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从苏、日、欧的遭际看中国未来

《中国新闻网》报道了题为《李光耀：亚太不会多极化 日本应在中美间做出选择》一文，这其实是从美洲人的美洲到“亚洲人的亚洲”的分野，作为霉菌基地的新加坡的观点很具象征意味。二战以来，日、欧是作为美国的“英国大陆政策”的双翼而存在，也就是对中、苏联盟的制衡来达到对欧亚大陆的分而治之的目的。　　

 然而，一方面毛、周时代的中国所采取的第三世界战略和第二世界联盟对两极分化的世界起到了鼎足之势的三角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欧、日的民族及文化基因内在的具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生物多样性离心力，在核战威胁之外（太阳能）、起到一种生态均衡（生物能）的作用。　　

 美帝因它的离岛地理历史成因，一方面得益于欧亚大混战的渔翁之利，另一方面历史的惯性使其有意识得维持一种裂变的世界态势，否则就沦为鲁滨逊的漂流遭际。这体现在英国对法德联盟的制约上（现在则是所谓华尔街臭名昭著的评级机构通过“欧猪五国”的舆论战对欧元区的攻击），也通过新加坡在东盟中心的病毒性离间（正如以色列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楔子），此次八旬以上的李光耀的赤膊上阵、让人想起此前病倒韩国的冷战标志性人物基辛格的亚洲之旅。　　

 即便不考虑欧元、日元在苏联瓦解前后的种种遭际，欧亚大陆的自然经济圈从历史可持续性及能源危机之下的现实交通成本来说都远远低于作为欧洲殖民地的所谓“新大陆”。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和欧亚大陆的混战是成就了“新大陆”的肢体嫁接（人机手术是美国的主题意象），但是之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只能是海盗火中取栗的伎俩，要不然你怎么解释曾经因二战避险而成的美-金，落得今天近乎国家破产的境地。　　

今日之所以死而不僵，只不过是通过希腊的债权基地、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东亚的人权基地所发挥的吸血鬼功能来维持的……　　

《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美日合著）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 　　

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从）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发生变动）。 　　

阿里吉《21世纪的谱系》： 　　

尽管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库券，担在把南方国家顺差转投南方目的地方面，在向邻国和遥远的南方国家提供有关贸易、投资以及北方国家和金融机构的援助的有吸引力替代选择方面，中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中国宣布向菲律宾提供每年20亿美元的一揽子特别贷款，使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2亿美元相形见拙，遮盖了华盛顿因阿罗约总统从伊拉克撤军而给予的冷遇。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 　　

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沙特等西亚国家进来表现出有意将至少部分顺差从美国和欧洲转投东南亚，并且在破坏北方国家金融主导地位上潜力更大。原因部分是政治的：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在美国的对抗情绪等，后者迫使杜拜的港口公司在收购英国港口运营商后，抛售了在美国的股份。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却是纯经济的：中国和所有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都需要西亚的石油，而石油带来的西亚资本和流动资本也在寻找收益高于美国国库券的投资机会。（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模式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