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下岗工人的经历
一位曾经下岗工人的经历
一、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
下文是我在文革初期的个人经历,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天诛地灭!
1966年夏季,我时年已十二周岁,积极报名加入了高年级同学组织的“红少年”。加入后,开始为红色造反团体组织散发革命传单,觉得无上荣耀。后来我亲眼目睹“红少年”组织里的头头们无故打骂老师,损坏公物,特别是打骂一位岁数较大的女老师。文革前,这位女老师曾经为她班级的一位生活困难的同学垫付过学费,在姐姐和我的心中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老师(姐姐和我一个学校,她比我高三年,这件事就是姐姐对我说的)。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位老师姓傅。当我见组织里的头头,朝这位老师脸上扔纸团吐吐沫,心里难过极了,就把刚戴上不久的红袖标退还给组织。我见组织者把我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勾掉,才松了一口气,心里踏实多了。
院里的一个热血青年,带头把自家养的热带鱼当作资产阶级泼在了院心的土地上。我急忙跑回家去,拿来一个罐头瓶,从烈日下捡回几条还张着嘴的小鱼。
大院里组织的“三敬三祝”活动,很少见到我的影子(那时候,人们就在私下议论林彪是奸臣,三敬三祝是搞封建迷信,个人崇拜,这绝非主席的本意。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当然,我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才有这一认识的),我那时经常去大江边钓鱼。
临近春节时,我用水彩笔画了几幅稚气的年画,在病中父亲的默许下,我把画贴到了墙上。来拜年的亲朋好友提醒说,这是“四旧”。我低头不语。我画的鲤鱼戏水、湖边仙鹤、嫦娥奔月,一直贴了三个年头。
从1973年开始,也就是9.13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相信一切了,社会风气也由始变坏。表现最突出的是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权力私用。1973年7月8日我在日记中愤愤写下:办事不以情,成败由财权,贪官污吏今又生,清风何现?可见,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已经不尽人意了。
毛主席在世时始终担心“潘多拉”里的牛鬼蛇神要跑出来害人,一直想把“潘多拉”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老人家一个伟大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一史无前例的尝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被一些坏人趁机钻了空子,产生了相当数量口是心非的伪革命派。这些人打着彻底革命的幌子,借机排除异己,达到个人目的,满足个人私欲。“潘多拉”的盖子由此开始松动,主席也深感无回天之力,因为“潘多拉”就隐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为一句空谈。准确地说,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民众人开始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因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已选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竟率先背叛了党和国家,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
1976年9月11日,我悲痛地在日记中写道:泪水湿衣心欲碎,悲声强忍肺要裂,目朝东方向北京,怀念救星毛主席。1976年10月25日,我又在日记中写下:揪出四人帮,人民多痛快,英灵舞长空,感谢华主席。我想,这大概就是当时普通民众心里的真实写照吧。
二、改革开放后的经历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提高,思想也得到了解放,普通百姓尝到了甜头。然而,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堂而皇之地闯入我们的生活,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占领了我们的文化领域。我曾在日记中沉重地写到:打开了封闭的窗户,却没设立一道防蚊虫的纱窗。1980年2月11日,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我,自不量力地在报纸上发起了对港台一些不健康歌曲的批判。我在报社阅读了许多群众来信,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甚至是批评和指责,其中包括我的一个初中好友(在校时的团委副书记)。我寄给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也有了回音,他们肯定了我的观点,但此文用于内刊,没予公开发表。
90时年代后期,“潘多拉魔盒”被彻底打开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逐步形成。以后的社会发展有目共睹,不再赘言。
之所以不避嫌地列举自身经历的一些事实,就是想说,公平正义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向往,对错泾渭分明,历史不容篡改,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掩盖不了事实真相。勇于坚持真理,无情揭露批判社会时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尽的义务。我们不要小瞧自己的力量,要勇于占领舆论阵地,循序渐进地宣传正确的思想。如果以无产阶级领军人物自居,以不切合实际的激进言论为斗争武器,提出“二次革命”,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是一种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另类的空话和大话,这也是毛主席历来所反对的。做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有通过自己的言行(这一点,雨夹雪同志做出了表率),自觉地融入到工农中去,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性,才不辱一个革命者的使命。一个国家,只有绝大多数人真正分清了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眼前的、什么是长久的,什么是人间正道、什么是歪门邪道,整体民众才会真正觉悟起来,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也只有全民族真正觉悟了,才会使社会朝好的方向转化。
最后,还想说一句:各位同仁,充分珍惜用好“乌有”这块无产阶级舆论阵地吧!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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