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新自由主义

埋葬新自由主义

马尔塞卢斯•安德鲁斯 严春松 译　

    2009年4月末撰写此文之际，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正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工作、财富及生活计划被一个与20世纪30年代同样残忍的经济瘫痪所摧毁。保守主义政党及其政策——前不久还被称之为建立在自由市场、小政府及坦然接受穷人痛苦基础之上的无限繁荣时代的助产婆——现在成了被普遍嘲笑和唾弃的对象。就业与收入正以令人震惊的速率下降，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从2008年1月的4．8％上升到2009年4月的8．5％。即便最冷静的经济分析也表明年末10个工人当中有1个可能会失去工作。一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毁掉了整个金融体系，而这个金融体系曾被认为，只要笨拙的政府不插手经营业务，不受约束的金融体系就能够将贪婪转化成大众福利。
    一度让人讨厌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掌握了国会及白宫的控制权，而且还试图通过把预算赤字扩大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来扭转经济下滑态势。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毫不掩饰地鄙视政府的无能以及对不称职银行与金融寡头的监管不力。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已在市场失灵的重负下变了形，空留下了一批市场万能的支持者——从一个低声下气的政府到愚蠢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乃至江湖骗子。眼下，自由市场狂热及其所体现的残忍已经被现实的资本主义所打败。许多工人失去工作；更多的人虽维持着就业却处在惊恐之中，身揣无力承受的抵押偿付，而他们一旦患上重病就将失去依靠或者无法治病；处在退休边缘的婴儿潮一代人面临着终身积蓄蒸发的可能。而自由派总统则面对的是一份可怕的高风险选择清单。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方案永远失去信誉了吗？不，因为新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是三个基本价值观——自由、平等及效率——的具体集合，它们一起构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经济核心。古典自由主义者、平等自由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共享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所有左翼人士看来也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鉴于对市场机制优劣的理解。目前的这场危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第二次失败（大萧条之后），为左翼提供了一个击垮市场主义右翼的机会——只要左翼不重蹈先辈在二战末至70年代自由主义左翼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
    古典自由主义是怎样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溃败中存活下来的？大萧条揭示了大规模失业与贫穷是如何成为自由市场机制的一部分的，证明了不受约束的市场与民主秩序中的个人自由及社会和平是不相协调的。然而，古典自由主义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自由主义左翼——它采纳了一个旨在防止大量失业并逐渐消除贫困的再分配与经济管理的混合方针——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自由主义左翼经济学有着自身的根本缺陷：一个促进绝大多数劳工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的体制同时也让收入分配倾向于劳动及工资，而忽视了资本与利润。这样，任何以利润为代价而偏向工资的政治经济都将会趋向滞胀。收入再分配及经济调节打击了敢于冒险、创新及投资的积极性。
    如果自由主义左翼能打造出一个与富于生命力的知识经济紧密结合的再分配体制，能将技术活力与一个人性化且有利于职业及工作流动的持续压力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趋势是能够被阻止的。解决自由主义左翼所面临的问题说来容易做来难：旧模式因偏重工资而偏重劳动，而不是偏重于把劳动需要转变成技术、知识和市场等力量。这就让资源配置的最终控制权借助资本市场渠道而落在企业手中，从而让自由主义左翼置身于一种尴尬境地：在充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全球化中，却支持一种偏向于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经济体制。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古典自由主义摆脱了大萧条时代的耻辱。美国保守主义者掀起了一波对福利国家的广泛批评，指责其因为过于关注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不平等而成为经济强劲发展的障碍。
    目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每一次衰退都是因为银行业及金融界的过度冒险、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增加、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这次是全球规模的），所有这一切汇集到一起便造成了经济的极度脆弱。上一次萧条与目前困境——可能还没有逃过经济深渊——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全球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目前正在避免促使上世纪30年代灾难恶化的可怕政策错误。奥巴马政府引人瞩目的刺激计划虽被批评规模太小，但仍以实际措施将美国经济从房地产泡沫破灭及华尔街其他怪诞金融形式引致的金融危机及伴随而来的有效需求危机中解救了出来。政府与美联储正在实施一套援救银行方案，包括提供数目大得惊人的总计2万亿美元的贷款、为贷款提供担保、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以及收购各种形式的证券——臭名昭著的“抵押债务”也称“有毒”资产——孤注一掷地欲阻止银行系统的彻底瘫痪。许多（虽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家相信，30年代银行危机期间的不当政策，尤其是政府对危机的迟缓反应，导致几千家银行倒闭和信贷蒸发，使一次工业衰退变成了一次灾难。
    由于美国及全球的经济权威机构都在以坚定的努力对危机做出反应，力争刺激需求和援救银行，所以80年前的错误不会重演。但权威机构正在采取的决定性步骤却代表着彻底抛弃了自20世纪7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复兴以来所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家之耻

      古典自由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复兴是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及政治项目促成的。弗里德曼及其助手通过运用数学及统计方法模糊了资本主义造成衰退、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倾向，从而取得了漂亮的意识形态胜利。芝加哥项目成功地边缘化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衰退与萧条根源的分析（该著作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失业是无约束自由市场体系的通常及必要特征）。弗里德曼对坏政策致使大萧条恶化的研究表明，政府失误在引发经济灾难上至少与市场失灵一样是有过错的。这一发现绝非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强化了凯恩斯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经济有阶段性的大规模失业倾向，因为该制度也许不能够创造出与庞大生产能力相适合的足够需求。但弗里德曼的著作却打开了一道大门，即全然否定自由市场存在内生缺陷，认为坏政策是经济问题的唯一来源。
    然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学术复兴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解释了为何令日政府以无视主流经济学的方式在抗击衰退与萧条——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下排除大规模失业可能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卢卡斯及其同事复活了大萧条时期流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分析方法——古典模型，它意欲表明市场经济中的失业只会在工人所要求的工资超过了雇主所认为的劳动价值时才会发生。回想一下供求法则的基本观念，即不规则市场中的买卖交易将促成买家想要的量（需求）和卖家能供的量（供给）之间的一个大致平衡——一个有限的价格区域，可称为“市场价格”。当卖方提供的量超过买方需要的量，卖方之间的竞争将会迫使价格下降，从而既导致购买量的增加又带来卖方提供量的减少。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方，如果同意雇主以低工资雇用他们进而赚得利润的话，那么总是能找到工作的。大规模失业能够发生的唯一途径是因为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资——一此时“失业”是由于个人过分贪婪——或者是由于雇主因政府的最低工资政策规定而不能提供低工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常见论点始终是，政府的行政调节，特别是最低工资规定，对工会的支持以及社会安全网络阻止了工资下降的程度和速度达到能够消除失业的地步。
    古典模型被凯恩斯的《通论》及受其影响的后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有效摧毁了。也许除了1975年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任何人都会明白古典模式中众多缺陷之一。大部分工人工资下降的任何情形都不仅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将降低向顾客索要的价格，而且还会导致顾客的减少——因为工资降低而减少了开销。所以，工资的普遍下降将会产生价格和购买力的连带下降，而这是不能促进生产与就业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抗击降低工资不能复苏萧条中的经济这一观点，因为它暗示着市场体系如没有政府帮助就不能自行摆脱萧条状态。同样，主流经济学也在阻击金融体系会过度冒险以致泡沫引发恐慌直至破产这样的观点，因为这种分析否定了主张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古典模式。
    一种有意将经济灾难排除出市场经济运行结果的理论怎么可能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致使右倾和中立的政府依此制定出公共政策？上世纪70年代，快速通胀、高失业以及经济滞胀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摆脱了失宠局面。当时（很温和的）自由主义主流的指导思想是，现代经济不会同时经历高失业和高通胀。相反，价格只会在企业成本上升的条件下才会持续上涨，而企业成本增加也只有工人借助有利于条件提出增薪要求时才会发生。如果失业率处在低位，工人与雇主的谈判能力将会特别强大。70年代高通胀与高失业的同时并在认可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即失业是由于高工资在一个新环境中的重现：工人因对以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要求眼下就得到高工资。
    想象一下这样的局面：工人对物品及服务的需求在增加，而这些物品及服务的价格也在上涨，价格的上涨也许是因为油价在中东石油生产商的政治操纵下急剧飙升，或许是因为一次歉收导致主要粮食供应短缺。面对上升的价格，工人就会想在价格上涨之前先涨工资以保护自身的购买力。雇主然后会发现他们面对着高失业下的工资上涨状况。这一分析当然也存在一系列缺陷，就是丝毫没有想到无工作的人仍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有人会断言，在一个强大的、对失业工人给予广泛社会救助与帮助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中，工人能够提出高工资要求——受雇工人在受到高度社会保护的情况下会感到有把握迫使老板就范。但这一场景过去和现在都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络及工会系统都处弱势。不过，芝加哥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赢得了经济学界和右翼政治家的青睐。
    上述分析暗示，对付通胀的最好办法是有意推高失业率直到足以粉碎个人索要高工资的能力，这正是保罗•沃尔克——奥巴马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现任领导——领导下的美联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干的事情。让工人更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直到耗尽其储蓄和失业金（假使有的话），这就能让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所能找到的工作而不问薪酬多少。当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含义——与萧条时期的先驱一样——非常清楚：经营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确定劳动力市场是“灵活的”，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工人必须对供求平衡做出正确的反应。而确保劳动力市场“灵活” 的一个方法则是限制社会救助额，从而使工人为了收入和福利而必须去工作。

                              极有害的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承诺是，如果社会能够把资本从国家调节的锁链以及对资本国际流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那么大多数人就能得到适度繁荣，少数人就能得到大量财富，而相当数量的其他人得到的则是默认、服从、贫穷。资本的统治在恶性灾难、活力被毁、国家崩溃、自由市场模式破产的今天已然宣告终结。然而上述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怎样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
    芝加哥学派将劳动当作货币的另一个交换物的研究毫无结果，或者比这更糟，正如它关于资本市场在风险管理上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看法引发一场金融毁灭的大灾难一样。所以自由主义左翼如能找到一种方法为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普通人提供工作和体面收入的话，那就还有机会去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假如最终能够跨过萧条的深渊。再也不能回到旧的一套，因为它使美国工人更加昂贵，更加抵挡不住全球竞争的冲击。
    是该解放劳动力和管理资本的时候了。目前的危机再一次重申了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对资本的毫无约束给资本主义和社会带来了麻烦，自由主义左翼的经济政策必须把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从核心角色降格为从属角色，依照它们对经济稳定和共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小来判断其表现好坏。当代经济学尽管在与古典自由主义崇拜危险的“调情”期间有过不光彩的记录，但它也业已告诉人们，持续的世界经济繁荣根植于知识创造以及全社会健康而有知识有能力的男女。被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一名保守的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的重要崇拜者——称为“创造性毁灭”的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与生产革命，最终是以扩展全社会成员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因赋予资本市场充分权力而招致失败的古典自由主义大厦最终是基于一种信念——而不管事实——当投资者有充分自由来打造组织和工作形式以促进最大利润时，经济就是繁荣的。这自然就将劳动当成了一种投入，一种成本——一种必须最有效加以利用、尽量最低化的成本。资本需要合格和便宜的劳动力——人为的廉价是因为他的工资与他的高生产能力不匹配——但却反对支付必要熟练工人队伍的创造和维持成本。现代资本主义的掠夺性足以从这个制度需要什么和为之付出什么的鲜明对比上体现出来。这自然就把为人类发展提供资金的重担放到了普通百姓的肩上，然而他们却没有在一个平等基础上得到卫生医疗和教育条件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自由主义左翼的第一要务是通过把劳动从一种投入转变成一种资产而使资本转变成社会的仆人而不是社会的主人。人从出生到死亡，必须被视为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是所有者用来创造财富的手段。这里的意思超出了一般经济学家的看法——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物品及服务的生产转为消费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虽然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种强力主张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的最大自由，而这又意味着经济必须成为一种引擎，为所有人创造和传播提高能力的资源。这一看法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资本主义必须重组调整，使人与技术的发展都成为投资体系的首要考虑对象。要想保留创新能力和市场灵活性，就必须使促进人类发展优先于破坏性资本运用——它导致了目前的金融塌陷。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助一般的经济理论来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然而，我想说的是，左翼的经济激进主义和分析经济学是完全适宜的。举一个例子也许就够了。经济学家估计，好学校的社会回报率——一个包括不仅高工资而且包括较低的失业、贫穷、疾病、犯罪和拘禁的指标——相当高，每年约为10％，可与一般股票的长期回报率相媲美。其实，投资教育比投资一般股票具有更可靠的回报，因为资产市场容易出现剧烈和非理性的波动，更别说过去几年所发生的恐慌和灾难了。目前，投资于人的制度被设计得很糟糕——不管是在教育、卫生或其他人类发展因素方面——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地方政府（小学与中学）、金融机构（大学贷款）、保险公司（健康保险）的混合体。更糟的是，缺乏决定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生产资本之间最佳组合的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设计的制度是为了积累和分配资本，并以人是投入而非资产作为认识的前提——然后使私人资本有权（以极低的税收形式）不支付人力资源成本。所以，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学必须通过创造新的机构——包括人类发展银行、统一的全国教育金融系统以及监管资本在人类发展和其他用途之间分配的新机制，将人类发展放在经济政策的中心目的是结束对所有公民身心投资不足的状况，特别是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群。
    在看到美国通过改变税收模式和改革偏向于企业的投资模式来进行资本的重新分配和规划之前，这个建议看似有些乌托邦。其实，过去30年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终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如说是让政府帮着使资本摆脱其对社会及其公民所负的责任。现代技术经济学准备好了一套分析方法去重新思考投资过程，矫正人的发展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前提是自由主义左翼必须汲取资本主义第二次大灾难的关键教训：资本市场不能在缺乏监管的情况被用以引导经济发展。必须告诉所有愿意倾听并从这次危机中汲取教训的人：不受约束的市场将人变成了垃圾——而这是不能接受的。
    （《环球视野》第323期，摘自2010年4月《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