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康德去寻找复兴的契机！

众所周知，康德的三大批判已经触动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其最终沦陷到唯心主义的陷阱里，也不过恰恰因为其批判当时整个社会所造成的。而他在三大批判的序言里曾说：一切都以为可以逃脱批判，却仍然被大家牢牢抓住。如今中国的现实状况经过前三十年的昙花一现之后便有轮回到了历史周期律的漩涡中，而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彻底的将整个人类和人类的行动分为了两派即：善与恶、公与私。而其后的一切斗争，民族独立、冷战直到今天的经济殖民地都围绕以此。回想到苏修的出现，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改变，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康德的批判主义思潮中去！　　

从明朝程朱理学到今天的玩风　　

五四运动提倡西文化，是鉴于当时的一种复古主义思潮；今天社会映射出的儒教热，更是对于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必然反弹。但是这股热风还没有刮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沦为玩风了。想当年明朝的文人正是基于此而衍生了理学，皇帝都玩的吊死在煤山上了。治国者以玩的态度治国，治学者以玩的态度治学，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没有一流的人才，国家也不能复兴。其根本就是中国政府的愚人制度和儒教的愚人文化。我们或许以为已经远离了文化围剿的洗礼了，但是从新闻出版总署封杀的诸多文章和周刊就看到了老蒋的一种法西斯式的文化围剿；我们或许以为已经远离了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的时代，但是从国庆前夕北京不允许卖菜刀就可以看出了秦王朝的结局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们以为已经远离了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时代，从出版等诸多禁忌就看到了愚民的严重。共产主义的诞生打破了潜在的公私之分，使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越是希冀的越多，越是摔得越惨，苏联不是一个例子么？秦王朝统一的时候，不管开始如何英明，第二代也就结束了，明朝的洪武帝也算英明吧，到了儿子手上，公然允许了太监参与朝政，结果出了九千岁。毛主席英明吧，结果还是让那些不能战胜自我的低级动物给走上了私有化了么？只有依据公私之分的理念和马列毛的理论指导，发起对造成这些根源的批判才是最终的方式方法！　　

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的儒家理念提倡出世的首选即：学而优则仕！造就了中国的一票官迷，哪怕是为了升官，老婆都不惜去陪领导！　　

而骨子里的道家思想让人又自私无比，两者兼蓄无一不是目前文化上乃至伦理道德秩序的衰落的根源。私有化的制度只是激发了这样的结果！　　

从英国的强国之路、法国大革命到今天的中国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 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 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 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 。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 。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 。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 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 。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 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 。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 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其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由于资源少、土地少，在与英国的贸易交换中，那些因破产而失去土地农民只好进城，于是法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高附加值的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封建庄园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已经独立运转起来的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被毁坏，法国还是挤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成为今天所谓“北方国家”的最早的成员。在这之前，实际上，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是英国的外围国家，也就是那个时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国家”。　　

美国开始也是依附英国的，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英国人的那点发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身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率承认，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他说：“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 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这些思想遗产是促成美国人民誓死抵抗英国分裂美国的图谋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 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美国内部分出一个国家来。美国人对此坚决抵制，并把英国人赶出了美国。当时，为了反对英国，欧洲大陆国家也帮助了美国。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过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牵制英国。　　

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即选择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选择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摊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通过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最终使南方提出与北方分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林肯在国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终统一了美国。美国南北统一后，沙俄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人利用欧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反抗欧洲压迫的斗争中，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得到迅速扩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速度过快的时候，往往也就难以兼顾公平。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重复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历：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军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呢？美国与英国一样走了出去，大力发展海军，向世界要资源和市场并为此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依附地区。所以，对整个西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国家是通过扩大和掠夺它们的依附性国家而获得发展的，而国家海军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利用他们的海军加速在东方的扩张。中国和印度的战败使得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被掠夺到了欧洲，这又使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这使欧洲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共同富裕”中，从被压迫的阶级摇身一变而成为“压迫民族”。于是，19世纪40～70年代，欧洲一致起来压迫和掠夺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就这样形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今天“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 　　

英国人是美　国人的　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在1898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台湾，是美国进入远东的跳板。20世纪初，美国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用东方财富补偿国内贫困阶层，缩小两极分化，美国国内剧烈冲突的阶级矛盾由此逐渐得到缓解。　　

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苏联与中国经历相似，它选择自主模式是因为有沙皇时期工业化运动失败的经验。19世纪俄国与拿破仑前的法国一样，也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当时的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并直接移到俄国就可以了。于是他从法国人那获得了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西方技术，通过政府推动等方式使俄国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俄国工业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19世纪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就难以为继。1905年，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其维特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帝国的经济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其间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随之自行解体，这一时期的经验促使列宁和斯大林对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做出走以工业技术为主动力的自主发展道路选择；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买办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促使中国人民做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历史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对后发国家影响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种树”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收获果实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种树的能力的大小。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德国的这些成就对列宁及其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和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在国际上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在党内拒绝了与之相适应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虑就是怕过度依赖外资会阻碍苏联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斯大林与英国人一样，他在坚持本国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却不希望别的国家也搞自主性经济。他不让东欧那些国家走自主性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隶的人与其主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矛盾一样，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会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的矛盾冲突来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经济间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虑打败希特勒德国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时，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则说得更绝，他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国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诸如当今的中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