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有一计可灭腐败

提起腐败，人人深恶痛绝，皆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及至轮到自己头上，似乎又觉得“美如乳酪，艳如桃花”。正所谓：一边骂曹操负天下人，一边又厚着脸皮做心眼黑的勾当。现实中打反腐旗、干腐败事的贪官不乏其例，被群众戏称为“腐败分子反腐败”。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把自己反腐言论精编成书，发至全市副县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陈希同、李效时、朱振江......哪一个不是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的典范？这些腐败“蛀虫”，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败坏了党的声誉，污染了社会环境，给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了许多混乱。

其实腐败现象并非今日特有，而是古来已久，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同生同长，象一对不合拍的孪生兄弟。无论今古，腐败都是一种“顽疾”。古代统治者也都提倡反腐倡廉，有的甚至采取极端严厉措施惩治腐败，最典型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颁令规定凡贪污受贿60贯银钱以上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剥皮实草”，就是将贪官的皮剥下来添满草，挂于衙堂，以儆后任者。既便如此，腐败现象依然“廉火烧不尽，欲风吹又生”。古往今来，腐败之“潮”，潮起潮落，常长常消，始终难以彻底绝迹。

腐败之所以屡反不败、屡禁不绝，关键在于“私”字作祟。“食色，性也”，腐败虽损国损人，但利家利已，想吃山珍海味，住高级房间，乘豪华轿车.....凡此种种，符合属于人的那一半动物本性。“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等腐败言论，虽不能登大雅之堂，却比理想道德更易传播立足，犹如杂草比庄稼更能适应环境一样。所以，只要有条件，人之私欲极易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行为便会抛弃崇高冲破道德甚至法律的束缚，把国家、集体、他人的财物据为已有。

席卷神州的市场经济大潮砸碎了“僵化”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初始阶段各种监督机制不健全，领导权力缺乏制约，给人之私欲发泄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经不住各种物质诱惑，借改革开放之机，中饱私囊，损公肥私，贪污受贿，大搞权钱交易，有的甚至陷入“腐败”泥潭不能自拔。目前伴随着经济物质的丰富，腐败现象亦如雨后春笋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几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甚至普及到了最基层的乡村。由于腐败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数额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党群干群关系由过去的鱼水关系正逐步向油水关系过渡，腐败正将中华民族推向最危险的境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强力制止，腐败将导致亡党亡国绝非危言耸听。

目前的反腐倡廉是一项事关国运兴衰的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合力共同完成。但剔除“私”字，防止腐败又谈何容易。客观地讲我们当前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每年都会有大批高级领导被绳之以法，总会有些贪腐分子被处以极刑，但反腐工作似乎仍然差强人意，远未能达到人民期望的效果，人民对官员腐败的愤恨程度并未随着中央反腐力度加大而减少，相反恨铁不成钢式的感叹却越来越多，现实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深刻反思，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自从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产品过剩，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各类执政者都无不防止腐败亡国，但王朝兴衰周期律始终无法改变，历朝历代腐败现象任凭你是多么伟大的国王皇帝，在与腐败的对仗中都显得束手无策？为什么只有在那个如今精英们认为是五千年最黑暗的“僵化”时代却鲜有腐败，为什么没有多少法律，没有多少规定，但在那个奇异的时代官员们却不敢搞腐败？

通过对比我发现，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精英治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五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私有化泛滥，是执政者的私心可以随意发挥，百姓最大的希望只是盼一个明君当政，盼有更多的清官治国。只有在共产党当政后，特别是毛泽东在世的那个堪称唯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奇异时代，才彻底改变的精英治国的局面，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人民的监督，有权者的私心只能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发挥，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相对公平正义。毕竟人民是多数，官员是少数，多数人监督少数人是容易的。

中国大多数的历史是腐败丛生的历史，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腐败的产生在于精英治国，铲除腐败毒瘤的关键在于让人民当家。当今国内的腐败之所以呈现前腐后继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又恢复的精英治国的传统轨道，要真正实现反腐工作卓有成效，必须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治国，真正让人民起来监督官员。

反腐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最大限度地相信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就行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举得越高，人民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反腐成效就会越大。如果仍然只用刑法震慑，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动官员们的既得利益，反腐工作只能年复一年，永远任重道远没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