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与西方思想，哪个更先进？兼谈民主与革命

　　 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为何纷纷对国人自认为“封建专制”的儒家思想赞叹不已呢？回顾历史，美国学者顾立雅(1905-1994)总结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通过与西方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原因就在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中：

　　（一）儒家思想肯定现实价值、尊重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精神。

　　在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儒家思想中虽然也有“天命论”，但同时也指出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在基督教统治欧洲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们的思想是为泯灭人性的奴隶制度服务的。基督教统治欧洲后，奴隶制经济虽然崩溃了，但奴隶制的残余——农奴制仍牢牢地被教会维护着，农奴们在法律上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人的精神则完全为神的意志所控制。

　　（二）与自然和谐的人欲观。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认为人的基本欲望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在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人的欲望必须与自然(即天)相和谐，凡符合自然之欲即是善，凡违背自然之欲即是恶。
          

          西方则缺乏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要么认为追求感觉欲望的满足是人生的基本目的，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快乐和幸福的首要要求是承认人对物质生活的享受；要么坠入基督教的原罪之中，认为人欲就是人的原罪本身，主张遏制人欲。

　　（三）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

　　儒家思想特别推崇独立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齐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称赞虞人“非其招不往也”。子产不毁乡校，孔子听到后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人的思想禁锢在圣经之中，自由意志的下场就是火刑。在中国多宗教和谐共存的同时，欧洲却宗教战争和思想迫害不断。

　　（四）“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如“泛爱众” 、“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恩足以保四海”、“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等，无不体现了儒家无阶级的博爱思想。
　　

         西方基督教也有着一种博爱精神，但与儒家的仁不同，基督教的博爱是基于对神的同一认知，否则一律视为魔鬼。在对中东的十字军圣战和对美洲人的屠杀中，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就荡然无存。

　　（五）“性相近”的平等思想。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尧舜是儒家最为推崇的道德圣人和伟大帝王，然而孟子却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有人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说：“然。”
　　古希腊的思想中没有一丝平等价值观，基督教虽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却发生了对印地安人到底是不是人的争论。教会宣称平等属于天上的国，人世间的农奴制度是上帝的美妙安排。

　　（六）君权民赋和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

　　儒家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统治者的权力不属于个人，是“受命于天”，而“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百神享之，是天受之”，“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故孟子认为“天与之”实为“人与之”。
　　

      基督教的思想则明确指出君权神授。《新约全书?罗马人书》就这样告诫教徒:任何权柄皆系神所命定。教会宣称：因性而堕落的人类，需要上帝设立的政治权威来加以统治和惩罚，因此，国家政权也是宗教机构的一部分，给予君主这个“职位”以尊严与权威的是上帝。

　　（七）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

　　《易?革?彖辞》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儒家对迫害人民的苛政是深恶痛绝，孔子告诫学生说“苛政猛于虎”。孟子号召人民将独夫民贼予以诛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对于有错不改的君主，孟子认为应当予以更换，“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君臣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统一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对于不能正确履行义务的君主，人们不仅不需要服从和忠于他，而且可以把他赶下台去。

        原始儒家宣传的革命思想，曾深深的刺痛过封建专制帝王，朱元璋就是一例。 明太祖朱元璋“删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
   

    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原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
     

     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
   

     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删孟”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在我看来，朱元璋对孟子强烈不满，和其“删孟”的举动，正是他竭力建立一种“新道统”的标志。读中国历史，当代人常会奇怪，传统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君王淫威之下，那时的人们肯定是极度缺乏尊严，天天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要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也并非总是那么一副谦卑可怜的贱相，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
   

     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渺视”君权的狂人，虽然难免结局凄凉，有的要被打屁股，有的会被杀戮，甚至遭遇灭门灭族之祸，但民间的清议，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舆论”，还是公然站在他们的一边。被君权打压甚至消灭了其肉体的，虽败犹荣，虽死犹荣。即便是要啥有啥的皇帝，对这样一种状况，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他们倔强地认为，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在皇帝那儿，而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却在我们手里。这种“治统”和“道统”分割的现状让朱元璋愤怒，他雄心勃勃，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
   

    朱元璋“删孟”所暴露的，正是一个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他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唯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不仅不准反抗，连消极躲避做一个隐士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孔子认为读书人在天下无道时可以做隐士，而朱元璋则执行“不合作则死”，连这种消极自由也蛮横取消了。
   

      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世俗政权里的国王，而且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
   

     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彻底颠覆。“国王即教主”、“权力即真理”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而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历代君王如何蔑视孔孟，抵触孔孟，他们最终都会一个个的死去。而孟子却仅凭几万字的小册子，而名垂青史，万古流芳，永垂不朽。青史浩浩，民心可鉴，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思想则完全与儒家背道而驰，它宣扬君权神授，要人们服从神授的政权，要奴隶服从主人。基督教的理论还宣称，暴戾苛刻的君主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惩罚，仁慈博爱的君主则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恩惠；即便君主的*暴可憎，其神性却不会因其暴戾而丧失。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发现，儒家的核心价值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是真正的民主思想之源，他们立即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并迅速投身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当中。

　　然而，许多人却困惑不已：既然儒家思想是真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是西方实现了近现代民主，而不是它的发源地——中国呢？

　　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民主实现的条件说起。我在前面说过，民主具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态：民主术和民主思想。术和思想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没有民主思想的民主术，只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术而已，它的价值目标不是民主思想的价值目标；没有民主术的民主思想，则缺乏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现实手段。只有当民主术与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时，民主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人找回了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术；在启蒙运动中，欧洲人又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洗礼。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使欧洲人迅速摧毁了千年的封建专制。而有着数千年民主思想传统的中国，由于特殊历史地理环境的原因，没有产生类似于雅典的民主术，更谈不上这二者的结合，因此近现代的民主未出现在中国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当今世界，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石之上。而在中国实现民主，一方面要重新拾回我们丢失的传统——儒家信仰，构建我们自己的民主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要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全面借鉴西方的先进民主术。

　　如今的中国，人们普遍地期待民主，但又普遍地缺乏信仰、思想混乱。在儒学复兴刚刚萌发的今日，许多人不能摆脱百年来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偏见，仍视之为“封建专制”之物，这不啻于以真珠为鱼目。满清覆亡几近一百年了，中国的民主化似乎仍旧在不辨东西的密林中穿行。如果今天的我们还不能正确看待我们的传统价值——儒家思想，还要盲目地“言必称希腊”，那穿出密林之日也许就非我辈所能目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