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新书】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体改所与政策制定

作  者:[美] Catherine Keyser 出版社: 大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5月 定  价：118元 备  注：香港原版  繁体 折  扣：9折 折后价：106元 ·去乌有之乡淘宝店，通过支付宝 》》 ·我已信任乌有之乡，直接联系 》》

【内容简介】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一支激情燃烧的团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生存于1984~1989年 — 经济开始全面变革、社会面临巨大变化、观念充满激烈碰撞的年代。那是中国1949年以后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体改所在此背景下诞生，成为当时的一个另类：身处「体制内」，却有很大的自主权；是官办机构，却有相当的思想自由度；一群下乡、当兵回来的年轻人，却对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为何会如此？本书也许会揭开部分谜底。

【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Catherine Keyser（凯瑟琳·奎塞）

着美国迪卢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经常客串编辑《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

译者：冶立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学士。

校跋者：张少杰

曾在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目录】

前言 Andrew J. Nathan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年轻改革者和制度变革

第二章 第三代：作为世代群体的年轻改革者

第五章 走向综合：组织发展与任务冲突

第三章 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研究组织：组织化与自发性

第四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第六章 从丛书热到民间热：追求专业化的呼声

结语 经济学家和政府：走向制度化的研究

附录 莫干山会议文件摘编

校后跋 张少杰

参考书目

图目录

图~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结构图，1985~1986

图~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结构图，1987~1988

图~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结构图，1989

校后跋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专门从事改革政策研究的研究机构，体改所在中国只存在了五年。我在这个所里也工作了五年。在中国的政府体系中，这样一个局级的研究机构不胜枚举，但这个研究所的故事却成了Keyser女士的政治学专著的研究对象。设想一下生物学家在研究熊猫或者老鼠的时候，如何观察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我们从Discovery频道中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当年的活动居然也成了别人观察的对象了。这不能不让我佩服美国人在研究方面的专业化水平。

作为本书的校对者，在通阅了本书之后，有一些值得提出的体会，也有一些需要说明的事情。

一、关于体改所的故事

这本书讲的是体改所的故事。我想，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亲历者的角度来说，体改所的故事确实都是令人兴奋的。

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个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年轻人，能够经常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我们调查研究的心得，并和领导人对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这确实是很难得的。这也使得我们「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以至于被当时一些学界前辈称为「奏折经济学家」。那时，确实有一点毛泽东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现在回头看，当时也确实有些狂妄，但作为30出头的年轻人，用我们刚刚学懂的知识，就能为国家出力，想不兴奋也难。

其实，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水平，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的学术建树，体改所的主要成就在于调查研究，我们无非是通过我们的勤奋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真正的政策制定工作还是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等部门做出来的。因此，这本书里对我们的评价，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夸大其词的。

不过，这本书将体改所在中国80年代改革中的贡献，归结为「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变革」，还是相当准确的。

体改所所推动的研究方法的变革，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大规模调查和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其二，是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密切结合；第三，是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系统化。应该说，在政策研究工作中提出并坚持了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体改所有别于国内其它各研究机构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体改所能够在当时的政策研究中有所建树的基本原因。至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以及在出版方面的改革努力，实际上当时无论是体改所、发展所以至社科院和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贡献，这是不能算成体改所的「独家」贡献的。

在80年代「摸石头过河」的改革中，依靠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体改所起到了几个重要作用。

首先是发现问题。在这一方面，以1985年的「大调查」最为典型。在城市改革刚刚启动之际，国民经济突然出现「过热」，当时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将其原因归咎为「投资膨胀」，而我们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则是在「投资膨胀」的同时，存在着「消费膨胀」，而在「投资膨胀」中，「非生产性投资膨胀」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两个膨胀的根本原因，则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存在的缺陷，并由此而提出了「微观改革先行」（包括建立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建议。这份报告，对当时的中央决策和此后的理论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应当说，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作为支撑，是很难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加以重视、也是很难让我们理论界的前辈学者们认同和支持的。

其次是避免失误。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匈南考察」。当时国内关于宏观改革的主导意见是「价税财联动」（其主要依据的是匈牙利1971年改革的经验），关于微观改革的主导意见是「工人自治」（其主要依据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针对这两方面的改革意见，体改所组织了一个18人的考察团，以体改所的研究人员为主，还邀请了所外的不少中青年经济学家，包括马凯、杜鹰、刘泽彭、李剑阁、郑洪庆、卢迈、周新城等人，在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的带领下，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了一个半月（这样一种规模在当时也是空前的）。这次考察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阻击了国家领导人「价税财联动」的决策，避免了萨克斯式的「休克疗法」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动荡。此后，国内关于工人自治的主张也就逐渐消失了。不过，我们在1988年阻击「价格闯关」的努力没有成功，以至最终引发了1988年下半年的社会恐慌和不稳，这是我们所的很多同仁都为此十分遗憾的。

第三是提供预警。这方面的最为经典的案例是1989年初关于大学生的社会心理的调查。这项由我们所的社会研究室和社会调查系统联合组织的对大学生的心理调查，在当时就提请党中央要注意学生中的不满情绪和民主诉求，要防范在四五月间可能出现的学潮，并提出了开展校园民主、疏导学生不满情绪的建议。结果，没有料到「一语成谶」，两个月之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潮并最终以悲剧而告终，而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份报告反而成了陈希同指控体改所「煽动学潮」的证据，让杨冠三在秦城住了一年多。

第四是帮着「摸石头」。在体改所存在的五年中，我们在改革的政策路径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比如，1985年「大调查」之后提出的建立要素市场的建议，1986年提出的「利税分流」的建议，1987年提出的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建议，都是由我们所在国内率先提出的。虽然到了这些改革实施的时候，体改所已经辞世多年，但是回顾以往，看来这些石头还是算摸着了。

二、关于体改所的功能

本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是关于体改所的任务冲突的讨论。这种任务冲突，我在读完本书之前还没有想明白。这正应了东坡学士的那句名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按照作者的分类，我应当属于体改所中的「学术派」，可能和我同属一派的还有宋国青、王小鲁、白南风、刁新申等人。王小强其实也是个「学术派」，不过他身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有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做。当时，小强和我们这帮人是有很大的学术抱负的，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渐形成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因此，看书、调研、总结、争论，成为我们这帮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那些很牵扯精力的社会活动总是想敬而远之，那会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让张钢他们折腾去，我们该干嘛干嘛」。

所里的「政治活跃派」的代表人物是张钢。张钢记者出身，对热点问题敏感，社会联系广，口才也好，因此就很能生事儿。按照最初的结构设计，联络室的任务就是联络各方面的有志青年，支持体改所的科研工作。比如1985年的「大调查」，发动几百名大学生分赴全国各地搞调研，没有联络室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所描述的，联络室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运转的机器，此后又生出了「改宣办」、「培训中心」，体改所最终形成了改革研究和改革活动两个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两个「板块」。

两个「板块」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表现在改革活动需要改革研究的支持，很多改革活动比如宣传和培训也都需要我们这些「学术派」的参与。体改所培训中心办的培训班，如果没有小强、国青、南风、冠三和我这些人去讲上一讲，那就和北大办的培训班没有什么两样了。反过来，我们的改革研究如果没有改革活动的支持，我们对问题的发掘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对基层的了解也可能就会变得隔靴搔痒。

但两个板块之间的冲突也是很严重的。「政治活跃派」们关注的是热点问题，而热点问题是经常在变化的。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说，我们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有所研究，但改革活动则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对各种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因此，体改所在学术上追求的「长程性、战略性的研究」，经常会因为来自改革活动的干扰，变成了「短程型、战术性的研究」。这也是体改所的所长办公会议上大家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基本原因。

这样一种独特的组合所必然产生的任务冲突，来自于体改所当时的独特地位，也来自于当时很不职业化的社会环境。在一个有着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而职业化的发展又很不充分的社会，「舍我其谁」的感觉使得我们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承担着双重任务。差别仅在于有些人的「学术倾向」强一些，有些人的「活动倾向」强一些。这样一种双重任务的冲突伴随了体改所存在过的整整五年。

应当说，体改所在当时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就来自这两个方面的独特组合：它既是一个追求职业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群体，又是一个追求尽自己之所能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群体。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功能，体改所开创了很多对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很多都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记得有一位原发展所的朋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在「六四」之后，发展所的大多数人都还在搞研究，而体改所的大多数人都各干各的而且都各有所成。我当时的回答是，和发展所、国际所相比，体改所的下场最惨，树倒猢狲散，大家只能各自奋斗。现在看，这个答案还不完整。实际上，体改所的成员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研究者」，而是兼有「研究者」和「活动者」两种素质，这使得我的大多数同事们都能够独立奋斗。因此，回头再看体改所，当年的任务冲突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

当然，在体改所被关闭了近20年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分工已经初具眉目，现在的调查、研究、分析以及NGO的社会工作都比我们当年干得细致得多、专业得多，已经不可能再有一个体改所这样的研究机构能够包打天下了。这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巨大进步。体改所作为这个进程的推动者之一，应当是能够让我的所有同仁们感到欣慰的。

三、关于译校的一些说明

本书最初是由王小鲁介绍给我的，因为澳大利亚的一份杂志请小鲁为这本书写书评，送了他一本。我粗粗翻阅了一遍，觉得颇有价值，就和王小强商量，能否由他在香港办的「大风出版社」出版中文本。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小强的赞同，并着手请在美国的张艾枚与出版商、作者洽商版权事务。其间恰逢我的外甥方冶立从英国学成回国，在国家发改委的「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也就是「六四」以后接替「体改所」的新实体）实习，他对这个所的故事也颇有兴趣，于是就请他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我作为本书的校对者，在对中译本的文字加以校改的同时，主要是根据我对当时体改所工作的了解和记忆，对书中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加以修正，对一些我自己也记不清楚的情况，则请南风、冠三等人一起来回忆和厘清。由于Keyser女士的这本书的基础是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当时分散于国内外各地的体改所成员以及相关人士的访谈，以及当时有关中国改革的为数不多的文献。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上的禁忌仍然很多，也很难邀请相关人员共聚一堂回忆某些重要事件，书中出现一些失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作为同时又是当事人的校对者，需要对本书的校对工作作一些说明。

第一，我以为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此，这本书中有时出现的史实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此为原则，中译本必须忠实于原作，而不应当妄加删改。对于一些与史实有明显不符的地方，我以「校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和更正。

第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这些文献从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很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我尽量查询了作者所引用的中文文献，能够找到的一概使用原文，包括莫干山会议的报告和于光远、邓力群的讲话等等。有些文献实在无法找到的，就只能「硬译」了。其实想开了，即便中文文献全部还原本来面目，作者原来看的是英文，理解的也是英文，还不如现在这样「硬译」，更能准确反映作者的意见。

第三，书中引用了大量的「采访文献」，并在尾注一一注明。显而易见，该书出版，没有可能同时附印出采访的有关内容。翻译这本书时，为了忠实原著，只好照录这些对读者意义不大﹑对作者可能意义重大的尾注。

张少杰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