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审《钦差大臣》、《前线》，再究别的*（三） 马望野

先审《钦差大臣》、《前线》，再究别的*（三）　　

——乱读随抄之二十三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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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话剧和一个时代的风尚——回顾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及其产生的影响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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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这部话剧经毛泽东推荐和介绍后，曾在不短的时间里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教材，在促进发扬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对话剧《前线》的推荐和评论
《前线》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作了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作为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当年轻的欧格涅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时，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前线》中另一个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地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在把报道发往莫斯科的时候，客里空才提出要"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有人质疑："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把《前线》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似觉不甚尽意，就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科尔内楚克又译为考涅楚克---引者注），发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面，全文约3600余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是相当罕见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定稿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二、一批高级领导干部与《前线》的普及传演　　
毛泽东提出把《前线》作为整风学习的文件后，率先建议把这部话剧排演出来的，是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他召集社会部文娱科所属枣园文工团十几个骨干开会说：毛主席决定在中央党报上发表《前线》剧本，作为全党的重要学习材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如果把剧本搬上舞台，意义更大。1944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看了枣园文工团排演的《前线》，当即决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安排四场正式演出。中央重要领导人中，第一个来看演出的是周恩来，并且在第二天把导演和主要演员请到自己的窑洞进行座谈。周恩来说：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毛主席肯定的两种艺术精神。毛主席把《前线》提到全党认真研究的地位，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体现，是要求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和思想素质，做好充分准备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集体观看此剧。据在场的人回忆，毛泽东不时与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议论着剧中的人物。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这部话剧要"到处演"。随后，枣园文工团在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机关作了巡回演出。　　

三、从《前线》剧中人物看一个时代的风尚
随着《前线》的普及演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两个剧中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人们常常联系身边的情形，把那些脱离实际、不求进取、骄傲自大的人称为"戈尔洛夫"；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吹牛拍马、说空话假话的人称为"客里空"。而《前线》中的另一个人物欧格涅夫军长，则成为勤于学习使自己适应新形势的典型。
首先是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前线》人物的借鉴意义。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这年4月24日，在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干部要和工农群众交朋友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要和"打胭脂水粉"的"《前线》里的客里空"这类爱吹爱拍的人交朋友。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
在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中，比较早地在正式场合谈论《前线》人物的是彭真。1944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针对新老干部之间比较多地注意对方缺点的现象，提出："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就容易搞好团结。"说"老干部是戈尔洛夫，新干部是吴部长（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能说会道的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干部---引者注）"，"这些都是片面的"。　　

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朱德视察了晋察冀解放区。他担心当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是在不停地进步的。"
刘少奇谈论《前线》人物，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并明确把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联系起来。他1948年10月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发表谈话时说："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
刘伯承喜欢《前线》，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有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常借戈尔洛夫告诫领导干部不要故步自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借客里空教育各级参谋人员在处理军务时不要凭想当然办事，杜绝粗枝大叶的"差不多"现象。1951年1月下旬，他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还向学员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前线》虚构的"戈尔洛夫"同现实中的中外将领一道，成为他总结军事指挥经验的形象素材。直到1986年，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1946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　　

在其他元帅当中，徐向前和陈毅也经常谈论《前线》人物。徐向前1947年12月26日在晋冀鲁豫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这段话当时曾广为报道。陈毅不仅在战争年代引用《前线》人物来告诫部下要"继续学习新技术，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人物"，一直到1961年7月，在写给孩子的诗中还叮嘱："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此重视《前线》的教育作用，一般党员干部中的情形又怎样呢？这方面的回忆更多。例如，钱之光在《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说，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因为一件个人的事情发了脾气，影响不太好，在党的生活会上，一些同志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时，就联系到《前线》里的戈尔洛夫摆老资格的做法。又如，胡开明在《在晋察冀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1945年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社长邓拓就领导开展了一场"反对客里空"的活动，原因是编辑记者多是从平、津等城市来到解放区的，不熟悉农村生活，曾编发过不真实的报道。1947年6月，《晋绥日报》编辑部与新华社晋绥分社在该报上专门开辟了《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专栏。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总结这次活动时，要求党政军各部门推广新闻界反"客里空"活动的经验，并认为客里空与戈尔洛夫是分不开的，这两种人在其他工作部门也有，"自满的戈尔洛夫加上一个说谎话的客里空"将使我们打败仗　　

四、从《前线》的普及传演看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家借用、引申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两个戏剧人物的教育警示意义，尽管角度不同，但都有力地促进和体现了一种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从而使一部话剧发挥出很大的社会作用。仅此而论，毛泽东推荐《前线》的初衷是完全实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些毛泽东等领导人富有特色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第一，毛泽东总是十分注意从观察和分析形势开始，把握客观实际的发展趋势，进而对人们在主观认识上怎样才能适应新的趋势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引导。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人们在主观上往往容易滋长戈尔洛夫那样的骄傲自满、不求进取的情绪，而缺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快胜任工作的能力，最需要防止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不良风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正是他重视话剧《前线》的针对性所在。
第二，一种好的时代风尚的形成和发扬，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对一个时期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具有普遍的共识，并且带头旗帜鲜明地去倡导、去实行这种风尚。毛泽东推荐《前线》，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广泛响应和理解，并且形成了共识。仅就前面所述，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李富春、李克农，以及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震、宋时轮、朱瑞、李井泉等等，都非常清楚和看重《前线》的教育警示作用，大力支持这部话剧的演出，或带头宣讲。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没有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要普及性地排演《前线》这样的大戏是难以想象的。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念念不忘这部话剧中的人物，更可见这出戏对那一代领导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适时地推介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是老一辈领导人经常运用的一个生动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这方面尤其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他十分重视和密切关注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与时代、社会生活、人们的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推介起来也驾轻就熟。在延安，他还先后推荐京剧《逼上梁山》，倡导演出京剧《三打祝家庄》。前者是为了在党员干部中普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压迫引起反抗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后者是为了在党员干部中普及解决问题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在推荐《前线》的同时，毛泽东还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部外国戏剧作品，一篇中国历史文章，题材不同，所讲的道理却是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很容易普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些口号，在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上，在发扬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恰当和及时地推介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就是借生活的典型创造生活，以时代的精神引导时代，正如伟大导师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第四，警惕"戈尔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现象，应该说值得每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干部加以重视。在话剧《前线》中，戈尔洛夫的骄傲自满、不求进取和客里空的弄虚作假、说大话空话，这两种毛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一个看不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凭主观经验办事和吃老本过日子；一个干脆就不研究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这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无非是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会有不同。因此，防止和克服"戈尔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现象，是一项需要长期去做的事情。　　

（《新乡评论》2007年第9期 陈 晋：《一部话剧和一个时代的风尚——回顾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及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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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里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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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的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发起了反“克里空”运动。 　　

“客里空”，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 　　

客里空这个虚构的文学典型人物出自前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前线》。其人的特点是，作为一个记者，他能坐在屋子里把不存在的事情编成新闻，并且活龙活现。从那时起，“客里空”就成了世界各地写假报道的记者及假新闻的代名词。 　　

一九四四年，《前线》先后在我军许多部队演出，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评《前线》的社论中，批判了客里空，要大家引以为戒。当时，在党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展开了反对“客里空”的热烈讨论。后来，“客里空”就成了弄虚作假的资产阶级恶劣文风的代名词了。 　　

在中国，老百姓对于那些常常夸大其词、老母猪变大象的人，有一句形容词，那就是「吹牛皮」。这「牛皮」如能吹得好、不露破绽，也需要些掩饰唬人的功夫。可惜的是，中国的传媒假话说惯了，牛皮吹得过了劲，往往吹破，不仅贻笑大方，让自己也丢乖献丑。 　　

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新闻工作者队伍中进行的以维护新闻真实性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俄文крик╒н一词,原意是空喊家，中文音译为“客里空”。新闻界借用它泛指新闻报道中虚构、浮夸的作用。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为了改革报纸存在的弊病，以适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报上节载《前线》 中有关描写“客里空”的章节，呼吁编者、作者严格揭露与检查采访、编写中的“客里空”作风。该报在《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的标题下，连续编发读者的反映和报社的调查材料。同时,公开检查土地改革前期宣传中的失实报道,分析导致报道失实的不良思想作风和原因。 8月底，新华通讯社播发该社编辑部文章和社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晋冀鲁豫)、《晋察冀日报》、山东《大众日报》、陕甘宁《边区群众报》、《新黑龙江报》等各解放区报纸和新华社各分社迅起响应，在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当中掀起了一场反对“客里空”的运动。这一运动维护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发扬了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提高了新闻队伍的素质,赢得了读者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信任和支持。运动进行过程中，由于受土地改革中“左”倾思想的影响，曾一度出现过夸大事实、无限上纲，以致揭发不真实的新闻也产生了不真实的偏差。经过这一运动以后，反“客里空”成为中国新闻界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据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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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克里空”重来（摘录）　　

王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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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著名作家考涅楚克写了一部话剧《前线》，此剧经斯大林亲笔修改，刊于《真理报》。剧中有个典型人物叫克里空，是记者，满口瞎话，不断制造假新闻。此剧由诗人萧三译成中文，在延安演出，毛主席看了，评价很高。新四军的剧团，曾多次演出，以致我读小学时，就常听大人说：“这家伙是个克里空嘛！”据高莽文兄告我，1954年考涅楚克访华，他陪同，毛主席还接见了考涅楚克，谈了很久，可见《前线》影响之深远，也可以说是克里空这个人物影响的深远。斗换星移，现在的年轻一代，已不知道克里空是何许人也,但是起码的新闻从业道德还是应该恪守的吧。　　

 我们应当了解克里空，就像了解阿Q一样，目的只有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与之告别！　　

（《光明日报》2010-11-27   王春瑜：《谨防“克里空”重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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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误读“感冒药”（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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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开国领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在延安曾郑重推荐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1942年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解放日报》也从1944年5月19日至26日作了连载。这幕剧的所有人物或许不少人记不住，但一个记者却几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就是“客里空”。“客里空”的特征是什么？是披露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采访便凭想象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也就是凭空杜撰。此后，“客里空”便成为那些不顾实际情况吹牛相马说空话假话现象的代名词。此后，《晋察冀日报》在社长邓拓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对“客里空”的活动。（见《党的文献》2007年7月29日）　　

令人思考的是，批评“客里空”活动已过了60多年，为何时下某些媒体仍然再现“客里空”问题？　　

应该说，“客里空”的出现与追求“抢眼球”“成名”思路相伴而生的。抢新闻是新闻界一大特点。从新闻角度而言，抢新闻并没有错。问题是一旦渗入“抢眼球”的“染料”，一心想沽名钓誉做轰动效应，就有可能使新闻出现失实或变得华而不实，成为新的“客里空”。　　

话剧《前线》写到，在记者客里空杜撰的“客里空”被人们质疑以后，他辩解说，“假若我只写我所看见的，我就一辈子也休想成名了”。可见，成名思想支配着“客里空”，驱动着“客里空”。反之，抵制“客里空”，首先就要坚决将沽名钓誉扫地出门，在思想上树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意识。　　

诚然，避免“客里空”，不能仅凭良心，不能仅凭个人自觉。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媒体记者也可能会受到各方面影响，在名利利诱下，一些意志不坚定头脑不清醒的记者，也会出现失手乃至造假的问题。因此，对于整个媒体而言，制订和完善严格的新闻把关规章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话又说回来。回答题目《谁在误读“感冒药”》所问，很明显，根子是在“客里空”。新闻防“客里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记住“客里空”，就是要认真汲取“禁用感冒药”、“纸箱馅包子”之类虚假新闻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负面影响的教训，更要在制度机制方面严防“客里空”。　　

（《中国网》2008年07月19日  《谁在误读“感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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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戈尔洛夫” 反对“客里空”　　

田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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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里空”是“二战”期间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职业是新闻记者，形象是靠编造事实写新闻，尤其是靠编造新闻来吹捧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都落后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话剧中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是当时战争前线的总指挥、将军、老资格，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打仗勇敢，有功劳，对党忠诚。但他忽视学习、脱离实际、固步自封，已到了“二战”时期，他指挥战争的思想观念却仍停留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上。当一个年轻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战争”时，他即斥之为“胡说”，还说要“教训教训他”。剧情结果，这位将军因未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话剧《前线》剧本1942年9月在苏联发表，正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看到了这个剧本，就要求《解放日报》连载，后又收入整风学习文件，并被不少文艺团体搬上舞台。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部话剧在苏联诞生和在中国普及，都反映了当时党政军领导作风建设的需要。实践证明，这部话剧在中国的普及，对推动革命战争中领导作风建设和新闻战线作风建设，都产生过非常积极的效果。 　　

      实际上，新华社的作风建设中，反对“客里空”一直是重点，只是不同时期的内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当前反对“客里空”，确保新闻信息真实性的主题是相同的，仍然是杜绝捕风捉影、编造假新闻信息和漏报、迟报重要新闻，及反对抄袭行为等；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相同的，就是采编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深入第一线调研；保障措施也是相同的，就是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工作的关键点也是相同的，就是强调领导不做“戈尔洛夫”，带头反对“客里空”等等。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比如现在新闻信息丰富多样，其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比过去多了很多，特别是网上可匿名发表信息的特性，使信息真假交织；新闻信息传播形式和渠道多而复杂，花样翻新，有时甚至是逼迫你接受；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向新闻信息报道渗透，在我们主动适应、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中，被诱惑或上当的因素比比皆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信息化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给我们的新闻信息收集和稿件写作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为一些不肯下功夫学习调查和现场采访，仅靠网上检索材料成稿的采编人员提供了可能；电脑技术的发展，使过去的“摆拍”照片发展到了可以移花接木、天衣无缝式拼接和重组图像的地步，等等。这就使一些在思想上存有浮躁和急功近利情绪的采编人员，很容易忘记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甚至为了眼前的一时名利、政绩而不择手段；某些环节的领导人忙于应付具体事务，忽视深入学习调研，从而使新闻信息报道管理跟不上，制度存有漏洞等等。 　　

      针对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学习调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做“戈尔洛夫”。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领导干部保持良好作风，才能坚持不懈地抓好“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才能采取切实的体制、机制性措施防止“客里空”，才能保证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这方面，我们已经和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马注：以下仅保留提要） 　　

一、加强学习培训，深入采访调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防止“客里空”　　

二、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报道管理，用制度挡住“客里空” 　　

三、要求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不做“戈尔洛夫”防止“客里空”　　

四、紧紧围绕履行职能抓作风建设，作风建设的重点是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 　　

（《中国记者》2007年11月22日  田聪明：《不做“戈尔洛夫” 反对“客里空”》作者是新华社社长,本文为作者2007年8月29日在新华社党组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