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区域经济格局形成

改革试验区相继布局 中国四大区域经济格局形成
2008年02月09日 07:24:43 　来源：半月谈

    2007年，随着成渝地区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改革试验区相继出笼，我国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开始发力。分析人士认为，与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老特区相比，新推出的改革试验区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有节奏地通过试验，探索完善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前进道路。

    新改革试验区布局中西部

    2004年到重庆打工的魏昭梅不久前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截至目前，重庆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改革将大大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    
“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如此评价统筹城乡改革的意义。他说，“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
    而在不久的将来，拿着一本“通用户口本”，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的居民可自由流动。在武汉打工的城市圈农民，也可像武汉市民那样享受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及福利。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联合获批成立“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随着两个新试验区的加盟，2007年，中国的土地上由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初步完成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布局。

    综改试验区全面布局，四大区域合作发展新格局形成
    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将是未来几年国家的发展大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扩展到中西部是配合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使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互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合作的态势。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随后兴起的以渤海沿岸及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在我国华北、东北和华东的三大区节接合部，以其强劲的辐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天津滨海新区已成长为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产业，开始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基本确定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专家认为，随着中部建立“两型社会”试验区、西部成渝地区建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西部发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试验区彰显探索新意，我国区域合作呈现新景象
    近年来，我国设立的改革试验区承担着不同的探索任务。最早批准的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希望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探讨的则是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设立成渝改革试验区，则是为了探索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希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它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
    而最新设立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围绕“两型社会”，希望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循着4个试验区成立的先后顺序，我们不难看出，试验区的设立正在从围绕经济发展向更看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这也是最近几年国家大政方针所在。
    目前，改革试验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如武汉城市圈内存在着城际高速公路收费、跨城公交迟迟没有进展，通信同城收费、统一区号久谈不妥等。这些问题除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外，都是由行政区划导致的，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但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协调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振兴东北战略实施4年，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重振雄风。
    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的种种“壁垒”正在被打破，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随着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经济资源的整合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熊金超)

    新华网武汉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皮曙初、沈翀）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日前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简称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成渝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我国在中部地区布局的改革试验区。新的试验区与以往的试验区有着不同的试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通过重点地区“先试先行”的试验探路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并把它提升为国家战略。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中部崛起研究中心主任吴永保说，实践证明，一个区域的发展需要有“增长极”，在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关键也在于以点带面。

    吴永保认为，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增强城市群整体承载力，将有助于在中部地区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形成若干局部经济功能区，通过叠加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唐惠虎说，与以往的改革试验区大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进行不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将在９个平等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进行，长株潭城市群也是由三个独立的城市所构成。

    近年来，中部地区纷纷打造城市群，在谋求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市场融合的“聚群效应”也初步显现出来。但是，融入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例如，圈内城际高速公路收费、跨城公交迟迟没有进展，通信同城收费、统一区号久谈不妥等。

    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目标是要明确城市圈（群）内部各城市的职能定位，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积聚和辐射能力，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肖安民表示，“两型社会”意味着彻底改变发展思路。今后无论是探索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还是消除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都是大前提。

    武汉市经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试验区内城市土地资源今后将更加强调投资强度，而排污总量指标控制趋严将加速产业优化和结构改善，以耗费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高耗能、治污企业将遭到限制甚至取缔。

    新闻背景：武汉城市圈

    新华网武汉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沈翀、皮曙初）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周边１００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８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面积不到全省三分之一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半的人口、六成以上的ＧＤＰ总量，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自２００４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经过几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武汉城市圈建设“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的发展思路逐渐清晰，《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已初步形成。

    新闻背景：长株潭城市群

    新华网长沙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谭剑、段羡菊）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２．８万平方公里，２００６年人口１３００万，经济总量２８１８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１３．３％、１９．２％、３７．６％，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４０公里，结构紧凑。人均水资源拥有量２０６９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５４．７％，具备较强的环境承载能力。

    中部设立新特区有利地区均衡发展

     热议已有一些时日的第四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题，在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终于有了答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8日《新京报》）

    这一决定对促进中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中国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无疑有重要意义。此前，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与重庆，已先后被国家列为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出现，乃是中国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创新。

    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问题研究

    中部崛起面临着与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都不相同的发展环境、主要矛盾和战略任务，绝不是把在东部、西部和东北已实施过或正在实施的区域政策，简单向中部地区加以延伸和推广就可以实现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必须本着“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功能定位，站在“弥补市场缺陷”角度，对中国的区域政策及政策工具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才能提高促进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效果。

    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政策的出台相比较，促进中部崛起政策在制定方面的意见分歧最大。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促进中部崛起要考虑与其他区域发展的关联，从而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但更在于许多研究局限于部门视角和地方视角的特点比较突出，大家并不是在一个共同的政策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讨论的。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厘清中部问题的实质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政策的基本功能与主要边界的基础上，对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的设计原则及主要的政策选择问题做一些探讨。

    以教育和科研转移推动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是中央为实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平衡和持续发展的又一重要决策。为此，我们必须吸取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在对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理解上有所突破。

    总体说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知识经济”时代前的理解上。许多人一提到基础设施马上想到的就是桥梁、高速公路、地铁等等，而很少有人想到基础设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轻轨和地铁更容易被看到，因而更容易被肯定为政绩，而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却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另一方面乃是因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理解存在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国家的学习能力是所有国家能力的基础，因此，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在硬件上，而是在增加国民学习能力上的投资。经济学的众多研究证明在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几乎只有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是肯定能够带来长期正回报的投入。

    发改委：深入贯彻区域发展战略 进一步促进中部崛起(图)
 

 
 
中部设立新特区有利地区均衡发展 
2007年12月10日 09:04:12 　来源：新京报 
 
    热议已有一些时日的第四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题，在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终于有了答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8日《新京报》）
 
    这一决定对促进中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中国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无疑有重要意义。此前，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与重庆，已先后被国家列为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出现，乃是中国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创新。
 
    从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看，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在资源压力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社会条件特别是资源和技术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时创新制度，是一个国家克服困难、实现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制度创新过程。但今天的问题已不同于以往，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不再完全能适用于现在。二三十年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些问题，绝大部分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迅速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中国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已转变为如何在低成本经济增长时代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解决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难题，促进产业、技术和经济类型的升级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消解这些新问题，还是只能向改革要出路，要继续通过推进制度创新，使各种体制改革向纵深演化。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中国根据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所做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期望以合适的政策引导和发展战略规划，首先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进展，达成以点带面、全面更新的效果。
 
    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不同的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再致力于对某些地区实行政策优惠，而是重在引导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开拓自我创新能力，改革的成本因此也是由地方承担，而其经验启示则为全国所共享。
 
    就武汉和长株潭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均衡。2004年，国务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如今将武汉和长株潭设立为第四个改革试验区，则有利于湖北和湖南两个中部省份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在“两型社会”上做出积极探索，加快这两块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缩小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
 
    同时，武汉和长株潭改革试验区还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探索新的动力模式。在过去20多年间，东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想通过以往东部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迎头赶上，不太可能。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基本饱和、一部分产业已需要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又需要总结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尽量避免东部地区在过去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使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模式上有所创新。它的试验成败，因此又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的变革。（社论 原题：中部设立“新特区”利于地区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