖东西的小贩，一旦到处都挤满了小贩时，乞丐还会远吗？”（同上，P21）．　　

为此，他十分感叹地对自己作品作出这样的评价：“我的写作过程开始于许多年之前，当时的初衷，是想描述与土地密不可分的人民，逐渐学会以合作代替竞争，寄信心于群体的行动，和发扬先公后私的精神。在官方的优先秩序突然逆转之后，《深翻》和《立春》（指他欲写的第三部书）可能将被证明不是原来所设想那样的挑战性的史诗，反倒有可能，被证明是一部让读者感到不安的纪实，因为他们记录了合作之梦由兴起到没落的过程，因为它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同上，P21）　　

如果说，在1983年《自序》中，他的意见还是启发性的，比较委婉，那么到了1993年，他的那支笔就含不含糊地直抒胸境，尖锐地指出，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批评领导人的改革其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要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个完整的部分”（1993年序，P32）。　　

韩丁分析党内关于集体化的分歧的战略地位时尖锐地指出，“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否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在走社会士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采取什么意见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的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尖锐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到，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是因为，它的胜利是那样的全而，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象党外一样的多面体的社会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与党同生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联合在一起，随着1949年令人振奋的胜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实际上只是暂时由几十年分散的政治、军事战役联合起来的形形色色的阶级分子组成的联合体，由于未来目标的不同便分裂了。只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心的议事日程，并反对所有的攻击来保卫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的觉悟，为更进一步改造寻求新的办法。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阻力和对手。最初来自中央的一帮较保守的人，他们认为应该超出外部监督，自我整风，不必把自己置入人民的群众运动中。这帮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统治集团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和结果问题上，在一系列尖锐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到，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一般的教育和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被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目的在于从下面整顿党的党外人民群众运动。　　

“毛关于‘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的总结是令人吃惊的，前所未有的。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的、未知的、充满困难的、不能保证取胜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也只有很少人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较有政治觉悟的，象张庄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了个人以后，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我从不可能想象的一种变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外衣才一层一层地脱掉了，于是我开始明白毛所提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的探索，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尝试这个而反对那个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像一句‘名言’的作者所善于朗诵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一种不关心政治的概念，并没有告诉要过哪条河)，相反地，是一个逐步去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的完整计划的有意识的贯彻。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点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淹没它，然后取消与之有关的所有结构。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完整的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内地改革为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既使是一条龙，也不能希望与海龙王夺珠而取胜。　　

基于这样的实践，“拿出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见识，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评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同样，对于当前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主要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也会与从前看法大不相同，我会对毛在庐山的斗争，对毛与他的批评者间冲突的结果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同样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大事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偏见，他坚决地支持主要的内容，要推动大跃进。我还将更加积极地去评价文化大革命，更加积极地去评价毛的一生的工作，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晚年他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最大、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辩证法探索得最深。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已结束。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他给予中国的见解，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出现，毛主席有揭露不断前进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核心内对抗性阶级斗争的洞察力和勇气。他坚持，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预见它的规律，为了让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毫不例外，先锋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1993年序，P30-32）　　

于是，他对于《深翻》的意义和他的第三部《立春》的标题又有了不同的见解：“我希望《深翻》对这些观点已经讲的很清楚，很有说服力了。如果是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有机会把这些搞清楚。以前我说过第三部不再叫《立春》，而更名叫《分山》，他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制的故事。”（同上，P32-33）　　

认识是一个基于实践而发生，又通过实践进一步补充、修正、完善的过程，因而必然随着实践的深度、广度的发展，加上纵向、横向、多面性以及主客观系统诸因素性的制约与影响，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正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反思获得的再认识、再实践，这是真理发现、发展、完善的规律，从而推动人们思维、理智、品行、情操向着进步性、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实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飞跃，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们变得更加明智、果敢，愈战愈强，愈战愈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就是这样发生、发展起来的。韩丁的作品正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挫折、失败而产生的精神产品，表现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崇高的思想、品格、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战斗精神。他不仅努力使自己的纪实作品，具有具体实践的真实性与理论逻辑性的统一性，而且还使其具有事物历史发展和思维逻辑发展的统一性，不仅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而且对中国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因此，他的作品的反思性着墨，读来便特别令人感动。顺便说，这也是我们读韩丁的书，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一点。　　

韩丁胸怀大志，力图通过他的著作，以一当十，反映和揭示中国革命的性质、经验和教训，并告诉人们，革命的挫折、失败是暂时的，如果顺着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维继续努力，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像太阳必然升起”。读完他的正文再回过头来重读他写的两序之后，便会击掌而对他伸出大拇指：作者的这个宏图大志终于实现了。他确实“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是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尤其是那些重新检讨自己的反思和前瞻的担忧之笔，写得好棒啊，顶！　　

请听，他的心语：　　

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认识上还存在着混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策，尖锐的冲突将继续存在。冲突不仅涉及策略手段问题，更还涉及基本的战略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国现今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劳动人民应该和什么阶级、阶层结盟?是否还有敌对的阶级或阶层?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谁?　　

诞生于1949年的梦想被一个老旧的法则所取代了：必须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个法则，过去曾经让亿万人民吃了苦头。　　

只有通过动员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　　

这些思想因子，生成激昂的英文，再转换为铿锵的汉字，成为一声声响彻宇寰的春雷，必将催发强大的雨暴，为社会主义的新生洗礼！　　

2009-07-30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