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时论之四:新生代农民工罢工对策--建设乡土社区，提高农民地位

治国时论之四　　

新生代农民工罢工对策　　

——建设乡土社区，提高农民地位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的农民工中占到60%，大约涉及1亿人口。

最近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相继发生罢工，参加罢工的多数工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工人提出的诉求是加薪及改善待遇。其背后的实质是，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严。

和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比其父辈享受到的物质条件好许多，有着更高程度的教育水平，因此，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那就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赢得更多的个人尊严。可是在现实中，他们却发现自己跟城市居民在户籍制度、教育、劳动就业、医疗保险、住房、社会养老保险等领域有着如此大的差别，他们会觉得社会很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这种不满，这个庞大的群体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必将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西方国家解决工人罢工问题的方法是，由工人组织工会来跟资方谈判。离散的工人是没有力量跟资方对抗的，工人组织成工会，就有力量跟资方抗衡了。因此，在西方国家，工人获得地位、赢得尊严的方式是组织工会。这种对抗式的解决问题方式，是适用于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跟价值观念的，但是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跟价值观念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社会推崇“对抗”，中国社会推崇“协调”。如果在中国由工人组织工会来跟资方对抗，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乱。

那么，既适用于中国社会，又能解决农民工的不满的方法是什么？

以史为鉴，政府应该提高农民地位，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员和国营企业中的基本队伍的社会地位。

也许有人会问：国家凭什么要提高农民的地位？这不是公然造成不平等吗？

国家不是提高所有农民的地位，而是提高那些有信用的农民的地位。政府的理由是：社会信用较高的人，能够维护社会和谐，降低管理成本，当然应该给予较高的社会地位。

如何来识别和保障农民守信用呢？

要保障一个人守信用，离不开二个条件：一是要有人监督他，二是要有抵押物。

西方社会的信用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监督主要来自法律、警察、法官、律师，抵押物主要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资产。

对中国社会来说，靠法治来监督的成本太高，以金钱做抵押物的成本太低，所以在中国建立仿照西方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可能成功。

   要建立中国社会的信用，必须借助中国的国情，利用中国人的特点，那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特别强，重亲情，把有血缘关系的人看得重。因此，中国人的信用，最容易在亲戚之中建立起来。如果一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能够自愿组织成为一个互相信任、互相担保、互相监督的群体，那么，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不守信用的成本将大大提高。如果政府再发布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这个群体中的社会地位高于没有结成这种群体的离散的个人，那么，这个群体的人几乎将自觉地守信，而那些离散的个人，也将自发地形成新的互相信任、互相担保、互相监督的群体。

这个群体为保障守信而对政府提供的抵押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不是金钱，这样才能使他们违规的成本大大的增加。

我们把具有这样功能的土地，称为乡土，把这样的土地族群，称为乡土社区。

中国政府提高农民地位、重建社会信用的对策如下：

    政府建立公共的社会信用平台，社会信用由乡土社区担保，国家政策向土地人口乘积较大的守信群体倾钭，如：子女上学，国企招工，干部升迁，有土地族群作担保者优先。

乡土社区的介绍信可作信用凭证，政府提供核查介绍信真伪的信息平台，通过相关网络平台查询各乡土社区的信用记录，包括违规、刑案、命案、超生记录，对超生较多且记录较差的乡土社区限制其成员外流，实施乡土禁闭，或整体解散。

国家的优惠政策，根据土地族群的信用等级不同而给予不同等级的优惠。开国元勋及其他为国立功的族群，在政策的起步阶段，得到最高的优惠，在以后的时间中，当然也可能降级。其他的族群，也可以通过信用升级，享受最高的优惠政策。

这样的政策，使得加入了有族群有土地的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正类似于二十世纪60年代，一个有单位的国企职工也充满自豪感、安全感一样。这样的势，一旦建立，必将促使城市居民加入乡土社区，从而向本族土地投资，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乡土社区，其实就是个小社会，里面不光是只有农业，跟城市社区一样，也需要服务业、工商业，例如，电器维修、房屋建筑、养生医疗、文化娱乐、生态治理，甚至从农产品直至终端消费的全部加工环节，都可以由土地上的人口来承担，也就是说：粮油加工业、乳品业、罐头腌制蜜饯果蔬加工业、纺织业、时装业、林木加工业、皮革业等等，再加上民用消费品的终端装配，可以吸收大量人口就业。

因此，建设乡土社会，既能够重建中国社会的信用，又能够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新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是真正地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彻底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使多数中国人能够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