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次债——2011国债：中国应“私极而公”

2007次债——2011国债　　

　既然次债已经导致华尔街的破产（以五大投行及地方-地产为标志），那么由此而推导（美）国债以致美元的破产并非不可预料（五大投行的美联储化及州赤字的国家化）。然而以美元作为世界最大国际货币而言，也有可能首先导致中、日的外汇破产及欧元边缘区的国家破产，这在欧“猪”五国及加州（第十大经济体）破产里以欲为先声了。而美元的破产重组是早有人提出了的，譬如次债危机使时就曾有提出以北美自贸区为基础形成仿欧元的“大美元”区。　　

当前，则有世行佐利克的“世界货币”说（美+欧+日+中+黄金），这里最具欺骗性的是所谓“硬”通货的黄金，这实际上是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黄金跟美元（美-金）是美国控股的世界“货币”，然而在目前这样美价及金价巨幅操弄的时代，所谓“美金”只不过是经济实体的价值尺度的“过去式”而已。我们都知道货币本身并无价值，它如果仍然有贮备价值的话只在于能在未来市场的等价预期，然而美元不存在等价的实体经济保障，黄金则早被美国人自己废了。　　

美元只所以仍能以海外国债的形式维持它的世界货币地位，一在中东石油的定价权（对以萨达姆为首的脱美元动向的打击）、二在澳洲矿石巨头的标价权 （期货市场的控制及对加、巴的兼并）、三在东南亚商品的定价钱（以沃尔玛为首的流通差价）。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欧元区的建立所导致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配比变动，以及人民币互换协议的推广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格局的非美元化，在东盟10+1关税同盟的情势之下，美国加紧了通过霉菌恐吓对日韩的控制（生存权之下的发展权）。　　

然而，在高铁、北斗导航、天河一号、C919之后，美元要用什么来赎回它的国债呢？甚至波音飞机这些本可以换8亿条裤子的暴利产品也已经为空中客车所取代了，而最后可以在西太平炫耀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是不能卖的？要不然，还是引进拉美农民工吧，不是说2亿农民工打败美国吗？是的，《资本论》里早已言明利润的源泉在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还有这条：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欧亚混战的隐喻）是英（美）国在东方海洋上的兵营，我们可以从那里招募到任何数量的兵员而不必给他们报酬。”这些军队完全由印度纳税人出钱资助，他们组成了欧洲风格的殖民军，并经常用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中使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门，接受西方的贸易、投资和影响。他们是“维多利亚扩张主义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是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我们该准备接手200年前的王道至尊了，在中国出现美国那样的两房危机和垃圾债之前就应当做好美国那样的“国家化”准备金（外汇全面收购战略性澳、巴、拉非资源-股份及英、日、德、法、俄技术-人才）。既然已经提出了由国有企业回购股票、土地收入投资保障性住房，那么何不把国家税收还之于全民的（国税转社保基金：回购即将到来的泡沫后（2007-2011）房产和股市）。这里面还包括重庆模式：没收来之于民的黑-恶、腐败资产为公共服务，就像四大家族之后的国有企业一样，这正是“私极而公”的辩证法啊……物价上涨不是问题，一方面补贴农民，另一方面新增货币及税收用来补贴非农低收入者！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澳大利亚发生变动）。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