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增长动力转换》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增长动力转换》是近日刊载在《光明日报》的一篇理论文章。笔者读罢该文，认为文章的一些看法与观点值得商榷。

　　文章开头便说“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从逻辑角度来看这个提法就存在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怎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总结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呢?这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里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与我国实行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我们更不能简单的套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

　　文章认为，美国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上可以借鉴的的例子。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进行了结构改革，使美国走向创新之路，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但也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并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先后发生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文章的作者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呢?

　　文章归纳了美国结构改革的两个主要措施。一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经济结构由工业化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二是大规模减税。促进中产人群的扩张，从而促进国内消费的增长。笔者认为，文章所谓的两大改革措施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美国政府多次对外呼吁制造业回归美国。既然美国都在逐步纠正原来的做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将此作为金科玉律呢?我们学习借鉴别国经济发展经验，一定要多问个为什么。美国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由工业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是由于美国的一批跨国公司将本国的一部分工业体系转移到拉美、亚洲等地区。与之相比，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才刚刚起步，还屡次受到欧美国家的阻挠。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自说自话，一定要受到别国的制约。文中提到的减税政策促进了中产阶级扩张，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结论。近年来多份研究报告都认为，减税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无助于缩小富人与中产阶级的差距。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最新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家庭与一般中产家庭的财富差距，从2003年的13倍扩大至2014年的24倍，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多轮大规模的减税退税方案。

　　文章又将日本作为美国的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文章提到，日本在经济下滑时，转而用需求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发行很多货币，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最后演变成经济危机。但文章作者却回避了造成日本经济下滑的祸首正是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通过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国。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冲击了日本出口贸易。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手段刺激内需。笔者以为，美国的成功与日本的失败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很难说明两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机制的孰优孰劣。

　　文章通过引用美日的例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一个经济体想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导向的前提下。日美等国的发展道路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激励机制不正确，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虚拟经济泛滥，则不可能实现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文章引用了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句话：“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要做的就是怎样从过去的动员资源转向动员聪明才智搞创新，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话。但时过三十年，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否得到切实的保障呢?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由此看来，动员我国劳动者聪明才智必须从保障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做起。

　　文章最后提到了几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是改革教育制度。在条件许可时，提高全民义务教育水平年限。鼓励社会办非盈利性教育。笔者认为，提高年限仅是数量的增长，不是对教育制度的改革。非盈利性教育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要靠市场调节自然出现不太现实。二是改革事业单位体制。要扩大现代服务业竞争，破除行业与行政垄断。对于这一点，笔者也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科研类机构，更需要相互协作，发挥集体智慧，人为的拆散搞相互竞争有可能导致研究资源的浪费。三是完善鼓励创新的收入分配、税收、金融等制度。笔者认为这条建议虽好，但如果文章能提到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那就更好了。

　　纵观全文，立意虽好，但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论证，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纰漏。文章作者出身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刊登该文章的又是中央级媒体，这让笔者不得不对我国的经济学界水平产生一丝忧虑。笔者今日所言的目的，也是希望中国经济学界要端正学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多提有价值的建议，而不是坐而论道，人云亦云。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增长动力转换

　　刘霞辉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24日 15 版)

　　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人均产量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人均产值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人均产出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遵循规模收益递减。拐点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概是人均产值1万美元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出现变化，由加速增长期的二产为主逐步转为三产为主。当然，上述观察不是各国都整齐一致的，如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因为工业化中明显的学习效应，经济增速高，投资大，动员经济特征明显，拐点非常明显。其背后的原因是大量资源沉淀在二产，三产普遍发展不起来，尤其是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教育科研系统大多停留在纸面，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低，造成的后果是人力资本不能高效利用，创新跟不上，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增长速度连下台阶。

　　我国经济是否到了上述拐点，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但以下几方面的观察表明，可能已到了拐点区域：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与2007年的峰值相比下降近50%;二是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下降，增速放缓，投资下滑，产能不能有效释放;三是实际工资上涨明显;四是三产总量不断加大但劳动生产率低且增速慢。总体看，经济增速和结构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应与拐点相关。

　　历史表明，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期的结束是客观的，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使经济由高速增长有效转入合理的平稳增长，而不是进入长期衰退或经济陷阱中。所以，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有两个例子可供借鉴，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

　　美国在二战后经历了过度繁荣和过度工业化，石油危机一来经济增速减半，出现十年左右的滞胀，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业不景气和三产增速快也基本停滞。进入80年代，他们进行了结构改革：一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大幅减少了管制机构，缩小了管制范围，加大了市场竞争力度，鼓励企业投资，使许多新企业、新行业出现，尤其是创新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结构由此顺利由工业化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二是大规模减税。减税快速促进了中产人群的扩张，使国内消费得以增长，而且使创业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经济保持了活跃。以上改革使美国走向创新之路，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

　　日本则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属赶超型，增速快。但两次石油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虽然潜在增长水平有所下降，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转向用需求管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发行很多货币，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也无力承受过多的货币沉淀，资产价格快速上升，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泡沫经济危机。此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陷于停滞。在经济结构上维持着工业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创新跟不上。

　　上述两国的情况表明，一个经济体想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这一点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我们体会最深。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提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要做的就是怎样从过去的动员资源转向动员聪明才智搞创新，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所以，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提升。但人力资本积累不等同于有效利用，有研究显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总体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只有中低收入国家的1/4，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背离的程度趋向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使人力资本收益率提升，人尽其才。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允许个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体来讲，还需以下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一是改革教育制度。条件许可时提高全民义务教育水平年限，使国民素质再提升;改革中、高等教育体制，鼓励社会(尤其是企业)办非盈利性的教育，人才培育方向面向社会需求，减少管制，使高等教育不是停留在纸面人力资本形成上。二是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破除行业垄断，提升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是创新载体，而且创新源由过去的大机构向更专业的中小机构转换，这就要求我们改革科研体制，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兴办科研机构，使研究队伍扩大，层次多样化;同时，要将一般事业单位市场化并破除行政与行业垄断，减少管制，扩大竞争，真正按现代服务业发展特点来发展该产业。三是完善和建立激励全社会创新的收入分配、税收、金融、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制度，使劳动者既可以各尽所能，又可以在行业、单位和区域间合理流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