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知识精英的帮凶化、明星化、剽客化、官僚化

我始终对“社会精英”这个词感到困惑。所谓精英，到底以什么作为评判的标准。是因为钱多，是因为官大，是因为水平高，是因为名声显赫，是因为出身高贵，还是因为长得帅，或三围比一般人超群？！似乎什么都不是，那凭什么要自称或被称为社会精英呢？也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精英论坛邀请我参加，但我不敢去，因为照照镜子，不知道自己凭什么是社会精英。有一次，有个朋友的小孩问我：叔叔，老师要求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要成为社会精英，那社会精英是什么？好玩吗？孩子问得我很尴尬，只好搪塞说：像你爸爸就行了！可像我朋友那样真的就行了吗？整天吃喝玩乐，外边还养着别的女人，好玩大概是好玩的，但这能算是社会精英吗？　　

既然搞不清楚，那为何还要以知识精英命题呢？无他，既然人家这样自命，我就这样尊称人家了。如果非要做个界定，所谓知识精英就应该是当下知识界掌握文化舆论和学术资源的人。按理说他们掌握着这些资源，就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实正好相反。所谓知识精英正在帮凶化、明星化、剽客化、官僚化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因此，当下所谓的知识精英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真精英，水货和山寨版居多。有些人是彻头彻尾的伪精英，由伪知识精英主导的知识界，也只能是伪知识界了。　　

伪知识精英的帮凶化。上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桩挺轰动的公案，论战的双方是鲁迅和梁实秋。鲁迅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骂鲁迅拿了XX党的卢布乱咬人。两人都是文坛上的大人物，对骂起来当然比泼妇骂街有趣，更有水准。尘埃落定，其实梁先生从来没有给哪个老板看过门，鲁迅先生也没有领过XX党的工资。最多也不过是孔夫子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而已。两人论战的核心就是谁做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帮凶。看来即便在民国乱世，知识分子也视做帮凶为莫大的耻辱。但当下的伪知识精英却比前辈先进了很多，不但不以为耻，而且是莫大的光荣。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争取成为资本家的乏走狗。周梁二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觉着当年论战的题目也太无聊了些。　　

知识精英是如何当好某些人的帮凶呢，这里边的学问可就大了。一种是为国内的暴发户出谋划策、保驾护航；一种是代表国外的资本家来掠夺中国的财产。后一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洋买办，最近发生的力拓间谍案，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吗？中国老百姓用血汗钱培养的所谓知识精英，摇身一变，认贼作父，机关算尽，代表着自己的洋主子来坑害中国人。除了买办，国内不少象牙塔里的所谓学者，拿了洋主子的钱，表面上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等于是给洋主子做卧底。就算做人要有诚信，拿了别人的科研经费不干活不行，可诸位想想，你呆的象牙塔可是我们用血汗钱修的啊，你对我们的诚信呢，你对得起我们省吃减用换来的那些象牙吗？　　

前一种实际上已经成为利益铁三角的一角。他们个个长袖善舞，花招就更多了。下面列举一二：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一套，口口声声为民请命，实际上是帮着某些人把大伙的腰包掏空。我们自然没他们脑瓜灵，被人蒙了还以为碰上了为他们立命的圣贤。反正他们有足够的理论，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硬说成活的。这种人太多了，如果大家多留点心，就会发现媒体上许多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家伙，整天都在玩这样的把戏。对此，富兰克林看得最透彻：“恶习知道自己委实很丑陋，所以往往戴了假面具。”幸亏有假面具的帮忙，否则老百姓可能早把鞋底送上去了。　　

二是小骂大帮忙。单从表面上看，许多所谓知识精英绝对是老百姓的喉舌，专跟暴发户过不去，奚落这个，讽刺那个，委实让我们感动，相信他们一定是我们的知心人。可事实上他们是一伙的，玩的不过是小骂大帮忙的把戏。转换着黑脸与白脸，或粉红色的脸蛋，转移大家的视觉，乘机大包小包往自己家里搬。大家都知道川剧的变脸吧，这类伪知识精英每天玩的就是这种国粹，并真正经世致用，发扬光大。经常看见有些伪知识精英在媒体上跟老板们打情骂俏、你来我往，不知道大家的胃里有何反应。  　　

三是赤膊上阵。如果以上两种花招都被识破了，不管用了，这些伪知识精英最终会撕下公正理性的假面具，赤膊上阵，为某些人辩护。有一段时候房地产稍微出现了不景气，尽管房价依然高得离谱，但暴发户的文化打手已经按勒不住了，赤裸裸地在媒体上狡辩，为老板们伸冤。意思很明白，不暴利，勿宁死，房子卖不出去，都是我等草民的罪过。按照他们的理论，我们有责任让大小暴发户把我们的腰包掏空，不如此，就是我们觉悟太低，为蝇头小利不关心天下的兴亡。对于老百姓来说，永远都应该兴也苦，亡也苦；对暴发户则是兴也赚，亡也赚。大家想想北师大那个教授在电视上歇斯底里地嘴脸吧，如果我是主子，也会额外多赏给他几根骨头。　　

伪知识精英的娱乐化。这是一个大众娱乐的时代，只要不违法，老百姓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似乎谁也管不着。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横尸法场，我们努力不懈地工作，不就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玩得痛快开心嘛。至于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普通大众起哄，按照以前的标准，当然不能。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计，现在似乎也不应该。可事实正好相反，在大众娱乐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早就耐不了寂寞，粉墨登场、长袖当风了。想想某些著名学者和文艺青年在电视上挤眉弄眼的样子，跟那些嗲声嗲气的娱乐明星有什么区别，当然也包括自命500年来第一人的李敖大师。李敖先生书读了不少，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成天作秀难免让人厌烦。还有我们的可爱的文化行者，似乎什么热闹的场合也少不了他，在一帮小歌星面前，买弄其深刻与渊博，真让人为他脸部肌肉的承受力担心。其实老先生所买弄的学问，也不过是中学生的水平。我始终不认为他的水准就那么低，可为何要如此作践自己呢？无他，这是娱乐明星的本分。很多人批判他们不像个学者，其实也挺冤，他们本来就认为自己是行者嘛，怎么可以用这样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呢？知识精英的娱乐化表面上是为了娱乐大众、启蒙大众，实际上不就是为了钱，想当暴发户，如此而已。罗曼·罗兰说：“政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如果把政治换成伪知识精英的娱乐表演，不是更恰当吗？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也。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也就在今日之中国，总看见这样奇妙的景象，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是不是也太那个了。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似乎做学问的目的，也不过是贷于帝王家时能卖个好价钱。也难贵，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学术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掌握了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施展剽客的手段，自然也就很快成了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连所谓“终南捷径”，装腔作势躲在终南山里一边读书一边等黄驴车也免了，而是直接夹着名牌包包往前冲。　　

在这一点上，跟普通官场有所区别是，前者是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有些人都名满天下了，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被李白先生称做“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也难怪，在我曾教书的大学里，老见着教授们见了处长科长们低头哈腰，没几个科长拿专家教授当回事。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的知识精英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也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知识无用，他们走的才是人间正道。当伪知识精英们弄成这样的时候，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大概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