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复兴

                   寻路—归来—复兴

笔者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将思考的心得写下来，有些杂乱，欢迎指正。全文三部分：寻路，归来，复兴。

寻路

            ——国家制度（政治哲学）与国民精神（人生哲学）的关系

人生哲学，对个体，即作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作为内在的道德标准，扩展到整个国家，再经过时间的洗礼，在时空流逝中就逐渐形成一个国家的信仰、性格。政治哲学，对集体，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从外在的制度规范每一个国民的思想和行为。

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关系，就像这鸡蛋的包装纸壳和鸡蛋的关系一样。每一个鸡蛋就是一个个体，即个人哲学。而这鸡蛋纸壳是一个大的集体，就像政治哲学。每一个鸡蛋的大小，曲率要和这鸡蛋纸壳的符合，才能安稳地装在上面。就是要协调，形成整体，才能稳定。

在秦汉之后的集权郡县制中，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孔子的道德仁义，即“人生哲学”，经过两千多年则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儒学中亦有“三纲五常”等，即“政治哲学”。而这个时候，装鸡蛋的纸壳刚好和这所有的鸡蛋大小符合，所以很稳定，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正是完成了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的统一，集权统治与仁义道德，让中国制度稳定了两千年。如今中国人的性格中，不仅有善良仁义的基因，也有长期被统治所形成的奴化惯性，就像同一只母鸡存在了两千年，生了六七十代，她生的每一个鸡蛋大小，曲率都是一样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

但是后来，这个装鸡蛋的纸壳换了，换成了另外一个纸壳（即使从私有制下的儒学换成了公有制下的毛学），但是这支鸡所产的所有鸡蛋大小、曲率还是以前的尺寸，跟现在的纸壳不符合，所以要让这些鸡蛋能够装在纸壳上，就必须调整每一个鸡蛋的尺寸，也就是“人生哲学”；鉴于中国现行的尚未完善的社会制度，同时稍微调整纸壳的规格，也就是政治哲学，然后鸡蛋就能纸壳达到完美的统一。

所以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人生哲学，进而改造我们的国家精神，去除掉两千年来，儒家形成甘于被统治的奴性；但是其中的精华：道德仁义等，可以保留，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完善现有的政治哲学，即社会主义制度，既非毛主席的路，也非邓小平的路，而是一条新的路。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海、陆“丝绸之路”的开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中本无“大同”思想，此来源于中华文明。但长期的、一朝更甚一朝的集权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纵然“大同”的理想诸子百家中早已有之，却始终没能走出“革命”的道路，形成了所谓的超稳定系统。

西方文化原本是暴力野蛮的，充满了斗争、剥削与邪恶，因此才有十七、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化、制度的向往。其实将“西方文化”说成“西方文明”是严重不合的，整个欧洲的领土面积不过与中国相当，却在长期内处于各个部落斗争的状态，这来源于他们贪婪、斗争的基因。但是正是这种中国人所缺乏的斗争思维，让接收了中华文化“大同”思想的西方国家才产生了“共产主义”这样的理念。

所以姑且将未来的路称之为“中华社会主义”，他来源于中华文化的基因，我们的政治哲学必须具有民族的主体性，不是马克思的，不是列宁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而且这是事实。

其实人类所有的道德情感、思想行为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所有的善恶美丑都已经发生过了。世界上有的，已有了，没有新的东西，只有新的组合。“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庸和调”的“社会主义”，即“和谐”。这是未来的理想模式。“大同思想”、“中庸和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套组合不正是中华文化固有的文化吗？

忽略“人生哲学”的重建，单纯地走“政治哲学”这一条路，妄图通过政治制度的改良，法制的建立等，从而探索到真正适合中华民族的道路是不可能达到的。一切都是人的问题。不改信仰，纵使“民主集中制”，依旧阻挡不了官员权贵腐败的大潮；不改民魄，纵使“社会主义”，依旧去除不了底层百姓骨子里的“奴性”。

制度——“外在约束”是不可能完美的，道德——“内在约束”也是不可能完美的。也就是说政治哲学没有完美的，人生哲学也没有完美的。民众依旧需要启蒙。我们的人生哲学必须重新建立，不是儒家的道德仁义，而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政治制度的革命是1949年。但是两千年来形成的人生哲学，即行为准则，国民性格岂是一时能够改变的，所以这个难度最大。由于政治制度的革命优先于人生哲学的改造，所以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地扔掉沉积在中国人思想上上的残余枷锁，重建中华民族青春洋溢的国民信仰，重建大气豪迈的民族精神。

“民主”在中国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这朵花得有一个良好的土壤。民主需要的是一个大气豪迈的，重义轻利的，不甘于被统治的，被压迫的民族信仰，这才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和精神面貌。

西方的“民主”是劳动阶级靠自己的长期斗争一点点争取而来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议会民主依旧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少数人背后得利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只要我控制了货币，我不在乎谁是总统”，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只是背后的金融寡头愚弄百姓的手段而已。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摆脱不了被统治的思想，总残留着 “皇权文化”，那么他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民主。何为“民主”？即“人民自己做主”。其实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普通老百姓所想的“民主”，还是皇权文化下的“为我做主”，不是自己为自己做主，这是一种历史性格的惯性。譬如，上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是希望政府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最后政府没有解决，就自焚，自杀了。这就是懦弱的表现，他总是把希望寄托给政府，从来没有去想我怎么去为我自己做主。这样的性格，国民素质能适合 “民主”吗？？民主是需要气魄的。

再者，“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但总是“靠”，有没有想过自己独立自主，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靠自己。这样的“靠”文化，是显然不符合 “民主”的思想的。所以要改正“靠”的思想，独立自主。世界上本没有圣人，即便是有了毛主席这样的圣人，人们自己不觉悟，也是空谈。

怎么除去甘于被统治的奴性，怎么去除贪污腐败的土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即使说通过不断的下层对上层的造反运动来实现。即“以斗争求和谐，则和谐存”，“造反有理”。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第二次、第三次——愚公移山。

人民必须觉悟。人民不觉悟，改了宪法，人民依然无动于衷，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一种自觉的创新精神。制度没有完美的。道德没有完美的。也就是说政治哲学没有完美的，人生哲学也没有完美的。只靠外在制度的强迫不行，只靠内在的道德修养也不行。要相和，就像夫妻，一阴一阳，谓之道也。

归来

总结中华民族近代历史，毛主席一语道破：“治国就是治吏”。的确，中华近代的落后从宋、明国家机制的“二元化”开始，上中下三层脱节，所有的政策在中间环节止步，“上不行，下不效”，导致国家能力的衰退。民族制度的衰退进一步分化了民族的经济分配，扼杀了民族的技术创新，而这些相互关联的衰退最终必然导致支撑一个民族的核心力量——“精神信仰”的弱化。“精神信仰”，即一个民族的魂魄的丧失，必然导致国家的全面衰退，这样的“全面衰退”一直延续到清朝。

论大势，中华民族从宋朝开始逐步走向衰退，但强大的民族根基延续了明清“天朝大国”之地位，正是在中华处于自十三世纪以来的不断衰退之期，西方国家靠着对外侵略与掠夺，不断汲取知识和财富，走向强大。中华的持续衰退与西方的持续走强发生“共振”，终于在时空上产生了交合碰撞，才有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西方国家踏在中华、非洲、拉美等落后国家的阶梯上走向了世界的顶峰。

政治的“二元”分化，导致了官民的对立，导致了民族的分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退，导致整个民族的损失。中国现状依旧如此，“改革开放”延续了这一从清末，民国都存在买办官僚的“惯性”，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主义这两座大山又回来了。官可以买办，过上暂时的好日子，但终究逃不过被出卖的结局；百姓呢？遭受的只有剥削和杀戮。

中华复兴必定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去“二元化”的过程。何为“一元”，即“大同”。在黑幕如铁的旧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儿女成立了“共产党”，正确地探索到了“共产主义”这一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和走卖国路线的民国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

但是民族的富强在第一代领袖身上并没有实现，毛主席时代并没有解决国家资料的一元化，一部分老百姓成了新的领导层，国家资料依旧掌握在这少数人手上，它延续了古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元对立依旧存在，改革开放即是这样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 “阴阳和调”的社会主义，不是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华社会主义的内涵，基于民族思想的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提出指示着中国未来政治的方向。

“民富”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是实现“和谐”理念的最佳方式，是团结全国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阴阳的对立必然在动态的发展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同”，实现“平衡”。水坝上、下游的水如何实现同等高度，只有是上游的水下降，下游的水上升，才能达到中间的平衡。但是在这样的调试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稍不注意，下流的水上升多了，而上游的水下降过多形成新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即是这样的新的不平衡。

当毛主席意识到仅仅依靠“三反五反”这样的“外科手术”不能解决中国“右倾”资本主义错误以及沉积千年的奴化性格时，毛主席没有选择循序渐进地改革，而是革命的暴力的。“文革”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减少了上下游水流调试的次数，让中国人少了几百年的压迫和动荡，“改革开放”引起的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回归必将是最后的一次“回光返照”，最后的一次“不平衡”。

毛主席预见到了当今中国可能面临的局势，他在考验着他的人民。他相信中华民族的子孙，他相信他的人民一定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中华民族，继续未竟之业。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回归必将是最后一次，因为人民已经觉悟，因而它必将是最危险的一次，我们国家现在再次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军事围堵，政治腐败，经济分化，文化沦丧，生态污染，民心涣散，食品安全，天灾人祸……

但是在我看来，现阶段西方国家发展已经到了极致，而正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又一起点，这又是一次“共振”，只是他们将从“波峰”下降，我们正处在自宋朝开始衰退以来直到清末跌倒“谷底”的一个新周期的初始阶段，起点就是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光荣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我们正在从“波谷”上升，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变，我们正处在上升的初始阶段。总之，从大势上看，中华民族一直在进步，在勇敢地向前进，处于上升的阶段。

中华民族在继科技和制度上的革命初步完成之后，文化和精神上的革命，将伴随着科技和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将真正使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富，必将带来民族精神的回归，必将带来民族的全面复兴。

总之，从大势上看，中华民族一直在进步，在勇敢地向前进，处于上升的阶段。万事开头难。跨过这道坎，中国，成龙；否则，百年基业，前功尽弃！中华民族将步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之后尘。

我们正处于黎明前的黑夜。“革命”需要继承人，不能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导致的 “失败”而放弃，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党和人民要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短短的几十年、一百年，而应该更加长远。“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复兴大业，就是中国人真正的“愚公移山”。

“改革开放”无可厚非。这是全民族的选择。全民族的觉悟在三十年前没有达到能够理解毛主席的高度，“没有经过改革开放，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充分反映了整个民族在改开初期的整体思想觉悟是不高的，不应过度地指责个别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现在到了这般田地，不仅仅有政府的问题，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体，一个民族整体上的堕落，才会造就今日的中国。

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失去了大海航行的“舵手”，我们不了解波涛汹涌的“资本”海洋，不了解美欧帝国的邪恶毒辣，吃大亏是很正常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胜败乃兵家常事。

不可过多指责，指责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不能选择绝望逃避，远走他乡，或者卸甲归田。即使我们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即使我们的政治贪污腐化，即使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大，即使我们的多数民众昏昏欲睡，即使我们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即使……

即使再绝望，新的希望也只能是在这块苦难多灾的土地上产生，既然如此，那就不要逃避，我们必须自立自强，必须艰苦奋斗。民众昏睡，我们可以唤醒。政治腐败，我们必须清化。贫富差距悬殊，我们必须平富。军事力量落后，我们可以迎头赶上。只要肯干，没有什么是干不了的!必须发扬“抗美援朝”、“艰苦奋斗”的精神，绝处逢生，绝地反击。

 中国的历史可以大致以这样的思路分析：

1、夏朝建立之前是中华民族的史前史，是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的时代，“神州个个是尧舜”，这是原始的共产主义时代。

2、夏朝的建立标志着私有制的产生，进而产生了政府，有了阶级的分化，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残酷的君王专制的奴隶时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君王与奴隶处于权利天平极端不平衡的两端，这个时代历经夏、商、周，最后以烽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结束。

3、随着汉朝“独尊儒术”的兴起，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君王权力起到了限制的作用，这是对于政治的改良，经世济民，仁义道德，奴隶从此有了人身自由，处于权利顶端的君王下放了部分权利，天平向底层的百姓倾斜，这是后来中国集权制度能够维系两千多年的根源，孔子的学说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言非虚，在私有制的大环境下，能提出这样的思想，“圣人”之名不过。

纵观从夏朝到清末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中华民族一直处于私有制的大环境之中，即有阶级分化的时代，地位不平等的时代。儒家学说是四千年私有制的一道“分水岭”。在孔子学说进行政治改良前后的中国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之前的封建奴隶社会，君王残暴不堪，烽火连天，民不聊生；之后的集权佃农社会，皇帝多数以德治国，爱民如子，社会的安定期更加长久。

4、但是私有制不变，“王朝周期律”始终存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孔子的“儒家学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毛主席终于领悟了大道本源：“大道废”，才有“仁义出”。政治的改良救不了中国，只能是政治的革命，即“造反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遂“开启民智”。他怀着对天下万民的“大爱”，从此开辟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天下大同”，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毛主席曾光荣地宣告：“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议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出一毛泽东，足以扬眉吐气于天下万世！他是全人类的“大佛”！

当代的中国，就是一个权利的天平在努力实现平衡的时代。前三十年，革命红色年代，如此；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亦如此。只有经过反复的调试才能实现最终的平衡。总的来说，中国在进步，人民在觉悟。毛主席时代是中华民族立足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探索的时代，我们的未来则是复兴的时代。中华民族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走向复兴和强大，才能解放全人类。

未来的危机将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最大的挑战，然而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推动剂。我们不可能“和平崛起”，二战，中国打败日本，获得独立；“三战”，中国对抗美欧，走向复兴。我们必然是打败我们的一个个对手才能走向世界的巅峰。　　

复兴

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这块遮羞布，将财富的掠夺在空间上发挥到了极致，剥削从曾经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向全世界扩张；又通过货币、金融手段将财富的掠夺在时间上发挥到极致，透支了人类未来的财富（金融的本质即是无限地折现，向“未来”索取财富），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个标志。

虽然美国早已经开始对太空的探索，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他们依旧无法向宇宙索取财富。而在这个仅有的星球上，他们又将财富的掠夺都已经在“时空”范围内发挥到极致，他们同样无法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维持他们对世界的欺骗，因而为了维持永恒的财富命运，他们不得不放弃扩张，而采取对内消灭的手段——人口战争。　　

鉴于地球上仅有的资源与人口的巨大矛盾，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消灭地球上除白种人以外的大多数人口，早有预见的西方人已经设计并正在执行包括“生化战”、“基因战”、“军事战”一系列的邪恶手段。毫无疑问，综合各种因素：无论是意识形态，人口因素，还是霸权挑战。中国绝对是他们的首选消灭对象。　　

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了西方的真实想法：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西方人是愚昧的，他们不会寻找危机的根源，总是以“直线式”的征服思维寻找表面原因，他们没有从当前人类因他们无限制的贪婪之心而导致的不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模式去寻找问题的根源，而是只会找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即便当白色人种灭亡了有色人种，在他们纵欲与征服之心膨胀的情况下，大量人口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然后，解决之道难道又是内部的自相残杀吗？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并造成了最大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然而这一次危机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带有规律性质的金融危机，而是人为地操纵的，这无疑在向世人暗示着：资本主义所建立的剥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终归走到历史的尽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后来的二次大战，这一次可能是个例外吗？

它昭示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寿终正寝，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无限消耗资源的工业生存方式；更需要一种新的终极价值观，而不是自私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疑中华文明承担着这一伟大的使命，人类将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寻找继续生存的智慧、“道法自然”、“贵和尚中”……

正如这句话“美国衰落不过是一种幻境”所说的那样，美国还没有衰落，只是他们已经没有继续扩张掠夺的空间了。它虽然无法继续站在霸权顶端欺骗全世界，但是单就个体国家而言，在短期内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他们无法欺骗全世界了，但是他们思想上独立了，他们解放了，他们无需为美元是国际通货而为全世界负责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骗局”已经结束了，他们可以畅快淋漓地撕下自己伪装已久的面貌，可以肆意地发动侵略战争了。

   “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

美欧帝国主义虽然有着强大的硬实力，但是它的软实力是脆弱的，软实力是一个集团的“核心”，他们的“科学”、“民主”、“自由主义”已经无法继续欺骗世人了。他们输在了“道义”上，在他们强大的“硬实力”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内心”，他们依旧是“反动派”，他们依旧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应该采取“避实就虚”、“文攻武卫”的策略：何为“攻心”？所谓“攻心为上”，即“文化软实力进攻”，用“中华社会主义”从内部震慑西方以及用重建的“中华文明”（笔者将之合称为“人民文化”）这一可持续的符合人类生存的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大革命”从内部震慑了西方，美欧日纷纷爆发革命运动，才有了尼克松访华，向毛主席取治国之经，足见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力量。

同时人民文化走向哪里，人民币、人民思想和人民军队必须走到哪里！而在硬实力方面，我们采取“武卫”的策略，何为“武卫”？“尚武精神”，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武卫”方面，我们必须强大国防力量（包括金融战、军事战、网络战，气候战、基因战……），打一场新时代的“保家卫国”的“持久战”，在此基础上，为“文攻”取得胜利争取时间。

在“民族主义”主导的未来世界中，中国人不仅要重建民族“尚武”精神，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分配以及科技工业，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外，还必须重建中华文明体系（即“文艺复兴”），向世界输出符合人类集体的文化，输出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并提出我们的全球思想，拿出我们的治世理念，将分崩离析的世界体系用中华思想再次融合。

当今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争之世，一个新的战国时代，是集“意识形态”斗争与“民族国家”斗争于一身的大时代。“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斗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没有过没有的，同时又结合了整个星球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我们处在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我们必须为中华的复兴，为全人类的和平做贡献。

在这百年里，我们不仅埋葬了中国传统的集权主义社会（权利主导），我们未来还要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这两种社会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社会，而我们要开创新的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人类内部和谐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谓之“大同”。

任何一个大时代的结束都是以战乱的方式结束！思想混乱，政治混乱，经济混乱，军事混乱……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我们必须终结这个邪恶的时代，带领人类走向和谐的世界。正如大汉王朝终结了天下纷争，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安定时代，当今的中国必将终结西方资本以来长达几百年的混乱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使命！

在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世界轴心瓦解之后，全球必将陷入一场大混乱之中，民族主义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较量的历史相交的阶段，在西方的下行与中国的上行中，将会产生无数的碰撞和斗争，此消彼长，经过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华民族必将战胜邪恶的西方国家，走向民族复兴。

中国将在一个新的地理纬度上（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和社会制度下（从封建奴隶制度、集权佃农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复兴中华民族，重归“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景象，统一人类文明。

纵观二十世纪和当今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局势的最大变化就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政治独立。拉非、中亚第三世界的国家依旧处于几乎殖民的状态，美欧依旧傲立在世界巅峰，主导世界秩序。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中国单打独斗？鉴于我们的国内形势、资源，必然不可取；但看看我国的外交形势，我们还有几个第三世界的朋友呢？友谊尽失，这是中国倒向美国甘当奴隶的必然结果。中国现在的形势就是被包围、困守在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等待腾飞的潜龙，所有对外的通道几乎堵死。

我们现阶段的策略必然是：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的后代！毛泽东，周恩来，钱学森，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我们这代中国人承载着革命先烈的遗志，承载着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承载着人类未来的希望。

西方想干什么？奴役并屠杀中国。除掉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消灭人类的多数人口，延续他们永恒的财富命运，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永远做资本家，其它少量人口永远做奴隶。

西方两个学者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曾提出，中国将统一世界的预言，这就更加让西方国家视中国为“眼中刺，肉中钉”，必欲图之而后快。正因此，撒克逊与犹太人“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毒辣，设计了灭亡中华民族的阴谋，忘我之心不死。

共产党，请回归到那个英雄的伟大的共产党！拿出魄力！给中国人民希望，给拉、非受压迫的人民希望，给人类希望！中国只有拯救了自己，才有可能拯救世界。我们必须自立自强，“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之后，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给第三世界人民希望，给受西方压迫的人民希望。

俄罗斯会倒下去，民族性格使然，它是目光短浅的势利民族。如今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飘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天命所归，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历史再次将重任交给了曾给这个世界带来辉煌文明的中华。　　

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必将导致经济分配的不合理，必将导致民族创造力的落后，必将导致民族精神的分化，必将导致国家的全面衰退。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一方面的极端不合理都将导致民族全面的退步。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政治权利的平等，必将带来经济分配的合理，必将带来民族创造力的进步，必将带来民族精神的回归，必将带来国家的全面复兴。而这也是毛主席那个英雄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未来要做的，必须做的，脚踏实地做的大事。

21世纪民族知识体系的回归和重建是一场气势磅礴的宏大之事，民族魂魄的回归是中华民族走向真正复兴的起点。未来，我们面对的是一条“精神回归”上的长征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分配，还要以理性的态度，重建中华学术体系，结合西方的优处，完成学术的统一，进而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而“精神回归”与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论哪一样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无异于一场场革命。

二十世纪毛主席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了三大任务，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政治独立；2、经济平富；3、国防工业。“文化大革命”如果算第四，那么它对于全民族精神的改造至少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

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代人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实现经济平富，提高国防科技，将改革开放的损失拿回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1、民族精神的回归；2、中华文明的重建；3、“文攻武卫”，统一全球。

然而无论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平富的实现，还是国防科技的进步，还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必然涉及到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其对于当今内忧外患的中国无异于一场场剧烈的革命，其难度不亚于上个世纪共产党将满目疮痍的旧社会中国改造成为富强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谨记伟人的教导，怀着“愚公移山”的壮志，将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座“大山”砸得粉粹，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的和平安宁贡献自己的力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中国强大，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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