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调控远离“浮士德式弈局”

让调控远离“浮士德式弈局”　　

杨国英　　

在连续三年内外宽松货币政策的交攻之下，我国CPI接连攀高（今年应在5%以上），通货膨胀日渐高企，新一轮宏观调控大幕将启。而作为宏观调控“亨哈二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轮亦已祭出杀手，谁又将以血祭刃？是否会再一次陷入“浮士德式弈局”的轮回呢？　　

再一次着眼于“控通胀”的宏观调控，可将“10月20日，央行时隔三年之后，首度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视其为“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之后，新一轮货币政策的兆始。而“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初次审议，进入向全社会征集意见程序的车船税草案”，则可与“房产税（物业税）的热议”，同视其在财政政策上的尝试。　　

无论是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之于货币政策，还是车船税推出之于财政政策，均仅仅为本轮宏观调控之起步。于货币政策而言，在通胀与利率倒挂、呈大额负利率境况之下，如上调幅度不大，哪怕再升几次存贷款利率，可能都无济于事，这在93、94年和06、07年已有先例，而若加息幅度过大，则会极大伤害实体经济，将经济拉入滞胀之界。依财政政策而论，且不论车船税案对于调税“功力”究竟几何，其甫一试行，就引来众人惶惶、骂声连连。　　

若我们观察车船税推出后（房产税热议）之舆情，可以看出任何经济调控的背后，均需相关群体为保经济健康而牺牲部分利益，而究竟由何种群体来担当此悲情角色，这就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此种利益博弈之于我国，在之前可视为城乡利益之争，在当下及往后可视为含盖更广的贫富利益之争——因我国之特有国情，“城乡利益之争”与“贫富利益之争”，往往高度重叠，难分彼此。　

从“城乡利益之争”的角度来看调控，应该说“工农剪刀差”一直伴随改革左右，虽然2004年以来，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并逐年加大对“三农”的反哺。但数据依然显示，改革迄今城乡收入差距逐年加大，就拿对“三农”反哺力度最大的近6年来说，2005年，城乡收入差为3.22∶1，2006年为3.28：1……2009年为3.33：1，而据国家统计局预测，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更将扩大至3.35：1，城乡收入差6年来不减反增，增幅达4%。如果我们透过历次宏观调控利益之争的背后，对牺牲利益之群体的悲情担当，就不难理解“城乡收入差逐年加大”之滥觞。88、89年，高达近20%的CPI增幅所伴生的物价闯关虽然失败，但此后数年逐年5%左右的CPI增幅，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增加工资、工业品相对提价获得对冲和补偿，而农民却无能为力，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对此，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曾痛心疾首，“职工在价格改革中可以提高工资，不拿工资的农民，物价上涨后怎么办？”而在我国经济饱受亚洲金融危机震荡的98、99年，在政府通过超发货币、国债，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亦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之时，为启动消费，加大教育、医疗和住房全面市场化改革。如果说，城市居民在此次调控所付出的高昂教育、医疗和房价支出，亦有相应收益的话（医保由工资覆盖，而房改带来巨大财产性收益），农民则几乎完全是付出（国家甚至不再承担农村中、小学教育投入），在这一拔宏观调控中，农民再一次为整体经济的发展作出牺牲。

当然，在城乡互动频繁且户口意识日益淡薄之今日，以“贫富利益之争”来含盖“城乡利益之争”，显然更合时宜。在论及此之前，让我们先行正视我国贫富差距之惨烈现状吧！——自2000年始，我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以每年0.1%速度递增。时至今日，我国贫富差距以基尼系数超0.49而位居全球前十。而此种贫富悬殊，则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中等国家水平，值普天同庆之时所形成。而此贫富悬殊之形成，则主要由改革过程中的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股票全流通、医疗改革所强力推动，与此同时，作为改革过程中获利最大的先富群体，在享用改革过程中机会不均等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于改革所带来的负作用的承担——他们在占用更用基础设施、消耗更多资源、造成环境破坏的同时，基础设施之建设、资源馈乏之暴涨、环境恶化之弥补的资金，却最终由财政（全民税收）承担。　　

宏观调控累次将其牺牲方定格于农民、定格于低收入于群体，我们当然可归之于发展所需、效率使然。然后，在我们社保资金缺口高达10万亿，人均仅500元/年、总量为6000亿/年的全民免费医疗尚不能施行，国家财政收入仅５.４％用之于基本保障，在这种种触及和谐之红线、稳定裂痕显现之境况下，本轮宏观调控在面临利益取舍、平衡之时，自当改变以往之思维和路径。而刚刚落幕之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似乎给予我们此种希望，对民生的关注、对二次分配的重视，已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　　

让调控远离“浮士德式弈局”，回归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执政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