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的千秋功罪—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农民革命的千秋功罪

——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施树民

破        题

今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马立诚先生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该出版社称该书是“《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的巨制”（这个评价印刷在可与“巨制”分离的封面腰箍上）。4月21日北京日报摘编刊登“巨制”代序“雷颐、马立诚对话录”，标题改为“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4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的报刊文摘摘编刊登北京日报《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标题又改为“改革需要妥协”。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是这部“振聋发聩的巨制”的点睛之篇，不愧为水平很高的“代序”。

“代序”采用举例的方法将改革和农民革命孰优孰劣进行了对比。

马立诚先生说：“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马先生的意思是，“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洋务运动”，农民起义胜利后不可能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朱元璋农民起义”。

马先生的搭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说：“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你看，农民革命怎么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呢？农民革命是大破坏。项羽在咸阳把72个故宫那么大的皇家建筑群都烧了，损失该有多大！ 如果保留到今天，光旅游收入就够你花了。农民起义领导人李自成又有多愚蠢：“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如果占地5200亩的圆明园不是英法联军而是40年后义和团烧的，可又是一个控诉农民起义罪行的重要证据，雷先生一定会采入“对话录”的。不过，这个材料也不是完全没有利用价值，虽然同样是烧，洋人烧总比愚蠢的农民烧损失要小，因为洋人是抢劫以后再烧，会替我们保留一大批珍贵文物，使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外国人手里买回来，放进占古咸阳皇家建筑七十二分之一的故宫里去，虽然要价可能是比较高的。雷先生还让我们懂得了曹雪芹那个“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名句不是用来感叹他自己那个贵族大家庭必然衰败的趋势而是用来批判农民革命毁灭人类文明的暴行的。

然而，“国人”却愿意接受如此糟糕的农民革命（即“暴力”），而不接受如此美妙的改革（即“制度创新”）。马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雷先生给了答案：是因为“国人”迷信暴力，拙于妥协。雷先生说，“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王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

“国人”这个观念形态上的缺陷造成了怎样的历史后果呢？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使中国落后了。马先生说：“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雷、马两先生转弯抹角地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么个意见。在说了这个意见后，马先生再给我们逐一介绍中国历史上13个重大改革变法的案例（马先生自己说是“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过程”）。大都失败了，那有多可惜呀，那是莫大的悲剧呀！特别是面对晚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慈禧宪政改革的失败，两先生如丧考妣。  

笔者的观点与马先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先生说成“唯一动力”也可以，还是毛泽东的老观点，没有创新。但并也不反对改革，只是认为改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不认为对生产力发展起“很大作用”。这个观点马先生可能是很难反驳的，因为你明明白白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十几次重大改革“大都失败”的事实。失败的改革怎么会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呢？或许马先生会说，如果这十几次重大改革成功了，或者大都成功了，或者慈禧的“宪政”改革搞成功了，该有多好呀，中国可能早就进入现代化，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但那是假设，历史不承认假设。

笔者对马先生“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判断也有异议，至少认为表述含糊。“长期”是一个什么时间概念？中国的发展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滞的？从康雍乾开始？从朱元璋开始？从唐朝开始？从汉朝开始？还是从秦朝开始？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发展时快时慢，也有停顿乃至倒退的时期，但这时候农民革命或者其它暴力冲突就发生了，推动改朝换代，以后又继续前进。中国的落后是近代的事。近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落后了也无须农民阶级来承担责任。

农民起义与农民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研究有素，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数家珍。他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们以明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背景为例，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明季北略》卷五收集了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个延安籍官员的奏折《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糙类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以为食，冀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有翳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迹踪。后见门外之人，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明末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此之弱的状况是统治阶级一手造成的。早在明亡100年前老百姓已被搜刮殆尽。嘉靖四十三年（1546年），时为户部主事的海瑞上《治安疏》，引用民谣描绘当时的民情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到崇祯时，为了应对外患内乱，政府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就达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数倍。农民已经不堪重负，在正常年景也要挨饿，又遇特大自然灾害，就大批大批地活活饿死了。没有饿死的、不甘饿死的，即“仅存之遗黎”，就铤而走险，“相聚为盗”了。

    这时候，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不是还有避免的可能？是不是可以用马先生喜爱的改革办法来缓解矛盾？“改革需要妥协”，可是妥协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地主阶级手里，要看它乐意不乐意。乐意，就有挽回的余地。挽回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赈灾。古代生产力低下，和现代社会不能相比，明末又战乱不断，国库不可能充裕，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赈济能力。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郭沫若疑为“五十之误”，——作者注）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五），由于崇祯的短视，竟不取一锭救灾，最终白白落入他人之手。二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农民正大批饿死，而各地富户犹在，尽可以让他们拿出一些钱粮来，也有官吏向崇祯作了这样的提议，我们却丝毫不见政府有什么举动。不特如此，饥饿的农民已经到了“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籍”的地步，有司却仍“严为催科”（催交田赋）。于是就只好听凭农民起义蜂起了。李自成和张献忠同为延安府人，就各自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

    地主阶级超强度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是发生农民革命的根本原因，自然灾害，特别是特大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特大自然灾害，必然形成流民队伍，流民队伍一旦出现，可能随即就要发生农民起义。西汉末年，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由于善于排解流民的纠纷而被推举为“绿林”（山名，在今湖北大洪山）起义的领袖。明朝流民不是晚期才出现，朱元璋建国才五十多年，各地农民就开始逃亡，到中期，逃亡的规模越来越大。正统二年（1437年）饥荒，流民拥入郧阳（今湖北郧县、保康以西地区）达150万人，天顺八年（1466年），刘通、石龙领导那里的数万流民起义，成化六年（1470年）六月，李原在这个地区又领导第二次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地主阶级逼出来的。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用了很大篇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中国历史上发生那么多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难道是因为农民迷信暴力和乐于玩命？

这种被地主阶级逼出来的农民革命，在历史上不外乎三种结局。

一种结局是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大批贫苦农民惨死在地主阶级鹰犬的屠刀下。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次农民起义是例外，绝大多数是这个命运。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一开始就遭到政府和豪强武装的联合镇压。黄巾军先在洛阳附近的颍川地区被杀数万人，随后起义军领导人张角两个弟弟张宝、张梁的人马在冀州地区遭到围剿。张梁在保卫广宗（今河北威县东）的战斗中牺牲，3万农民军被杀，5万农民军被迫投河。张宝在保卫下曲阳（今河北曲阳西）战斗中牺牲，10余万农民军被杀，“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北宋方腊起义发生在宣和二年（1120年）10月，第二年正月，宋徽宗派童贯镇压，4月，起义军被围困在方腊原籍青溪（今浙江淳安县淳城镇）的梓桐石洞，余部7万余人全部被杀，电视剧《水浒传》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惨酷的场面。李自成起义遭到汉奸吴三桂和满族奴隶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也以失败告终。

另一种结局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西汉末年绿林军、赤眉军被刘秀利用，灭王莽，建立东汉王朝。隋末李密、窦建德起义，被李渊父子利用，灭隋建立唐王朝。

又一种结局是农民或者平民出身的个别起义军领导人取旧王朝而代之，成为暴发户和新的统治者。例如刘邦，自己当了皇帝，那些“屠狗卖缯”的哥儿们成了新贵。又如朱元樟，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就背叛起义农民的立场，投降了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立即把一些起义军首领变为大地主，他封的二十八个侯，所占有庄田的佃户达到三万八千多家。这一类农民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仍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王朝，是又一种形式的改朝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毛泽东语）。革命农民在用起义手段、战争手段打碎身上旧枷锁的同时，又为自己制造了一副新枷锁。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仅仅是为了不被活活饿死，或者抱着永远无法实现的“均贫富”的美好梦想，中国农民阶级一次又一次举行起义。其结果不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大大小小的起义和战争，中国历史上有数百次之多。在起义和战争中，农民成千上万、几十万付出生命。这样的历史延续了二千余年。今天想起来，是怎样的令人悲哀，而又令人肃然起敬！

历史发展的动力

每一个封建王朝都苦苦寻求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二十四史就是各各总结前朝兴亡经验教训的二十四面镜子。《红楼梦》里的小人物焦大，是贾府的一个奴才，也如此珍惜自己的主子出生入死挣下来的那份家业，趁着酒醉，指着老祖宗的一群不肖子孙破口大骂，说是“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无论哪个王朝，即便到了末日，总还有几个不乏远见的臣僚要出死力挽救残局的。但那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厦最终轰然倒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超过三百年，短的如秦、隋只有二、三十年，更短的只有几年。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都不可能用自身的力量，也即马先生所说的改革，即改良的手段来解决内部和社会的基本矛盾。每一个封建王朝，越到后期，越陷入各种深刻的危机，不能自拔。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而也必然是地主阶级掠夺和争夺的主要对象。掠夺和争夺的必然结果，是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宋仁宗时，全国十分之七的垦田被官僚、地主占有。广大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纷纷失去土地，沦为大田庄的“庄客”或者“佃客”（也叫“浮客”）。明朝中期，“吴中（旧苏州府辖地）之民，有田者什一”，是说全部耕地被10%的少数人霸占。清初，占田“或至千顷（十万亩）”的大地主也出现了，人口密度比较高的上海附近，有的地主占田也达到四五万亩。

在小生产条件下，土地高度集中，必然剥夺农民生存条件，激化阶级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封建王朝崩溃，因而常使最高统治者感到忧虑，要加以遏制。常用的办法是所谓“限田”。但中国历史上的“限田”，是老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汉哀帝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限田：公主、列侯、吏民“皆毋过三十顷”（三千亩）。一千多年以后宋仁宗限田，最高限额还是三十顷，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又有人奏请限田，仍然“以三十顷为限”。限田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有的封建统治者，还企图采取比限田更加严厉的措施。王莽篡汉（按照马先生的意见，应改为“王莽经民选当皇帝”）初期，土地兼并恶性发展。为摆脱危机，他宣布“改制”，把全国土地叫做“王田”，禁止买卖，说还要收回地主豪强多占的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王莽的所谓“改制”，在地主阶级强烈反对下，乖乖地收回成命，成为一个历史笑柄。明初，朱元璋再三发布限制土地兼并的诏令，也未能捆住官僚地主的手脚。英宗正统年间（1436年至1449年）兼并之风起，并且愈刮愈烈。皇帝带头霸占土地。诸王勋戚、宦官、文臣武将和高级僧侣都成百成千顷地抢占，遍布全国的地主豪强也巧取豪夺，土地迅速高度集中。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任应天巡抚，到松江查勘，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接到10万余份控告官僚地主占田的状纸。他严令兼并者退田，触犯了包括曾担任过嘉靖首辅的徐玠在内的权势集团的利益。海瑞受到严厉攻击，很快被革职罢官。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能自行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只有农民革命能暂时缓解土地矛盾。在农民战争中，地主阶级或多或少受到打击，又由于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不得已允许农民占田和开荒，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会有所改变。

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导致一个封建王朝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老百姓对官吏清廉的要求历来很低，语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说他们不但能容忍无官不贪的黑暗现实，还可以把三年任期内贪污了十万两白银的知府算作清官。但是，贪官们是永远不会知足的。清乾、嘉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家产竟达到八、九亿两白银之多，相当于当时国家几年财政收入之和。贪官，不但对人民巧取豪夺，也要把国库掏空，最高统治者往往为之不安，但束手无策。汉武帝初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田蚡是一个卑鄙的贪官，其劣迹刘彻全清楚。但田蚡是自己的舅舅，母亲王太后是他的保护伞，怎么动他？对于贵族和重要权臣的贪污和掠夺行为，最高统治者一般地只能开只眼，闭只眼，或者说些“下不为例”之类的废话。史书上偶有大贪官落网的记载，那多半是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权力倾轧摊牌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权力斗争，贪污案件一般不会暴露。暴露了也不会认真查处的。

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则来自中国的消息：“1853年1月5日，皇帝（指咸丰——作者注）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咸丰这道上谕表面是说减轻农民税收负担问题，其实是指责官史贪暴。在太平天国革命如火如荼兴起的时候，清王朝曾经试图约束各级官史，用减轻对人民剥削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但是，剥削减轻了没有？危局挽救了没有？1853年以后太平天国革命迅速推进的现实，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明季北略》卷十三收录了崇祯皇帝十年（1637年）闰四月下的《罪已诏》，内中有云：“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癸》）

崇祯在《罪已诏》中把自己的奴才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他说，你们做官只为自身牟利，用权如同做生意。你们横征苛敛，中饱私囊，是一群狡诈的贪官；你们人心泯灭，随意创造冤案，是一伙凶悍的酷吏。你们毁誉颠倒，向朝廷举荐歪才。官富、官黑勾结，无赖是你们的爪牙，你们又是奸民的靠山，勋戚横行京城，乡官侵凌闾里，全国一片昏暗。崇祯的指责，措词是如此严厉，内容是如此全面而深刻，可是他能有实际动作吗？他管得了镇得住天下多如牛毛的贪官吗？他发布《罪已诏》真正想传达的可能就是“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一句，他要小民相信皇帝是关心你们的，只是贪官不好，你们耐心等着吧，总会好起来的。

以官史贪污为主要特征的政府腐败，不用说封建王朝，现代社会也称之为“政治之癌”，要治愈它是很难的。

    腐败的又一种表现是，一个封建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机构必然日渐膨胀，官僚的人数一直要发展到农民无力养活的地步。北宋真宗时，京官近一万人，经过四十年左右，仁宗时扩大到一万七千余人，州县官更是“五倍于旧”。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机构公布，西汉初期民官之比为7945:1，武帝以后官僚机构开始臃肿，到王莽统治时期，全国官史达13万之多（据美国学者黄仁宇估计），史载“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估计当时人口在3000余万，摊到二、三百老百姓养活一个官史。大规模农民起义随即爆发，王莽集团覆灭。至东汉初期，民官之比降到7464:1，社会逐渐稳定。据说我们现在的民官（官，可能指全体吃财政饭的人员——作者注）之比是26:1，为什么老百姓还养得起？这托福于生产力的发展。越到古代，老百姓所能养活的官员人数就越少。

    这个官吏缩编，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马立诚先生也不否认靠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即使发起改革，也无济于事。他在“振聋发聩的巨制”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根子太软，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在前进中有时会发生梗阻，出现停滞状态。一个封建王朝到了这样的时候，发展就停滞了：一是由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和官吏的贪污越来越没有限度，地主阶级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占有，不但超出了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且，这些劳动成果，大部分又落入统治阶级成员个人腰包，老百姓穷得活不下去，国库也空虚。二是一代王朝随着时间的延续，不但官吏人数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统治集团内部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也逐渐编织而成，盘根错节，一损俱损。国家如同一台锈死的机器，哪一个部分都难以转动，再不可能靠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来使它恢复生机。马先生“振聋发聩的巨制”里也没能给我们举出一个使用改革的手段使一个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起死回生的案例来。这时候，需要一种外部力量对它猛烈撞击，冲破和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外部力量主要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是一种外部力量。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进行血的洗礼，是把旧的难以转动的国家机器打碎，把旧王朝彻底腐败的统治者送进坟墓或赶下台，而后另起炉灶，换上一批不但人数较少，而且暂时还不受关系网牵累的新统治者。如果没有这种无法无天的历史行为，没有这种暴力破坏，没有这种血的洗礼，到了某个时期，封建社会就不能再继续前进。但是，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即使是真正劳动农民出身，如陈胜、朱元璋等，随着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会逐渐放弃农民阶级的立场，向老的统治者看齐。如果当上皇帝，他们从上台的第一天开始，就会用夺得的国家权力，鲸吞社会财富，同时着手编织新关系网，又必然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下一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又成为必要。不过，新王朝建立之初，总比旧王朝要有些活力。主要是因为整个新的统治集团和整个政权体系，从高层到底层，从底层到高层的彻底腐败，有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时间过程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思想文化也取得了进步。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掘墓人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出现以前，主要是农民阶级推动着封建社会缓慢地发展。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就一直持续到近代，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李昌平在《我向老百姓说实话》一书里说，“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完成了中国最漫长的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实上是一支穿军装的农民队伍，并且一直把为农民夺回失去的土地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因而说它的事业也是“中国最漫长的农民革命”的继续并无不当。李昌平又说，“毛泽东实现这个目标后并没有停止，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建立了土地公有制，至此，土地革命的任务才真正完成”，是指中国共产党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政权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又继续前进，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建立了全新的生产关系，避免了历史上农民革命后个体农民周期性地逐渐失去土地的悲剧重演，毛泽东给中国最漫长的农民革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分到农民家庭耕种，但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条文还没有被修改，至今仍然阻挠着土地再一次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成为他们私有财产的进程。

对中国农民革命的新一轮指责

    中国农民革命从它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卫道士的恶毒漫骂，“逆贼”、“叛匪”、“流寇”等等一顶顶犯上作乱的帽子被扣在农民起义军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头上，写进一部部正史里。为中国最漫长的农民革命画上圆满句号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将近三十年后，又有人重弹指责农民革命的老调，要把已经被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颠倒回去。

    他们说，农民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这种破坏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把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评论太平天国的一句话搬了出来。这句话是：“他们（指太平天国农民军）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革命和战争不可能没有破坏。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农民战争以后，都会出现人口大量减少，土地随处荒芜，放眼一片残破的惨象，代价是沉重的。但事实证明，这种代价不但必须付出，也值得付出。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秦末农民战争期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当皇帝的刘邦也找不到四匹纯一色的马给自己拉车，将相出门只能坐牛车，可以想见，战争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可是，到刘邦重孙当皇帝的时候，情况就有了根本变化，奇迹出现了，仍据《汉书·食货志上》：“至武帝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街巷有马，仟陌之间成群”。

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大致出现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秦末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西汉王朝；第二个鼎盛时期出现在隋末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汉、唐和清不同。清自我封闭，汉、唐不但经济发达，国力强大，对外也开放。汉武帝时开辟“丝绸之路”，是世界史上著名的事件。唐时中日关系是好的，唐接纳日本人来华，学习唐的典章制度，文化和生产技术，前后13批，数千人，当时不叫外交使节，也不叫留学生和“客座教授”，统称“遣唐使”。甚至清朝前期的发展也与农民革命有渊源关系。清初“反清复明”时起时伏。清统治者说，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怪不得我们，我们把李自成灭了，倒是替你们报了仇。

凡另起炉灶的历代王朝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发展期。马先生不叫“发展”，叫“休养生息一下”。

    农民不但是旧王朝的埋葬者，也是新王朝的建设者。仗打完了，幸存者、流亡者陆续返回到田野上，荒芜的园田又被开垦出来，倒塌的建筑物又被重新建造起来，人丁又兴旺起来，于是“百废俱兴”的景象出现了，给文化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在近代是落后了，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人们通常把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处在明末清初，当时中国的经济并不落后。明以前，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约300项，其中175项出在中国，占了75%以上。清朝前期，中国经济又有了重大发展。“自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一百三十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方面在原有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据《学习时报》）

    航海业的发达是欧洲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在历史上曾远远落后于中国。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派郑和率船队出海考察，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28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历经亚非20多个国家，到达非洲红海。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庞大，第一次就有体型巨大的各种船只62艘，官员和船员2700余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29年，比郑和下西洋迟20余年，只有三艘三桅帆船和87名船员，与郑和的船队不能相比。马先生在“振聋发聩的巨制”里责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笔者要反问：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不到40年就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没有“技术创新”办得到吗？ 朱元璋也有制度创新，说出来可能马先生不爱听。朱元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朱元璋反贪治贪的严厉程度恐怕也是空前的。如果马先生再问朱元璋有没有保障“自由”、保障“人权”呢，那就无言以对了。

    我们再谈谈有人从马克思《中国记事》中摘出来的那句话。

太平天国起义毕竟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民革命，因而，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相比,会有一些不同。洪秀全不但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还于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写的《资政新篇》。洪仁玕是洪秀全族弟，1858年受封为干王，总理政事，是扬韦事件，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身边最重要的决策人物。《资政新篇》提出巩固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二十八项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其中有举办近代工业的设想，提倡民间开矿山，修铁路和制造车船，还提倡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和兴办银行、医院、新闻等近代事业，也主张对外通商。

《资政新篇》产生的背景是：1851—1858年间，洪仁玕居住在香港、上海等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主要活动地区在东南沿海。这一带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地区，苏、常、杭、嘉、湖丝织业中万人以上的手工工场没，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就已经出现。鸦片战争之后，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一带开放，中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状态，首先在这一带被打破。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产生影响。他们接受《资政新篇》的思想是很自然的。

和《天朝田亩制度》一样，《资政新篇》只是太平天国领袖们对未来政治经济制度的构想，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不可能实际施行。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太平天国领袖们并不是只想换汤而不想换药和只想往新瓶里装旧酒的。退一万步讲。无论太平天国这个革命农民政权有多少不足之处，也不至于像冯有兰先生说的，比腐朽的清王朝还要落后和反动。冯友兰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太平天国的政策，表面看好像反封建，但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几个世纪”。

    马克思1862年撰写《中国记事》时看到了洪仁玕写的《资政新篇》没有，不得而知。但即使《资政新篇》只是颁布，实际没有施行，也不能说太平天国“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笔者只是就马克思对个别具体事件作出的判断和结论提点不同看法，并不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创新，希望诸多偏爱《中国记事》中这句话的先生们能够包容。

不过，马克思倒并没有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这个尿盆子扣在太平天国头上，他认为中国在近代落后是腐朽的清王朝实行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蜂拥侵略中国的时候，马克思注视并且系统地评论过中国问题。马克思说过，“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为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跨”。在康、乾正作着“天朝尽善尽美”迷梦的时候，天朝的外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欧洲到处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北美也爆发了独立战争，资本主义得到了奇迹般的发展，“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格局大变，中国被远远地抛在了世界发展的后头。

    把中国在近代落后，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的责任加在农民革命头上，是历史的栽赃。

农民革命最受指责的是它提出的“均贫富”口号。

    农民革命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打出“平等”的旗帜。在欧洲是“建立地上的天国”，在中国，经济上是“均贫富”，政治上是“等贵贱”。“均贫富”是“等贵贱”的前提，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是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平等可言的。

    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第一个打出“均贫富”这面旗帜的是1200多年前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冲天，是冲唐王朝封建统治的天，“均平”是割富济贫，均分财富。黄巢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近代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最高理想。

    在《太平天国》电视剧播映期间，为了表达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否定态度，《今晚报》登过一篇《太平天国的故事》的文章，介绍太平天国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六个部分的内容。其中第二部分评论《天朝田亩制度》的一项经济措施。这项措施是：“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猪，无失其时”。这明明是意在鼓励和力促农民发展家庭饲养业。作者却据此作这样的推断：“洪秀全规定饲养鸡、猪，不管三代同堂或单身汉都是一刀切，同样的数量”。还说洪秀全“只准养母的，不准养公的，意在使其难以繁殖，不让个别农民富起来”，文章末尾发感慨道：“真是平均主义万岁！”给这段文章所加的小标题也特别意味深长，是：“早已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了”。 措词如此富有感情色彩，作者要借此影射和丑化我们建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事业，

    他们还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也归咎于“均贫富“。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先生，2003年4月17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没有典型的私有财产，理所当然也没有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制建设，当然也没有市场经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连绵不断的均贫富。这可能是后来落后的主要原因。”按照李先生的观点，中国农民根本就不应该革命，如果要革命也不应该要求“均贫富“，而应提出保护地主阶级的“私人财产”和在封建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号，否则就不是革命，而应该像冯友兰先生说的那样叫做搞倒退。

    提到农民革命，就有人拿“均贫富”说事儿。其实这“均贫富”不是革命农民发明的，中国农民革命打出这个旗帜距今只有1200年，而你们的孔夫子2500年前就发表同样意思的意见了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患不均”、“均无贫”，不就是提倡该死的“均贫富”吗？朱熹在给这段话作注时，来了个理论创新，把“不患寡而不患不均”的“均”解释成为“各得其分”，总算保住了孔夫子的面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朱熹创新的思路给“均贫富”作个注呢？如果真作起来，那一定是“按劳分配”了。绝对“均贫富”没有人能做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国主政时，也实行“八级工资制”，工农业产品交换仍有“剪刀差”。梁漱溟解放初期在政协会议上说，中国的工农差别已经太大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他引用孔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那句话警示中共尽快提高农民生活，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说，是并不是我们不如梁先生关心农民，是你说的（绝对平均主义）我们做不到。梁先生似乎也接受了毛的批评。北大教授李零近来提及此事，说梁漱溟“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此公”（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今天看来，平均主义是如此幼稚可笑。但是，起义农民在提出这个内容的口号时，是十分认真和真诚的。“平均”，是他们对罪恶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否定和抗议，是他们对改变自己深受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这个口号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力量，却是如此巨大，能一下子把千千万万贫苦农民聚集到它的旗帜下。

往往带“宗教色彩”，是对农民革命的又一种指责。有人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里说，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

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与史实相符。洪秀全起事前创立的拜上帝会是模拟基督教形式建立的农民革命组织。洪秀全还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小册子，号召人民信仰“皇上帝”，消灭“阎罗妖”（指清王朝），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天平”的理想，还制订了《天条十条》，作为会员守则。在充分地做了这些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后，洪秀全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宣布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大多带宗教色彩。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导人张角，自称太平道大贤良师，他利用东汉中期流布的《太平青领书》中的原始道教平等思想宣传反剥削反压迫，他又画符诵咒为人治病，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工作，信徒达到几十万人，他将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还提出带宗教色彩的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东汉王朝，“黄天”是张角自喻，甲子是公元184年。准备就绪后，张角于184年3月5日宣布起义。农民起义军头裹黄巾，称黄巾军。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即陈胜、吴广起义，虽然没有建立什么宗教组织，但也带宗教色彩。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发往渔阳服役的贫苦农民900人，被大雨阻于安徽大泽乡，不可能在规定时间点到达目的地。“失期当斩”，陈胜、吴广谋划起义。请人占卜，卜者知道他们的意图，说你们的事业能成功，但必须有鬼神帮助你们。吴广就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一条鱼的肚子里，第二天又把这条鱼买回来烹食，让大家看这绸子，夜里吴广又躲进离住处不远的树丛中的一个神祠里，点起灯笼装野狐叫：“大楚兴，陈胜王”。时机一成熟，陈胜振臂一呼，900人揭竿而起。

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借助过宋献策献的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十八子”拼合后是个“李”字，暗示李自成要做皇帝。

中国农民起义为什么大多带宗教色彩？换一句先生们爱听的话，就是为什么要“装神弄鬼”？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首先是为了替起义军领导人树立权威。中国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除个别，例如项羽，是旧六国贵族，绝大多数出身低微。陈胜、吴广是“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朱元璋做过小和尚，李自成从小给地主放羊。他们没有文化，也默默无闻，有谁爱听他们招呼，愿受他们指挥？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就求助鬼神。不过那手段也是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统治者都说自己的皇权是天授的、神授的，皇帝是真命天子。他们就说，你气数已尽，江山该由我来坐了。其次是因为找不到可以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抗的东西。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当然是好东西，但早时候还没有产生，产生出来了也传不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再次是为了把造反队伍组织起来。这事情很不好办，光把人集中起来就难。流民的出现是一个机会，统治者大规模征发徭役也是机会，开初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900个农民就是秦二世把他们集中起来的。打宗教旗帜是组织起义队伍的好形式，张角的太平道，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开始都是秘密组织，白莲教以及与白莲教有源流关系的义和团，开始也是秘密组织。

有一本“历史著作”，里面有一段话可以证实“装神弄鬼”那办法很管用。这本“历史著作”是2008年1月九洲出版社出版的何木风先生的《历史的拐点》（注意：不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先生的《历史的拐点》）。“作者简介”称何先生“对历史有独特的研究与体会，文风通俗而有历史韵味，信笔由缰而尊重历史真实”。该书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包括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内的元末四支红巾军之一的徐寿辉部的起义经过，这段话是：“就在黄河进入正轨时，南方白莲教的一个和尚彭莹玉及其门徒赵普胜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一个铁匠邹普胜、罗田的一个卖布的徐寿辉，在蕲水（湖北浠水）发动叛乱。他们其实很不要脸，称自己是弥勒佛的门徒。弥勒佛这一招牌很好用，在十月份他们就攻占了蕲水，并且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从何木风先生这段有“历史韵味”的语言看，他是反对农民革命的，但他“尊重历史真实”，因而他的这段话该不会有假，至少不会粉饰农民革命。何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和尚，一个和尚的门徒（当然也是和尚），一个打铁的，一个卖布的，根本没有号召力，却想要发动农民起义（何先生叫它“叛乱”），就求助于弥勒佛，而弥勒佛也真给了他们帮助，何先生说“弥勒佛这招牌很好用”，只两个月他们便建立了农民政权。

农民革命借助宗教的力量，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著名的1525年德国图林根农民起义的领袖，便是乡村牧师出身的托马斯·闵采尔，恩格斯给了他热情洋溢的赞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利用了宗教。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把加尔文教（清教）作为思想武器，反对国王的国教。清教反对国教的斗争，实质上是打着宗教的旗号，鼓动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有谁对英国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说三道四？甚至连现在的美国总统竞选也带宗教色彩，今年上半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竞争这个候选人资格时向媒体公布了一张他任参议员时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的照片。

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这里说的对农民革命采取满腔热情态度，主要是个正确对待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革命摆到发生时那个历史环境里去考察和分析。

今天看来，并不尽善尽美，甚至荒诞不经的某种动机和行为，但在它产生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下，只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就是历史局限性的表现。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时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是封建社会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的必然反映。

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不可能改变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因而，农民革命的最好结局，不过是改朝换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最高境界只是提出“均贫富”的口号。这是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里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难以摆脱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农民起义领导人有天命思想，帝王思想甚至相信鬼神，是很自然的，这是又一种历史局限性。

在正确对待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问题上，恩格斯是我们的榜样。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相继失败后，整个欧洲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为了表达对革命死难烈士的悼念，恩格斯发表《德国的农民战争》一书，饱含激情赞扬一位失败的英雄。他就是德国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出身于乡村牧师的托马斯·闵采尔。1525年5月，闵采尔在德国图林根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恩格斯介绍了起义的经过，评论说，“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的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太平之国”。“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闵采尔要求，“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闵采尔的政治纲领和中国历代的一些农民革命政权，例如太平天国的的政治纲领一样，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空想。但恩格斯没有加以直接的指责，只是说，在当时德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政治条件下，闵采尔的命运只能是以忍辱失败而告终。恩格斯更多的是对德意志封建领主残酷镇压闵采尔起义的愤怒和鄙弃。

    对于这种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平均主义空想，恩格斯认为应历史地予以对待，反对对它进行嘲笑和挑剔。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1824年，欧文还到美国试办过共产主义新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和我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领袖的平均主义一样可笑。恩格斯指出，他们的所谓新的社会制度，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开始就注定成为空想，它愈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嘲笑他们，倒是嘲笑了嘲笑他们的嘲笑者。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里说：“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这一方面了（指空想社会主义已被科学社会主义所代替一作者注）。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

科学地总结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对农民革命满腔热情的一种态度，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领导人，常常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流寇主义，取得一点胜利便骄傲，又例如不同革命派别之间常常斗得死去活来，内部又搞窝里斗，等等，这一些都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总结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晚年评论《水浒传》的谈话，就是一篇总结农民革命经验教训的很精辟的文字。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革命的长篇古典小说。这部小说由于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文人加工成书的过程，思想内容瑕瑜互见。作品一面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丑恶腐败，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搾和迫害，歌颂农民起义英雄惩恶除暴，劫富济贫，反抗朝廷的革命行动，一而又把接受朝廷招安，忠君报国的封建正统观念强加在起义军头上，作品的社会效果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

    毛泽东要求人们从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去阅读《水浒传》中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效力，最后惨死的情节。他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还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投降朝廷，但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受招安历史上不乏其例，毛泽东利用《水浒传》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对革命人民有警示作用，投降派是很难识别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语重心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长篇电视剧《水浒传》摄制播放。由于编导将原著的错误倾向按毛泽东指出的方向作了改变，即对封建正统观念由“赞美”改变为“批判”，也由于新的艺术表现手段的采用，电视剧《水浒传》变原著的腐朽为神奇了，使《水浒传》最终成为既大力弘扬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又提醒革命者不要犯阶级投降错误的思想性很高，艺术感染力很强的文艺作品。

电视剧对原著内容的少量改写和充实也是成功的，例如原著写吴用的结局是吊死在宋江的墓上，电视剧改变为吴用回梁山吊死在晁盖墓上，给了这个艺术形象一个完美的结局。李逵坐堂问案的情节是原著里没有的。李逵不但是法盲，还是文盲，更不会摆官架子，他怎么能坐堂审案呢？但是他公正，如果宋大哥犯了案，他也会判，这是精通法律的县太爷做的，用夸张的手法给当时已经被贬得一文钱不值的工农体力劳动者长了志气。电视剧的艺术效果也是好的，写宋江投降的许多镜头艺术感染力都很强，特别是宋江蹶着屁股，脸面贴地，俯伏在宋徽宗脚下的镜头，它出现的时候，有的观众厌恶得几乎要把电视机关掉。电视剧《水浒传》能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摄制播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