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是丁玲的著名长篇小说。以一九四六年夏天以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土地改革为题材而写成。这部小说五十年代以前就在解放区出版，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现在看来，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它真实描写了一个村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反映了中国革命，并且成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成果。相对于当时历史的宏观局面而言，一个村的土地改革当然是太渺小了，但经过文学把它在纸上写定，它就成了当时中国革命一个最朴素的视点，从中能看到整个的世界；越是往后，它将越有价值，就像生物化石对于人们的意义一样，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它更是一目了然和丰富多彩的，你只要把它读下来，它就会在你头脑里给出活生生的历史场面，许多的人们在其中活动着，许多的故事在其中发生着，把一切的来龙去脉告诉你，甚至把当时的空气，阳光，土地的香味都让你感受得到。至于你对这历史有何评价，那是你的事情，历史本身作为生活，已经被文学写定在那里。这虽不是文学的全部意义，却也是文学最基本的意义。文学是生活的写照，而生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并终将流逝为渐行渐远的历史。
一九四六年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小说作者丁玲和她写的书中的许多人物，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但这本小说仍在，它因为文学现实主义而不朽，直至人类作为宇宙现象的消失而同归于尽。小说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在反封建意义上的土地改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所以现在也大有与丁玲不同的看法，比如网络上就有否定土地改革的文章。我们如有本事，也可以写一部立场是反对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比如美国小说《飘》就是与一般共识不同的一部小说，它不是站在历史的北方立场，而是站在历史的南方立场的。但不论我们对土地改革有何不同看法，我们仍是生活在那段历史作为前提的现实之中。历史这样发生，就有这样发生的原因，你想不让它这样发生，要它那样发生，这样的人和主张不仅现在有，当时就有，但历史还是这样地发生，而没有那样地发生，从而决定了结局。道理何在呢？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想弄个明白，那就不妨花点时间来看这部二十二万字的小说，它会告诉你一切。小说用具体的生活形象写现实，这一最基本的看家本领，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以至于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写历史著作《史记》时，有时就写得像小说，古人早就认识到形象思维的魅力和乐趣所在。
丁玲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如何？她真的写得好，而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获得文学荣誉的吗？这确实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有的疑问。这本书的前面列有主要人物表，计三十六名。写人物当然是小说家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丁玲写的这三十六人，虽不能说个个是深刻重要的文学典型，但她把当时北方乡村中的各色人等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怎样活动的，他们怎样在历史中加进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这份力量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无论是大些的小些的，都是参与了历史，历史就是人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写一个农民就是农民，并且与别一个农民不同；写一个地主就是地主，并且几个地主都不一样；这些差异，都各有其形成的生活底蕴、来龙去脉。生活的这种真实性，得到了作家的最虔诚的尊重，作家从生活中发现、采撷并且写下来，这就是文学的真的艺术所在。
这部小说不仅具有真的文学人物，还具有真的文学情节。难道还有假的文学情节吗？这个真假，乃相对于生活而言。如果情节是从生活的客观进程中来的，那就是真的，如果它是脱离生活而编造的，那就是假的。生活，在这里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以丁玲的文学才华，她要编多少情节都不会是难事，但她严格遵循文学现实主义，她只能从一个村的土地改革的客观进程去提取和组织小说的情节，这样，文学情节就与历史情节相重合，从而获得最大的真实性。作者并没有拿着小本子到处当场记下所有的生活情节，然后依样画葫芦，这样笨的小说家大约是没有的。作者只能面对生活的大致的客观进程，至于具体的小说情节，那就得依赖虚构，只要本质上是来源于生活的，也许越是虚构的就越是真实的。
人物，情节，这是一般的说法，还不足以说明丁玲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要再往深处说一点，我们得说这是一部女性化的小说，笔触细腻，纤柔，气势与格局也不宏伟，它有意局限着自己，并不更深更广地去拓展。它是绣花，而不是打铁，它是工笔，而不是泼墨。它细细娓娓地叙说，而不是戏剧式地大幅度展开。它较多运用心理剖析，提供人物的内心依据，这种方法有时不免沉闷，但渐入佳境，并且坚实可靠。它把事件进程交代得十分清楚，你看到若干条山间小溪如何曲折地潺潺地流来，如何在汇聚处激起浪花，错综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节发展就这样互相生发。然而，这部以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算不算史诗式的小说呢？它大约还是应该算的，只不过不是那种宏大的史诗。相同题材的著名小说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许，如果说丁玲的这部小说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玉雕，那么《暴风骤雨》是不是较为粗线条的高大的泥塑？作为史诗，也较为宏大一些？下文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