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唱响中国》

                        简评《唱响中国》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唱响中国》活动，评选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这是音乐界的大事，也是群众性社会文化活动的大事。对此，我们很高兴，衷心祝愿这一活动圆满成功。　　

我们认真听了几遍36首入围歌曲的演唱，也认真看了《中国电视报》上发表的词曲。的确，正如许多网友热情称赞的那样，许多作品好听、好唱，唱出了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和美好生活，词曲、演唱俱佳。　　

36首入围歌曲的特点是：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歌词全都健康正派；多数曲调既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又是大众化的。　　

36首入围歌曲，有气势豪迈的《走向复兴》（1号），有深情优美的《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3号）；这些歌宣示了我们民族的豪迈气概，也倾诉了对共产党的深情。童声合唱《卢沟谣》（18号）吟咏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凝重历史，也唱出了“重整河山换新天”“万古卢沟佑安澜”的喜悦。有的反映外出务工人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34号《圆圆的思念》）；有的歌唱两岸同胞进出一家人（16号《两岸一家亲》）。有的说，好男儿要当兵；有的说，平凡英雄，光荣永存。有的赞颂友情美丽，有的举家欢唱和谐。　　

歌，必须通过演唱来表达感情。入围歌曲的演唱，令人难忘的是1号（《走向复兴》）、2号（《迎风飘扬的旗》）总政合唱团经典的混声合唱，庄重豪迈。蒋大为的独唱（3号《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使人感到就像是他在代表我们向妈妈（党）唱着最美的赞歌。阎维文的独唱（17号《阳光路上》）也令人感到是和我们共同携手，走在阳光路上。谭晶、常思思的女声独唱都发挥了美声的特长；常思思的独唱（23号《春天的芭蕾》），那高亢嘹亮的装饰音，仿佛把我们带进了华丽的芭蕾舞现场。有的独唱，加入了适度的人声伴唱；有的伴奏，不仅有民乐唢呐的引子，也有钢琴和乐队的洪亮。　　

非常可惜，没有出现无伴奏合唱！　　

这里专门说说《卢沟谣》（18号）的表演唱。这首歌，选丰台的少年学生来唱，很有意义。朗诵、歌唱、表演的总气氛也符合词曲的意境。可惜的是，本曲最精彩的核心唱段：“晚清衰，民国乱，列强践踏毁家园。卢沟桥，狮子吼，宛平城头浴血战！”孩子们唱得不够沉重，演主角的小女孩，几个近景和特写，甚至可以看到她面部还有轻松愉快的情绪。孩子们没有经历过那段令人揪心的历史，也就不容易有感同身受的激情，以致虽有导演设计的“身段”，却无发自内心的“表情”。这不能怪孩子们，或者说，这正是我们成年人、老年人的责任，也是这首歌传承历史的重要意义。今后的表演，就需要导演加强指导，不只是声乐、舞蹈这些艺术上的指导，更需要思想情感的指导。这里，我们也想起过去一首经典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曲情感，也有宁静抒情、悲愤激昂的几次强烈转折，当年也是由少年演唱，却对情感的每一转折表现得准确深情，每次都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不必隐讳，我们对有些曲目的演唱强烈不满和失望。特别是11号（《相亲相爱》）两男两女的表演唱，过于低俗，过于张扬，实在不配表现“云中圣贤的微笑”和“九州的祥瑞”。还有几首，也简直是对延安、对国际歌、对革命传统和中华文化的亵渎！　　

有人说，这是风格各异，各有所爱，不必互相排斥。不对了！这当然不是一般的风格差别。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介绍《唱响中国》时说得好。我们每一段历史年代都有反映时代特征和群众心声的代表性经典歌曲。50年代大家爱唱《歌唱祖国》，60年代《唱支山歌给党听》，70年代《我爱北京天安门》，80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每一首这样积极正派的歌，都体现了当时人民的追求，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尚。　　

过去的三十多年，在引进国外高新技术的同时，许多文化垃圾也“顺便”溜进了国门。1980年，歌唱家周小燕就严肃地提出忠告：“音乐，搞得好，可以移风易俗；搞不好，会伤风败俗！”遗憾的是，当时讲究“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在那样的总体气氛下，实际上，正确的、健康的受到压制，错误的、腐朽的受到吹捧。于是，垃圾文化蜂拥进入国门，迅速污染中华大地。　　

那些垃圾文化，其内容宣扬暴力、自私、淫荡、下流、颓废、堕落。曲调方面，常常拼凑一串不谐和音符，嘈杂而混乱。其唱法则故意使汉语西化，名为唱中国歌，却使得中国人也听不懂。再配上那些恶劣的表演：或者扭动着裸露的身躯，放肆地挑逗；或者眯着眼睛，呈现着微风不吹也会摔倒的病态。或者另一极端，像90年代末在广州一个露天场所演唱的谭咏麟那样：“夜深了，再大声些，再刺激些，大家过足瘾！”吵得附近居民无法休息，关上门窗的室内噪声也大于80分贝，比一群汽车对着屋子齐鸣高音喇叭更难受！凡此种种，难道不该唾弃！不该制裁？！　　

人们当然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音乐随着政治、科学、技术以及他们支援中国建设的专家，大量进入中国，并且产生了深刻、长期、广泛的积极影响。这和近三十多年拥入国门的垃圾文化截然不同。　　

那个年代，即使我们这些完全不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人，也为人类美好的文化而倾心。　　

我们并不排外，深知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吸纳百川，融合中外。特别是1949年解放后，或者说1919年五四以后，就大量吸收了许多先进的外来文化。且不说政治上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以音乐来说也是如此。现在的乐器，古琴、洞箫等中国古典传统之外，胡琴、羌笛、钢琴、提琴都是先后由外国传入的。现在公认为正宗高雅的美声唱法，也是向国外学的（五十年代曾称为“学院式唱法”）。外来的和声理论、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中国自有现代音乐院校以来，一直是主要课程。　　

我们，一方面极为崇敬当时管平湖、査阜西的中国古琴演奏，一方面也为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苏联的小提琴圣手，来过中国，毛泽东主席曾亲聆他的专场演奏）的小提琴和肖邦（波兰的经典钢琴家）的钢琴曲而满怀激情。　　

我们为气势磅礴的《广陵散》而激昂，也为一往无前的《欢乐颂》而振奋。《春江花月夜》使我们心旷神怡，《中亚细亚草原》使我们胸襟辽阔。我们为马思聪的《思乡曲》而感动，也为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怀旧而动容。苏联青年唱着“再见吧，妈妈”走上前线消灭法西斯强盗，中华儿女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打击犯我国门、辱我邻邦的美国豺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使我们自信自豪，“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使我们尊敬友邦。民主德国孩子们的《蓝旗歌》、匈牙利人民军的无伴奏合唱《回声》都令人神往，使我们亲切地进一步认识了他们的美好国家、美好大自然。我们更不会忘记，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多次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　　

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美好传统，当然也应该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那个时代，他们向我们传入的是友谊，是高尚、纯洁、美好的艺术珍品，他们有自己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拿得出手，值得他们自豪，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尤其不会忘记，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组《黄河大合唱》唱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鼓舞着全国人民去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内战的年代，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学生高歌“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迎着水龙、皮鞭、枪口，冲向反动军警。　　

值得深思的是，抗日时期国民党的“大后方”普遍传唱、深入人心的抗日歌曲几乎都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传来的。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延水谣》给儿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大后方却实在拿不出几首像样的“蒋家自己的”抗日歌曲。那些蒋政府的达官贵人，挖空心思发国难财，只能醉心于靡靡之音。抗日胜利之后，那帮人又巧取豪夺发“接收财”（老百姓斥之为“劫收财”），当然还是疯歌狂舞，迷恋淫荡下流的烂歌！　　

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学生常常质疑：白光、李丽华那么好的嗓子，干嘛唱那么坏的歌！那些人吹嘘的“香槟酒气满场飞”，飞出的真是香气吗！她（他）们唱着那些堕落的歌，不是在葬送自己“花样的年华”吗！　　

那些害人的脏曲烂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很快被荡涤一清。　　

事实的鲜明对比，纯洁和垃圾、健康和堕落，难道是一般的风格不同吗！　　

我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三十多年，不少地方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40年代那荒淫无耻的十里洋场！　　

前三十年几乎绝迹的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这三十年始终治不好。这三十年，在不少人眼里，什么“人类的理想、祖国的前途”，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唯一必要的只是个人的享乐，“一切向钱看”！我们在思考那些现象的政治路线、经济基础的更重要原因的同时，也该思考垃圾文化伤风败俗的作用，这些肮脏的垃圾已经糟蹋了几代人，再也不能继续危害现在的儿童、青少年了！　　

中共十七大开幕前后，中央电视台两次播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纵横谈》专题系列节目，这是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许多高等学校共同制作的。这个节目中，有几位学者指出：　　

……时至今日,西方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我国的文化渗透。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思想道德混乱，与此有关。目前我国社会的荣辱观颠倒现象，确实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反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人们的价值观搞乱，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攻心战”的不变目标；而利用其优势的文化商品为载体，从颠覆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入手，则是其惯用伎俩。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不要忘了，我们还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应该唱响主旋律，还应该懂得八荣八耻。　　

对于垃圾，有的未必不可利用，却必须先给予改造。作为第一步，应该限制，应该引导。　　

唱响中国的，只能是积极的、健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