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媒体的自作自受

从另一个角度看媒体的自作自受　　

我不评论郭德纲，也不评论他的那个打记者的徒弟，而只从另一个角度来评说一下媒体及其记者。不知从何时起，记者头上安了顶“无冕之王”的大帽子，有些像朝鲜的妇女了。这不是挖苦嘲讽咱中国的记者们，许多的记者是兢兢业业地为国为民的，但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惟命是从，见风使舵，彷佛墙上之草。自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感之后，隶属和听命于大小各级媒体的记者们渐渐地蜕变了，学了一副舌头发硬的港台相这倒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在迎合私有化大潮、推广文艺纯商品化、崇尚拜金主义上，那一种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简直可以与J时代去进行决赛。　　

首先是掀起了造“星”运动，“四大天王”的说法就是媒体的老记们从港台贩卖来的，人就是人嘛，称什么“星”呢？说毛泽东是红太阳还有人指责呢；这还不够，干脆大造起内地之“星”来，主持人们抛头露面不遗余力地烂造，再通过老记们向四方八面传播，于是，财源滚滚，流入媒体和“星”们的腰包。记性好的同志可以数上一数，三十余年来媒体打造和培育了多少颗“星”。著名的如湖南和上海的《超级女声》、《好男儿》栏目，所造出来的有些“星”，女的像男，男的像女；造“星”期间难以计数的短信就足以让通讯公司和电视媒体笑晕过去了；而这些众多的媒体所造所捧所培育之“星”的德行，媒体是不管不问的，钱既进兜，还关媒体的屁事？而记者则更无责可究了。　　

其次，添油加醋式的捧“星”也是媒体加记者乐于参与的事情，比如，在介绍一部影视剧时，不报道该作品的社会效益将会如何，只说该作品有多少“大牌明星”参与其中，估计票房会有多少多少，一句话，影视作品的商业价值是第一位的，社会效益是不值一提，或微不足道的。仅举一例，《建国大业》够大了吧，但在首映式上介绍该片的政治价值的内容有多少？对于百十余位国内外“明星”的追捧倒是空前的卖力。地方台如此，央视更如此。我不禁要发问：毛泽东思想虽失去了指导地位，但还没有被否定，每年的五月还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哪为什么不号召媒体及其记者们认认真真地学一学呢？只讲票房不讲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迟早会走入死胡同。　　

再次，“明星”一有错，最先也是最起劲鞭挞“明星”的也是媒体及其记者，这一次的郭德纲之徒儿打记者一事，也起源于媒体的记者（暗拍？偷拍？）；郭与媒体的口水仗无关于我，也无兴趣评说之。我以为，这是媒体及其记者“养虎为患”，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很难全怪人家；人家由小虎长成了大虎，当然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了。央视的评论员杨禹将郭德纲“判”为了“三俗人物”，好像只待法院鉴定了，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郭“明星”的气仍然粗得很，正与他的“恩台”对着干呢，真有些像阿Q对仗小D。这不关我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时代的媒体及其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报道工农业生产大好形式，工农兵的模范事迹，国内国外的大事。宣传雷锋和学雷锋以进一步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宣传焦裕禄以教育和激励广大的共产党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宣传大寨精神以坚定数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宣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全民皆兵军民团结，以随时随地准备痛击一切来犯之敌。但惜如今啊，一切都被颠倒了，特别是颠倒了“明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如媒体宠爱的“政治流氓明星”袁腾飞这厮所说的，知青下乡向农民学什么？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然，这是不值一驳的谬论，因为这厮是五谷不分四肢不勤的寄生虫。农民会种地种田，知青会吗？农民会看天象知天气的变化，知青会吗？农民会挑担远行，知青能吗？农民会养猪养鸡养羊养牛，知青会吗？袁腾飞自大至顶浅薄到底，媒体及其记者们又如何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各级各类媒体，搞乱了社会的好多关系，现在媒体及其记者们众口一词地将矛头对准了郭氏师徒，大有“灭郭”之势头，又一次把自己的主次任务弄颠倒了，送上一句“自己拉屎自己吃”的不雅之词，也不算太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