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反思录

社会主义实践反思录

------仅以此文献给正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同志们

一、        历史的回顾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由于这个伟大文献的问世，使共产主义从幽灵变成了人类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从此，人类走出了对自身历史的蒙昧状态，真正知道了自己怎样从远古走来，知道了自己现在身处何时何地，知道了自己将会走向何方。在《宣言》思想的指引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和北美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并且伴随着资本的脚步走向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发展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她与资本如影随形，成了资本再也摆脱不了的梦魇，成了劳动阶级求翻身获解放的根本途径。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宣言》本来就是应“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国际工人组织的委托而起草的，可见她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了。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而工人阶级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两者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却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情工人阶级悲惨处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她揭示的是物质世界、人的思维和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在科学里面只有客观规律，容不得半点感情色彩。这个认识极其重要，是我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顺利推进革命事业，少犯大错误的必备态度。　　

虽然一直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只当成是工人阶级的正统思想，但历史却反复证明了：一切劳动阶级皆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自己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使自己真正得到解放。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农民阶级和其它劳动者阶级。虽然历史上农民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即使胜利了也只是改朝换代，不会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但那是时代使然。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其它劳动阶级也能无障碍地接受这一思想，积极参加到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人率先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坚冰，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第一个由劳动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学习俄国人的榜样，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艰苦斗争，也走上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如火如荼的反抗法西斯侵略，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中，先后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形成了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法西斯主义这个由资本结出的最恶的果实，使得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可能，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占据了比较有利的地位，他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凯歌声中，资本感到惊惶失措，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而惶惶不可终日。　　

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成就，显示了自己有着巨大的适应性和非封闭性。她每到一处，都能和那里的历史、民族文化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在推动革命的同时不断发展自己。她在同俄国革命的结合中发展出了列宁主义，在同中国革命的结合中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不断继承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将持续下去，从而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向前的。历史总是在崎岖的道路上曲折而行，有时甚至要走回头路。自19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了自己历史上最大的挫折。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生了怀疑，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样的探索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曾经标志着资本和劳动力量之间势均力敌的柏林墙以劳动方面失败的方式倒塌了，接着，苏联这个曾经寄托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和充当着他们力量的源泉解体了，变成了十几个独立的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所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都重新投进了了资本的怀抱。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也走上了方向不明，前途未卜的“改革”、“革新”等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早就被边缘化，对那里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妙处境使资本从原先的惊惶失措中回过魂来，大喜过望，大声地向全人类宣布“历史终结了”。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向还没有收起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威胁恫吓，颠覆渗透，围追堵截，软硬兼施。那些中小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失去了昔日的社会主义盟友，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们要掠夺就掠夺，要轰炸就轰炸的可怜境地。在列强国内，劳动阶级曾经得到的好处正被逐渐剥夺。　　

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资本真的能永远奴役全世界吗？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第一波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真正的共产党人思想上没有气馁，行动上没有退缩。他们对资本的狂妄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资本已经走到了末路，它可以猖狂于一时，但却没有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扩张自己的本性同市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把私有制度发展到了极致，必然要为公有制所代替。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们会在许多知识精英们对未来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时以自己的方式为历史开辟出新的道路。　　

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笔者撰写了这篇社会主义实践反思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100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做一次批判性的总结。由于担心这个题目太大，任务太重，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更由于在反思的过程所形成的有些基本观点超出了过去的正统认识，几年来笔者虽然多次勇敢地拿起笔来，却一次又一次胆怯地放下了。最后，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与逼人的形势一起，使我决定不再胆怯，不再等待。我要把自己多年来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写下来，贡献给同志们，盼望同志们能就砖献玉，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这篇大文章。　　

二、        共产主义社会　　

首先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用“社会主义社会”来指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共识。　　

之所以要先写这一部分，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是她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二是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太混乱了。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历史使命，因此，正确地理解和宣传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于动员人民，凝聚人心，组织队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年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言论甚嚣尘上。不仅我们的敌人大力宣传以从根本上瓦解我们，就是在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市场。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论调并不是这些年才有的，只是“于今为烈”罢了，这与我们当年的不正确宣传有很大的干系。我们把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宣传给群众，一是因为便于群众理解以鼓舞人心，二是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也不十分了然。这种不了然的情况不光是一般人的问题，就是在领袖群体中也很普遍。例如苏联开始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说法，后来有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中国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代就在操心怎样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歌曲。后来才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是遥远的事情。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个标准的或正确的说法。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论述得清清楚楚了。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说：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可见，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许诺什么“天堂”啊，“大同”啊之类的东西。他们只是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呢？他们又告诉我们，由于那时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所以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当然，与现今的社会比较起来，共产主义社会当然美好极了。但也不能理解成“大同”或“天堂”社会。那时候只是生产资料公有了，生活资料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了。至于其它方面，肯定还会有许多“不同”，甚至是大大的“不同”。人们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痛苦，完全与人类历来所描绘的“天堂”情境不相干。　　

“到了共产主义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人们想咋的就咋的。”有些人这么理解。但这种理解肯定是错的。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欲”分配，“规矩”什么时代都要有，如果一个社会会任人“想咋的就咋的”，这个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　　

“实现共产主义得有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二是人们要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我们过去总是这样宣传的。　　

但这句话是不对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只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条件，与“共产主义觉悟”没有任何关系。把“觉悟”这种意识性的东西与“生产力”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并列起来是二元论，是违犯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之间关系学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当时人们不能经常性地生产出超过本身需要的东西，你再强横，也剥夺不了人家没有的东西。我们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因为到那时人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物质财富太充足了，人们不需要互相争夺这些东西。例如，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觉悟是很成问题的，但谁需要把空气据为己有呢？　　

“照你这么说，共产主义觉悟就没有用处了？”　　

觉悟是人们对事物或前景的感悟，也即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人类正是在这种不断感悟的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所以觉悟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开始的时候，觉悟的总是少数人，经过一定的传播宣传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于是思想就化为行动，最终化为现实存在。这时这种觉悟的历史作用就终结了，又会开始新的觉悟过程。共产主义觉悟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就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那时候就不需要什么“共产主义觉悟”了。　　

当然，人类的文明程度总是不断积累不断提高的，但是一定要记住马克思主义意识和存在之间关系的原理，不要犯二元论的错误。　　

“不管到了什么时代，人的欲望都是无限的，所谓‘欲壑难填’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有些人就是无聊，就是要占有过多的财富，你有什么办法？”　　

能不能霸占过多财富是要有社会条件的。现在人们对大量财富的占有主要是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实现的，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国家以法律形式的强制保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也没有货币这种媒介，人们就失去了霸占过多财富的手段。同时，也没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所以，人们不可能私自占有过多的财富。　　

“你老是说‘生产力高度发达’，难道现在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吗？为什么就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呢？”　　

应该说，现在的社会生产力是很发达的，但是离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发达程度还差得很远。现在的生产以现有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无限性为条件，可实际上它们不仅不是无限的，而且是十分短缺的。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实际上只有上百年的时间，可是我们已经遇到了能源危机，生物资源危机，各种金属和非金属资源危机了。要知道这些资源可是地球经过数亿年的缓慢演化才存在的啊。人类能在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吗？　　

“是啊，这就更能说明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了，马克思他们当年可能没有想到资源有限这一点吧？”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很清楚人类将面临着资源危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早就论述过这种情况了。可是在他们那里，资源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有自我无限扩张特点，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打破资本的这种逻辑，人类才能合理地可持续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　　

当然，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达到了最合理的程度，也还是会迎来某些资源枯竭的一天。但是，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的无限创造力，人类经过努力，一定会摆脱对先天资源的依赖，通过人工方法，创造出自己需要的任何资源，甚至是自然界不曾有过的资源。　　

“你说得够玄乎了。说大话比什么都容易。人类能有那一天吗？”　　

我说的不是什么大话。事实上现代科技已经造出了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形形色色的人造纤维，人造食品，建筑材料等。更不要说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的生物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及纳米技术了。中国早在1960年代就成功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如果有足够的和强大的能源，人类将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数年、数月、数日或数小时内）造出自然界需要千百万年才能形成的矿产资源。　　

至于“足够的强大的能源”问题，人类也已经摸到了路径。其中之一就是可控核聚变技术。科学家们已经为这一技术做了多年的研究，现在已经到了实际技术攻关试验阶段。他们预计再过30到50年就能实际使用。如果人类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人类将一劳永逸地摆脱能源危机。当然，科学家们不光是在突破核聚变技术，还在寻找并高效地利用其它能源来源的方法，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随着人类科技的快速进步，人类将在化石能源真正枯竭之前，就能解决能源问题。因此，能源短缺只是暂时现象，其它资源短缺也只是暂时现象。人类只要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共产主义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级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告别私有制度后再次回归公有制度。如果说有什么“乌托邦”的话，那也是一些人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共产主义”，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共产主义。　　

可见，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什么遥远得令人不敢企盼的前景，而是一、二百年就会到来的现实。虽然对于人生来说，这也许太长了一点，但与人类的整个历史比较起来，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觉悟，并为她的早日实现襾奋斗不已，不也是其乐无穷吗？何必为自己不能亲眼看到那一天的到来而遗憾呢？　　

可见，只要这世界上还有阶级，就一定不会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一定是全人类一起实现。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可以“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更不用说更小的地域或团体了。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需要搞什么社会主义，也不需要推动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我们就等它几十年上百年，共产主义不就自动来到了吗？”　　

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物质技术基础，而要实现与之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一般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因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意味着人们社会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些在旧社会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阶级是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因此会拼死抵抗社会的变革。同样，我们也不能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因为那是等不来的。所以必需要斗争，要搞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时期过渡到共产主义。下一节将对此作较深入的探讨。　　

三、社会主义社会　　

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第一波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以基本失败而结束了。我们之所以应该有这个认识，是因为我们今后再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完全按第一次搞法（路线、方针和政策）了，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突破，否则，等待我们的就会是再一次的失败。　　

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曾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忽视不容抹杀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欺骗人民。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成就回击他们，让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重拾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先看看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骄人成绩吧：　　

1. 我们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尤其是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不到十年时间，就彻底扫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残余势力，广大农民群众从几千年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得到了解脱，上升为土地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当时农民的数量占总人口的80%以上，那可是5亿左右的庞大人口啊。　　

反观英国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搞圈地运动迫使广大的农民群众流离失所，从封建地主的奴隶变成资本的奴隶，其过程长达300多年，是一段血腥历史。即使如此，到现在还有残存的封建痕迹。　　

再看印度，独立后资产阶级掌权已经长达60多年，封建的土地制度依旧，令人厌恶的种姓制度依旧。　　

2. 我们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平稳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由昔日的工奴变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　　

3. 我们运用学习、思想教育、劳动改造的办法使昔日的地主，资本家，旧军政人员，皇帝变成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如果在其它国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将会被无情地杀掉。　　

4. 我们通过大力扫盲使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文盲变成了能读书看报写写画画的劳动者，通过普及中小学教育使95%以上的青少年得到了文化科技教育，通过大办多种形式的中、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中、高级革命和建设人才。　　

5. 广大作家、艺术家努力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创作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使我国的文化艺术面貌一新，繁荣昌盛。　　

6.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我们扫除了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扫除了旧的等级观念；又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把几千年来人民对于官府和官员们的敬畏之心从自己的心底抹掉，使整个中国社会达到了千年未有的，超过当今任何其它国家的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观念上的平等水平，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 通过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我国各民族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好兄弟。特别是让许多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兄弟民族幸福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如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鄂伦春人，还处于封建农奴压迫下的藏族人民，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平等的一员。　　

反观美国，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他们对原住居民印第安人进行了民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对其他有色人种实行从明文法律到数不清的社会行为规则的种种歧视。　　

再看看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绩吧。　　

1. 在农业方面，我们利用集体化的优势，大力兴修水利，大力植树造林，大力改造盐碱地和低产田，大力培育高产种苗，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大力实施农业机械化战略，大力推行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农产品产量逐年上升，使我国人民摆脱了千年饥饿，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民。　　

2. 在工业方面，我们从一张白纸似的工业基础起步，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建成了门类齐全，生产能力强大的工业体系。从过去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制造，到后来几乎可以制造一切的伟大跨越。而这一切都是在帝国主义全面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封锁的条件下由我们自力更生做到的。　　

3. 由于实行了土地、矿山、水流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使我们在规划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存在制度方面的障碍。使我们在水利建设，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矿产开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比不了的。　　

再看我们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独立方面的成就吧。　　

1. 在我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时，我们实行了抗美援朝，以我志愿军为主力，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配合下，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它主持正义国家的援助下，打败了以美军为主体的所谓联合国军。　　

2. 在1960年代我们又进行了援越抗美的斗争，帮助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　　

援朝和援越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对用军事手段打击我国彻底死了心，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一红利。　　

3. 我们顶住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并用珍宝岛战斗的胜利，结束了这个新式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狼子野心。　　

4. 1962年，在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打败了印度对我领土的蚕食。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印度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的野心。　　

当然，我们的成就不止这几个方面。但这已经足够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的优越性。如果中国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不能凝聚全国人心，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建设成就，就还会是一个阶级与阶层等级森严的社会，就不能有今天的大国地位。　　

那些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那一套包装为“普世价值”的先生们，请看以下的事实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们几年来占领阿富汗，占领伊拉克，并正在轰炸利比亚，如果这几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敢吗？　　

当中国发生水灾、冰灾、地震等天灾时，中国政府反应之迅速，救援之有效是哪个发达国家比得了的？中国灾民们的自救和互救精神与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灾民等待政府救援比较起来，哪一种更好呢？汶川大地震时全国志愿者的数量、爱心和英勇行为在美国、日本能看到吗？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着他们的先发优势，凭着他们的强盗逻辑，靠占领世界市场，掠夺他国资源，剥削他国人民发财。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不能走掠夺他国之路，怎么能发展起来？不仅发展不起来，还会成为发达国家欺压剥削的对象，在发达国家面前永远是待宰的羔羊。　　

帝国主义就是弱肉强食。不要说不发达国家，就是日本，西欧不也受比他们更加强大的美国摆布吗？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幸运。那些抛弃了社会主义，重新钻进资本牢笼的国家，那些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想维护住自己的民族独立，要想发展自己，终久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行。　　

“哎呀，你把社会主义说得那么好，为什么又承认第一波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失败了呢？你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是的，先生们。第一波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失败了这是事实。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但是，在共产党人看来，这个事实只说明她在实践过程中一定还存在着某种重大缺陷，而且这种缺陷是可以被认识，被改正，被完善的。就连这种带有重大缺陷的社会主义也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如果我们认识和克服了这种缺陷，她就更能体现和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到那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就走到头了。　　

环顾全球，在当今的世界各国中，就其幅员、人口和现状来说，中国是最有条件在新认识基础上重新启动第二波社会主义运动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抱负和担当，通过搞好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要改造世界，就得先正确地认识世界。不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能破解这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歌德巴赫猜想”吗？共产党人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能” ！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善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对自身历史的严格解剖中找出问题所在，改正缺点纠正错误，最后达到胜利的彼岸。　　

下面，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供大家思考。　　

四、            社会主义的经济：公有经济和资本经济　　

经济形态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正确认识是共产党人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她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作好各个方面的准备。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而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能够从一穷二白开始，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了那么大经济建设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在外延方面发展很快，但在内含方面却很不够；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长时期为供应短缺所困扰。并且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我国底子薄，发展时间短的话，那么苏联和东欧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苏联，发展时间那么长，国家那么大，资源那么多，科技在许多方面都是傲视全球的，可是供应短缺的问题甚至比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严重。　　

这只能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所有制的单一：即都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只保留一点“自留地”，“自留畜”之类的供家庭使用的个体经济成份。完全没有资本经济的生存空间。　　

而历史却证明了，越是排斥资本经济，资本主义复辟就发生得越早，社会主义经济消失得越彻底。虽然不可思议，却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其实，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对资本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论述了革命胜利以后，资本经济的存在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要对之采取改造、限制和利用的方针。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主要应该有三部分组成：公有制经济，资本经济和个体经济。因为没有了公有制经济就没有了社会主义。但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却无法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这就需要资本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其中发挥作用。　　

资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限地扩张自己。这个特点有利的一面就是它能象空气一样，自觉地顽强地去弥补人类需要的一切空间。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顽强地去发现这些空间，甚至去创造这些空间。一个资本为了在与同类资本的竞争中赢得自己的空间，并进一步独霸这个空间，它会使出浑身解数。有时它的行为是正面的，如通过改进质量和服务，通过科技创新赢得胜利；有时它的行为就是负面的，如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甚至通过造假，通过抹黑对手来战胜对手。公有制经济在竞争的广度和强度方面显然不及资本经济。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资本的这一特点来弥补公有制经济的不足。这种弥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迫公有制经济加入竞争，在竞争中壮大自己，二是在一些公有制经济到达不了或暂时不想到达的地方由私营经济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社会主义需要资本经济的另一个原因，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现在就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还占有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技术交易，从而在产品与服务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并竭力开拓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市场，和吸收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益的管理成果和科技成果。显然，利用公有经济的单一力量是不够的，还必然善于利用本国资本经济的力量在这一方面的独特优势。两种经济优势形成的合力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一力量所不能比的。 这一点已经为我国国际贸易的实践所证实。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把社会主义国家因私人资本所形成的经济叫做“资本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阶级掌权的国家，资本经济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把资本经济视为异己的力量。而过去我们却一直把它看作是异己的力量。我们对待它就象后娘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是不得已才接受它，让它暂时存在的。是准备一有可能就让它滚蛋或灭亡的。这样的认识导致了政治上严重的结果，我们应该改变这一观念。　　

其实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中，资本经济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早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了解到：不论是奴隶社会的经济体系还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都是在前一个社会时期就孕育好并成长起来的。而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却不同，因为她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是相对立的，所以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先成熟。但是公有制经济也是要有母体来孕育的，这个母体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等方法建立最初的公有经济，并通过自身的积累逐步扩大自己。但公有经济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同类实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状况制约了公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和成熟。　　

在公有经济基本一统的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企业只是生产单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需要自己操心，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安排。技术革新和新技术的研发，引进和运用是上级部门统一安排。这就使得计划部门担负了自己不可能完全担负得起的责任。由于产品是包销的，资金是统筹安排的，企业要进行自主研发就得先打报告，向上面要资金要计划。上面不可能都能同意下面的要求。这就造成了科技创新和应用上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在建国前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我们在尖端科技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这是因为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我们的增长速度主要是生产规模的扩张，我们的产品在质量、品种、花色方面都没有多大的竞争力。我们的科技进步是在上级能够重视到的部门才能实现的，而在未能够照顾到的地方却进步缓慢。　　

要克服公有经济的不足，资本经济的存在就是一个必然选择。必须让公有经济与资本经济同台贴身实行平等竞争，公有经济才能成长起来。这就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必须要有高水平的陪练员一样。　　

但是，我们虽然把资本经济看作是公有经济的“陪练员”，那么资本经济能甘心只作个“陪练”，让公有经济将来登上冠军领奖台享受无限风光，而自己却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吗？显然不可能。经济竞争大多数时候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经济利益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资本不会管你是什么身份，它要打到一切妨碍自己扩张的东西。怎么办？这就要看我们共产党人的本事了。我们既不能因看到资本的调皮甚至有犯罪行为而枪毙它（可以枪毙那些犯了死罪的那一些，但不能整体取消），就象我们开始所作的那样。也不能因为它有可爱的地方向它投降，就像我们后来做的那样。那种“让公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和作法就是典型的投降行为。试问：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公有经济什么时候能够强大起来？再试问：现在还有什么领域不是“竞争性领域”？如果一个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还能发展，那只能是靠权力保护的官僚经济，还有什么“公有性”可言呢？　　

另外，资本经济的存在对在社会主义里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由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每一个人都只能在“单位”里工作和生活，虽然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基本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但也限制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不是个人不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是客观条件所限：一切都是计划好了的，都是由领导安排的。如果领导不同意，你再好的想法也没有条件实行。这还是在一般情况下说的。如果你遇到一个昏领导甚至遇到一个恶领导，往往越是有才能的人越会受到打击迫害。“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并得到一些当权者的公开宣扬，以显示其霸道和淫威。许多有志青年往往经历了刚参加工作时的“雄心壮志”到不久之后的“灰心丧气”和最终的“随波逐流”这样三个阶段的转变。这种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公有经济的形象和发展，也几乎无法克服。而如果同时存在着资本经济，这些人可以自己创业或者另谋高就。使得那些令人厌恶的霸道和淫威没有了存在的条件，促使整个社会（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单位）更好地尊重人和使用人。　　

总之，反思前30年，我们失败的经济根源就是没有正确认识资本经济的有益方面，或者是认识还很浮浅。我们取消了不应该取消并且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最终取消不了的东西，结果让它强烈地反弹回来，伤了我们自己。反思后30年，我们又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东西，产生了一系列祸害党祸害老百姓的严重恶果。　　

但是，我们决不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历史就是一团糟。正如笔者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节所说的，前30年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切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雄厚基础。同样，在这里笔者也要说，后30年我们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我们所发生的问题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些领导者恶意造成的，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规律掌握不足引起的。而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一时认识不足甚至犯大的错误也是难免的和可以理解的。我们作为后人，不能苛求前人。况且，我们的前人做得已经够多够出色了。我们自己能不能比前人做得更多更好还不一定呢。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象前辈一样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勤于学习，善于从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学会驾驭资本而不被资本所打败，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更高级的阶段。　　

五、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随着第一波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随着私人资本在我国的迅速成长和壮大，有人就认为我国也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也被人拿出来做了中国应该搞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个光辉文献中，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是马克思错了吗？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正确的。　　

是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共产党人错了吗？当然不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当代的必然选择。　　

那么，是谁错了呢？笔者肯定地说，是那些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错了。　　

为什么？因为如果中国还处在与世界其它部分隔离的状态，不受外部影响的话，中国当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充分发展以前就搞什么社会主义。那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错在了脱离开世界的大背景来理解马克思的那段话，来主张中国要走的道路。　　

我们从20世纪一开始就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其特征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占了优势。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想发展起来，就得走扩展世界市场，掠夺其它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正是西方列强发展起来的道路。试想：中国的资本有那个能力吗？况且到了21世纪，更形成了美国资本一家独霸的局面，连西欧日本这些曾经的列强都受制于它，中国的资本要想通过人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一霸，不是白日做梦吗？　　

所以，中国要想在20世纪以后的世界上自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只有实行制度创新。这个新的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外能抗得住列强的压迫，内能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搞发展。这些年我们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子，而这正是我们已经实行了6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的国际地位也可以说明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能够正确的对待和发挥资本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也认同列宁的这个说法。让我们看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列宁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领域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国家因要“强制人们遵守”这一权利准则，这个国家就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正确地理解了列宁的意思，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　　

总结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我国建国60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应该对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做出更加深入一步的解释。那就是：一方面，在政权性质上，我们一定保持红色政权不变色，也就是始终保持我们政权的人民性，防止资产阶级主掌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对其负面影响加以有效的限制，以加快发展我们的经济科技进步，加快培育公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经济成熟起来，壮大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创造出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政治文明。不过，这有点“与狼共舞”的味道。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利用资本的情况下不被资本所吞噬，这需要共产党人具有高超的智慧和本领。这就使我们对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说话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但不论怎么艰难，我们都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胜利走完整个长征之路。　　

现在，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十分猖狂，他们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他们竟然疯狂到完全抛弃做人底线的程度，采用造谣、污蔑、歪曲、谩骂的卑劣伎俩，抹黑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革命。有的还公然要当汉奸，声称要给帝国主义军队带路。这样，他们不但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要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好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无能，他们没有能力统治和建设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身上。过去的蒋介石集团是这样，今天的资产阶级右派集团不仅没有一点长进，甚至还有倒退，还不如他们的先辈。就凭你们那一点出息，还想成大事，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吗？　　

由此，得出了我们的结论：中国本来有两条路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但因为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没有力量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的劳动阶级，人数众多，受压迫很深，而且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力量强大，能够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派。这种力量对比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决不可以低估资本主义的力量。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自己力量不足，就甘愿引狼入室。而中国的劳动阶级力量的大小，是以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程度来决定的。如果共产党人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中国人民的力量就天下无敌，否则，就形成 不了合力，就是一盘散沙。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悬案，一个值得共产党人永远牢记的问题。　　

虽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但共产党人要清楚一个概念：不要把资本经济和资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有人因为中国还需要资本经济，就主张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这是错误的。而又有人会因为资本经济的坏处而主张在现阶段消灭资本经济，这也是有害的。总之，我们不能因自己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就气馁，主张先等资本主义复辟了再斗争，再搞社会主义。也不要因自己处于强势地位，就取消资本经济。　　

 由此可见，由劳动阶级政权主导，利用资本经济形式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我们并没有跨过资本经济这一历史阶段，而是利用了这一历史阶段，使公有制经济发展强大起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有人把这叫做“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不应该一般地反对这种说法。事实上，我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一直在补资本主义的这一课。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也没有那个历史条件和能力，我们党就只好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这叫做“走历史必由之路”。我们只应当反对为资产阶级掌权而宣传的那种“补课论”。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既利用资本经济又不使红色政权变色吗？　　

六、            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利用好资本经济　　

起码到目前为止，建立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建国前一般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面对这种态势，我们在过去60年中，基本上就是两种办法对待之。一是堵，二是放。第一个30年，我们是第一种方法，先是逐步消灭，然后是堵，基本上是严防死守的态度。第二个30年，我们是放，基本上是放任的态度。应该指出，这种堵和放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正确的。例如，没有第一个时期的灭和堵，我们不可能建立起那么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但最后达到了极端，就走向了反面。再例如，没有第二个时期的放，资本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如何对其加以利用？问题是达到了放任的地步，离资本主义复辟只有一步之遥。那就不是利用资本经济，而是向资本主义投降了。　　

总结过去6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后应该采取大禹治水的方法，以对于资本经济充分利用为目标，实行堵导相结合的方针。所谓“堵”，不是堵死资本经济的去路，而是像在河流边修堤坝一样，让它只能在规定的河道里面流淌，不让它泛滥成灾，危害人民的利益。所谓“导”，就是在那些河道不够深不够宽的地方，挖深加宽，让它顺利发展。在治理好资本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灌溉、通航和发电的作用。　　

具体来说，在堵的方面，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防止发生高度垄断现象。　　

2.     不准使用童工。　　

3.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4.     要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资源。　　

5.     防止使用各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　　

6.     不许偷税漏税。　　

7.     不能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及有害人民健康的产品。　　

8.     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还有别的需要堵的方面。由于笔者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但对于说明问题，这就够了。　　

以上这些需要堵的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实行的政策，我们实行起来，不会引起大的问题。　　

但对于我们这个劳动阶级掌权的国家来说，要重点防止资本利用自己强大的财富优势和社会影响，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政权，把国家政权变成为某个资本家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另外，我们限制不限制资本企业或企业集团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呢？笔者认为不应该限制。相反，我们还要利用各种办法为其创造有利条件，使其更好地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跨国集团。因为这种集团的的数量和质量对我国国力的强弱是很重要的。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需要设想美国如果没有那些大跨国公司会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允许雇佣劳动，是否与共产党人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宗旨背道而驰呢？　　

与过去一切革命者不同，共产党人是掌握了历史发展基本原理的革命者。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是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他们同时也清楚实现这一目标的客观条件和路径。他们不能在生产发展不够充分的社会里立即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那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时期里，充分发展自己科技，快速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为尽快达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既然资本经济能有助于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条件，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呢？　　

与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地位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和社会的措施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作为个人，劳动者是资本企业的雇员，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好这个问题。例如通过工会法，罢工法，建立政府对资本企业的巡视员制度等。　　

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企业具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同类企业更好的经营发展条件。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资本政府的天生软弱性，中国的资本企业就会受国际资本的压迫和一定程度的控制。现在日本的企业就是这样。日本的一些企业虽然规模很大，国际化程度很高，技术也很先进，但因为国家受美国控制，这些企业也受尽了美国政权和资本的联合打压。连日本都是这样，更不用说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在现实世界中的状况了。再看香港的资本，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靠山，抗风险的能力就很强。就连还没有和大陆统一的台湾资本，也受惠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我们共产党人对资本经济作用观念的革命性转变，会为资本经济创造出更好的经营发展条件，这样，中国的资本发展就会迎来一个世界资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态势，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世纪就会很快到来。　　

“哎呀！如果按照你这个设想，资本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了，资本有了那么大的力量，他们必然会要求政治上更大的权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存在吗？”　　

笔者的回答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会存在，而且会更巩固更发展。因为我们对于资本经济不是限制它的正常发展，而是促进它的正常更快的发展。我们不光是“导”，我们还有“堵”。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要求是为自己的扩张开辟道路。而我们为它开辟了比它自己掌权还要顺畅的道路，它还有复辟的动力吗？这就象河流一样，河道是足够宽的，是畅通的，两边的堤坝是无比坚固的，河水也就只好顺道东流去了。　　

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矛盾对立的双方中，占优势地位的一方越是向另一方施加压力，优势向对方转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资本主义在许多国家复辟的现实就证实了这个道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阶级是矛盾的主导方，如果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一味要消灭对方，由于社会条件还不具备，最后失败的就只能是劳动阶级自己。　　

旧社会的灭亡何尝不是这样。当年蒋介石集团一心要消灭共产党，最后这个集团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如果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顺应人民的和平要求，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方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吗？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缓和劳资矛盾的政策，那里的共产党反而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私有制度的，资本经济象这样发展下去，发展得那么强大，什么时候会灭亡啊？”　　

中国人早就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也是辩证法关于事物相互转化的重要原理。资本经济发展到极致，就到了转化为公有经济的时候。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具体的转化过程现在不可能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转化必定是和平的，皆大欢喜的。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转化就一定是一个血腥的过程了。　　

七、让公有制经济快速茁壮成长　　

公有制经济是决定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不要公有制经济，搞社会主义就失去了理由。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分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全民所有制经济。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我国也称为国营企业。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叫也是可以的。　　

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在本质上是不同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服务的，它们的多少兴衰不会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它们的兴衰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因此，大力发展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任何漠视这个问题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经营国营企业的原则要依靠本企业的职工群众，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受全国人民委托经营本企业的主体。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工会行使本企业的决策权。由他们负责聘用企业经营负责人，决定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　　

由于企业职工对企业经营作出了贡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该每年从各该企业红利中拿出固定比例（不同行业的比例要有差别，以体现公平）无差别地分给该企业所有职工。　　

为了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国家应该在每年的固定日子，将国有企业的剩余红利（即企业职工按固定比例分配后的红利）汇总后无差别地分给全国每一个公民。　　

企业受聘经营者的报酬由该企业工会提出建议后交职工代表大会决定。除了特殊人才外，企业各领导层的报酬应该按比例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如果企业亏损，他们只应该拿平均工资，如果企业营利，可根据营利情况拿高于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但上级比其直接下级的平均报酬不得高出一倍以上。　　

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资本企业的初始发展阶段，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让出一些地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资本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不应该再退出，而是积极参与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国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与资本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环境方面，国家不应该厚此薄彼，应该尽量让这它们在同等条件下竞争，以增强各自的生存能力。　　

国有企业不要怕竞争。国企同私企相比，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那就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消费者的特别信赖。只要把自己企业的职工作用发挥出来，就具备了私企所没有的体制优势。　　

国企受国企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和协调，但要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一要防止管理部门管死，二要避免企业对管理部门的依赖。　　

对于国企在管理和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案例，管理部门有责任帮助其总结，宣传，供其它国企借鉴。　　

国企不仅是个生产、经营单位，更是一个培养国企管理人才及技术人才的大学校，是训练工人阶级队伍的大本营。　　

国企与私企，同台竞争，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将向全世界表明，在当代，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发展政治、社会文明的最合适的制度。　　

八、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革命胜利后，我国建立了劳动阶级的政权，为了不断地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活动，必须要有军队、警察、民兵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和政府等行政系统，我们把这一切力量的总和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60多年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很好地发挥了作用，阻止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各种侵略企图，粉碎了国内有组织的武装进攻和各种破坏捣乱活动。　　

今天，外部敌对势力还存在，威胁依然严重，内部敌对势力也很猖獗，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思想上麻痹大意，都不能削弱我们的专政力量 。　　

但是，现在回头看，60多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值得今后改进的教训。　　

解放后，我们对全国人群划分了阶级，明确了依靠、团结、争取和防止及打击的对象。这在一个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劳动群众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文化，思政政治觉悟整体上不高，如果不明确阶级阵线，敌对阶级的人士很可能控制大部分基层甚至中、高层政权。我们的措施成功地防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拖得过长了一点，防范面过宽了一点。如：在农村，小地主占地主群体很大的比例，这些人其实文化水平也不高，政治活动能量也很有限，如果对这部分人与大地主，尤其是恶霸地主加以区别，早一点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党一贯的政策是尽量缩小打击面，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就具备了与敌对势力在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对抗能力，人数上也占了优势，就可以完全取消成份，恢复一切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人士的政治权力。　　

今后，我们不应该再划成份。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力，要看他的具体行为而不是其经济地位。凡是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政治权力的人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但是，不划分阶级成份，不等于不存在着阶级。每一个人依他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依他的经济地位不同，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也是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为了正确地分析和掌握形势，正确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阶级分析仍然是最科学最必要的方法。　　

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不能消弱的。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只有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笃信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是在过去劳动阶级没有掌权的情况下还是在今天已经掌权的情况下，道义都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源泉。道义是什么？就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利益的那种目标和行为。有了这样的道义，就能得“民心”。有了道义，我们能把敌对阶级中大量的人才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我们的许多领袖人物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使我党从一无所有到逐步强大起来，领导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我们今天掌握了强大的力量，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但如果我们失去了道义，这些力量都不起作用，我们同样会失败。那么多国家在没有发生外敌入侵，在人民生活也还不错的情况下，抛弃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重新被资本控制，就是最现实的教训。试问：我们今天凭什么有把握说，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呢？实际上，中国发生类似事变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因此，我们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拾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重新激发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重新获得人们对于共产党人的信赖。一句话，加强我们的道义力量，有着迫切的实现意义。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阶级矛盾也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阶级之间大大小小的利益冲突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硬要否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存在，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对广大人民的欺骗。但人民是那么好欺骗的吗？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它们。在今天，不管对抗性的冲突还是非对抗性的冲突，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依照社会主义法制处理。群众路线和以法处理缺一不可。能不能贯彻群众路线，是一个党一个政府行为对错标志线。离开了群众就不能真正有力量，往往处理不好矛盾冲突，甚至出现枉法行为。这些年一些人视上访为犯罪，用打击迫害受害人的办法来“维稳”，充分说明一些地方已经被坏人控制，急需要采取措施，把那些坏人搞下台，让权力真正掌握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手里。　　

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我们的路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识和化解一切能够化解的社会冲突，不使矛盾发展到不得不摊牌对抗的程度。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越来越巩固。而如果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走，常常把矛盾引导到激化对抗的地步，那是无能的表现，只会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九、破解社会主义的“哥德巴赫猜想”　　

大家知道，数学上有一个未解开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人类已经知道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但长期以来数学家们就是不能完全证明它。我们中国的数学家陈景润同志穷其一生来证明它，取得了令中国人长脸的成就，做到了2+1. 但必须证明到1+1才算正式完工，所以，数学家们还得继续努力，不知还要多长时间，还要耗费多少数学家的生命和才智才能完全成功。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一个类似的“猜想”，那就是如何做到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当家作主”。自从革命胜利后，老百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无论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是如此。但在如何掌握国家政权问题上却找不到一个理想的途径。为此，社会主义各国都进行过努力，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我国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做得最好的成绩也只是和陈景润一样，只做到2+1，尽管值得骄傲，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全国人民仍须努力。　　

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时解决不了不要紧，慢慢努力就是了。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哥德巴赫猜想”却不能等，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我们等不起啊！　　

那么，问题卡在哪里呢？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劳动阶级就成了一盘散沙，就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党的领导是万万不能没有的。但人民群众在各级领导人的选拔上如果没有决定权，这党的领导也是不完全可靠的，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不是已经有那么多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吗？不是有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又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吗？　　

怎么办？我们必须找出症结所在，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60多年了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根据文字记载，从1945年起就在探索，并把后半生的精力大部分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面。让我们看看1945年毛泽东同志　和黄炎培　先生的对话是怎么说的：

黄炎培　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看到没有？“民主”。这个词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是正解。　　
那么，怎么实现民主呢？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民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劳动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掌握国家政权，没有这个前提，所谓民主就与劳动群众没有多大关系，是样子好看却没有实惠的东西，也就是有钱人之间玩弄的把戏而已。　　

而在我们党就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人民政权，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后，实行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也就具备了。　　

但是，这正是在这个时候，矛盾突显出来了，那就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怎么处理。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不能提出这个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但毛泽东同志不这样看。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稿》中指出：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那么怎么来实现劳动者的管理权呢？在同一个谈话中，他认为：这种权力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所以他一直在为提高我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而努力，在为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努力。并且，他把挑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接班人当成了迫切而关键的步骤。实践证明，提高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培养千百万接班人是正确的，但具体指定接班人却是失败的。　　

为了反修防修，让人民政权不变色，毛泽东同志又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的重要性，他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但是，我们从中看到，这里还是没有解决劳动者管理权的问题。他认为只要群众起来把问题揭露出来就行了。实际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我们知道文革失败了。实际上文革还是有机会胜利的。大家知道，文革前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文革初期人们以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为目的积极参与文革。1967年1月第一个实现夺权的上海就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明显也意味着将以巴黎公社的普选制产生新的国家政权。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实行了普选，并形成制度，就不会伤害那么多干部，因为他们也有平等的参选权。并且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威望，他们大多数当选的可能性都是很大。这样一来，尽管当权的大多数还是那些人，但以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群众的感情，以他们的资历和威望，以他们能再次得到重用的方式，他们会更好地领导我们的事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结果，因担心冲击党的领导，生怕乱了套，把这个创举扼杀了。成立了由军干群、老中青这两个方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虽然组成革委会的结构考虑得很周全，但套路还是上级任命。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得罪了大多数。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没有夺权的时候，干部们还在等待运动后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现在要成立新的权力体系，又是上级说了算，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前途就说不清楚了。这能不引起激烈的斗争吗？如果不是任命制，而是通过普选，落选了无话可说，今后还可以再争取。而通过上级任命，没有被重用的人就会想，凭什么他上我就不能上？凭什么他那一派比我这一派占的席位多？这就引起了大规模地武斗，全国就乱起来了。这一乱就不可收拾。整个文革失败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那么，文革时搞普选会不会危害到党的领导呢？根本就不会！一是因为那时全国人民在经济上还比较平等，没有形成特殊的经济利益集团；二是因为那时党及其领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非常高，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非常强烈。搞普选不但不会影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还会加强党的领导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文革时我们本来是可以搞普选的，从根本上解决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由于党和领袖的历史局限性，使我们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只做到了社会主义的2+1，而没有做到1+1，也就是未能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当然，破解这一难题的机会也不是只有文革期间才具备。实际上一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都有这个客观条件。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们本来应该痛定思痛，在自己掌权后解决这个问题，就能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不世功勋。他们自己也在总结经验，也有雄心比毛泽东做得更好，其代表作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他们最后不仅没有前进，还倒退了，连2+1的成绩也放弃了。其根源在于他们对待群众运动的反感态度。试想，共产党的事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深入的参与，就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如反腐败问题，提出要靠制度反腐。本来是对的，但对群众参与患得患失，结果越反越腐败。多年来，反腐的法律越来越完备，规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甚至最后通牒也发了多次，判刑的甚至杀头的也不少，有用吗？　　

到了1990年代以后，人们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开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更复杂了，矛盾逐步尖锐化。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到了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历史机会了。　　

从1980年代以来，我党一直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试图突破1+1这个难题，但由于划分不清党政关系，摆不平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公平地说，不是哪个领导人不愿搞好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没有理论突破，不知道怎么下手啊。在没有理论突破的情况下，盲目地搞，只能掉进敌对阶级预设的陷进。　　

总结第一波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曲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我们没有摆脱历史上其它革命所走过的被证明是失败了的道路：那就是革命的胜利不过是用一部分人去代替另一部分人。包括文革中的做法也是这样。我们只有打破这个顽固的逻辑，才能破解这个难题。而要打破这个逻辑，就必须正确理解“党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个正确命题下面许多思想误区。　　

其实，“党政分开”，“不要以党代政”等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多年，可从来也无法分开。这是为什么？其根源就在人们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个理念深信不疑。我们一直在“深入探讨执政兴国”的办法。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离实现这个目标还差得远，为什么就要去掉我党的革命性？而去掉了革命性，凭什么要你“执政”？“执政党”是多党竞争范畴内的东西，没有“在野党”，哪里还有“执政党”？况且我们的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员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共产党要执政，人民群众还有当家作主的空间吗？所以，首先要破除“执政党”这个理念。而要破除这个理念，就要分清“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一切是对的。这是因为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组织领导者。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劳动阶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力量。所以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根本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但领导是全面的，而执政的范围却窄得多。党要用自己思想和路线统帅整个社会，党通过把自己的路线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党要保持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统帅，保持对各社会团体的政治指导等。但在行政权方面，不宜由党包办，而应该组织普选。为了不使敌对势力掌权后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可立法限制行政方面的立法权，立法规定行政首长候选人在竞选中不得违反宪法中关于党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定。为了防止出现敌对政党与共产党相抗衡，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我国不搞政党政治。所有的参选人不得以政党或团体或民族的名义参选，而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参选。培养和鼓励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选。这样，党就超脱于具体的行政工作之外，就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就永远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政府是几年就要换届的，而党的领导地位却是不变的。而一直以来，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上，把一切社会矛盾都集中自己身上，时间长了，想不垮台都难。　　

观念改变了，解决问题也就容易了。共产党人应该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群众。只要真正落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我们就真正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在我们的真民主，真自由，真宪政面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形式民主就失去了魅力，失去了信徒，失去了市场。帝国主义的武力再强大也不过是纸老虎。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和平演变”，统统改变不了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敌对势力演变不了我们，而我们却能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唤起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觉醒，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十、改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方法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说的是对的，但我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问题在于这种“决裂”要有一个过程和适当的方法，而我们却往往想立即办到，并且在方法上简单幼稚。　　

关于所有制方面的决裂上面已经说了，现在讨论“观念”方面的决裂。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笔者的观点。　　

1.   “打倒孔家店”。　　

我们党是在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过程中诞生的。“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对当时的中国以及以后的中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直到现在，“孔家店”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共产党人还得继续努力，直到它完全没有影响力为止。　　

“孔家店”还在我们的社会上继续散发着臭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打倒”它的方法存在着问题。　　

我们总是说，儒家学说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和压迫老百姓的思想工具。这样说当然不错。但我们应该同时想到，它既然能起到“愚弄”作用，那么它一定有着一些能够说服人的所谓“冠冕堂皇”的东西，因为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愚弄”的。如果儒家学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封建统治者就不会拿它作工具了。　　

所以，我们要想把它一棍子打死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好的办法，除了揭露它的愚弄作用之外，对它合理的形式加以改造（作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内容），对它的正确的内容加以吸收。结果，我们抛掉了它坏的方面，好的形式和内容合并到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里去了。换句话说，它有的（好的方面）我们都有了，它也就不起作用了。　　

2.     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应该说，我们一向对它的揭露和批判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在形式上有借鉴意义。我们的任务是克服我们所说的“局限性”，把它的“虚伪”变成我们的“真实”。凡是“虚伪”的东西，一定有着漂亮的形式，不然它何能骗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民主从形式到内容都高于它，还会有人念念不忘什么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吗？　　

实际上，我们完全能够做得比美国资产阶级更好。美国人只能投票选举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而我们不仅能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还能选举厂长经理校长院长等所有基层那些离老百姓最近的领导人。美国人只有在投票时才有点主人感觉，而我们老百姓们时时刻刻都在做着主人。美国靠“三权鼎立”实行权力制衡，而我们靠全国老百姓实行这种制衡。哪个好哪个差不是明摆着的吗？　　

所以，要想批倒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就要创造出内容上形式上比它更好的民主。而我国公有制的比重和发展趋势已经为我们奠定了这个基础，这是美国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总之，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键是吸收对方合理的东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咒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能够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如果他们把空想共产主义骂得一钱不值，他们能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打造得那么科学吗？　　

应该看到，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来到世上，必有它的现实合理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意识形态，想消灭它是很不容易的。落后的意识形态是这样，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各国反动派用尽心机，花了无数金钱，用了许多精英人才，已经千百次地宣布“驳倒了马克思”，今后他们还会无数次地这样宣布。不仅如此，外国的不说，只说在中国，蒋介石们还用屠刀和枪炮来大量屠杀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结果共产主义成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自己倒是跑到台湾岛上去了。现在，国内还有一些极右翼分子也在扬言要杀共产党人，表明他们的思维能力很弱，没有从他们的先辈那里取得一点儿教训。所以他们会比其先辈们失败得更惨。　　

最后，我们更应该看到，先进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落后意识形态合理部分的吸收而彻底扬弃后者，而后者却不能通过同一方法扬弃前者。这是因为旧的意识形态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基础已经过时了，所以或迟或早总要退出历史舞台。　　

十一、用新思路搞好党的建设　　

我们党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90年来，我们党通过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中国的劳动阶级建立了不朽功勋，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容易。其中充满着千辛万苦的探索，更包含了千千万万的牺牲。作为后来者，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党建设得更好，以取得比前人更大的成绩。为此，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如下的建议：　　

1. 90年来的实践说明，把党建设好，最难的并不在于奋斗精神，并不在于冲锋陷阵，而在于获得一条能把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付出了无数牺牲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指导地位。如果没有这条正确的路线，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我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共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里，路线问题同样是第一位的问题。失去了正确路线的指引，不管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最终也会失败。而如果我们最终失败了，劳动人民要再获得社会主人的地位，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　　

第一波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不到位。我们也不是全错，否则我们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们确实还有太多不懂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条过硬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这种认识提示我们，要想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光靠领导层是不行的，要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因此，我们不但不要怕理论争论，还要为这种争论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不影响党的现有政策执行力的情况下，要尊重理论上的不同派别。不仅允许争论，还可以在适当时候为一些大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思想提供实践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在思想的碰撞中找到真理。　　

为了创造这样的气氛，我们可以考虑为历史上仅仅因为思想分歧而被打击的同志平反。平反并不意味着被平反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而是意味着他们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思想。　　

党内的不同思想派别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承认这种存在，并赋于其合法存在的地位。由思想派别的存在而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也是可以允许的。但不管任何派别，都只能是党内派别，不允许分裂党的行为存在。在党形成决议以后，思想上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继续争论，但不允许不执行党的决议，更不允许对抗党的决议。　　

2. 放宽入党限制。只要符合党章规定条件的人，都应该吸收入党，不受指标约束。因为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许多够条件的同志不能入党，而许多并不符合条件的人，却被强行拉入党内。结果，发展党员成了一些有权的领导者结党营私的手段。　　

3. 为不符合条件的党员退党开方便之门。主要是打消其退党的思想包袱。我党主要是追求党员质量。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多了，不利于党的工作，有损党的群众威望。　　

4. 对于有严重违背党章行为的党员，在核实后找本人谈话，如果不改正，就公开除名。如近年一些老党员，在媒体上公开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指导思想，主张更改党的性质。既然不同意党章规定的最基本的条款，为什么还要这些人留在党内？　　

5. 党内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除特殊情形外，各级一般都实行竞选的办法决定主要岗位的领导人选。基层党支部和基层党委一级，由党员大会投票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后再任命。其它各级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投票决定，除中央一级外都须报上级党委批准后再任命。　　

6. 除中央一级的领导同志可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领导职务外，省及省以下党的负责人不参加政府领导工作，如果通过竞选当上了政府首长，就同时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从地方到中央的领导人都可以成为人大的首长。　　

7. 改变省及省以下党组织与政府工作的关系。各级党组织设立调查部门，党可派这个部门的人作为联系人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只了解情况，不介入讨论和决策。　　

8. 限制党员干部的收入水平。建国后党的建设上的最大问题，是有大量的人为了个人好处而涌进党内。建国前，党员提着脑袋干革命，实际上反动派是我们党的最好的把门人。建国后，这个把门人起不到作用了，我们就得另找把门人，这就是个人利益。既然那些人是为私利而入党的，我们除了让他们看不到在党内能捞到私利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具体办法就是，凡是共产党员，无论担任党和国家何种职务，把高于某一个数值的收入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统一保管。在其不再担任党和国家职务时，返还给本人或法定继承人。另外，对所有党员，加大收取党费的比例。在按统一标准交纳党费的基础上，按税收档次的一定比例收取党费。　　

十二、结束语　　

本篇文章开始拟的标题是“21世纪共产党人宣言”，后来考虑主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谈看法，所以改为“社会主义实践反思录”。但鉴于中国革命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重大影响，所以说是一篇共产党人的最新宣言也是可以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新东西需要向全世界宣告呢？　　

主要是我们以对资本和资本经济的新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有了质的飞跃。　　

首先，我们把资本经济和资本政权区分开来，打开了我们利用资本和资本经济的思想禁区。这样，我们就把自己从对资本的恐惧和排斥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变为资本的主人，成为驾驭资本经济的强者。　　

其次，我们论证了我国资产阶级何以不能完成自己历史任务，必须由劳动阶级来替他们完成本该由他们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原因和必然性，从而宣告了资产阶级极右翼的破产。　　

第三，由于有了这个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认识，使我们自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惑：我们何以能超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走上一个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超越任何历史阶段。我们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完成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其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是，我们是在资产阶级不掌权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我们这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我们是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分子，懂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这个根本的原因，我们打破了西方靠侵略扩张和奴役剥削后发国家发展自己的历史逻辑，走上了靠内部发展和国际平等合作发展自己并使合作方与自己共同发展的道路。可以预言：随着这条共同发展道路的日益深入人心和发扬广大，西方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就真正开始了。　　

第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由于有了竞争对象，会在这种积极的竞争中发展成熟起来，为自己最终一统江山作好准备。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人民已经走过了不少曲折的道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走过了一个大曲折。不管前路还会遇到多少艰难曲折，我们也不会气馁。同志们，让我们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