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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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0-25 19:39:01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张厚安  
  
编者按：张厚安（Zhang Houan），男，1928年元月出生，湖北省汉川市人，汉族。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顾问、政治学教授，湖北省政策研究会顾问。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厚安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文革后，是全国最先致力于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少数学者之一。近二十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被报刊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主编和撰写的主要著作，在政治学方面有：《通俗政治学》（获省优秀成果二等奖）、《政治学》、《简明政治学》、《政治学辞典》、《简明行为学辞典》、《政治学考试纲要》、《科学社会主义》（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获省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政治学丛书》等，是《大百科辞典政治学卷》的撰稿人；在农村问题方面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被评为1996年‘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并获一等奖）、《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山东省莱西市村级建设“三配套”的实践》、《乡村政治制度建设》等。由他和徐勇主编的“村治书系”，《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已经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书也将陆续出版。他撰写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系列论文”获一九九五年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一等奖。

引　　言

我的后半生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并使华中师大政治学课程在全国得以领先开设。二是从七十年代末就转入重点研究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二十年前我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工作者也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所谓理论工作者要“务农”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论研究立足于农村的改革，服务于农村的改革。要改变过去那种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教条式、经院式的研究方法。要深入实际，特别是要深入农村。

全国人大第十届三次会议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温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农”问题提问的时候，他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经济学就是农民的经济学，就是农村的经济学。温总理还讲到我国现在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方针的阶段，对农民要“多予、少取、放活。”

去年北大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由于工作时间上的冲突，我只提交了相关论文，未能到会。在论文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也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和小康。人们常说‘无农不稳’，但是如果务农者不能和务工、务商等行业的人一样快地富起来，又怎么能够调动广大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呢？今天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固然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一些非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我们还应当看到因为农村人口无序的大量外流所造成的如土地抛荒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谁务农谁吃亏’的状况。务农的人吃亏，务农的县吃亏，务农的省吃亏，谁务农谁吃亏。必须防止城乡差别的扩大，应该通过城市支援乡村，工业支援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科学种田，从而减轻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多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能与城市人、与从事其它行业者一样的得到同步的提高。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会安心生活、居住在农村，才能安心务农，只有这样，再加上其它改革措施，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泰民安。现在农民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愿意生活、居住在农村，不愿意务农。根据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在我国有63.9％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共8亿零739万人。如果脱离了‘8亿农民’，也就脱离了人民的大多数。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二十多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成绩斐然。现在，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决定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民的农业税赋。同时，中央还提出了建议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居住环境，以期缩小不断扩大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解决‘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农村改革的实践，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亲眼目睹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见证者；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也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被下放到农村当了一年多的“社员”，又是党的农村政策的身受者。同时作为一个从事了五十多年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不仅能够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述这段历史，来回忆改革的经过，并且能对半个世纪来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下面我想分成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与公社化）、1978年拨乱反正后农村的巨变和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村治”实验的启示四个部分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对今后农村的深化改革有所裨益。

一、　土　地　改　革

   ——从1950年“红安试点”谈起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结果。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能否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是解放战争成败的关键。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农民的拥戴。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其中心内容也就是要实现如孙中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兑现对农民的承诺。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1950年，当时的中南局就决定在湖北省的黄安县（后改为红安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为期一年。我被中原大学指派，参加了黄安县的土改工作队，亲历了这场土地改革。土改就是为了实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

土改工作队首先在孝感集训，提高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学习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随后我们背着四十多斤重的行装步行三天到达黄安县，当时的黄安，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荒凉景象。绝大多数农民吃不到米饭和白面，都是吃红薯，而且还是红薯根、苕叶并带有泥沙。广大贫苦农民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早上三碗苕，中午苕三碗，晚上苕当饭，明天早上还是苕。”这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面我讲的虽然是红安1950年土改的情况，但是它却带有一般性。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结论。

首先在我们下村以前，对那些有重大恶迹、有民愤的危险分子进行了摸底排队，并对其中最危险的人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下村以后，土改工作经过了几个较大的环节：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划阶级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分田地（和地主的房屋和财产）、复查、政权建设，然后转入发展生产。其中，发动群众和划阶级又是整个土改运动成败的关键。

扎根串联深入发动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当时的农村，封建宗族房头关系影响极深。农民中非常重视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并以此来分亲疏。我们针对此就大力宣传阶级观念、强调阶级亲，宣传剥削与被剥削和谁养活谁的道理，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

但是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地主、富农与贫民、雇农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都是在一种亲情、一种叔伯、兄弟等关系的外衣下掩盖着。特别是一些老实的农民，长期来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地主、富农看在亲戚关系上，租土地给自己或者雇佣自己，生活可能会更困难。他们对地主、富农往往更多的是感激。而看不到是自己的劳动养活了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受剥削的道理。

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下村后，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访贫问苦找到一个几代人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住户，也就是要扎正根子。可是我们下去以后，那些主动接近我们的，往往不是我们想依靠的贫苦农民，而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流氓无产者。后来土改中，有一些地方运动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却出现了捆绑吊打和为了挖地主的浮财甚至逼死人等违反政策的做法，大多就是因扎根不正所造成。所以当时非常强调扎好根。只有根子扎正了，那么通过土改根子再去串联其他人就比较可靠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叫袁家畈的村子去土改。这是一个千户以上的大村。这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土匪窝子，因男人当土匪被镇压而成为寡妇的就有一百多人。这个村的民居建筑非常有“气势”、不少家里都修有暗室、暗道，整个村落横纵交错极其复杂。这也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的村。我背着背包来到村长家，村长初步介绍了情况之后，问我住在哪一家，我一时无法决定。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说今天就先住在村子的公屋里吧。于是村长把我带到了在村头上的袁家宗族祠堂。这是一个非常高大宽阔的祠堂，祠堂四壁摆放着许多村里老人准备去世后用的棺木。村长叫人把一副棺木抬到祠堂中间并把盖子翻了过来，再放上一捆稻草就算是我的床了。我把背包打开，铺上被子，关上祠堂的大门就睡到这棺材盖上。屋里一篇漆黑，外面刮着大风，脑子里盘算着明天怎么深入群众，找到一个可靠的住户，心里却害怕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越怕越睡不着。到了深夜，祠堂里不断的发出了喳喳的响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因为祠堂年代久远，四周板壁干裂发出的声音，吓得将头紧紧的蒙在被子里。这一次我也领教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了。第二天天一亮，我赶紧找到村长对村里住户进行摸底排队，然后进行家访，找到了一户经过详细走访、调查，认为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条件的住户住了下来。

发动群众是艰难的，但是一旦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后，他们暴发出来的热情和声势也是巨大的。红安是革命老区，也是一个山区，到了冬天，天气越来越寒冷，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大家围在用树蔸燃烧的火边取暖，边唱着“谁养活谁”等革命歌曲，边讨论问题。当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并由贫雇农和中农组成农会。在以后整个土改的过程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先经贫雇农讨论，然后通过农会把政策交给广大农民去贯彻执行。

充分地发动群众乃是土改顺利进行的基础。有些地方后来在复查中发现许多问题，存在着夹生饭，其根源都是由于群众发动不够或者依靠的人出现了偏差所导致。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土改工作队员都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轮流派到贫农、雇农和中农家里吃饭，每天交一毛钱。有一天我被派到了一家患有肺病的贫农家里，虽然他不断地咳嗽、吐痰，家里卫生条件极差，我还得硬着头皮与他们同桌吃饭。也是在土改时期，农民手把手地教会了我犁地、栽秧、割麦子等农活。也正是在这期间培养了自己对劳动人民更深的感情，加深了劳动观念。这就是说，发动群众的过程既是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过程，也是自己接受他们教育的过程。

划分阶级，“劳动不劳动分地富”

划阶级就是要分清敌、我、友。因此严格地按照政策正确地划分每个农户的阶级成份，对所有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同时这也是土改成败地关键。

当时，根据土改政策将农村阶级成份划分为：贫农、雇农、中农（佃中农、中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这并不是一种成份，只是因为其主要生活来源非土地收入）。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少数贫雇农积极分子（也就是我们依靠的土改根子）会议上对全村逐户摸底排队，计算各家的人口、田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劳动、是否有土地出租或者租有他人的土地、是否有雇工或者受雇于人、是否放有高利贷或者受高利贷盘剥、除土地外是否有其它收入、计算每户解放前三年的主要生活来源、搞清解放前每户家庭成员的变化（如：娶媳妇、嫁女儿等）；接着在村农民协会大会上报告各户的基本情况，请大家进行审查、比对；在各户自查和互查的基础上出榜公布。情况基本弄清楚，大家无异议后，再开会划阶级。采取自划和互划的办法，很快谁家是贫农、谁家是雇农、谁家是中农、谁家是地主或者富农就出来了。少数有争议的农户暂不定案，再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慎重处理。

在划阶级过程中有几个难点：1、佃中农与贫农的划分。二者都租有地主较多的土地，都受地主剥削。不同的是：贫农自己有较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缺少耕牛农具，生活贫困；而佃中农一般自己有较多的土地并且农具耕牛比较齐全、家庭劳动力比较强，农副业等各种收入较高、生活较好。我们在二者界限难区分的时候，往往是就低不就高，都划为贫农。2、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二者都有土地出租，或者雇有长、短工，都有一定剥削，不同的是二者剥削数量的区别，当时政策的规定是剥削量超过其总收入的25％的就应划为富农，有剥削但是其剥削量不足25％的是富裕中农。也就是说剥削量超过25％是二者从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往往很难把握。在当时，有掌握从严的倾向，把那些可划可不划为富农成份的农户也划成了富农。3.地主和富农的划分。劳动不劳动分地富，不劳动而拥有大量的土地，完全靠雇工和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的才是地主。但是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农户拥有土地数量很大，有雇工，并且出租土地，主要收入是剥削所得。但是，家庭主要成员又参加部分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时为了满足贫雇农多分土地的愿望，我们往往把他们的这种劳动说成是监督雇工而进行的“监督劳动”，说监督劳动不算是劳动。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是一种“左”倾向。

在划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并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通过斗争来取得胜利，一再强调要防止“和平土改”。所以划分阶级最后是以斗地主来完成的。

为了斗倒地主，工作队员都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那天，是我工作的刘仁里村开展对地主斗争会的日子。县长程鹏同志亲自下来视察，他坐在斗争会场的最后边观看。斗争会开始了，首先由贫雇组组长发言诉说这个地主的发家史，控诉了他多年以来对本村贫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接着其它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发言很踊跃，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不断的有人带头呼口号。但是这个老地主就是不低头，表现出明显的不服。我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主家的那个一直未能发动的老长工站起来了，他不再去算那些剥削帐了，一下子把话题转移到地主的家事上来，他用非常具体、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地主家腐朽、淫乱的生活情节。这是地主份子出乎意料的，他一下子低下了头。我也松了一口气。程县长[1]看到这里也绽开了笑容。

在我工作的永和区，还开过两次几个乡群众参加的大型的斗争会。这两次是斗争恶霸地主，通过斗争，当场宣判并处死了几个有命案和重大罪行的恶霸地主。这也是土改过程中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造成一种强大的对敌斗争的声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打。

分田分地，先填“坑”后补“齐”

土改，主要是对地主的田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和房屋予以没收，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对地主的生活资料一般是不动的。但是，在发动群众的初期，有的地方为了急于让群众享受到胜利的果实，提高斗志，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挖地主的浮财上。特别是那些二流子对此最为积极。他们首先把矛头放在追地主的金银财宝上，有些地主份子也因害怕，暗地里将财产分散到亲戚朋友家，或者埋藏在地下。对地主的浮财群众心中是无数的，只是猜测他们可能有什么，有多少。为了挖出更多的地主浮财，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违反政策的做法。有时，土改工作队员到队部开会去了，积极分子在村里就私设公堂追地主浮财了，于是捆、绑、吊、打等错误的做法都出现了。

根据政策在土改中先对地主的田地和生产资料、房屋全部没收。对富农则是没收其多出的土地，对其房屋农具一般不动。对待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农具、财产是不准动的。在分配中，则是先满足贫、雇农，叫做“填坑”；然后补给佃中农不足的部分，叫做“补齐”。对于地主份子及其家属则分给同等的一份。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但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每一个人。土改的目的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也是要把每一个地主份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新人。另外，在分田地时，我们并没有对全村的土地重新丈量，而只是根据原有的地契和大家的记忆（本村田亩的情况，农民都很清楚，他们能一块一块的讲出来），经过贫雇农和佃中农的讨论、协商，肥沃的与贫瘠的搭配、离村远的和离村近的搭配、水田与旱地搭配，比较顺利地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大家都很满意。                 

田地分完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队又组织了复查。复查的重点是查阶级划分是否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查漏划、查错划；其次查土地、农具、房屋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特别要求检查是否按政策分给了地主份子及其家属同等的一份。有不少地方分给地主的那一份往往是最差的。只有通过了复查的地方，才算土改工作基本结束。

土改后，村子里牵起了电线，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并掀起了办夜校、扫文盲、学文化的热潮。各村还自发地组织起了生产互助组，准备春耕生产。土改翻身后的农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发自内心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

选举乡干部，投下神圣的豆子

土改完成后，接着进行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县以下是区公所、乡（镇）政权和村公所三个层次。区公所是县的派出机构，村公所则是乡（镇）的派出机构。“村”称行政村，有的是一个大自然村设有一个村公所，这个大自然村就是一个行政村；有的是若干个小自然村合设一个村公所。那么那些小自然村加在一起才是一个行政村。村公所主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各种行政工作，和今天的自治村是不同的。“村”设村长一人，秘书、干事各一人。所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主要是指乡（镇）政权建设。

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还没有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所以当时建立乡（镇）政权主要是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高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各乡乡政府选举动人的情景。其过程是：先由各村选出代表若干名，同时经各村代表反复酝酿提出乡政府成员候选人名单。最后由土改工作队汇集确定了十四个候选人组成的统一名单，再交各村讨论提意见后，由工作队和乡农协委员会确定一个正式的名单并予以公布。当时提出的乡政府候选人，多数都是土改工作中我们培养出来的翻身队成员或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所以意见很容易统一。最后由各村选出的村民代表来投票选举乡政府成员。

乡政府选举是在露天举行的，会场布置既简单又隆重，除村代表外各村群众都穿着新衣，兴高采烈地来观看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当时的场面和气氛使我真正的感受到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广大农民群众以过节一样的心情来迎接这次选举。

在会场的前方，主席台下十四位候选人背对群众和代表坐在一排木凳上。每个候选人的背后又放了一个木凳，凳上放着一个碗。村民代表要在十四位候选人中选出七名未来的政府成员。代表们在候选人背后排成一条长队，每人发给七粒豆子，自己同意谁，就在他背后的碗中丢下一粒豆子。代表们非常认真负责的投下了手中七粒神圣的豆子，选出了他们的当家人。

乡长则由七名委员推选出来，实行委员制，政府决策由委员多数来决定。这虽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程序规则不够完善的民主过程，但是它却真实的反映了民意。乡政府成员是由农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认识到必须对全乡农民负责，当选后的积极性很高、很高。我所在的永和乡的乡长当选人原来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陈开植，1987年我去红安时他还健在，已退休在家，住在城关。

这是一个错误：把“地富”分子都当作敌人“专政”了三十年

土地改革破除了几千年来压在亿万农民身上的大山——封建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富农阶级已不复存在。广大贫雇农也因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中农化”。同时，由于土改后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高涨，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改革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我们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正确，证明了土地改革的成功。

通过土改，地主和富农作为阶级消灭了，那么对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即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怎么办？当时是在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划成敌对阶级的同时，把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即所有的地富分子也都定成了敌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做法就值得反思了。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地主富农“摘帽”，对他们实行了三十年的管制，也就是专政。现在看来摘帽是不够的，对他们也应该与对“右派分子”一样“平反”，因为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近30年的时间里，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和以后的“右派”）都被当作敌人或另类看待，当成专政的对象，在政治上乃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歧视。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劳动，不能“乱说乱动”，甚至不享有宪法规定地公民同等的权利。有的地主分子在解放前三年还是贫农或贫农的女儿，是受剥削的，是从事劳动的，只是因为嫁到了地主家过了三年的剥削生活也和丈夫一同在土改中被划成了地主分子，成了地主婆。三年的地主家庭生活换来了30年的“专政对象”待遇。地主富农的子女则因出生地主富农家庭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受教育、参干、参军、就业等各方面都因政治条件不好而受到限制，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地富子女处处低人一等。党的政策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影响更大。就是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出身不也是身不由己吗？毛主席在土改后指出：土改后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数在农村人口中占7％左右（《毛选第5卷》第122页），根据当时的人口数量，按照这个比例全国就有地主富农约二千五百多万，（如果再加上反革命、右派就更多了）。在一个国家，公开把几千万人当成敌人长期实行专政，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几千万人及其子女亲属长期痛苦的感受到压制和不公正，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应该分清敌、我、友。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新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敌人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划成敌对阶级并通过土改将这两个阶级予以消灭这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两个阶级中的成员，每一个份子就不应该简单的也都当成敌人并对他们实行长期的专政。在土改中，只能把那些对抗土改政策，反抗并破坏土地改革的人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至于地主富农当中的绝大多数，不反抗、不破坏、甚至愿意接受土改政策，交出土地、财物。对他们就不应该统统地划成敌人。当然地主富农分子不反抗也是迫于形势，在思想感情上这些人是想不通的，他们甚至仇恨共产党，从内心深处对这场变革是不满的。但是，这种思想只要没有变成行动，就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化、庸俗化。我们必须全面地对建国后不断发动的阶级斗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勇敢地为在这些斗争中受到过伤害的人平反，理顺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

重返红安，情系老区乡亲

1987年冬，在三十七年后，我又重返红安调查。进到县城，昔日破旧衰败的景象不复存在。路宽了，房屋整齐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个新红安。

在县委和县民政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37年前工作过的村子，看望土改时年轻的朋友和父老乡亲。我们首先来到刘仁里村，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进到村子就看见一群老人蹬在一座房子的墙边晒太阳。我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问他们：“你们认识我吗？”老人们都摇头，表示不认识。我又问：“你们还记得土改时，在这里工作的土改干部是谁吗？”我的话音刚落，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厚安。”和我一块儿下去调查的王克安教授立即指着我对他们说：“这个人就是张厚安啊！”老人们顿时精神大振，都站了起来，仔细地瞧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大家把我们迎到了家里，一边忙着烧水泡茶、炒瓜子、花生，一边向我问长问短。我也询问着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和土改后近40年来村子的变化，当询问到过去一块闹土改的某个年轻朋友，今天已经成为当面不相识的老人时，莫不感慨万千。

接着我们又来到我工作过的另一个村子——田铺湾。进村以后，迎面碰到一个约80多岁的白发老人，正提着畚箕和钉耙在拾猪、牛粪积肥。我与老人打招呼后，问：“你在土改中划的是什么阶级？”老人平静地答道：“地主。”我又问：“是谁把你划成地主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张厚安”，我一阵震动。我接着问：“你恨他吗？”回答是：“不。”“为什么不恨？”“因为那是政策决定的，不能怪那个年轻人。”我又进一步问到：“你认识我吗？”他摇摇头。我身边的王克安教授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把您划成地主的那个年轻人张厚安。”听到这话，我见他也是吃了一惊。继而我们又走访了几家农户并沿着村子和村旁的小山转了一个圈，就返回县城了。

40年后重返红安，回到自己土改过的两个村子，给我的震动极大。首先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的某种行为会产生如此深的影响，无论你曾经对别人做过“好事”或者“坏事”，他都会记你一辈子，并记得如此的牢固。其次，我在访问的过程中看到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仍然不富裕，卫生条件仍很差，不少女孩子失学在家带弟弟、妹妹做家务，墙上的喇叭还挂在那儿，但是已经不响了，村容村貌比土改时期显得更差，房屋前后拥挤，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过去满山的树林不见了，一眼望去见不到绿色。当然这都是人民公社留下的后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时还不长，如果今天再去红安，就一定会是另一个景象了。我只能默默地祝愿苦难深重的老区父老乡亲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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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红安县县长程鹏同志曾因种试验田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闻名全国。目前程鹏同志虽离休在家，但仍然关注着农村的每一步改革。
 
 

链接：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续一）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续二）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续三）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续四）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