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薄一波文选摘录

　陈云文选 第三卷
　　作者： 陈云著
　　页数: 423
　　出版日期: 1986年05月第1版
　　
　　P80,(1957).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二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
　　
　　P80,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而开三千万亩荒地，才可增产六十亿斤粮食，需要投资十五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一亿头猪类也不过增产一百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
　　
　　P91,在生产计划方面，原来由国务院规定的非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改变的指令性的指标共有十二个，即：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现在把国务院指令性的指标减为四个，即：(一)主要产品产量，(二)职工总数，(三)工资总额．(四)利润。其余八个指标，在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非指令性的指标。
　　
　　P94,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P96,第四，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四个指标，即(一)收购计划，(二)销售汁划，(三)职工总数，(四)利润指标.
　　
　　P105,-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今年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将会超过二百二十亿元，比去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同时，设计和施工力量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P109,今年十月以来，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例坍了不少新建的厂房，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历年大大增加。今年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四百三十五人，而去年是一百三十五人，增加了二点二倍。在死亡的四百三十五人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坍而死亡的有一百一十七人，而去年只死亡三人，高空作业跌落死亡的有七十八人，而去年只有三十八人。在因结构倒坍而死亡的-百十七人中，属于钢筋泥凝土结构倒坍的四十六人，木结构倒坍的五十人，砖结构倒坍的二十一人。
　　
　　P118,今年增加了很多建筑工人，仅建筑工程部系统的建筑工人就比去年增加约七十万人，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人，数量是很大的，而
　　各种技术工人都仅仅经过短时期的训练。
　　
　　P120,9．增加必要的施工机械设备。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完成二百二十亿元以上，明年的投资计划为三百六十亿元，增长速度很快。而且，大中型的、装配式的厂房大大增加.
　　
　　P127,(1959)-九五六年我们招工过多，造成当时市场紧张的局面，在这方面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对去年过多地招收了的-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掌握。
　　
　　P131,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木是轻而易举，要作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关于矿石。生产-吨铁需要三吨半铁矿石，生产二千万吨铁就要七干万吨矿石。现有十四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五千三百万吨(去年采三干四百六十万吨)。
　　
　　P132,关于焦炭。炼一吨铁，平均需要一吨半焦炭；炼-吨焦炭，平均需要一吨半洗煤；一吨洗煤，平均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二干万吨生铁，就需要三千万吨焦炭，折合四千五百万吨洗煤，或者九千万至一亿吨炼焦煤。
　　
　　P133,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千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千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一干万吨，三项合计三干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三十六座是机械化的。其中十九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二百四十三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一千七百座，能够生产五百二十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八百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一百七十万吨。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P133,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粘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四百二十万吨，需要原料(粘土、砂石、镁矿石、高铝砂等)六百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P136,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同时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不致因此而泄气。
　　
　　　　

P141,(1961),从前每人每年十八尺，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干万匹布就是三干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伯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P142,第二，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
　　
　　P143,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从古巴进口的搪，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进口糖要集中使用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过去，有些地方规定，一个人一个月供应二两或者三两糖，如果能保持住这个供应标准．可以不变，但绝对不要再增加；有些地方因为糖很紧张．早已停止供应的，也就不要再恢复。现在要先把进口糖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有了猪肉，也可以采取开馆子的办法，卖炒肉片、炒肉丝。进口的麦子，面粉可以做高级糕点，款皮是养猪的好饲料。把卖高价糕点、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总之，现在进口的糖也好，麦子也好，以后的猪肉也好，要集中使用在机动的方面，自由买卖的方面。
　　
　　P144,应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我算了一下，把-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斤，就是-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是多少呢?最多是-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二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伯，敞开来卖就是了。也不要伯高级知识分子抢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他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再就是五千万职工。五块钱一斤糖果．他们是不能多买的。他们只有那么多钱，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工资高的和工资低的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每人买-斤，也只有两万多吨。//有些同志被抢购吓伯了，他们没有计算一下我们的后备力量有多少，社会购买力有多少。从上面算的那笔帐来看．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
　　
　　P152,据化工部计算，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三百二十万美元，五个厂共需一干六百万美元。进口这些重要材料建设氮肥厂，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三百二十万美元只能购买四万五千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
　　
　　P155,现在的毛病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就会多起来。
　　
　　P156,几年来，城市人口增加三干多万人，工资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三十七亿元．增加到现在的二百六十三亿元。另一方面，经过连续两年的灾害，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都下降很多，因此，在社会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但是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办法。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减少城市人口，压缩购买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个过程，大体上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P161,1961,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就是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冉加这次会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这是重要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这一条也很重要。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三、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从目前情况看，超过一百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以上四条，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P161.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厂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城市人口下乡，为什么必要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入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还有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下面说一说这四次紧张的具体情况。
　　
　　P162,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这年十月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以前，是依靠公粮过日子，每年征三百亿斤至四百亿斤公粮，就可以稳定市场。一九五三年国家征的公粮加上买农民的余粮．共八百三十亿斤，还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不过六干一百万。从下半年起，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的机构扩大了，基建队伍和企业职工都增加了，到一九五三年城市人口就增加到七干八百万，一下子增加了一千七百万人。这样，再靠农民缴公粮和卖余粮来维持市场供应就不行了。//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这一年闹了大水灾，粮食减产。那年冬天粮食工作上(首先是我)有错误，购的多了，比上一年多购了七十亿斤，使征购总数达到了九百零二亿斤。一是灾荒．二是工作上的错误。结果搞得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第三次是一九五七年。这次粮食供应紧张没有表面化，要对统计数字仔细分析一下，才能看得出来，就是粮食库存减少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粮食库存都是增加的。由于一九五六年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库存粮食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七亿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四亿斤，减少六十三亿斤．其原因是征购的粮食数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城市人口的规模了。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表面化，是因为那时库存粮食比较多。
　　
　　P163,第四次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两年征购得多，但是销售得更多。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干九百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一亿三干
P163,第四次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两年征购得多，但是销售得更多。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干九百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一亿三干万人。这样，就使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今年六月底可能下降到一百四十八亿斤，其中陈粮只有一百零一亿斤。//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个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P165,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的决心。影响我们下这种决心的，可能有以下两点。//-是对农业恢复快慢的估计。如果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已经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这个问题周总理也讲过了，我也摸了一下、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生产是不是会受很大影响?我看．会有点影响，但是不会大。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
　　
　　P169,有人说．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
　　
　　P170,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农村调查。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在我去之前，由薛暮桥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先去调查了一个星期。工作组中有两位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此地做过农民运动的。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有赞扬，也有批评。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暗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池、副业生产积极性高。
　　
　　P171,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P178,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
　　
　　P178,在小蒸地区种双季稻，前熟每亩可以收稻谷五百斤上下，后熟可以收三百斤上下，两熟共收八百斤上下。种双季稻的都是高田，用高田种单季晚稻，每亩可以收五百八十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二百二十斤上下。从表面上看起来，种双季稻确实可以增产。但如果全面算帐，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
　　
　　P193,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十六亿多亩，减少了一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汇、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
　　
　　P193,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P195,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干亿斤粮食、七干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P196,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P196,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对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左有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
　　　　

P197,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据商业部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卖出一百元的农副产品，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十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P198,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好。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P202,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去年摘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摘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P203,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P205,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美元，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美元。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五吨棉花。
　　
　　P205,1962,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P210,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雹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约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P212,最近，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九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一千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干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七百万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P213,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盗”，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相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P214,黄敬同志曾经提出：银行的信贷资金很多，商业的流动资金很多，为什么不从这两方面抽点钱多搞点基本建设?他不懂得，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稿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量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1973,6)
　　
　　P216, 陈云：我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你们从以下几方面收集一些材料：//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三、八百亿欧洲美元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四、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以外，还有哪些行业?//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是多少?//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矛盾，除了政治上的以外，经济上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七、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法国财长德斯坦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八、美国一九七三年对外赤字是多少?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的估计。//十、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
　　
　　P217,陈云：你们那个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希愈：我们准备把金融研究所恢复起来。//陈云：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在国外都有商务机构。
　　
　　P219,乔培新；现在我们可以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陈云：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今年广交会提价，总的趋势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过头的降下来就是了。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乔培新：现在外国银行来，一是送点情况，二是送钱。//陈云：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奸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总之．情况变了，有些同志还不了解。有时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土义国家了。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1973,10
　　
　　P221,今年四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四十七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搪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二十六万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二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四十一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九英镑左右。从　五月二十日　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他们购搪，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　五月二十二日　涨至每吨一百零五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　五月二十二日起　至　六月五日　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六十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二百四十万英镑。
　　
　　P224,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P229,...谋利的商人，但他们不同于一般资本家。要使他们有利可图，但不能得暴利。//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位他们有两点自党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
　　
　　P235,1978,12,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
　　“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
　　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下面，我就经济问题谈五点意见：(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干万吨。
　　
　　P236,...//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
　　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近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P236,...//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
　　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近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我们的起点，是三干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P245,1979,(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把-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P246,(四)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P284,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太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争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沦》、《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P306,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跨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
　　
　　P306,(二)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P307,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P312,据中组部了解，三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四百八十万人，如果分两年提高他们的工资，今年大约需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每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五百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P338,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如果用五年时间能够做好改革这件事，那就很好了。总之，我们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P340,1984,越南连续打了三四十年仗，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的支持，他们怎么能反华，怎么会有力量打柬埔寨?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我们提供了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大量授助．仅抗美援越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就达一百多亿美元，我们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刚刚取得全国胜利。就反对中国，驱赶华侨，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反击了他们一下。当然，我们的反击仅仅限于自卫，我们没有在越南留驻一兵一卒。
　　
　　P343,1985,一、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赵紫阳同志在省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下面又说：“不宜笼统紧缩银根，该紧缩的，一定要紧缩，该支持的，一定要尽力支持。”我看下面这句
P343,1985,一、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赵紫阳同志在省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下面又说：“不宜笼统紧缩银根，该紧缩的，一定要紧缩，该支持的，一定要尽力支持。”我看下面这句话可以不要，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已经够了。因为现在哪一种是应该支持的，邮一种是不应该支持的，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
　　
　　P344,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二、外汇储备问题。
　　
　　P345,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三干五百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我们如果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十五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十五亿美无。
　　
　　P345,三、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
　　
　　P355,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1987,7
　　P361,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台儿庄一战，一部分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就亡国论、速胜论还是持久战这个问题，先在小范围讲了一次。讲后我对他说，是不是可以在大一点范围给干部讲讲，他同意了。后来毛主席自己动手把讲稿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论持久战》一文的公开发表，震动了解放区，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
　　
　　P366,1988,(三)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四)永远不打赤字财政。
　　
　　P371,1990,***,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P372,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P376,1990,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丁两件多：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
　　
　　P377,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争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
　　
　　陈云文选 第二卷
　　作者： 陈云著
　　页数: 372
　　出版日期: 1984年07月第1版
　　
　　P5,1949.8,七、金融问题。现在关内的钞票统一了，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票子，说这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但是，如果这样做，前力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P15,1949,8,七、接收旧人员问题。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者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伯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退一步讲，就是裁也不可能全部裁掉，大部分还要用，裁掉的只能是少数，对要裁掉的人，华东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训练，讲清道理，把财政困难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讨论。至于那些劣迹昭彰为群众所痛恨的,当然不能留用，但这只是极少数。那些靠裙带关系领干薪的，也要辞退，但这也是很少数。现在要注意到广大旧人员的心情，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愿意受训,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将来好有饭吃。这和过左在东北的情况不同了。沈阳解放时，有些人还要走，现在变了，不是要走而且是要回来了。反动营垒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要反正起义。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一定耍采取慎重的政策。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
　　
　　P17,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对大米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据去年年底统计，上海共有五百零五万人，到今年五月底达到五百五十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四百四十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四十万人，现在实有不过四百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二十二斤米计，则每天有三百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应变米”的数字是不小的.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了相当的把握了。上海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搞投机，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现在我们不询情受贿，发现了还要严办，投机者不能为所欲为了。我们掌握着粮食，-定会管得好的。
　　
　　P18,工农业产品比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
　　　　

P22,困难时期有多长呢?时间的长短，决定于三个方面：第一，决定于解放全中国的快慢。解放战争结束得早，就能早减少我们的军费支出，把钱用到生产事业上来。但目前这个钱是一定要花的，战争不完全胜利，一切都谈不上。第二，决定于政府工作做得好不好。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设法维持生产，减少困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会尽量努力这样做的。第三，决定于工人阶级的觉悟。
　　
　　P22,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私营工厂呢?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我们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工人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P52,1950,申新厂主荣毅仁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根据各方反映，上海商人在此次物价波动中，大多认为人民币将与金圆券一样暴跌，故投机冒险的胃口特别大。相反地，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P53,一、根据各方报告，现全国脱产人员已突破九百万而增至九百四十二万，计华东二百七十五万，华中二百四十万，西南一百九十万，西北一百零二万，华北八十万，东北五十五万。新增加人员，均需于一月份起付钱。后勤会议决定提高军费标准，每人每年需超过四千斤小米，只此一项，全国每年即增加支出十一亿斤小米。估计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之后，全国脱产人数将突破一千万。解放台湾、海南岛等渡海作战费．将不下二十亿斤小米。依此推算，今年预算中必须增加七十一亿斤小米(增加一百万人需四十亿斤，渡海作战费需二十亿斤，提高军费标准需十一亿斤)。目前人民十分贫困，如此浩大之费用，如完全靠银行透支，过量发行票子．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P57,二、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干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二百一十四亿斤小米。这四万一干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干五百万元。当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P58,四、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
　　
　　P58,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
　　
　　P77,1950,4,在战争还未允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巳接近平衡，这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感谢全国军政公教职工努力工作，而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感谢全国人民踊跃缴纳公粮、税收和购买公债。没有这种共同努力，要达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比较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体军政公教职工．继续奋斗，克服困难，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财政经济、金融物价状况的进一步好转。//应该说，这种希望并不是空想，只要全国人民专政府共同努力，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根据是，照现行计划，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去年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去年每次物价大波动之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相反地，由于军政费用逐月增加，使得财政赤字逐月增大，造成了金融物价的不稳定状态。去年的某些暂时性的稳定，或者由于解放地区的扩大使人民币流通地区随之扩大，或者由于若干种商品适逢上市季节而价格未升。因为那时短期的稳定是建立在上述的条件上面，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则不同，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极小，为了调剂军民需要和市场价格而必须掌握的几种主要物资，政府已有必要的准备。如果今后每月还可能增发少许钞票的话，主要也不是为了填补财政预算上的赤字。这一点、是与去年根本不同的。
　　
　　P81,调运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有些地力甚至超过粮价。运费虽大，但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取得了。这样的调运，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余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而就地与农民竞卖，则粮价将大跌，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必使工业品成本提高，其结果不仅大城市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余粮区的农民也必然因粮食残、工业品责而受到损失。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P82,包括麦征之后的公粮在内，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数量，除东北外，就有九十亿斤，即四百五十万吨。全国大小城镇的人口不超过九千万，四百五十万吨粮食，即可供应三分之一左右的城镇人口的全年食用。国家以如此大量的粮食供应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次。　　

P88,1950,5,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人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今年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十万人，其中上海五万，武汉二万五，天津一万四。实际上不止此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三十八方至四十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七万人(包括东北的十二万五千人)。//根据这次工商局长会议统计，今年-至四月，在十四个城市中有二干九百四十五家工厂关门，在十六个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业。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十二年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也有其他原因，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另外，中国十二年来均处在战时的分割状态，为了适应本事上的需要，各自设立了许多工厂。如西北，由于胡宗南几十万军队集中在那里，因而开了大量面粉厂。抗战时日本在沿海也建立了很多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业。我们在解放区，如太行山也有四干锭子，在延安设有火柴厂。现在全国统一，分割状态已消除，使出现某些行从生产能力过剩。从消费来说，现在的生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社会需要。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也有很大变化。现在政府干部有二百四十万人，军队干部一百二十万人，共三百六十万人，他们的消费水平较之国民党时代的公务员低很多。上海市长陈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款仅合五十斤小米，较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帧相差至巨。其次，中国的地主约一千多万人，估计其中过去消费大而现在降低的至少有二百万人。此外，城市小学、中学教员和大学教员约五十万人。搞投机倒把的约五十万人。以上合计，共六百六十万人。假定每人每月生活水平平均降低二百斤小米，则每月降低的总数为十九亿八千万斤小米，全年就是二百三十亿到二百四十亿斤小米。解放以前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估计每年合一千四百亿斤小米，现降低到约一干一百多亿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这种降低是事实，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些也不应该恢复。//目前的不正常的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
　　
　　P91,上述办法，均须与稳定金融的政策相辅而行。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金融稳定对工商界和绝大部分人民是有利的。//要用适当方法公告全国，工业生产哪些已过剽，哪些已达饱和点，避免再向这些方面盲目投资。
　　
　　P92,1950,6,其今年特别多。去年上海解放时，我们手里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两千万斤粮食。现在上海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有多少呢?最高的数目为十七亿斤，够-年半周转。现在不怕没有粮食了。棉花去年我们只有一万担，现在手里掌握的也多了。
　　
　　P93,他们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外行，只好让他贪去。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会本领。如去年上海资本家听说要造船，就大批收买原料，结果公家吃了亏。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这一条要特别注意。
　　
　　P95,所以只好这个也收，那个也收。收税不但要有税率和税目，还要有细则和办法。可是我们连计税和征税的办法都没有，只是喊“要收税啊”，完全是外行办事。
　　
　　P96,但是，在目前的财政收支情况下，有两点是不可避免的。第一．要大量裁减国家机构的经费，现在军费占百分之四十多，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十的预备费，大部分也是用在军政费上的。这三项合计达到四分之三左右。第二，今后几年的工业投资规模，不能希望太大，因为无法支出那么多钱。将来收入增多了，机构也减少了，才能多投资。现在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公粮今年度计划是二百五十亿斤，实收二百二十亿斤。
　　
　　P114,1950,11,从今年初财经统一到调整工商业，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在战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市场物价平稳呢?我们还没有把握。因为即使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而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这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时间迟早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
　　
　　P115,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总之，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如果为了战争，为了军事，维持不了市场物价稳定怎么办?那也无办法，因为战争是第一。做了第-才可以做第二，做了第一和第二才可以做第三，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
　　
　　P116,所谓投资一亿斤小米是表示什么呢?一亿斤小米即是七万两黄金，或五百万块光洋。所谓-亿元人民币是表示什么呢?一亿元人民币折合抗战前五千块光洋，或七十两黄金。
　　
　　P119,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
　　
　　　　

P121,1950,12,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
　　
　　P128,1951,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P136,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P148,1951,7,工商业中有发展有淘汰，发展程度和淘汰程度又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反映了中国经济改组的情况，用不着大惊小怪。经济改组是以新的经济轨道代替旧的经济轨道，即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祁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P150,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这是《共同纲领》中已经规定了的。
　　
　　P155,成立全国工商联，多数资本家有这种要求。上海的大资本家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较多的发言权。中等城市(如长沙、南昌等)的资本家要求成立全国工商联,因为他们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小城市的工商业家现在还没有这样高的要求，只是希望成立省工商联，以便有些问题能提到省来解决。
　　
　　P159,1952,1,决定下列十二种物资的调拨和平衡计划，由中央掌管，即：生铁、钢锭、钢材、木材、煤炭、水泥、杂铜、电解铜、钨、锑、锡、新闻纸。
　　
　　P160,(二)基本建设中已暴露了很大的浪费。经验证明，仅凭希望和热情而无必要准备，没有自己的得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办，是必然要失败的。
　　
　　P165,全年耗电量为六千万度，每吨铝材用电六干度.//生产用水全年二十二万三干一百吨.//P166这一工厂所需的全部投资及外汇数量，据粗略估计约需人民币三干亿元
　　
　　P175,出口贸易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出口赔。进口赚
　　
　　P176,公私贸易的比重及转业问题。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减，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这是个老问题，去年也讨论过。一九五O年提出转业方向问题时，我们答不出来，现在敢答了。我说方向多得很，钢铁、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转，保你赚钱发财。这一点他们也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职工转业问题。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会拖一个时期。中国的失业问题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干脆的办法，一厂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以。我们算了一下，百货公司一个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顶私人铺子五个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说，如果私人铺子的店员有十个人失业，我们只能吸收两个人。只要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茶叶公司，很多茶叶铺子就要倒闭。又比如夫妻两个开一个铺子，有事开门，没有学关门，如果把他们都吸收过来，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
　　
　　P180,假设有人问：国家的税收是不是很重?这个问题一九五O年也有人问道，我说，不轻。我们说重也不好，说轻也不好，应该说不轻。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这里，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比他们收的多。现在我们一年的
　　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元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税率是他们的，我们还加以“精兵简政”，他们比我们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P190,1952,12,第五，为了刺激上海职工以及失业人口之内移，政府今后对于某些地区必需发展的企业，拟适当提高工资；而在上海方面，今后在工资问题上，则不应同样地随便提高。
　　
　　P194,1953,8。一九五O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我脑筋里考虑的问题，重点常在这里。//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
　　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P195,最后，再讲一下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的问题。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这是应该做的、但不要盲日排挤私商。请地方党委加以掌握，不要单文商业部门去做。现在有些我们该占领的阵地没有占领，有点右倾的毛病。但是，要注意,不要来一个“左比有好”，犯“左”倾的毛病。
　　
　　P196,总之,国家的力量是强大的，挤私商并不困难，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P206,出口粮能不能减少?这个主意不能打。在三十二亿斤的出口粮中，有二十亿斤是大豆，这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的，五亿四千万斤是跟锡兰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的比口。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
　　
　　P207,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
　　
　　P211,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于，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P215,最难对付的是粮贩子。他们是流动的，只有一条扁担，人数又多，只要一个地方粮食市场一波动，一下就可以出动多少万人。这些人搞的是转手买卖，他们的资金不多，但是动摇人心。粮贩子的可恶就在这里。对付粮食贩子的办法：一个是堵住他们粮食的去路，使他们卖不出去；另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斗上几个。要禁止粮商跨行跨业。囤积粮食者要严惩。粮食加工厂，只准加工，不准做粮食买卖。非主粮也由国家经营，步骤可以缓一点。
　　
　　P217,总起来说，我们要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P225,抗战前一九三O年曾出口三十一亿枚，一九五三年只出口十亿枚，两万枚蛋可换五吨钢材，应争取更多的蛋品出口。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1945,2,10P230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奇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比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蹬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这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我并不是说犯错误好，而是说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斗。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P236,1954,6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日，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包括一百四十-项在内，全部新建工业厂矿，五年内能投入生产的，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
　　
　　P238.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以开荒来说。新开垦五亿亩土地，可以收粮食八百亿到一千亿斤。但这甚至在十年内都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要开垦五亿亩地约需二十五万台拖拉机，据说要有一千多万吨原油来炼柴油，但我们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可以有十万台拖拉机，原油的开采也快不了。大规模开荒只能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机器是不行的。要是开垦新疆的荒地，还要修铁路(约四千公里)，修水利(每亩约一百万元)，这些在目前都是没有力量来做的。那末，是否可以比计划再多开垦五千万亩荒地呢?我看也有困难。因为，一要增加二十五万亿元的投资来搞国营农场，二要进口三万台拖拉机，三要组织相当大量的技术力量进行勘察设计。此外，还要修筑公路、铁路，建筑房屋，组织七十万劳动力移民，而花费了这样大的力量以后，每年所能增产的粮食也只有八十到一百亿斤。因此，五年内，开荒和建设机耕农场，实际上只能起积累经验和培养干部的作用。//以修水利来说。大型水利工程首先在北方。要是把淮河以北的水都蓄起来，可以灌溉两亿亩地，即可以增加二百多亿斤粮食。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没有十年完成不了。而所增的粮食，就全国来看，数量并不多。//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P239.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
　　
　　P242,***,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P247,三、实行上述措施后，我国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已在批发环节上逐渐排挤私营批发商，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P259,他们说，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上述几种消费品没有取配给办法，现在反而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看来，现在不如过去了。事实正相反，上述几种消费品，比抗战前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购买力比生产增加得更快。国民党统治时期产量比现在低，当时不用配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有钱，几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现在。那时是少数人能够吃饱、穿暖，现在是几万万翻身了的劳动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这种情况难道可以说“现在不如过去”吗2正相反，这恰恰是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
　　
　　P261,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但是应该看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因为粮食、油料是农产品．布匹的原料也是农产品，而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P262,粮食、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已经实行了半年多。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事实说明了全国人民是赞助政府的。农民热烈响应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计划。城乡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是平稳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国家在粮食方面也超额供应了城乡人民。全国的市场物价是平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
　　
　　P267,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调整私营工业生产呢7就是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厂．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把上述四种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P302,现在资方很多人还放不下心，不知道能不能当经理，当了经理是不是长久。有人认为共产党先甜后辣，他是资本家，今天安排了，以后会不要他。他们考虑，一是安排不安排，二是能不能长久，三是安排得高不高。这些问题，全国工商业者都很关心。//政府的看法是．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对资本家也要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是不是今天安排，将来就踢开了?不是这样的。今天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你们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接受“五反”教育，最近又积极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都是好事。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们好事做得愈多，得到的好处也愈多，结果也愈好。
　　　　

P307,1956,一九五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九十三亿元，相当于私营工商业全部资本三十三亿元的将近三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就是因为工人、农民辛勤劳动，工商界也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国人民的，并且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把它集中使用在建设上。//这正是社会上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的国家很大，有六亿人，应该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兴旺的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在从前的剥削制度下，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财，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欺侮，难道再让我们的子孙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吗?再不能了。在这个基本点上．劳动人民和工商界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汁划，以至第五个五年汁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到那时．我们也不能骄傲，不能作帝国主义，去欺侮别人。
　　
　　P333,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套办法是不是带来-些消极因素呢7应该说是有的。就商业工作来说，有以下四点：//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品质量好也发不了财，不好你也统购包销，所以就不注意质量了。//二、工业品的品种规格减少。有许多东西减少得很多，只剩下几种大路货。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三、货不对路。//四、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过去延安的新市场场，锅、碗、马鞍等什么东西也有卖的。现在专行专业，不许跨行跨业，搞得太死。//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
　　
　　陈云文选 第一卷
　　作者： 陈云著
　　页数: 444
　　出版日期: 1984年01月第1版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P208
　　
　　严密党的内部还只是巩固党的一个方面，开展党外群众工作，也是巩固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不能说，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孤立于社会的党组织可以称之为巩固的党组织。没有党外上层和下层的群众工作，决不能保证秘密党的安全。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党外工作垮台的结果，不能不使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打击。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一再指出：严密党的内
　　部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巩固党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秘密党的组织要埋头苦干，既须埋头，又须苦干，并不是埋头不干。
　　
　　加强党外的群众工作，是否又要像内战时期白区党那样，天天在工厂内、学校内、农村内找“斗争”呢?不是的。过去多次发动的那种既非群众迫切需要又无胜利把握的斗争，非但今天不应该这样做，过去也不应该这样做。那种办法已经证明是不能真正与群众建立起联系的。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在秘密党的条件下，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和吸收多少会员(几乎所有大的群众团体现在都已遭受封闭)，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的援助。共产党员是人群中最好的人，而去进行这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正是名副其实地成了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在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部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也使反共分子难于反对我们。这样与劳动大众和社会人士联系着，经过几年的苦干，难道还怕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好的影响，生下根来吗?
　　
　　那末，在贪污勒索、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当着某个地方的民众起来反抗时，我们是否袖手旁观?当然不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民众方面，反对黑暗势力。但是，同时又必须注意任何一次民众的斗争。我们应该帮助民众来估计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估计社会同情的程度，估计斗争前途的成败，不仅不要去制造“斗争”，而且如果不能取得社会大多数人士赞助，孤军独战，没有胜利把握，就不应去轻试。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斗争”，范围实在太小了，今天应该把自己的认识从狭隘的范围内解放出来。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做起来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斗争。因为争取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就是一种孤立顽固分子的斗争。
　　
　　P256，1942，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1946.7
　　
　　P314, 在东北，由于日寇统治十四年，一般群众对国民党存有相当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正统，牌子正，有美国援助，力量大。我们虽然亦工作了几个月，但在群众中影响仍比国民党小。目前在东北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打人民战争还谈不到。//我军现有三十万，数目不小，其中正规野战军十万，干部二万。但是，新成分、新部队比重很大，尚不十分巩固。如没有老百姓配合，军队作战不能取得相当胜利。//从以上三方面估计，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二、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P315,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地方虽大，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地方虽小，离敌很近，可以站住。长征走了很多地方，都没站住脚，到了陕北才站住了，主要是那里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
　　
　　P317,群众工作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农民的觉悟，开展斗争，与地主扯破脸；二是培养起本地干部。//党员发展的条件：三敢，即敢于要土地，敢于斗争，敢于武装；三不怕，即不怕离家，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新党员发展到足够数量时，要做巩固工作，争取每个乡村都有我们的堡垒，避免大量发展又大量清洗。坚持积极发展、个别吸收的办法。
　　
　　P318,东北八个月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开辟厂这样一个新地区，牵制了二十一个美械师，使得关里解放区得以休整六个月，土地问题开始解决，关里解放区民兵发展至七百万人。坚持东北的斗争，对关里各根据地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P319蒋介石露骨地给美国许多利益，如内河航行，天津、青岛驻兵，等等。国民党区民心厌战，反对美国。蒋介石的威信大大降低。他经济上有困难，军事力量不足，与十年内战时期、八年抗战时期相比．已差之甚远。像过去那种对我“围剿”、“扫荡”的形势，已不存在。//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
　　
　　P322,1946,12.南满情况警告了我们全东北(尤其北满未沦陷区)．如果今冬明春敌向东、北、西满进攻时。在任何被占区中都必发生与南满同样情形．即不论土地分得如何彻底，但因为时间太短、群众得利不多(如果我保持了三年以上的地区或可例外)，不能希望群众起来游击或摆地雷阵，不能希望群众与我并肩作战。我此刻深深体会“拉锯”反复斗争的意义，不如此，群众是不能进一步起来的。内战、抗战都经过这样时期。请你们研究为了弥补群众不能立即起来武装参战的缺憾、应否在军事上作其他的补救。例如林总前天发的电报，要各部积极滞止敌人，不使敌加入无人之境。此外，许多同志提到我们在若干地方应该做些工事，这当然与死守有区别。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应研究。
　　
　　P324.首先是保护今年分地所得之粮，只要吃了分地所得之粮，农民必然增加对土地斗争的决心。
　　
　　P325,(三)地方武装问题。事实证明，打过土匪的民兵区中队都没有用，应该在敌占前，或则改编给主力，或则先后退整理，求精不在乎多。林总提出先后退整理，然后再回去，此法可行。县大队是小部叛、大量逃，也以早些改编一部分给主力为妙，免得济敌。那末，敌来时何种队伍没有垮呢?只有地方基干团。虽然也有逃亡的，也不能打正规顽军，但减员之后还能撑住。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1947,2P342,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土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林达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故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P389,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薄一波文选（一九三七-一九九二年）
　　作者：
　　页数: 635
　　出版日期: 1992年12月第1版
　　
　　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苦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这是薄一波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
　　北、华东、西北、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请各地领导同志研究这一报告,并在各地参照办理”。)P68-75
　　
　　晋冀鲁豫区的工商业,据不完全材料说明，有发展和萧条的两方面，执行政策有错误和正确的两方面。//(一)日降后，发展本区工业生产、抵制美蒋货物有成绩。土布、皮革、毛巾、袜子、肥皂、植物油等日用品已全部自给,纸烟、药材、颜料、火柴、纸张、印刷器材、牙粉大部自给。抗战前，冀南、豫北虽产棉，人民却均穿洋布,现改穿土布。抗战前，民户点灯用煤油，现点植物油。铁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三十，竹器业大部恢复，手工煤窑也大部恢复，部分地区如沙、武、内、潞、襄等地已超过战前水平。合作社(生产、消费、信用、混合业务、互助及小型合作社)，老区差不多的村、区、县都有，它与贸易总公司、公营商店相结合，且组织了劳动互助和群众纺织、运输及养猪、养羊、养鸡、养蚕等副业起了交流物资、刺激生产、平稳物价、繁荣市场的作用。邯、长、临大道车马往来，日不下数千辆,人民经济大见改善。公营企业，如军工、军需、炼铁、化学、火碱、制药、熬硝、制磺、火柴、纺织、纸烟、油墨、机器制造、银行、运输等，在经济上已取得领导地位，资本和财产约为六百万万元。
　　
　　但全区不少城镇(地区)是很萧条的。造成这种情况，清算斗争应负主要责任。但即无此,工商业也会走向萧条。战争影响，国民党反动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工商业,这在一定期间内很难改变。抵制美蒋货物，在一定期间内也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主观原因是政策错误。抗战中，老区在经济上绝对统制垄断,过高的工资，机关生产排挤其他;半老区加上反奸清算、土改斗争，不少城镇(地区)的工商业萧条或濒于毁灭。城市资金外流，如邯郸外流资金占全市资金的半数，邢台占四分之三。失业贫民增多，如邢台四千人、武安三千人、邯郸一千五百人。工人贫民回家分地，又引起工农矛盾。反奸清算后期，曾批评了把乡村斗争地主的方式搬到城市去而限制了工商业发展的做法,指出这是对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战略任务认识模糊，对中国社会中地主、资本家、商人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区别不开;规定既要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并和厂方合作(不论公营、私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斗争私营工商业者的问题，曾一时被制止。《五四指示》，后，仍坚持不淮斗争私营工商业者，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并在公营企业中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以利生产。(企业中的管理委员会,究竟以三人为有利，还是以五人左右为有利，值得研究。如果只以厂长、支书及工会主任这样三个人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三个人又都是党员，而无工程师、技师或职员的代表参加及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参加，似乎是不妥的。--毛泽东注)去春群众分得土地后,迫切要求生产资金，遂发动挖底财运动，加上战争紧张、土改深入，在太行等区普遍斗了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局曾与各区进行过斗争，反对斗工商业者。五月中旬受他区影响，中央局，主要是我，在工商业政策上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在五月土地会议上规定，土改中农民要求清算地主在乡村与封建相联系的工商业，应予批准,这个规定,虽指出不包含普通城市,但口子打开,限制力不大，实际是批准了“左”倾冒险主义。七月初发现这是完全错误的，迅即制止但损失已很大(主要是武安)。
　　
　　(二)目前我区工商业城镇(地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原有工商业大部保留，并发展了新的工商业。如临清、南宫、衡水、曲沃、曲村等，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一类约占全区城镇(地区)的四分之一。第二类,原有工商业大部或小部垮台，新工商业亦有部分发展。如邯郸、晋城、阳邑(武安属)、河南店(涉县属)、郭道(沁源属)等。这一类约占全区城镇(地区)的四分之一。第三类，原有工商业大部或全部垮台，新的工商业又很少发展。如武安、大名、闻喜等。这一类约占全区城镇(地区)的四分之一。
　　
　　(三)工商业被破坏,除客观原因外，政策方面值得提出的有如下五条：//(1)反奸清算时，对奸霸、特务、官僚的定义含混不明，没有明确地严格地区别(毛注：必须明确地、严格地分清界限)哪些商店、工厂才算是汉奸、恶霸、官僚资电才可以清算没收,哪些应予保护，因而大大伤害了工商业。土改中，斗争私营工商业者，是没有明确分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而有些人认为私营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毛注: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如长治南大街把中等商人全部斗垮,邢台、邯郸、晋城、武安、沁阳都是在界限不清的情况下把私营工商业者斗垮的。
　　
　　(2)高工资政策。工运一般是盲目的，从工人眼前福利出发,未考虑工运政策。工厂商店关门对工人有利抑或经济发展了对工人有利，未加考虑。日降后,公营工厂提高工资竞雇工人。工资规定按小米计，军工、机械、化工厂工人的工张,三等一级者月三百斤，二等一级者月四百五十斤，一等一级者月六百斤,学徒月一百五十斤，另有工服(年各一套)、奖工(一年不请假者加一月工资,一月不请假者加三天工资)、家属救济费等待遇。公营煤矿工人日工资有高至二十四斤小米者。民营工商业也不得不提高工资。如邢台工人店员年工资均在三十万元以上;同盛铁工厂年工资三十三万元外,还要倒三七分红。义兴盛商号，资金五十二万元，雇店员二人，一参军拥护二十二万元;一娶妻，帮助三十二万元，仅此两项开支已超过其资金总数。武安店员工资日十五斤小米,彭城商业工人日工资十八斤小米，资方付不起工张,改成倒四六分货,现大部歇业。此外，店员开会经理摆摊,店员看戏经理做饭，店员理发、洗澡、看戏及购买牙膏、牙刷的费用均由店东供给,资方赔垮关门。工人店员工资高，特权多，好吃懒做,店东有“雇下店员好比请下亲爹”的感慨。
　　
　　(3)有些城市私营工商业的萧条,不是因为清算斗争，而是被机关、部队、团体的生产单位所排挤。公家单位借军事、政治力量压人,强占铺面、工场、作坊，并且有电话、汽车、武装的便利，资本雄厚(多为挪用公款、战争缴获物资)，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有些径是无法无天，运销违禁品，抗令拒法。
　　
　　(4)统制垄断。大小市镇的交易所(抗战中起过作用)，有些不管成交与否,皆得交费，而且各区互相封锁，征重税,使商旅裹足。边区地税局、公安局、武委会等机关，乱没收，乱扣押。商人外出须经五道手续始能领到路条，而且限期很短,过期不归者,三个月不准外出。不少公安员借开路条发财，强制商人转业,很多专行被破坏。凡赚钱的东西都想统治(统制、统买、统卖等等)，统治了的东西一律垮台。如南乐、清丰、观城草帽辫，行销南洋、英、美等地，往年获利颇厚;实行统治后，辫商不久产品出不去，辫业垮台。安阳水冶镇手工卷烟甚发达，实行
(4)统制垄断。大小市镇的交易所(抗战中起过作用)，有些不管成交与否,皆得交费，而且各区互相封锁，征重税,使商旅裹足。边区地税局、公安局、武委会等机关，乱没收，乱扣押。商人外出须经五道手续始能领到路条，而且限期很短,过期不归者,三个月不准外出。不少公安员借开路条发财，强制商人转业,很多专行被破坏。凡赚钱的东西都想统治(统制、统买、统卖等等)，统治了的东西一律垮台。如南乐、清丰、观城草帽辫，行销南洋、英、美等地，往年获利颇厚;实行统治后，辫商不久产品出不去，辫业垮台。安阳水冶镇手工卷烟甚发达，实行纸烟专制后，全部关门。
　　
　　(5)城市纪律很坏，乱抢资财,采取完全毁灭的政策。当城市攻下后，军工、供给、卫生、报馆、各部队机关团体的生产人员，蜂拥而入，乱拆东西，接着就是老百姓起来跟着抢。任何城市，只要有两三天工夫,就可破坏干净。如邯郸、沁阳、焦作、运城等，就是这样破坏了的。其他如苛捐杂税(市街办公费、支差费、优抗费、招待费、秧歌费、慰劳费等)、营业税评议不公、物价暴涨暴跃，均可伤害工商业。
　　
　　(四)根据上述情况，两三个月以来,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我们陆续作出下列决定：//(1)严格禁止清算斗争私营工商业者，保护一切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地富将土地转入工商业，一律欢迎。地主的手工工具,如纺车和织布、织袜、缝纫、弹花机等，一律不没收，准其留下进行生产。//(2)地富工商业，如已被清算斗争,但尚未分配或仅转作群众股份(所谓换神不换庙)。或虽已分配而尚未损坏者，均应立即无条件地退还原业主。资本不足者,政府给以低利或无利贷款。工商业主逃亡者，其商店工厂坚决保护，不准侵犯，待归来后交还之。真正官僚资本与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边府或行署处理，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与个人无权过问。边府、行署没收后,亦不得分散,应继续经营.
　　
　　(3)工会、党支部应与厂主合作，共同发展经济，做到原料足、成本低、产量多、质量高、销路广。目前高工资必须压低，工资由劳资双方自由规定，不提增资减时口号。但所有公私企业，均应禁止对工人、店员、学徒的封建半封建性的虐待和剥削，实行按时计工、按件给资的工资制。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领导生产。首先在公营企业中实行。私人企业如资方同意亦可实行。//(4)克服国营企业中的统制垄断思想。规定民营企业中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制度和办法。凡对国营和民营均有利，或对国营有利对民营无害或害少者,允许经营。凡对国营有利而对民营害大者,一概不允许经营。对敌经济斗争必须管理，其办法则力求简便。解放区内贸易完全自由，取消路条制，取消或改造交易所。取消农村管制人口出村办法，给人民以就业的自由。//(5)银行、贸易总公司、合作厅、财政厅共同合作，按期吞吐物资，实行全年贷款，大力支持生产,按季节有步骤地发行货币。贸易公司主要任务为活跃市场、平稳物价,不担负财政任务,以便保持物价平稳上升(不上升亦不可能)，不暴涨暴跌。
　　
　　(6)一切机关、部队、工厂、商店，必须接受当地党委与政府(工商管理局)的领导，取消其特权与民营企业同等待危,严厉取缔非法营业。//(7)取缔地方上所加予工商业的苛捐杂税。除边府所规定的税收摊派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擅自摊派或增派。劳军捐款应出自愿，不得摊派。对工商业者按所得纯利，只征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所得税，并须规定合理评议、计算、征收的制度。//(8)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废除一切债务，不包括工商业的借贷、来往帐及货帐在内。//(9)颁发合作社条例草案,取缔某些合作社非法行为。规定合作社性质、任务与营业制度,整顿合作社，并加强业务指导。有计划地生产调剂物资，其资本不足者，由银行给以低利贷款,帮助其发展。//(10)加强对部队与地方的城市政策与工商业政策的教育。
　　
　　经过上述规定整顿布置后，某些城市工商业经营情绪增高。为贯彻上述方针，决定：//(1)五月十五日召开全区工商业会议,邀集公私企业、商会、工会及政府的代表参加，检查过去得失,研究今后发展工商业的具体政策。//(2)各区党委应把本区两万人以上的城市，在三个月内作出总结,报告中央局。
　　
　　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1949,3,17(这是薄一波主持为新华社写的社论。)P93-97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我们已经解放并将继续解放许多大城市。这对于我们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其复杂的新问题。//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是先乡村后城市。这是因为，在乡村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存在和发展的缘故。毛主席规定下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因而在苏维埃运动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了革命根据地，组织了强大的人民革命的队伍，获得了今天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当现在大城市从反革命的堡垒变为革命的堡垒，永远属于人民的时候，过去的做法就需要改变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指示我们：必须一反二十年来的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做法。如果我们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农村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而人民革命政权就不会巩固，中国人民就还不可能做到彻底翻身。
　　
　　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样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有些虽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是经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剥削方式取得的。一方面，它们以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受帝国主义剥削。一方面，它们又以低价搜刮乡村的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剥削农民。因此，造成了乡村和城市的敌对状态。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应当合理调整工人的工资和增加福利条件，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某些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以提高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够以充足而又便宜的工业品供给乡村，以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才能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从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再受其剥削；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对于我们，无疑地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决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上是少数，而在质量上则很坚强，并且大部集中在城市，只要紧紧地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主观条件是具备了的。其次，现代化的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虽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但大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围，其中最重要的、最大规模的又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本家所垄断，我们把它没收过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产，只要不分散、不破坏，不在经营上犯无纪律无计划的错误，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客观基础也是存在着的。再次，在城市中，私人资本所经营的现代化工业虽然是脆弱的，但也还存着相当数量。只要我们坚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引导它们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成为一种有力的因素。还要看到，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对于我们，无疑地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决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上是少数，而在质量上则很坚强，并且大部集中在城市，只要紧紧地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主观条件是具备了的。其次，现代化的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虽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但大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围，其中最重要的、最大规模的又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本家所垄断，我们把它没收过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产，只要不分散、不破坏，不在经营上犯无纪律无计划的错误，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客观基础也是存在着的。再次，在城市中，私人资本所经营的现代化工业虽然是脆弱的，但也还存着相当数量。只要我们坚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引导它们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成为一种有力的因素。还要看到，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在乡村大量存在着，而且在城市，特别是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市(如北平)也相当存在着。这些手工业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给予它们以适当的扶植，并把它们经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以至供销的合作等方式逐步地组织起来，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大有作用的。
　　
　　可以相信，无论从主观条件或客观基础上看，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部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抓紧这一中心环节，进行这一重要工作，以及在进行这个工作中是否能遵循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致发生大的偏向。在我们不断地严厉地批判和纠正了消灭私人工商业的错误之后，今天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主要偏向是：//一、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于、民主党派，共同致力于建设城市从而建设国家的艰巨事业。有的不依靠工人阶级，而依靠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哪能依靠他们建设城市呢?这是一种右的偏向。殊不知工人防级、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则革命力量便会变得脆弱，不仅不能完成建设城市、建设国家的任务，而且连人民民主专政的自身也将不能巩固。另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脚把资产阶级踢开，不和他们团结合作，则是一种“左”的偏向。这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同样对于建设城市、建设国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
　　
　　二、只重视私营企业，而轻视公营企业；无原则地、无限度地、无区别地扶植一切私营工商业，而对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当然，在今天是需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这一政策，我们已经确定下来了，不能动摇。因此给予它以过大的不适当的限制，致使不能发展，甚至趋于消灭，也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成分，要使其他一切经济成分均向着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故对于私营工商业中的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各方面，加以恰如其分的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引导其发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防止其发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三、只知鼓励生产，而在供销上没有计划，没有办法，致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供给和需要发生矛盾，生产品推销不出去，不能不陷生产于停滞的状态中，且给投机商人以操纵剥削的机会。为了避免这种弊害，必须一方面尽可能地、比较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发展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纽带，也是沟通乡村和城市的桥梁。它以公道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乡村，而又以公道的价格收购农产品供给城市。这不仅可使乡村避免投机商人的中间剥削，而且可鼓励农民生产，发展乡村经济。
　　
　　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担负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但由于我们长期脱离城市，对城市的情况和工作极其生疏，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必须虚心学习，努力工作!
　　
　　
　　P107,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及三年解放战争中，为了战胜日本侵略音和打倒蒋介石，除了兵力以外，支援前线的民力是不可以数字估计的，特别是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解放区人民的劳动力平均每年有七十天到一百天用在支援前线、运粮运弹药的工作上。现在大部地区战争已结束了，估计每个劳动力一年可以节省出六十天来，如果能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治河治水，就会使水利建设有很大的开展。中国人民的劳动力是有剩余的，因为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农闲季节便有广大劳动力剩余。过去中国的生产虽不发达可是历史上有许多大工程，如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是农民的手干出来的，北京皇宫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手干出来的。根据这个条件我建议大家要充分估计可能发动的群众力量。
　　
　　P114,事实上一九四九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在各项岁入的比重上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城市税收已经比过去增加了。经过今年二月全国财政会议的精确计算后，去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一九五O年度收支概算中，各项岁入的比重也已经变化了：城市税收已提到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点一；农业税已降为第二位，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国营企业税收升到第三位,占百分之十七点九,其他收入为百分之四点八。因此，税收可以增加的事实是很明显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努力地去做。
　　
　　P115,比如，上海在抗战前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现在仅占百分之二十多，
　　
　　P134,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有一定的物质作基础。过去，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在政治上巩固了工农联盟。今后，必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更好地解决城乡物资交流和满足农民供销需要的问题借以在经济上更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
　　　　

P135,“天下是农民打下的，农民要坐天下”。是的，农民在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主要的力量。但因此就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工人阶级领导无关，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的。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对这一点想不通。他们认为，既然党长期处在农村中，军队又是穿起军服拿起武器的农民，党的大多数干部又是农民出身的，而工人阶级则是长期处在城市里头，只是解放以后才站出来，为什么能说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呢?他们只承认共产党领导，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了解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不了解工人阶级在城市中长期受着严重的迫害,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而是由其先锋队到农村组织农民同盟军。我们党是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真正意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而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我们必须首先向农民出身的同志们，随后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系统的教育,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发家致富”。华北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以底曾经一度发生过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错误地认为穷就是光荣的；既然实行了土地改或再“革命”就必然是“共产”了。并且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为“吃大锅饭”。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化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时提出“发家致富”这一口号在克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稳定农民生产情绪上曾经起了一定作用，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但这一口号即使在当时看,也有其片面性。虽然后来又补充提出了生产发家不是投机发家，劳动致富不是剥削致富,但总是缺乏明确的政治内容，没有也不可能把埋头生产建设而不问政治的倾向扭转回来。直至今年提出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以及抗美接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后农村中许多错误的思想问题才得到进一步解决，才又把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必须反复地向农民说明，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自由自在地“生产致富”，而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土地制度改革了，发展生产的各项政策实施了，才创造了“生产致富”的条件。因此，农民应考虑国家的利益，多打粮食多生产工业原料,多生产外销物资，积累资金,使国家走向工业化。只有卫国才能发家。
　　
　　“革命成功论”。不错，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了胜利。问题在于当着中国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有歇一歇的思想，他们躺倒不干了。他们认为，打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了蒋介石，实行了土地改革,已经是革命成功、万事大吉了。因此，他们很快地变成了政治上的庸人，再也看不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沉醉于“悖悖一箩，酸菜一窝，炕头一坐,虽然辛苦,倒也快活”。对于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这样伟大的政治运动，他们不闻不问了。尤有甚者，不但不继续做革命工作而且向党“讨债”，要地位,要享受,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说这是“卸磨杀驴”，“进了城市忘了农民”。“革命成功论”是否正确呢?能不能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宣告完结之时呢?毛主席告诉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必须告诉所有迷恋于“革命成功论”的同志们：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现在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除,美帝国主义还在我们的国门口，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刚在开始，需要我们做更艰苦、更伟大的工作。共产党人在任何时期都必须看到革命的远景,在革命取得一个战略或一个战役的胜利后,必须迅速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继续前进,绝不允许安于现状,苟且偷安。对于斗志萎靡不振的情绪,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场)，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巩固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这就是说，农民必须倚靠工人阶级的努力和援助，才能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刚刚进行土地改革之后，绝大多数农民(主要是贫农、雇农和下中农)还是穷困的，需要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但今天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愿的组织和等价交换的组织,一般地是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它。目前,华北已经组织起来的比较巩固的互助组,只不过占华北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应充实生产内容、改善生产技术，并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使其巩固和发展；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地方,应在自愿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继续组织和推广。发展互助组,必须反对强迫命令，要允许个体农民的“单干”，也允许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只有把互助组内的工作做好，真正能够多打粮食,用事实证明参加互助组比单干能更快地由穷变富，才能吸引农民，扩大互助组。不顾客观条件，而急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将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比破坏目前的互助组。当然,在农民完全自愿而且是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积累一些公共财产(如共有较大农具和积谷仓等)是可以的，但这种互助组仍然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在农民完全自愿的条件下，组织个别的集体农场，也是可以的。但这在目前只能是个别的，决不能在目前使农业集体化。
　　
　　P183,根据市委估计,上海自解放以后,从上而下的号召不少，真正发动群众则很不够，多数厂店未进行过民主改革，有些工厂镇反亦末波及。店员说，工人解放了，我们没解放。私营厂工人说，国营厂工人当主人翁了，我们还被压迫。其实，许多国营厂仍是旧人员把持，原封未动(如纺管局系统)。因而“五反”斗争必须从诉苦运动入手。
　　　　

谈谈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1956,12
　　
　　P259,应陈叔老之请，来同大家谈谈我们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值得大谈特谈。因为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论对国内或国际来说都很重要。毛泽东主席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时，已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我再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谈一谈，但不完全是传达也讲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说得可能不完参供大家研究。//第一，为什么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一定作用，是我们的朋友，经济上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工具，有文化和技术，又有管理知识和才能。当然，说它在经济上具有这些条件是现阶段同其他阶级相比较而言的。但这毕竟是事实。中国共产党员讲实际。我们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在于发展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全国农民有五亿，工人有两千万，小资产阶级人数也不少，这三者相加人数最多，是革命的主力，是必须依靠的力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文化低，技术差,农村尚在扫盲。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发展经济却需要借重于他们的文化与技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与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不同。对地主阶级是打倒、消灭。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排斥，而是与其结成同盟;对其经营的工商业不是没收，而是采取赎买政策，逐步改造。
　　
　　P261,毛主席况定息要“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没有解决问题，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P261,目前，一些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上海有一千多家，北京、天津等地也有。所以发生地下工厂，是因为我国生产落后，产品供不应求，说明人民需要。既然地下工厂的发生有它客观的原因，是否让它合法化,让它存在下去行不行?请大家考虑。我看可以。这样做有好处,在经营管理上可以和国营唱对台戏．有比较,才能促使生产经营不断得到改进。今天社会上产品不足，拿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的不足，没有坏处。既然可以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也可以有在国家领导下的私营企业。当然,基本上大量发展的应该是社会主义企业。
　　
　　P263,(三)在国际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外对我国采取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很重视。外国人来到天津,对共产党的宣传不太相信,要找资本家谈谈。定息不取消，说明我们真有资本家。如与彭真同志一起出国的胡子昂、郭隶活等，使外国看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羡慕中国的资本家真幸福。世界上还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看到我国的办法,感到革命并不可怕，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实例。上面已经说过,革命既要改变生产关系，又要发展生产力。那么，把资本家一脚踢开好呢,还是保留下来好?当然是保留的好,这已为事实证明。所以，我们党认为资产阶级是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但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同时也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P267,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受着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在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消费条件下积累的可能性。
　　
　　P271,在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之下,建设得过多，就会妨碍必要的生活的改善；生活改善得过多，就会妨碍必要的建设,两者都搞得过多就使建设、生活的需要同生产的可能之间脱节,造成经济生活的失调，如像一九五六年所发生的那样。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我国建设的规模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是行不通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害的。
　　
　　P282,去年大跃进，今年王府井商店的货架子上没有东西。
　　
　　关于试办托拉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1965.6,P317,
　　
　　P389,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石油的产量是直线上升的，由五百多万吨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近九千万吨，支撑了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1980,1(这是薄一波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P346-372
　　
　　今天，我就有关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对三十年建设的历史，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讨。//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比较大的曲折中前进的。大体上来说，经历了四次转折和四个发展阶段，加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的转折，就是五次转折。三十年，五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第一次伟大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的里程碑。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第一次转折。//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内，我们做了不少很有成效的事情。我们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当时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毛泽东主席对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经过三年恢复，很快地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一九五三年算起的，但计划是一九五四年制定并提交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以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工程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我在这里着重说一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直接过问和听取汇报，由陈云同志主持、李富春等同志参加搞出来的。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们。一五六项工程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帮助我们搞出来的。回忆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的时候，要想到斯大林。//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经过综合平衡的。那时有个口号，叫“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理解和执行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考虑到，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建设就得不到必要的和急需的装备及原材料，就发展不起来。那样，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就会犯“软骨病”。在实际执行中间，部署了钢铁工业，部署了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制造业，部署了燃料动力工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较注意了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注意了重、轻、农的协调发展，注意了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当时，能搞出这么一个好计划来，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切实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办事，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结果，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这五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社会风尚是好的，人民生活也是逐渐提高的。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吗!当然，大家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说经济的发展比较正常，也不是说那时一切都搞得很好.//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开始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阶段。
　　
　　(二)一九五六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转折。这里说明一下，我讲的“转折”，是按照历史走过的脚印来说的。我们通常讲“伟大的转折”，这里不是从那种意义上说的。从实际的情形看，它确是转折，但不一定是伟大的。//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情形比较复杂。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现在来看，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一九五六年初，毛主席着重提出，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有名的“多快好省”，就是这时提出来的。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刘少奇同志找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最早找的是国家建委的负责人汇报、座谈，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座谈中，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意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战时和平时的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内，毛主席又亲自听了有关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边汇报、边议论，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那些生搬硬套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明确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听了汇报以后不久，毛主席先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后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直到现在还是对我们工作起重大指导作用的文献。//那时候，在我们的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都亲自研究经济工作，由毛主席总其大成。从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到《论十大关系》，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既是毛主席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由于把大家在集体的革命奋斗中产生的先进思想集中起来，综合起来，加以发展，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一九五六年九月问，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今天看来，那仍然是个正确的、很重要的文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周总理主持编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后来并没有组织实施，被放在一边了。就在这一年，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后来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次转折，出发点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
　　
　　可惜的是，后来毛主席决策的一些重大事项，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回想起来，一九五七年的后半年就出问题了。之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作自我批评。一九五五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村工作“十七条”，以后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时我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粮为纲”，带动其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的问题解决了，你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一九五七年提出的赶上英国钢的最高年产量二干二百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起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实践证明，“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带动不起来一切。相反，执行的结果是，挤了轻工业、农业，挤了文教特别是挤了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也挤了煤、电、油、运和其他。一九五七年，我国钢的产量已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了近三倍，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确实是个很大的成绩。在编制一九五八年计划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九五八年钢的指标原来定为六百二十万吨，比上一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八十五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不要有什么大的波折，大体上　　

可惜的是，后来毛主席决策的一些重大事项，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回想起来，一九五七年的后半年就出问题了。之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作自我批评。一九五五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村工作“十七条”，以后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时我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粮为纲”，带动其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的问题解决了，你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一九五七年提出的赶上英国钢的最高年产量二干二百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起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实践证明，“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带动不起来一切。相反，执行的结果是，挤了轻工业、农业，挤了文教特别是挤了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也挤了煤、电、油、运和其他。一九五七年，我国钢的产量已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了近三倍，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确实是个很大的成绩。在编制一九五八年计划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九五八年钢的指标原来定为六百二十万吨，比上一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八十五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不要有什么大的波折，大体上到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我国钢的产量就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左右，就能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这里应当提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那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马鞍形”，就是说一九五六年的生产增长速度是高的，一九五七年低下来了，一九五八年要把它搞上去。一九五七年为什么低了?说是“右倾”了，几位同志反冒进了，于是就搞了个反反冒进。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时提出的有些口号，离开了第二次转折开始时提出的正确原则。总的来说，第二次转折，原本是要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愿望是好的。起初转得也很好。如果循序渐进，大有可为。但是到一九五八年，超越了真理，就转歪了。这就造成了以后一个期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这算是第二次转折。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可以算作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面说过了，这个阶段是在不那么正常的状态中开始的。南宁会议以后，“反右倾”升级，似乎指标高，“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妥的人。会后，又提出反对“稳妥派”。一九五八年四月，酝酿钢的产量翻一番，要求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五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七继续反“右”。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组织人民公社，当年搞七千亿斤粮食；还正式提出“以钢为纲”，把“一O七O”写到公报上。在“一O七O”问题上，我也负有一份责任。对“一O七O”，我本来是有怀疑的，但许多人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觉得有那么多高炉，那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帐、算大帐，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也觉得行。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等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钢产量可以翻番。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O七O”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把“一O七O”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时候，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薄一波同志的建议，把“一O七O”公布了。应当说，在北戴河会议人毛主席对“一O七O”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九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一O七O”的三分之一，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能完成吗?但是，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要保证实现。于是，六千万人上山找矿、挖煤、伐木炼土铁，全国各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泛滥起来了，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比如“吃饭不要钱”。还有，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唯心主义到了何等程度啊！还有，叫做“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从工业交通战线来说，原来提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不久就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过几天又改为十二年，再过几天又改为十年。后来，索性说只要大家努力，一两年就能赶上。总之，南宁会议以后一下子就把风吹上去了，吹到了极端，“左”了，“左”得很，发生了许多问题。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集合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一些省市委书记，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在这次会上，着重讲了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法则的问题，提出了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上旬，开了武昌会议，也是解决这类问题。毛主席说：“一O七O”是个冒险的计划，六千万人上山，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他主张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压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讲了要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整顿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二、三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四月开上海会议，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上海会议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调整钢产量指标。陈云同志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执行的结果证明，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总之，这个期间开的会，都是类似性质的工作会议，直到六月上庐山，都是纠正冒进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纠正这种“左”的错误，他对一些主持财经工作的同志讲，现在不能再支持你们了；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大家的冒进。他还提出要“压缩空气”，劳逸结合，冲天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应当说，毛主席无论是在郑州会议上，还是在武昌会议上、上海会议上，都是从正面引导大家认识南宁会议后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切实进行批评，而且在纠“左”的方法上，毛主席也不主张公开反“左”，不主张对那些特别热心执行“左”的方针的干部进行批评，反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认为公开反“左”是不对的，那是泼冷水、泄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有八个月之久，空气有一些“压缩”。但是劲头特别大的人们并不服气，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在庐山开会。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继续“压缩空气”。毛主席检查了一年半来的工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特别提出，是否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反过来，提农、轻、重。他还讲：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好生产，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会议前半个月开得很好，但是在起草公报的时候发生了不同看法。有人说公报草案没有表现出轰轰烈烈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面貌，没有明确提尽快赶上英国的口号，对形势估计“右倾”。于是引起了争论。就在这个时候，　七月十四日　，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他的意见书。从内容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没有错误，里面讲的许多问题跟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半段议论的内容差不多。他收集了一些材料，作了分析，更加明确地把这期间讲的东西肯定了下来，加了一句政治评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于是，那些极力提倡吃饭不要钱和主张“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人们站出来反对，引起了一场风波。//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但内容是正确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没有错误。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错误?就是意见有错误，也没有什么。但是整了他。所以，应该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我们党内发生过十次路线斗争。我看，庐山会议这次就不能成立，针对刘少奇同志的那次也不能成立。我们党内在这些问题上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在这里附带讲几句，跟同志们商量研究。现在，我们党内有这样的情况：过去说毛主席正确，就说一切都正确，这是不对的；现在反过来，说毛主席有错误，就仿佛一切都锗了，也不能这样讲。还是应当一分为二。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不要丢，但是他有缺点，也有错误。他老人家晚年犯的错误，有些还很大。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也是好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对他们的处理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过来，这是对的。但是，也不要说他们一点错误也没有，那样讲就不是辩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还是这样好。
　　
　　庐山会议的后半段，从工作会议转到开八届八中全会。　七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在大会上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于是，会议的方向转了，不谈经济问题，转到专门谈政治问题以至历史问题。各方面一翻腾，八个月反“左”的成果不但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弃之于一旦，还是要反右，一九五八年搞的那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似乎又都是完全正确的了。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紧张了大半年。在座的同志都是经过的。我从庐山一回来就作检讨。因为我在上庐山之前，在几个主要工业部作过报告，说过大跃进造成了比例失调，把经济搞得有些乱了。//庐山会议后不久，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撕毁经援合同。这件事，激起了大家的义愤，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你撤走专家，我们自己也能干，而且能比你的专家在的时候还干得好。钢，什么一千八百万吨，非摘两千万吨不可。那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总之，什么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抛掉了。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逐渐压缩了的空气，在庐山会议后的大半年里又加倍地膨胀了起来，造成了经济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大倒退，农业垮下来了，出现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说过，规律在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违背了它，它就来惩罚你。
　　
　　(三)从一九六O年下半年起，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了第三次转折。一九六O年上半年，就慢慢发觉搞错了，走不动了。毛主席在《十年总结》里，强调提出要留有余地、藏一手，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来自实事求是。后来他又强调要彻底纠正“五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工作做细，要搞具体的工作条例。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工作。《工业七十条》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定稿的，毛主席多次称赞过它。还有手工业、商业、科学文教事业等等，统统搞条例。到一九六一年，正式形成了八字方针。请大家注意，就是在这时候，毛主席的脑子里头还是想转这个弯子，还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好的。//这里，我想讲一讲八字方针是怎么搞出来的。大约是在一九六O年第四季度，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李富春同志在搞一九六一年计划的时候，提出“调整、巩固、提高”这六个字，就是说计划应该按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安排。向周总理汇报以后，总理提出在“调整、巩固”后边，加上“充实”两个字，于是形成了八字方针。这第三次转折可以说是以八字方针为标志的。周总理、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时期做了许多艰巨的细致的工作。有些人当时并不觉悟，还是反对，说三道四。周总理给顶住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也出来顶住了。应该说明，这次转折是被迫进行的，不干也不行，因为三年大跃进造成了比例严重失调；这次转折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因为那时不调整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再蛮干下去，国民经济就要垮台。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这时，陈云同志再次出来主持财经计划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工业要退够，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重新安排生产、基建，计划不留缺口等等。小平同志当时是总书记，支持这些意见。一九六二年一、二月，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毛主席讲了话，有几个副主席也讲了话，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当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那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的每年三百多亿元，一下子压缩到六十多亿元；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去由于搞高指标，基建战线过长，最高时达到一百二十多亿元，用了很多办法压缩到八十亿元，减了四十亿元。陈云同志还提出搞一些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那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有两千四百五十万人，到一九六O年就猛增到五千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后来动员了两千万人下乡。应该说，大跃进那几年的工作，是有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期望的。尽管如此，群众对我们还是比较谅解，认为是好心做了错事。//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退”下来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以便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前进。那时候，不仅是减人、关厂、压投资，不仅是简单地“退”下来，还初步总结了经验，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记得一九六二年冬天，在广州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后，李富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总理要我代中央起草一个工业决定。那次搞的工业决定草稿，在强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还强调了要摆正农轻重的位置等等。这个决定草稿，后来被陈伯达推翻了。草稿中有个搞好人民群众吃穿用的提法，就因为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集中批判了一个月。这个工业决定草稿中讲的一些方针和考虑，即使在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那时的调整，还强调要在整顿企业和管好工厂上下功夫、打基础，普遍试行了《工业七十条》，比较快地扭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这时，陈云同志再次出来主持财经计划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工业要退够，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重新安排生产、基建，计划不留缺口等等。小平同志当时是总书记，支持这些意见。一九六二年一、二月，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毛主席讲了话，有几个副主席也讲了话，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当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那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的每年三百多亿元，一下子压缩到六十多亿元；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去由于搞高指标，基建战线过长，最高时达到一百二十多亿元，用了很多办法压缩到八十亿元，减了四十亿元。陈云同志还提出搞一些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那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有两千四百五十万人，到一九六O年就猛增到五千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后来动员了两千万人下乡。应该说，大跃进那几年的工作，是有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期望的。尽管如此，群众对我们还是比较谅解，认为是好心做了错事。//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退”下来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以便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前进。那时候，不仅是减人、关厂、压投资，不仅是简单地“退”下来，还初步总结了经验，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记得一九六二年冬天，在广州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后，李富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总理要我代中央起草一个工业决定。那次搞的工业决定草稿，在强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还强调了要摆正农轻重的位置等等。这个决定草稿，后来被陈伯达推翻了。草稿中有个搞好人民群众吃穿用的提法，就因为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集中批判了一个月。这个工业决定草稿中讲的一些方针和考虑，即使在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那时的调整，还强调要在整顿企业和管好工厂上下功夫、打基础，普遍试行了《工业七十条》，比较快地扭转了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的状况。同时，还提出了按经济办法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原则，搞专业化和协作，搞托拉斯试点，全国试办了十二个大托拉斯，都取得了一些效果和经验。总之，当时的调整，内容相当丰富，工作极为艰巨，成绩十分显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八字方针，经过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经济就基本恢复了，一九六/四年开始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六五年经济形势更好，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我们的国家又恢复了元气，而且向前发展了。
　　
　　(四)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国家积蓄了一些力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突然开始了，经济建设进入了第四次转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以及它的发展和结束，叶剑英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的国庆讲话中作了全面论述。仅从经济上看来，这十年是一次大折腾。这次转折，同前三次转折性质是不同的，指导思想上是有严重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严重错误，故意制造事端，胡批乱批，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引上了邪路，损失极为严重。//从一九六六年《五*-六通知》开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十年中间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材料看，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生产大幅度下降；后来周总理用较多的精力抓经济，一九七O年还拟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经济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经济也有了起色。但总起来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十年一贯制”，最后把我们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边缘”，这是华国锋同志讲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盘否定了前一个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把这些成就说成是什么“刮下马风”，是“右倾机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还大批《工业七十条》，大批托拉斯，反对专业化和协作，大批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那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农村搞乱了，把工商企业搞乱了，把整个经济也搞乱了，在全国制造了一场浩劫。
　　
　　(五)一九七七年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的经济面临着调整的任务。但是认识得晚了一点。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也就是说正经历着经济发展的第五次转折。我认为，这次转折还没有最后完成，正处在转折的过程中间。//总起来讲，回顾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历程，道路是不平坦的。三十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这要靠全党同志来总结，党校的同志们在这方面也负有重要的责任。//我再重复几句。请大家注意，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的三年大跃进，造成了随后的三年大困难，使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在折腾之后来一个大调整，经济相当快地得到了恢复。但是，到了国民经济好转一点的时候，就冒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来。这十年是一场大破坏。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面临着经济调整的任务，可是见事迟了一点。以上谈这些，是想把历史上的事情稍微摆一下，只要把事情摘清楚，是不难总结的。//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粗浅体会，主要的有这么四点：
　　
　　第一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除非敌人大规模入侵，不能离开这个重心，并且要防止政治运动的干扰。当然，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党的整个工作重心如何摆法的问题，可以说是个大的战略思想、战略布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好奸思考一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项根本任务。斯大林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经济建设。在我们中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应当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就提出重心转移的问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没有切实转移过来，一次接着一次地被干扰了。回过头来看，如果从八大起，确实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中间不讲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搞脱离这个重心的阶级斗争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特别是不搞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社会生产力就会得到持续的、协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实力，人民的生活，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一定会比今天好，而且要好得多。//在三十年中，往往经济状况比较好一点，有一点本钱了，就不清醒不谨慎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里面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就是现在大家常讲的，不要再折腾了。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地搞经济建论，搞四化，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丝毫也不是贬低政治，也不是说我们今后不要政治运动了，问题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强大的作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运动，正确或者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第一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除非敌人大规模入侵，不能离开这个重心，并且要防止政治运动的干扰。当然，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党的整个工作重心如何摆法的问题，可以说是个大的战略思想、战略布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好奸思考一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项根本任务。斯大林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经济建设。在我们中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应当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就提出重心转移的问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没有切实转移过来，一次接着一次地被干扰了。回过头来看，如果从八大起，确实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中间不讲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搞脱离这个重心的阶级斗争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特别是不搞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社会生产力就会得到持续的、协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实力，人民的生活，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一定会比今天好，而且要好得多。//在三十年中，往往经济状况比较好一点，有一点本钱了，就不清醒不谨慎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里面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就是现在大家常讲的，不要再折腾了。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地搞经济建论，搞四化，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丝毫也不是贬低政治，也不是说我们今后不要政治运动了，问题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强大的作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运动，正确或者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我们就要；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要。搞经济建设，搞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如果离开了为经济建设、为四化服务，去搞什么政治运动，那就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经验教训。就是说，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应当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的重点，可是，一直到不久前，才真正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四化。大家想一想，这中间折腾了多少时间?
　　
　　第二点：经济建设工作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基础，实事求尾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国家长期落后，人民希望尽快富强起来，这种愿望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可贵的，我们也必须争取尽可能地快。问题是不能仅凭感情和主观愿望来办事，必须充分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尊重客观的规律，把需要和可能、客观和主观、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才能使良好的愿望逐步地变成现实。三十年来，凡是这样做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利，我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凡是脱离实际，主观蛮干，违背客观规律，国民经济就受到挫折，三年大跃进就是这样，十年“文化大革命”当中更充满了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工作中的“左”和右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三十年来,凡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比如解放以后我们接收国民党那么个烂摊子，生产停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很多，我们就比较谨慎，比较谦逊，比较注意戒骄戒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在打仗的那些年代也是这样的。当敌情严重、我们内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总是小心谨慎的。那个二等圣人孟夫子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没有敌情观念，这个国家总要倒霉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在困难的时候，即使有的地方、部门、单位或者某些人，把困难说得过于严重，出现右的倾向，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讲明道理，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可是，当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或者经济状况实际上并不那么好，而只看到表面现象，甚至为假象所迷惑，误以为很好的时候，往往容易头脑发胀，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谦逊，不那么戒骄戒躁了，没有“敌情”观念了，就蛮干了，就容易出现“左”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问题，而且往往很不容易纠正。三十年当中有过那么几次，特别明显的是：如果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头脑大发胀；如果没有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经济调整的成功，也许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折腾，或者时间会推迟一下。
　　
　　有的同志提出，一九五八年以后经济方面的挫折，能否算全党路线方面的错误?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左”的错误，而且是严重的，但不是路线问题。我认为，南宁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那是“左”，应该叫犯了“左”的错误。但那时毛主席还是想纠正这些错误的。因此有第一次郑州会议，跟着就是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前半段，都是纠“左”的。可是纠正得不坚决，没有纠正过来。而且在庐山会议后半截子来了个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反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情况就变了，搞得比以前还困难，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大折腾。在这以后提出了八字方针，又搞了《工业七十条》和《工业决定》。毛主席对这段工作也是赞成的，这时他还是想把经济工作搞好的，但这期间情况很复杂。七千人大会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会议。会上，少奇同志作了一个大报告，这个报告无非是要我们把大跃进中间的那些错误搞清楚。正在这个时候，林彪就出来发了一篇言，他的发言同少奇同志讲的根本相反，看起来这里头有很大的问题。但当时林彪的话却得到了赞同。七千人大会后又有反复，林彪在这中间起了很坏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以后到一九六六年这八、九年，总的来看，我觉得还是要找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处来，不能说成是路线方面的错误。
　　 　　

第三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经常不平衡里边力求平衡，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就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还有煤炭、电力、石油、运输和其他部门的关系，科学文教事业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关系，特别是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综合平衡的问题上，前面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安排得比较好的，后来就出了毛病。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实际做的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发展钢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正确的。问题在于“片面发展”，就不对了。我们先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六O年就觉察到不妥当，后来提出要把国民经济建设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可是说了一通，也没有转成。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必须在加快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并注意发展国防工业，形象地概括为：“一个屁股，两个拳头”。这个提法是进了一步，但是它还没有把轻工业和农业摆到适当地位上来。在执行中，基本上没有改变以钢的产量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做法。对于这种做法，那时也是感到有问题的，所以经常讲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讲质量第一等等。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可就是解决不了。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始终突破不了“以钢为纲”的禁区。//重、轻、农的关系，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基本的比例关系，过去多年处理得不协调，主要是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在理解上和实践上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应该重新研究和正确解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苏联当时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那是正确的。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有很大的片面性。离开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联系，忽视了农业和工业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的前提，也就是离开唯物辩证法，搞形而上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分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简单化地理解为就是优先发展钢铁，因此往往是以钢的产量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种片面地突出钢铁的做法，限制和妨碍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使煤、电、油等燃料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长期成为短线，落后于整个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失去应有的平衡，不能顺利发展，甚至发生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上正确处理好重、轻、农的比例关系，就要深刻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要使重工业的发展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固然应当保持重点，但是不能畸轻畸重。要使计划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整体计划，而不仅仅是工业计划、重工业计划。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安排好财政、信贷、物资这三个方面的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就有这个经验，摸索了那么多年，现在还是这么个经验。去年九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了一九八O年、一九八一年两年计划草案，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汇报之后，经过四中全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又经过随后召开的各部部长务虚会讨论，摸来模去，就是这么几个平衡。李先念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着重讲了这个问题。//做好综合平衡，要求我们合理安排积累占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求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比例数字。如果破坏了合理的比例关系，比如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主观地要求高积累、高指标，就会造成经济失调，想快反而馒，“其进锐者其退速”，并且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是多次吃过这个苦头的。一九五六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在八大的发言中，提出过“二、三、四”的意见，就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或者多一点，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为好。这个发言，是经过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毛主席在那个时候，甚至于讲积累率还可以搞得低一些“竭泽而渔”不好，“藏富于民”要好一些。对于我提的那个“二、三，四”，陈伯达写过文章反对，他在天津调查了以后，说积累率可以搞到百分之六十。我看他是胡说八道。后来，有些同志主张积累率高一点好，因为我们是个穷国，要加快建设，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呢?外国不借给我们，也没有其他来源，只能是从国民收入中来。的确，积累率适当地高一点是必要的，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问题是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特别是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六年，连续七年积累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四之间，平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积累率这样高，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而且挤了消费，造成人民生活紧张。今年的积累率还下不来。明年计划安排得好些，积累宰可能降到百分之二十八，这是调整中的一个进步。
　　
　　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也根据国际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东欧国家的经验，也考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关系，总的来看，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合适。我在一九五六年提的那个百分之二十或者多一点,今天看来可能提得低了一些，以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为宜。从我们的统计表上看，过去这些年，凡是保持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当；凡是超过这个百分比，特别是超过得很多的时候，经济上总是发生波折，发生困难。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这个比例，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体上以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为宜，不要太高了。当然，太低了也不好，也是错误的，本来有力量做而不拿出钱来做，我也不主张这样干。但是，太高了，力所不及，破坏了上面所说的三个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调，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再三再四强调一定要保持三个平衡，财力物力的分配必须先安排好生产的需要，安排好市场的需要，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用之于基本建设。大约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提出过五条财政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字，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因为这有个物资平衡的问题，如果破坏财力、物力的平衡，那是要吃苦头的，而且我们确实吃过很多苦头。//可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同志都重视的。现在，也有人吹凯思斯的主张，要搞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理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我们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也可以冒一点风险。打赤字还是搞预算平衡?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不应当搞赤字预算。打赤字，少许有些也是难免的，但打多了，就要多发票子，就要发生通货膨胀，必然影响建设，影响人民生活。现在，人民群众对通货膨胀，对物价已经有很多意见。不控制物价，大量发票子，后果很危险。当然，现在国家已经三今五申，采取措施来稳定物价，安排市场，并且在财政上千方百计增收减支，大局可以稳住。总之，还是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正确方针，不能搞赤字预算。//为了搞好综合平衡，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比例失调的时候，及早地、自觉地进行调整，这是实事求是的积极的态度。一九六二年的调整以至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次调整，都是我们主动地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进行调整

　　

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也根据国际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东欧国家的经验，也考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关系，总的来看，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合适。我在一九五六年提的那个百分之二十或者多一点,今天看来可能提得低了一些，以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为宜。从我们的统计表上看，过去这些年，凡是保持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当；凡是超过这个百分比，特别是超过得很多的时候，经济上总是发生波折，发生困难。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这个比例，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体上以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为宜，不要太高了。当然，太低了也不好，也是错误的，本来有力量做而不拿出钱来做，我也不主张这样干。但是，太高了，力所不及，破坏了上面所说的三个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调，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再三再四强调一定要保持三个平衡，财力物力的分配必须先安排好生产的需要，安排好市场的需要，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用之于基本建设。大约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提出过五条财政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字，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因为这有个物资平衡的问题，如果破坏财力、物力的平衡，那是要吃苦头的，而且我们确实吃过很多苦头。//可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同志都重视的。现在，也有人吹凯思斯的主张，要搞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理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我们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也可以冒一点风险。打赤字还是搞预算平衡?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不应当搞赤字预算。打赤字，少许有些也是难免的，但打多了，就要多发票子，就要发生通货膨胀，必然影响建设，影响人民生活。现在，人民群众对通货膨胀，对物价已经有很多意见。不控制物价，大量发票子，后果很危险。当然，现在国家已经三今五申，采取措施来稳定物价，安排市场，并且在财政上千方百计增收减支，大局可以稳住。总之，还是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正确方针，不能搞赤字预算。//为了搞好综合平衡，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比例失调的时候，及早地、自觉地进行调整，这是实事求是的积极的态度。一九六二年的调整以至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次调整，都是我们主动地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进行调整，当然会通到抵制、干扰，甚至要挨骂。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要怕人骂，而且必须排除各种干扰。这一点一定要坚持。
　　
　　第四点：要正确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同管理体制是否合理有很大关系。在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自主权问题是个很重要的内容。过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很不够，今后应当更多地研究这个问题。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到底中央集中权力多些好，或是地方分权多些好?从历史上看，一九五八年以前强调集中。我记得，就是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强调集中统一，特别强调事前要请示、事后要报告，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反对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一个方面的集中。另一方面，从一九五三年以后，取消了大行政区，把大行政区的权力拿到中央来，把人才也相对地集中到中央来。当时的财政是统一的，银行发票子是统一的，海关是统一的，这几个主要的东西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样做，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是基本的。但是过于集中，就或多或少地妨碍了地方积极性，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这也不好。//一九五八年以后，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集权过多，搞权力下放，但又下放很多了一些。各自为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这同过份分散有很大关系。积极性如果变成了盲目性，就很不好。所以，一九六二年调整时又来了一个高度的集中，关、停、并、转，两千万人下乡，基本建设从三百多亿元退到六十多亿元，这都是要大集中的。那次大集中，显然是必要的。自然，在经济得到恢复以后，是否还应当那么大的集中，也值得研究。//总的来看，集中得过多并不好，必须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以相当大的权力。我们要改变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那种中央集权、计划一统到底的做法，我们就是要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以相当的权力。现在正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联合股份公司。这是个新事物，方向、道路看来是走对了。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把它逐步引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当然，集中和分散都要适度。要给地方相当的权力，但中央也要有较大的权力，特别是方针、政策、计划必须统一在中央。尤其是在调整时期，经济上有许多困难，在这个时候，中央给地方分权过多，并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做到适度。
　　
　　上面是从三十年来经济建设发展的五次转折、四个阶段中提出这么四点体会。当然，我认为是基本经验的，并不一定就是。除了这四点以外，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总结。//三十年了，多少亿人口，上千万干部，努力奋斗，那里边经验教训多得很，宝贵得很!要好好加以总结。例如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接相结合的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等等，都是满有学问的。现在经济界、理论界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又例如工厂经营管理问题，这是一门科学，也应该好好研究下。还有，培养一大批专门人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总结出经验教训，找出解决的方法来。
　　
　　P428,1985, 7,过去，党员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素质好,队伍整齐,很有战斗力。大革命时期，开始只有万把党员，最多时也只有五万八千党员，却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剩下一万党员，仍坚持党的奋斗纲领和高举革命的旗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红军、苏维埃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发展到三十万党员、三十万军队。抗日战争初期，党员只有四万，却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了敌后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初期，党员也不过一百三十多万。我们党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党员队伍,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们的党员己发展到四千二百多万，总的来说，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P432,第一期整党中间，普遍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肃清“左”的影响的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第二期整党要借鉴这个经验,继续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对于在新形势下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右的东西要警惕和反对。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切向钱看”，以及各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腐化变质，崇洋媚外，丧失国格人格等等，我们能不反对吗?是一定要加以反对的。但是,要恰如其分,不能扩大化。思想战线上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原则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前一段已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缺点是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做法，出现过扩大化的苗头。但时间不长，在中央发现以后，很快就纠正了。今后在思想战线上要始终强调不能搞精神污染，在做法上要避免过去发生过的缺点。不论解决哪一方面的思想问题，都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需要实践的教育，不能简单化。
　　　　

对改革要精心指导, 慎重从事1986,4
　　
　　P446我们正在深入进行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实际上是一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一次地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P447,我们的改革,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个最主要之点,必须充分认识和肯定。应当意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冒一点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可伯。遇到风险怎么办?一要认真对待，二要顶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们党和国家有承受和克服风险的内在能力，看不到或者低估这种能力，遇到风险就摇摆不定，甚至失去信心，那就要误大事。当然,我们应尽力做到不发生大风险,但即使遇到大风险也要顶住。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要加以分析，该调整的就调整,该改善的就改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全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前进。改革的道路是崎岖的,在前进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矛盾或冲突，也可能发生失误甚至挫折。所以，对改革要精心指导，慎重从事。在坚持改革的大前提下，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才能够搞得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应当经常注意的。小平同志一再说要走一步，看一步，总结一步;决心要大，但步子要稳。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这样讲过。对改革中发生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总结经验并加以解决，才能更好地前进。例如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由于某些工作上的疏忽和失误，票子发多了些,外汇花多了些,物价也涨得猛了些，一度发生了风险。问题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过大，互相攀比高速度。当时，我们没有惊慌失措，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宏观控制措施,形势很快稳定下来,风险被克服了，改革的大方向坚持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了。这从实践上证明了我们有承受风险的能力。今年改革的方针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这个八字方针，是稳步前进的方针，不是后退的方针。今后还可能发生某些工作上的疏忽和失误，还要调整，但不能走回头路、走老路,而是要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对农村的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即调整生产关系，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今后仍然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同时，要充分注意到，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服务业的突起,很可能为解决我国地少人多就业难这个重大问题找到一条出路。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使各项政策措施很好地配套,引导农村的改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新的体制一定要确立，旧的体制一定要破除,这是没有异议的。但现在还处于新体制逐步取代旧体制、旧体制逐步向新体制转化的过渡时期，新旧体制并存，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要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即新体制没有确立之前,旧体制还要起相当的作用，否则就可能乱了。“不破不立”，这是对的。“先破后立”，恐怕不行。“又破又立”，或者说“边破边立”，比较合乎实际，合乎社会改革的发展规律。现在就是破一点，立一点；在立一点的同时，也还要运用一下旧的体制。这很可能是推动新体制建立所必需的。在实践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旧的办法放松了，而新的办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在这种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暂时加强一些控制还是必要的。去年，银行、财政控制了一下,也是为了给新体制的建立争取一点时间，促使旧的控制办法向新的控制办法逐步过渡。
　　
　　P451,(1986,六要六不要)党的十二大以后,在实行新老干部交替的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退下来了。其中，少数同志目前还在二线担负一定的工作，这主要是指在中顾委和各省、市顾委工作的同志，加起来大概有二千多；更大多数的老同志已经离休、退休,退居三线。组织部门有个统计,全国离、退休和还在二线担负一定工作的老同志，总起来有二百多万。这是一个很大的队伍,要考虑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在晚年能够为党和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且生活得愉快。
　　
　　P453,五要学习。我们老同志有一个优织就是有多年的实践经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但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新问题、新情况接踵而来,新科学、新知识层出不穷。要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就还有一个不断学习的任务。要继续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结合当前改革的实际来学,这样才能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才能认识到目前的改革是非常正确的。有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你可能读过了，但你再读一次、读两次，特别是在今天改革期间再读一次,就会感到有新的体会。在延安学习时，听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个同志在打下福建长汀时，在图书馆里找了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本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都是列宁的著作。那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的，真是宝贵极了。毛泽东同志把两本书要到了手里，每一本书都读了三四十次。他不是读死书，而是经过一段实践后读一次，每读一次都能悟出新道理,并反过来指导实践。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研究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因此才能够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实行改革等一整套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并不是天上飞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马列主义那里来的，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来的。因此，我们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件，作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以学习。除了学习政治理论著作以外，还要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便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开阔我们的思路。
　　
　　P456,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比如遇到“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问题,就不要陷到里面去。对待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如果总是揪住那些历史旧帐不放，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引起新的矛盾，影响党的团结。对有些历史问题特别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也需要和点稀泥，这也是一条原则。总2，老同志要顾全大局，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共产党人的党性、理想和正气1986,7,1P458
　　　　

P465,我到太原后,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依照上述工作方针的精神，向阎提出了三点要求。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开始,我们逐步地同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知道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营救”我出狱并邀我回山西工作时,郭知道我们在监狱中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郭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牢多年,后投靠了阎。我同他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见面时，开始还不知道他已是阎的人,曾告诉他党组织正在营救我们出狱。他回去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阎。后来,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通报过我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阎那时己倾向于抗战,正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替他打开点局面,完成所谓“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阎锡山自信他能在这局险棋中赢得最后胜利。我们也明明知道，阎锡山不可能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暂时同盟，而我们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深信，依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P471,(阎锡山)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使群众尽为我用。”“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如此等等。
　　
　　P530,毛主席领导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领导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功德无量，功盖千秋。但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他常常是要求过急的，这是他在指导工作上的一个明显失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他的威望最高，学识最渊博,魄力胆量最大,我们都佩服他,赞成他。所以发生急躁冒进的错误,也就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一起犯的,是全党性的。毛主席当然有责任,但我们大家都是举过手的，有时还是毛主席比较早地出来纠正过急的错误。因此，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责怪哪个人,主要是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
　　
　　P542,1991,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就会涌现出什么样的人。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2,1,8,这是薄一波从一九九O年冬开始思考，经深入调查研究，于一九九一年秋与成的论文。经反复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始定稿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参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负责同志参阅。P573-608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和演化，都要经历由不巩固走向巩固，由不成熟走向逐步成熟完善的发展过程。封建主义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仅仅有数十年的历史，因而它的巩固、发展和逐步臻于完善，自然要经历各种曲折以至反复，并且要经历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探索和解决许多前人不曾遇到或遇到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自从马克思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思想以来，计划和市场问题就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列宁对解决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调节问题作了最初的尝试。五六十年代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相继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也还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效。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我国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和令人鼓舞的进展。我们可以颇有信心地说，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轮廓已经初步显现。但是现在有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新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解决好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还需要作进一步努力。　　

　(三)探索我国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就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往苏联那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那样的私有制基础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要求，根据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状况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把宏观计划指导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显然，原来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围于原来的体制是没有出路的，用老办法来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是行不通的。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收入水平低，而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则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这不仅违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违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市场尚不发育又有缺陷的条件下，放弃必要的计划指导，必将导致像苏联和东欧目前已经发生的那种情况，延误以至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以，片面强调计划和片面强调市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力求做到的是，尽可能兼收两种调节机制的长处，使两者的优点互补，相得益彰，并尽量克服它们相互的短处。
　　
　　(四)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概括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十二条原则；并确定了“争取经过十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和任务，为我国今后改革确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这些基本方针和改革任务，既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又需要在实践中继续进行认真和大胆的探索，进一步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我们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步子就能加快，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以及下世纪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就能得到体制上的可靠保证。同时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地抵制某些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
　　
　　(五)确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成于斯，败于斯。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中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天折。只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进行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充满生机和希望。我们对此既要有信心，又要有紧迫感。急于求成固然不行，慢慢腾腾也不行。目前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中存在着许多紧迫问题，例如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亏损严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困难，产品库存积压，屡清屡欠的“三角债”，财政困难等等；以及在经济运行方面每当经济情况好转就容易诱发过热、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为了抑制过热采取紧缩银根、压缩基建时又出现停滞下降的情况，从而导致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整顿任务刚刚完成，又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端倪。上述问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不仅有碍于九十年代的发展，还会削弱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在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有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可以这样设想，在今后十年或者硝短一些时间内，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基本框架确立起来。作这样的设想，不仅是因为有这个必要性，而且是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央多次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所作的理论阐述，为正确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基本方向。国内外长时期积累的有关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探索中少走弯路。
　　
　　二,历史的经验
　　
　　(六)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把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两者的短处和缺陷，使两者的长处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我国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七)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首先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付诸实践。从那时起，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选择与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二十年代初期，列宁从当时苏联的实际出发，实行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流行一时的“直接过渡”做法，“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通过灵活机动的手段来实现计划。但在列宁身后，由于种种原因，排斥商品经济，主张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作一个大工厂来管理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按照这种思想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说，这种体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并且在工业化初期能够迅速集中社会资源，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同时为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初步地反映了计划调节优越性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在三十年代，苏联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与当时处在严重危机和萧条之中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也开始逐步暴露。
　　
　　(八)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也曾取得引入注目的成就。建国初期，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农业、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与西方国家相比约落后一个世纪。再加上饱经战争创伤，外部又受到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和战争威胁；当时还存在着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市场混乱等问题，经济生活中交织着多种尖锐矛盾，形势相当严峻。一九五O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对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并采取了征收公粮、收购余粮、国营商业适时在市场上吞吐物资、保值储蓄等多种措施。在短短三年内，恶性的通货膨胀就得到抑制，市场趋于平稳，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创造了我国运用宏观手段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和引导的成功先例。在“一五”时期，我们依靠正在形成的计划体制，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重点进行了以苏联接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主的经济建设，较快地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九)当时我们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由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革命前的中国，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取得胜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非常落后又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是不大清楚的。唯一能够借鉴的就是苏联的经验，因为苏联是搞社会主义最早、经验最多的国家。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禁运和封锁，并不断进行军事威胁，正常的对外经济交流渠道被阻隔了，即使我们想搞全面对外开放也不可能。在国内，国家能够用于建设的资金、物资很少，如果不把这些力量集中在中央手里，而是分散开来，一些全局性的紧迫问题就很难解决，特别是工业化的基础部门就搞不起来。
　　
　　(十)不过，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子还是快了一点。当时对过渡时期究竟是长一些还是短一些好，党内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同志原来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如果过渡时间长一些，在过渡中给多种经济成分以适当的发展机会，情况可能会好得多。近十余年来，我们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促进了市场活跃和经济繁荣的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不仅三大改造的步子一再加化，“一五”以后又出现厂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几乎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很快引起了商品短缺，商业网点减少，以及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各种服务业的迅速萎缩。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曾起过重要作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果况，“一五”时期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理几百个大型国营企业的生产活动，而且可以管得比较好的话，那么以后沿用这套办法管理几万个、几十万个企业，则是力不从心的了，而且不可能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抑制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失误的增加和经济效率的下降，就在所难免。长期存在的高投入、低产出，企业技术进步缓慢、各种产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就是原有计划体制所固有的弊端的集中反映。此外，我国的计划工作还一再受到急于求成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如一九五六年的“小冒进”，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商品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且原来的计划工作秩序也被打乱了，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破坏。
　　
　　(十一)鉴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经济发展日益明显的束缚，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五十年代以后陆续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形成了几次大的改革浪潮，在扩大企业权限、放松或放开价格管制、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理论上也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多种模式。但从总体上说，仍没有找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形式。这些国家不仅未能摆脱原有的经济困境，而且被商品严重短缺、通货膨胀、外债剧增等新问题所困扰。
　　
　　(十二)对原有计划体制存在的弊端，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已开始有所认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计划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不久，他还谈到过要重视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研究。以后，虽然多次进行了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经济体制调整，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干扰，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们党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理论上，我们破除了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要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十余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我们在许多方面创造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好形式，有许多重要经验值得很好总结。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企业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推行了多种旨在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经营形式，同时给地方也下放了一些权利；通过调放结合的办法，使一半以上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调节，不仅消费品市场空前活跃，生产资料、劳务、资金、技术等市场也相继建立，并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过去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短缺的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之繁荣，是改革以前无法比拟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人民群众从中进一步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说，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同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十三)地区间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反过来又成为加剧这种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原材料供给、产品销售、资金筹措等主要依靠市场解决，经济很有活力。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一般也具有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特点。而经济落后的地区，造成落后的原因，除原有经济基础薄弱，以及资金、人才不足外，关键的一点是缺少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我国长期存在的不发达地区出原料，发达地区搞加工，而原材料的国家定价又偏低，这极不利于不发达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改革，使不发达地区逐步形成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薄弱可以加强，资金缺乏可以融通和积累，人的素质也可以通过实践锻炼而提高。所以，经济落后地区要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固然国家要适当给予投资，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根本出路在于理顺经济体制，依靠自身的力量，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四)不可否认，前些年的经济工作也有失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归结于市场搞得过多了或计划搞得过多了，而是既与计划管理方式落后、宏观调控不适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市场发育尚不充分、市场机制还不能更加有效地起作用有关。经济过热，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收入分配不公，价格双轨制下的流通混乱，地区封锁，比价关系不合理对产业结构的逆向调节，劳动力和资产存量难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重新配置，国营大中型企业缺少活力，特别是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差等等问题之所以发生，除了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之外，都与宏观调控不力和市场发育不足有联系。因此，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不宜作简单化的结论。事实上，不论是改革计划体制和改进计划工作，还是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尤其是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都还有大量应做、能做而未做的事情，不存在哪个方面搞得过头的问题。实际上，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时间从表面上看市场”多了些”，而实质上这个“多了些”还是在不完善的计划调控下发生的；反之从表面上看计划“多了些”，而这恰恰又是计划接受了不完善的市场信息而发生的。所以，在目前双重体制共存的条件下，计划和市场有个相互适应和兼顾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应我国计划管理要求的特殊的市场形态，也应当寻求适应我国市场发育程度的特

　　

　(十四)不可否认，前些年的经济工作也有失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归结于市场搞得过多了或计划搞得过多了，而是既与计划管理方式落后、宏观调控不适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市场发育尚不充分、市场机制还不能更加有效地起作用有关。经济过热，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收入分配不公，价格双轨制下的流通混乱，地区封锁，比价关系不合理对产业结构的逆向调节，劳动力和资产存量难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重新配置，国营大中型企业缺少活力，特别是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差等等问题之所以发生，除了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之外，都与宏观调控不力和市场发育不足有联系。因此，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不宜作简单化的结论。事实上，不论是改革计划体制和改进计划工作，还是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尤其是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都还有大量应做、能做而未做的事情，不存在哪个方面搞得过头的问题。实际上，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时间从表面上看市场”多了些”，而实质上这个“多了些”还是在不完善的计划调控下发生的；反之从表面上看计划“多了些”，而这恰恰又是计划接受了不完善的市场信息而发生的。所以，在目前双重体制共存的条件下，计划和市场有个相互适应和兼顾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应我国计划管理要求的特殊的市场形态，也应当寻求适应我国市场发育程度的特殊的计划方式，简单地照搬别国的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上，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例如，近几年抓“菜篮子工程”，“以菜园子保菜篮子”，“以当家菜价平抑高档菜价”，就是很好的创造。手中没有一把米，调控只能说空话。由于我们一方面放开市场使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积极扶持和引导生产、组织流通才使大量蔬菜和肉食品源源不断地进了城。同时国营商业又有一定的稳定供给、平抑市场物价的能力，于是出现了资源充足、品种齐全、价格又比较平稳的局面，广大群众比较满意。像这样适合我国国情的计划和市场结合得好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从中可以摸索到一些真正使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办法。这些例子也有助于树立一个信心：只要我们方向明确，扎实工作，计划和市场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达到有机的结合和统一。
　　
　　(十五)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的一些变化。西方经济在三十年代初发生第一次大危机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渐盛行起来。凯思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政府少有干预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不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节。在法国、日本等国，还制订推行了“指导性计划”和产业政策，并且被看成是这些国家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近些年有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自由主义回潮和过分强调市场作用的倾向，但要回到过去政府基本不干预经济的“自由竞争”时代是不可能了。最近，布什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回升，把贴现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五，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的市场。当然，西方国家的政府通过某些计划措施干预经济话动，是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它们干预经济的某些具体做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
　　
　　(十六)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取得过显著成就，资本主义也有过政府干预甚少的“自由竞争”时期，但到了现代，不论是单独依靠计划，还是单独依靠市场，都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换言之，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它们的有机结合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不能局限于原有计划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使计划和市场之间形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再次，计划和市场应该而且能够结合得好。实践证明，凡是计划和市场结合得好或比较好的领域和地方，经济发展就既有活力，又较为稳定和协调；反之，如果不注意甚至阻碍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过于依赖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者忽视计划的宏观调控，过于或单纯依赖市场，都会使经济生活中很多问题和矛盾难以解决。最后，计划和市场可以是低水平的结合，如不健全的市场和不得力的计划的结合，也可以是高水平的结合，如较为健全、运转灵活的市场和科学的有效的计划的结合。我们努力争取的当然是后者。
　　
　　三,理论的思考
　　
　　(十七)改革以来，在实践上不断探索的同时，理论界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不少进展，为我们继续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不过，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仍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以加深认识。
　　　　

　(十八)必须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地位、作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讲计划经济，指的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了。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方面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求对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和他们在联合劳动中的平等协作关系，通过计划加以保证和调整。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中保持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不是外在的和强加进来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不仅存在着日趋复杂和细致的社会分工，而且劳动者以及劳动者集体还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劳动仍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现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人们的劳动成果还必须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形式来加以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广泛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应当有市场调节。所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东西，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和统一在一起。既然是这样，就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随意取舍。当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所赖以建立的所有制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但是，这种经济性质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经济调节的手段上也完全对立。虽然所有制基础不同，但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都应该遵从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各自所应遵循的特殊规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与市称，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九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说过：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捐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这就是说，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某些只相信市场作用的人和某些仍然只相信传统计划体制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都认为计划和市场是无法结合的，如果勉强结合，也只能是两者缺点的结合。这种看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国内外已有的实践经验。无论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看，还是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看，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明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和市场内在的有机的统一性，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两者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
　　
　　(十九)由于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性，计划和市场两者在运行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受国家计划宏观调控的市场，而不是像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有别于原来高度集中体制下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作用的计划，它与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直接分配人财物、管理产供销的传统计划方式不同，而是充分尊重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注重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主义的计划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社会主义的市场是以计划为指导的市场。当然，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由政府直接管理还是必要的，它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一项内容。但这种少量的直接管现，也不同于五十年代，而是要与利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要反映市场需求，在广泛收集需求信息，科学预测需求变化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科学合理。同时，计划的实现采取间接管理为主的方式，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引导企业和市场的活动。以往的经验表明：排斥市场的作用，计划也搞不好；只有承认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计划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当然，我们所主张的计划与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政府干预之类的计划，从调节内容的范围上到计划实现的方式上，都是有重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能够自觉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包括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等，从而可以使计划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制定、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利用计划经济的固有优势，集中资金从事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而仅靠市场调节不易进行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行产业政策，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运用国家力量支持重点产业的优先发展和发展基础科学、尖端科学研究，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运用多种手段，合理调节不同阶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帮助和扶持贫困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所做不到的和做不好的。
　　
　　(二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应当建立在两者合理地分工的基础之上。这种分工，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替代，而是两种调节机制各自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一般来讲，计划主要从宏观、总量和结构等方面解决好重大的资源配置和重大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等问题；市场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对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在不同的领域分别起作用的调节机制，计划和市场应当具有各自独特和完整的调节功能。从这个角度看，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不是部分与部分的结合，而应是整体与整体的结合，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与完善的计划体系的结合。市场体系越完善，计划调节的作用就越有效；反之，市场体系不完善，计划调节的困难就越大。同样，计划调节越完善，才能越有利于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越有利于发挥市场调节的优点，克服其不足。
　　 　　

　(二十一)有些同志侧重于从强调计划性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近些年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与强调市场的作用有关，要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就必须重新加强指令性计划的作用。看来，我们对于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对改革以来市场调节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正确的认识，并对改革中所出现问题的原因作科学的分析。过去，我们对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根本缺点看到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对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可以起调节作用这一重要方面，却认识不足。市场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可以通过权利、责任、利益和风险的结合，调动起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于它可以通过价格变动和需求信号，有利于引导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这里，调动人的积极性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是一致的。因为配置资源活动是由人进行的，只有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才能以最节约的方式分配各种资源。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比如改革以来，工业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产量和品种大大增加了。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与我们近几年注重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前一段治理整顿过程中，库存上升、产品严重积压，则与一些企业对需求变化反应不灵敏，市场适应能力差，有很大关系。只有给生产企业赋予其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应的物质利益，并将其置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才能促使他们根据比价关系变化所反映出来的需求信息，灵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根据生产需要和降低成本的要求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供给能够迅速地适应需求，并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市场机制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如此大量复杂又经常变化的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仅靠计划而不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是很难安排好的。市场的这些功能，是计划难以代替的，即使勉强代替，效果也不会好。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的调节功能尚未充分地发挥出来有很大关系。比如，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市场需求一旦发生变化，企业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如果反应得慢或不作反应，就可能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借助这种严格的市场纪律，加上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才能不断地在变动中趋于合理化。而目前我们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营企业对市场信号仍然不敏感，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积压愈来愈多。经营不好的企业又不能兼并和破产。这几年治理整顿，通货膨胀被降下来了，但调整产业结构-直收效不大。看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外，应主要通过加强市场的调节作用来解决。也有的同志担心，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恰恰相反，发挥市场机制的长处和作用，正是为了焕发公有经济的活力。在目前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条件下，如果继续固于用原有方法管理国营企业，就会进一步束缚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手脚，使它们在与非国营企业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也难以巩固。所以，正确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正是适应巩固和完善公有经济的紧迫要求。
　　
　　(二十二)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合作已大大加强。十多年来，在发展外贸，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眠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增强我国经济技术实力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利用国际条件。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坚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我们要想充分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就要具有灵活适应国际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营方式，使企业能将国内与国际的经营活动有机地合理地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发挥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潜力，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十三)发挥市场作用，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够推倒三座大山，基本的一条就是真心实意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了千百万人民的首创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不仅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而且应该有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调动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传统体制下那种不重视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不给企业以充分的生产经营权，不承认市场的调节作用的做法，实践证明是抑制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抑制企业活力的，因而也是不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市场作用，实际上是让亿万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部、群众利用各种各样的经济信息，承担责任和风险，并有效地调动起他们生产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过去主要由少数领导人员作经济决策，变成广大群众普遍参与经济决策。广大干部、群众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共同参与经济决策，反映了与私有制不同的新型联合劳动关系。所以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说是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十四)当然，社会主义的市场在所有制、市场行为、市场调节的后果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有重大区别的。正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关键在于所有制不同。由于所有制不同，我国的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及整个社会关系也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有根本的不同，从而市场调节的社会后果也就有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将长期存在，国家在一定时期要帮助它们适当发展。这是一个大政策。既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既然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收入的分配就不可避免地要拉开差距。但是，差距也不能过分悬殊，否则人民就不能接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问题不会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突出。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计划指导和运用各种政策手段，保证收入的分配比较公正和社会的共同富裕。
　　
　　(二十五)国外有人认为，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就避免不了吃大锅饭，避免不了低效率。如果固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些问题确实难以避免。但是，我们改革就是要从原有体制中摆脱出来，打破大锅饭，端掉铁饭碗。社会主义并非注定要吃大锅饭，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反对平均主义的。只要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计划指导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是能够在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同时创造出高效率的。当然，如何使公有制和市场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抵触，如何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先富帮未富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找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近年来，内地一些省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地有效地解决。
　　 　　

　(二十六)目前我国市场的发育程度还很低，改革和发展中诸多深层的矛盾，迫切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才能解决。同时，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只有努力按现代商品经济的通行规则行事，才能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要求。所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应该在完善计划管理体制的同时，注重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领悟商品经济的规律，寻找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最佳方式。只有坚持这样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才能实现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真正有利于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
　　
　　(二十七)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具有独特文化传统、人口众多、又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必然要遇到许多与其他国家不大相同或完全不同的特殊情况。我们必须认真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形式，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例如，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调控宏观基本比例关系的前提下，应该适当地给地方政府主要是省一级政府一些经济调控权力，以发挥地方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与一些中小国家经济调控权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手里，是有所不同的。应当指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完善当地的发展环境，为企业服务和促进企业的成长，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仍然干预过多，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加以解决。当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调控经济上如何分工，哪些事情由中央管，哪些事情由地方管，要依据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依据我国的国情，作进一步的探索。又例如，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在大型项目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育市场等方面，起的作用要多一些；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较高，资源配置就可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更多地借助市场机制进行。再例如，中国人民素有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等美德，我们党有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曾创造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现在看来仍然是好的做法，改革以来又出现了创建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新经验，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创造出有别于西方文化而且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
　　
　　(二十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的结合就是对立物的统一。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既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又要提倡多动脑筋，多作探索，多一点唯物论和辩证法，少一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既是困难之所在，也是大有可为之所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关键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并以陈云同志所概括的“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把三者融汇贯通，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开展工作。只要这样做了，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路子。
　　
　　四，实践的探索
　　
　　(二十九)当前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面临的不是两者要不要、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必须结合、如何结合得更好的问题。经过多年探索，人们对计划和市场如何结合，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共识。大体上说，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总量控制，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建设，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社会公正，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企业的发展规划，产品决策，原材料和设备购置，产品定价与销售，资金筹措，企业用工，以及企业扩大再生产中的一些投资活动，资产存量调整等，主要在企业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由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应在计划指导下使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注意不要使政府直接管理的范围过大和调控方式的不适当而限制了市场和企业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市场的不断发育，应进一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计划管理和指导，必须自觉遵循价值规律，考虑市场的供求关系；市场调节，则必须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的制约下发挥作用。
　　
　　(三十)上述原则应该说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具体地讲，要从深化企业机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三十一)首先要继续深化企业机制改革。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不活，市场机制的优点就发挥不出来。当前，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活，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通过深化改革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对于企业改革，我们已经提出了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目标。问题是怎样把这些目标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现实可行的组织体制和经营方式。针对传统体制对企业管得过多的弊端，我们最初希望通过放权让利来增强企业活力，先后推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和承包制等改革形式。这些改革措施，在不同阶段都曾经起过好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一方面出现了企业自主权“落而不实”的情况；另一方面企业权利扩大后，由于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而导致了种种不合理行为。看来，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个放权让利的问题，关键在于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就要求我们按照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从管理、组织、分配等诸环节上，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和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目前的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显然是难以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改革要在现有基础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下决心解决多年试图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一系列深层次体制问题。一是，确立适合现代化商品经济运行要求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形式。要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单个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财产与作为整体的国有财产之间的财务界限必须明确，企业对政府委托它所支配的那部分国有财产行使经营权，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明确了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分开、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的原则。有些同志还提出了税利分流，完善企业承包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其他公有机构作为公有资产所有者行使财产管理职能，以及建立股份企业等多种设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这些设想，提出了有别于以往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新思路。在保证财产公有性质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和鼓励多种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形式的试验、比较，以逐步找到效率更高的形式。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出台一个新东西，一定要先试点，取得经验以后，逐步再推广。而且试点就是试点，不能一哄而上，浸无秩序。否则，就成了全面铺开，也就达不到试点的目的了。判断某种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形式好不好，主要是看它能否使资产管理者和经营者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切实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增殖负责。从长期看，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可能更接近这一要求。股份制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是不同的投资者集资共同创办和经营企业，能够较好地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私有制可以利用它，公有制也可利用它。实际上，我国的国有财产目前已在一定程度上由不同机构分别管理，如中央、省、市、自治区、县以及不同部门和企业，都相应地管理一部分国有财产，这就为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企业创造了初步条件。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企业，对我们来讲是一项新的工作，应本着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以求逐步完善。当然，股份制只是公有制企业经营和组织制度的多种形式之一，并不是说各种企业都要实行股份制。考虑到我国公有制企业比重大，各类企业情况干差万别，应当做多种形式的尝试和探索。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技术特征、经营规模等因素，不同类型的企业可选择承包制、股份制、租赁经营等不同的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解决好改进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明确国家与企业财务界限的问题。二是，积极创造对各类企业大体平等的竞争环境。近来，我们一再强调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企业之间应当具有大体平等的竞争环境。目前，不仅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不平等，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条件也不平等。不平等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企业在这方面享受优惠，有些企业在那方面得到好处。但主要表现为体制上的不平等和政策待遇上的不平等。一般来讲，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自主权尚未完全落实，负担也相对重一些，在与其他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平等竞争环境中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自身努力的程度，因而不利于调动企业“眼睛向内”的积极性，反而鼓励企业“眼睛向上”，伸手向政府要优惠政策。导致不平等竞争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些因素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消除，但在改善企业平等竞争环境方面确有不少可做而未做的事情。从长期看，应该把创造各类企业大体平等竞争的环境，作为一项长期重要目标确定下来，有悖于这个目标的现行政策要逐步予以调整。新出台的政策要尽可能地符合这一目标。三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通过企业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的动力激励机制、创新机制、积累机制和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最近一段时期，不少企业在企业内部的分配，劳动用工、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在近几年一直未能解决好的企业内部管理改革上有了新的突破。应当善于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结合贯彻《企业法》，有步骤地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与此同时，应注重逐步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目前企业负担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企业在“办社会”的过程中，承担了许多本来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职能。这不仅使企业不能集中精力搞生产经营，而且使企业无法优胜劣汰，实现资产存量和劳动力的合理调整。基建项目上得过多，有些地方把技术改造资金拿来稿企业福利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办社会”有关。令人忧虑的是，现在许多新建的大企业仍在走“企业办社会”这条路，这无疑给以后的改革和发展增加了新的困难。企业破产法已经有了，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关键是要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分配制度。“企业办社会”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与以往的福利分配方式有关，而且确实给职工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总的看是弊大于利。这方面的改革已讲了多年，但进展不大，今后必须下决心有所突破，以求逐步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工程，决非轻而易举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要有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思想准备。这类问题直接涉及职工利益，既要坚持改革，又务必谨慎从事，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仍然尚未解决好。如，在企业中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更有效地实行厂长负责制，更好地发挥广大职工群众主人翁的作用等原则，虽然已经确定了，但具体的组织形式仍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又如，企业联合改组和发展企业集团，怎样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调整改变规模不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等问题。讲了好多年，但都没有完全解决好，都需要认真探索解决。对企业改革，我们需要确立一个在新的经济体制框架内统筹解决各种问题的思想。如果说改革初期采取的一些单项改革办法还颇有成效的话，当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时，就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前面说过的几个难点问题，相互之间的联系就很密切，在一定意义上可把它们看成一个大问题的不同侧面。
　　　　

 (三十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改革以来，我国的市场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市场发育不平衡、市场秩序混乱、区域封锁等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还不充分。市场调节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往往不是由于市场发展过头，而是市场发展不够造成的。价格双轨制是近些年问题较多、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价格改革的过渡形式，双轨制在初期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分配不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到了后来，实际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入。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如何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已作了多次尝试。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能否考虑在十年或稍短一些的时间内，使价格改革基本过关?应该说，可能性还是有的。一年多来，不少重要商品价格的调整，特别是粮油销价的大幅度调整，都未引起市场有什么大的波动，这给我们展现出了价格改革的良好前景。价格改革的基本方法还是放调结合，调价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但局限性大，着眼点还是要放在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上。价格形成机制是否理顺，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否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是价格改革能否过关的重要标志。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确实应该由国家直接管起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要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放开价格，并不等于市场发育的完成。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多种有利了产品顺畅、稳定交换和流转的新型流通组织形式。例如，在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重点产销区，建立从事现货和期货交易的贸易中心；鼓励和发展产供销之间的联营、联购、联销等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对原先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某些重要产品，可推行国家订货、国家组织产需衔接、定点定量不定价、有保障的远期合同等购销形式。我们知道，市场是有缺陷的，发育程度低的市场缺陷要更明显一些。发展各种有助于交易活动稳定进行的流通组织和流通手段，是克服或减弱市场缺陷的一个有效途径。商品市场的发展还要和其他市场的开拓、扩展相配合。要结合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制度、金融体制、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项的改革，扩大、完善短期资金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长期资金市场，抓紧培育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劳务市场。
　　
　　(三十四)加强市场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健全市场法规，讲求商业信誉，反对和破除地区封锁。强调市场法规作用的目的，既是为了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公平竞争，也是为了防止和杜绝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甚至出卖国家经济情报。要在清理和落实现有法规的基础上，抓紧使那些市场运行急需但尚未建立的法现如市场法、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以及反贪污贿赂法等出台。要强化工商管理部门和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职能，并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必须使违犯法规经营者受到应有的制裁。讲求商业信誉对市场有效运转至关重要。随意撕毁合同，赖帐不还，坑蒙拐骗之类的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削弱了市场调节的功能，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在加强法规建议，完善旨在维护商业信誉和交易者合法权益的各种手段的同时，必须在市场交易者中间大力倡导以讲信誉为荣、不讲信誉为耻的风尚。再一个问题是破除地区封锁。地区封锁行为，是与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我们所主张的市场，是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合理的地方利益需要照顾，但决不能采取封锁市场、以邻为堑的办法。近些年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淮搞地区封锁，但地区封锁并末明显减少，有些地方反而愈演愈烈，加剧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成为许多企业优而不胜、劣而不汰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封锁既与某些现行体制和政策有关，如地方财政包干、价格不合理、税负不统一等，也与必要的法规建设落后有关。因此，解决地区封锁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进行综合治理。
　　
　　(三十五)实现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除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之外，还要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宏观管理办法。这就要求我们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实现计划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若不实行这样的转变，计划就很难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调节任务的要求。要按照计划职能转变的要求，设置经济管理机构，改进计划方式，提高办事效率。要健全计划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计划部门也应实行责任制。应在试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工作质量考核、评估和奖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