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建国后的那些岁月

我记忆中的建国后的那些岁月

我出生于建国后的一九五四年，儿时的记忆中并没有‘三面红旗’的影子，只有一些母亲背着我去参加义务劳动的残缺概念，我们现在的六顶山水库就是那个年代修起来的。一九六一年，我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背上书包走进学校，记得那时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2.5元，看一场电影也只是5分钱，有时也交不起，只能看着别的同学排着队走进电影院享受当时唯一的精神娱乐。我也记得“四清”工作队派饭到我家，与我们吃着一样的饭菜，走时按惯例要留下四两粮票和二角钱。并且正好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也吃过野菜，也吃过用树皮做的食品，那时我国实行的是供给制，虽然国家供应的食物远不能满足生存的需求，在我的同学、亲属、邻居中并没有听说，更没看到饿死的人。虽然这并不能代表着说没有，但却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样“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家一家的，一个村一个村的死。当时的生活是很清苦，但没有掩去我们孩童时代的天真和快乐，在那样的生活中一样过得非常开心，没有繁重的学习压力，没有名目众多的课外补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玩耍。同学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也没有现在幼儿园就广泛存在的互相攀比　和　老师把学生按穷富分成三六九等的现象，更没有从上学开始甚至没上学就知道的是先要给老师送礼，否则你就得不到老师的宠爱，也要低人一等。　　

1966年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文革风暴开始席卷中国大地，我们也难免不置身其中。在我的记忆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上一些成份不好的人，也就是当时解放后被划为地、富、三五反运动中定为的坏人及四清中划为右派的人。当时因为年龄小，根本不知道这四类人是个什么概念，仅有的一点点印象也是从课本上了解到的新旧社会及无产阶级和地主资本家阶级，但却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所以只是把当时的抄家、砸古董、烧旧书、戴高帽、挂大牌子当成热闹来看。说是青年人的激情也好还是象现在的为了出名而进行的炒作也好，成为运动先锋的是中学的高中学生。仔细回想起来，第一种原因的成份较多。纵观中国的历史，新生事物的诞生、各次运动的发起都是从青年学生开始的。记得本地第一个挨批斗的是一个姓刘的，住在我家马路对过，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女儿控诉父亲（父亲是回教的一个阿訇）、批斗　父亲。那时运动还没有波及到学校，老师也带领我们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那时还没有发展到“大字报、大辩论”。当时升学毕业是在冬季，也就在快毕业的时候，运动开始拓展到教育领域，也有个别的老师受到冲击。因为我们是小学，运动中是老师斗老师，挨批斗的也是极少数，比例只只占教师的几十分之一。挨批斗的老师主流也是当时“成份不好的人”，在记忆中，我们一个学校挨批斗的老师也只是不超过五人，并没有发生象现在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下跪、挨打等，也不是一上课别的事不干，就是开批斗会，那时还没有发展到停课的阶段。记得单位（企、事业）领导受到的冲击小，时间也短。运动升级到揪走资派时反而没老师和这些人什么事了，因为焦点已经转到当权派身上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派别，主要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学生中有两派、老师中也有两派，工人有两派，当权者也有两派。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权力斗争上来，这也是当时一些人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进行操纵的一个结果，从而发生了后来的派别间的武斗。武斗开始了，我们就是有课也上不成了，那时也就有了“罢课闹革命”一说。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军队的参与下，各地纷纷成立了军管会，本地也不例外，以军管会为核心组成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学校复课，工厂复工，文革也到了后期阶段。从运动的开始到后来成立各阶层革命委员会，记忆中据我所知在运动中受到迫害致死，武斗致死的人数在百人左右（当时全县人口约为27万左右）。　　

在整个文革期间，有很多次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而我也只参加过一次，这唯一的一次是学校学生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也不知道我是不幸还是有幸，没有投入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生命的过程中缺少了这一段宝贵的经历。　　

七零年中学毕业后经学校推荐，我到了电力学校，一直到文革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又经历了许多许多（九一三林彪事件、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去世等）……。　　

写后感：许多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并不真正的了解那段经历，所知道的也是从长辈那所听到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出版物、网上文章所了解到的。目前网上有许多的文章、帖子所说的内容，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真相吧，很多比较客观、真实的还原了文革那十年，但有很大一部分，不知道是别有用心还是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进行刻意的虚构甚至歪曲了那段岁月。本人这一篇回忆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倾向，只是真实的还原了那一段的经历。　　

　―――写于二零一零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