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批判与科学发现的逻辑　　

传统的方法论把归纳逻辑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并辅之以证实主义的经验检验来表述假设-演绎的理论结构，演绎推理被认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内容而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波普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但他所提出的经验证伪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证实主义的归纳逻辑，从而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说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本文所要表明的正是演绎逻辑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科学发现来自于演绎推理过程中的逻辑批判，由此可以把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变为一种由演绎逻辑和逻辑批判组成的逻辑过程。归纳只是演绎的反面。　　

关于方法论问题的一些争论　　

1、 公认观点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年）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的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的规律再加上对有关的起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这些规律和阐述就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我们所说的一般规律是指诸如‘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我们所说的推理逻辑法则是指象‘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因此B是真的’这种确实可靠的三段论演绎论证。”（引自布劳革 Blaug，1980年，中译本第5页)这种对科学的逻辑结构的表述被称作“假设－推论模式”。这种假设－推论模式的逻辑结构是一种三段论的演绎逻辑，它可以用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可以做出预言。　　

上述假设－推论模式的性质似乎已经被定论，即这种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只是或只能表述理论，而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或科学发现的逻辑无关。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方法论的争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时，上述对假设-推论模式的公认观点的表述并非没有疑问，或者说，许多争论的症结都在于对演绎逻辑和假设推论模式的简单化表述上。　　

先来看对演绎逻辑的批评。演绎逻辑即是目前人们所称谓的形式逻辑，也是逻辑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内容。按照公认的观点，演绎逻辑与科学发现是无关的。这里引用赖欣巴哈的话来表述这种公认观点。“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结论是由别的陈述，即被称为是论证的前提进行演绎而获得的。论证应构造得如果前提为真，结论也必定为真。例如，从‘一切人都有死和苏格拉底是人’这两句陈述，我们可以得出‘苏格拉底亦有死’的结论。这一例子说明了演绎的空虚，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它只是把前提中蕴涵着的某种结论予以说明而已”。“它并未在前提中加上什么。它只是把前提的某一部分明白揭示出来而已”。演绎的逻辑功能便是从给予的陈述中把真理传递到别的陈述上去——但这就是它所能办到的全部事情了。除非另有一个综合真理已被知道，它是不能建立综合真理的”（赖欣巴哈 Reichenbach，1951年，中译本，第33－34页）。演绎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与分析是同义语，分析是一种重言式的表述，因而“这种分析的陈述是空洞无物的”（赖欣巴哈，1954年，中译本，第18页）。上述引文充分表明了目前人们对演绎逻辑的看法，即从演绎逻辑中不可能得到分析的前提和获得知识。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所获得的知识或有意义的和能够描述、解释客观世界的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是如何确立的。对此，经验论者乞求于归纳逻辑。然而，归纳逻辑的规则却从来没有被清楚地阐述过。　　

穆勒（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按照这种观点，“科学与考察是从对事实的自由无偏见的观察开始的，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推理而形成一般规律的公式，最后进一步归纳到更广的一般性，形成人们所称的理论，最终又要把规律和理论的经验结果同所有观察过的事实，包括最初开始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核对规律和理论的真实内容。”（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4页)这种方法目前在许多的教科中都可以见到，科学方法被归结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收集数据，然后提出假设，再用经验或实验加以验证。由逻辑实证主义发展起来的假设-推论模式或解释归纳法正是以这种归纳逻辑为基础的。假设-推论的前提和理论来自于观察和实验。这样，作为演绎逻辑的理论表述与归纳逻辑合为一体，构成了归纳-演绎-再归纳检验的方法论模式，但在这一模式中，演绎逻辑对于知识的发现和检验是毫无用处的，演绎逻辑只是归纳逻辑的反面。　　

2、 归纳逻辑　　

按照经验论的观点，科学发现来自于归纳或观察与实验，然而，对于归纳逻辑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能不能通过对特殊事例的观察和归纳获得综合命题或普遍的知识，这即是著名的归纳问题。　　

最早提出归纳的逻辑问题的是休谟。休谟提出，归纳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单个的论断不论有多少，我们都不能通过逻辑从中推导出普遍的论断。休谟指出，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过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休谟《人性论》，转引自波普 Popper，1965年，中译本，第60页)。认为太阳每天早晨升起的一般规律有着不变的经验为基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把归纳所产生的问题又用归纳来解决，问题恰恰在于推断将来要经历的任何东西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并没有逻辑上的依据。“企图靠诉诸经验为归纳法找根据，必然导致无穷倒退”(波普，1965年，中译本，第60页)。如果归纳推理在逻辑上不成立，那末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逻辑的跳跃，这就极有可能从真的前提导出假的结论(参见布劳革，1980年)。　　

波普对归纳逻辑给予激烈的抨击。归纳推论所依赖的是观察与实验。波普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理论”的观察与实验，不论所依据的理论是如何原始和粗糙。“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述必需有一种拥有专门语词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波普，1965年，中译本，第66页)。对实验来讲就更是如此，人们的任何实验都是以一定的目的性和理论为基础的。　　

3、 证实主义　　

上述分析表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都不能构成对科学发现的逻辑说明，对此，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证实主义者对假设—推论模式作出新的解释，以说明科学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对假设-推论模式重新解释的核心是假说-证实。作为公认的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由于其前提假设不能完全从归纳中得到，因此，证实主义者把这种归纳的前提解释为一种假定，“这种假定是一个我们虽然不知道是否为真，但作为是真的对待的陈述。我们设法使我们的假定将尽可能的真而选定我们的假定”（赖欣巴哈，1954年，中译本，第187页）。一旦选择了假定，那末理论就构成一种假说，这里关键的是，虽然我们不能用归纳逻辑确定其假定或理论为真，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或实验与观察来检验它。这一点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是极为重要的，即我们可以通过经验来检验和证实理论，以获得其理论假设的真实程度，一旦理论在经验中被证实，那么其理论或前提假设就具有真理性或是好的。当某种理论在经验中没有被证实，那么其理论或前提假设就是错误的，从而可以采用试错法来逐步修改其理论或前提假设，以使理论的前提假设更具有真实性。　　

这样，归纳逻辑的问题似乎被解决了，归纳并不是一种“证明归纳”，一般或普遍陈述或假设前提并不是通过逻辑证明得到的，而是一种“例举归纳”，即人们可以从不完全的归纳中得到一种假说的一般陈述，然后再去通过经验来证实。比如对于太阳每天出来这一陈述就可以作为一种假说，然后用观察去证实它，如果被大量的观察和经验证实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称其为规律或是一种好的理论。这样，假设-推论模式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来自于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归纳。在这里，演绎逻辑除了表述经验观察或因果关系之外，对于科学发现并无用武之地。　　

这里需要提到作为上述论点的概率论解释。概率论解释的含义可以用假设-推论模式来表述，即当存在一组起始或边界条件A，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也发生，事件B发生的概率是P，这里０＜Ｐ＜１。这样，作为一种规律或因果关系的理论表述在形式上可以是统计的或有概率的（参见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5页）。赖欣巴哈(1954年)对归纳逻辑的概率论解释作了详细的阐述。按照赖欣巴哈的解释，采用概率论可以从两方面说明归纳逻辑的作用，一方面是前提假设的选择，即人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而把相关性高的因素作为前提假设，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检验，证实的概率是人们选择更好的理论的标准，这两点正是归纳逻辑的应用。虽然“概率公理都是纯粹数学的定理，因此都是分析陈述，因而不能简单地证明归纳法结论具有一个高度的概率就算是得到证据了，归纳法的证明必须得自于概率理论之外，因为概率理论是以归纳法的使用为前提的。”但是，根据前面对假设-推论模式的解释，即“一个预言性的陈述是一个假定，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为真，而只知道对它的评价，这个评价是由它的概率来计量的。”这样，通过试错法就可以逐渐获得真理。　　

4、证伪主义　　

证实主义的核心是肯定归纳逻辑，而波普的证伪主义则正是要否定归纳逻辑和证实主义者对归纳逻辑的各种解释。前面在讨论归纳的逻辑问题时已经提到了波普的观点，对于波普来讲，归纳是一种神话，根本不存在“没有理性的事实”。休谟提出了归纳的逻辑问题，即不可能从特殊事件的归纳逻辑中推论出普遍陈述或保证普遍陈述为真，而波普则针对证实主义的命题(即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假设或理论)指出这种命题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并由此引出了据认为逻辑上是正确的证伪主义的命题。　　

如前所述，证实主义者把归纳逻辑解释为假说-证实模式，这一模式也可以称为“证实主义的试错法”，一种理论或从归纳中得到的前提假设只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可以用进一步的归纳(观察与实验)来证实，从而可以通过证实来肯定理论并逐步修改假设以获得更好的理论。波普提出，证实主义的推论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错误。　　

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证伪主义是极为重要的，这里引用布劳革的解释对“肯定结果”的逻辑错误作一些说明。如果假定推理三段论是“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所以B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肯定假设A是真的来推论出B是真的这一结论，但不能反过来通过肯定结果B是真的而推论出A也是真的这一结论，因为这不再是按照逻辑的要求来从前提中导出结论。“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论点，如果布劳革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那么他就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布劳革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因此布劳革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天哪，他并不是)。”[1]但是，否定结果在逻辑上总是正确的，即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B不是真的，因此A不是真的。“举例说，如果布劳革不能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我们的确能够从逻辑上判定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波普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无论人们发现了多少只天鹅是白的，都不能证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普遍陈述，但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否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陈述。“波普强调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思想有一个理由，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因为某个假说和事实相符而断言说它是真的，从事实的真实性到假说的真实性的推理就暗藏着肯定结果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参照事实来否认假说的真实性，因为从缺乏事实到假说虚假过程中，我们借助了‘否定结果’这种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推理过程。可以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16－17页）。　　

在否定证实主义归纳方法的同时，波普试图重新建立方法论体系，即他的证伪主义。按照波普的论点，由于理论是不能被经验所证实而只能被证伪，因此，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地提出能被经验证伪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来自于观察，而是来自于猜想，这种猜想根源于人们的需要，从人的需要这一角度，波普提出人生来就有知识，从而观察与实验只是人们检验这种知识或猜想的过程，也就是证伪的过程。人们通过不断地证伪否定旧的理论和提出新的可证伪的理论，使知识得到增长。“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因而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总是通过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和新的问题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波普，1965年，中译本，第318页)。　　

这样，波普的方法论从证实主义的观察转向了“问题”，波普把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标准定在能否提出问题或提出尚未被观察和能被观察证伪的问题上。这似乎比证实主义的方法前进了一步，比如对于证实主义的“观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去观察什么？因为任何观察都不能脱离理论，而波普的“问题”似乎可以解释为包含理论的观察或用理论去指导观察。但这里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是不是仅仅凭借他的需要就可以提出问题呢?如我们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不是只凭我们本能的需要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科学来自于神话，但可以为经验所证伪或反驳。这样问题就成为人们能不能仅仅从经验的证伪中提出问题或建立一种新的假说，如果经验证伪不能为提出问题提供足够的证据或逻辑基础，那么从反驳到猜想或从证伪到提出问题只能依靠非逻辑的跳跃。　　

在这个问题上，波普的著作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论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科学发现的逻辑”，他的“理论是由可证伪性原理加上散布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的否定的方法论法则组成的”，“这种方法论法则很显然是规范的，只是劝告科学家怎样进行活动以便促进科学进步”(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24页)。波普的证伪的逻辑之所以不能构成科学发现的逻辑，正是因为经验证伪方法并不能构成否定的逻辑，这种“证伪的逻辑”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　　

证伪主义的逻辑缺陷来自于假设-推理模式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构。由于理论的预言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因此，经验上的证伪所表明的只是现实经验的条件与理论的假设不一致，从而不能对理论本身构成否定。“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检验加俐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我们就一定需要检验关于空气阻力作用这个加俐略定律的辅助假设，因为加俐略定律是运用于绝对真空里的落体的，而在现实中绝对真空条件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由于测量仪器不能消除空气阻力的影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撤开对加俐略定律的反对意见”(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21页)。这即是著名的不可驳斥性论题。　　

可以用波普所举的天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的理论只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陈述，那么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否定这一陈述。但我们的理论并非如此，而是由“如果-那么”这样一种三段论形式构成的。比如：在某些条件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由此推论出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再出现一只天鹅将是白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由假设所保证的。演绎逻辑可以保证这一推论是真实的。那么，如果人们在经验中发现了一只黑天鹅，能不能否定原有的预言性推论呢？不能，因为黑天鹅的出现肯定是由于现实中的条件与理论的辅助假设条件不符。从而人们并不一定抛弃原有的理论，比如可以给原有的理论一个概率值，只要其概率值使该理论具有应用价值就不需要抛弃它。人们还可以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扩展辅助假设，对黑天鹅的出现作出解释，比如说那只黑天鹅是在泥里打了一个滚或是从污染地带飞来的。这样，黑天鹅的出现不仅没有证伪原有的理论，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原有的理论。　　

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1934年，转引自布劳革，1980年，中译本，第21页)。正是由于这种困难，使波普从“科学发现的逻辑”退却到规劝性的方法论准则，即仅仅从科学的划分标准和知识的性质方面对证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方法论加以攻击，也就是从问题到问题的猜想和反驳，而不能说明怎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逻辑。一旦“证伪的逻辑”被作为“朴素的证伪主义”而被否定，“方法论证伪主义”将完全失去逻辑基础，方法论证伪主义既不能构成否定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肯定的逻辑。　　

库恩（Kuhn 1962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向波普发难，他用科学史证明，当人们发现黑天鹅时并不是否定原有的理论，而是根据原有的“范式”对黑天鹅的出现作出如在泥里打个滚这样的解释，这即是规范科学，只有当黑天鹅出现的次数太多使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并使学术团体的大多数成员感觉到了原有理论的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对于波普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样，库恩就把科学进步转向了社会学和心理学，而不是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　　

拉卡托斯（LaKatos 1978年）站在波普一边，试图把波普的方法论证伪主义发展为一种能够解释科学进步的系统的图式，即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与朴素的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这种新的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旧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经验，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经验，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然而，对于新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拉卡托斯并没有提供一种逻辑基础，因为一旦抛弃了朴素的证伪主义，也就同时失去了证实或证伪的逻辑基础。　　

证伪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就在于，在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能够提出一种新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科学发现的逻辑基础，这一逻辑基础就是演绎逻辑。　　

演绎逻辑　　

在以上对目前方法论问题的介绍性评论中，争论的焦点在归纳逻辑上，即经验归纳能否得到理论，经验能否证实和证伪理论。但争论的双方都把演绎逻辑看作只是一种重言式的分析表述，而不能对知识的增长有任何作用。在哲学史和现代科学哲学中，上述看法已经被作为自明之理而无需讨论了，证实主义对假设-演绎模式的讨论和证伪主义对猜想与反驳的讨论都完全抛开了演绎逻辑，无论证实主义的试错法还是证伪主义的试错法虽然都以假设-演绎模式为基础，但在他们的理论中，演绎逻辑对于证实和论伪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哲学家们在讨论哲学问题、讨论证实和证伪问题时全然忘记了这样一点，他们对所有理论的证明与否定或证实与证伪都是采用的演绎逻辑，如前面对问题的所有表述都在于说明某种理论在逻辑上是否成立，而很少采用这样的语言，如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与某种经验不一致，　　

而是说，某种理论在证明它的理论时逻辑上错了。难道说演绎逻辑在证实和证伪或肯定与否定中毫无用处吗？当证实主义者在采用试错法逼近真理时，当证伪主义者去猜想没有被发现的新颖事实时，是不是在使用演绎推理呢？如果是的话又怎么能说演绎逻辑对科学发现毫无用处呢?　　

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法，它来自于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的观察与实践不同于动物界正是因为人脑的记忆与思维功能远高于其他动物，这种功能赋于了人类远高于动物界的逻辑思维能力。正是这种逻辑思维功能才使人类的观察与实践不同于动物界，这种观察与实践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归纳逻辑，但这种归纳逻辑正是来自于人们头脑的演绎推理的功能。由此可以得出，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波普曾针对归纳问题讨论过这样一个逻辑悖论，是先有假设还是先有观察，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波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生来就有期望，从而生来就有‘知识’，这些知识则不是先天地正确的，在心理学或遗传学上却是先天的，即是说，先于一切的观察经验”(波普，1965年，中译本，第67页)。波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也就是演绎推理的能力。人们在进行观察时可以先天地根据需要选择观察的对象，但这与根据一定的知识或理论进行观察是不同的，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可以决定根据需要来选择观察的对象，赋予观察以相似性和分类，这也就是归纳推理。　　

一旦我们把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演绎逻辑作为观察或归纳推理的前提，归纳逻辑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观察与归纳并不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如波普所举的例子，他让一些学生把所有的观察都记录下来，这使他们无所适从。波普的答案是，任何观察都要有一定的目的性和理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方面，观察是以一定的目的性和演绎推理的能力为基础的，这种演绎推理的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没有演绎推理就不会有猜想和反驳，也不会有证实和证伪的试错法。　　

与演绎推理相比，归纳推理将是一种自明之理，就象目前人们看待演绎推理那样，因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客观事实”是人们根据需要和演绎逻辑整理的，如果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归纳逻辑，那么它只能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演绎逻辑的另一种说法。　　

在讨论演绎逻辑对理论形成的作用之前，有必要对理论这一概念作些解释。这里对理论的定义是，它是关于某种事件的因果关系的表述，这种定义是与假设-演绎模型相一致的，即前面对假设-演绎模型所表述的，“是由至少一个普遍规律连同一组基本的或边界的条件演绎关于一个事件的一种陈述。”按照这种定义，凡是不能表明某种因果关系的陈述都不被作为理论。比如“太阳每天都会出来”和“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陈述都不是理论。因为它都不能表明因果关系。这种对理论的定义与波普所说的问题似乎有着紧密的联系，即理论必须要对某一事件回答出一个“为什么”，也就是至少要回答一个问题。　　

一旦对理论给予了这样一个定义，显然紧接着就可以给“正确的理论”下出定义，这一点似乎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为前面的所有争论都与此有关，但由于我们是在下定义而先无需考虑那些争论。这里的定义是，“正确的理论”是一种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或不存在逻辑推理错误的理论。这种定义是从对理论的定义推论出来的，因为理论是由假设-演绎模型构成的，不包含逻辑错误或逻辑上的一致性是理论的必要条件。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理论并不就是好的“理论”或有用的“理论”，反过来也可以说好的“理论”或有用的“理论”在逻辑上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由上述定义可以得出，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的逻辑演绎体系。用数学形式来表述是一种函数关系，即ｙ＝ｆ（ｘ）。ｘ是自变量或参数，ｙ是变量，或者说，ｘ是ｙ的原因，ｙ是ｘ的结果，这种ｘ与ｙ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或假设-演绎模型来说明和保证的。当然，多种原因或多种结果的关系可以用更复杂的函数来表示，比如Y=f（X1，X2，……Xn）。　　

在这种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中，由定义所明确表述的假设是极为重要的，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来描述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就随之产生了，由此也产生了假设-演绎模式的理论。比如我们定义某一种白色的鸟为天鹅，那么就意味着再出现这样的鸟是天鹅这种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这种演绎推理要服从形式逻辑的规则，即在推理过程中要遵守原有的定义，如我们不能在推理过程中把鸭子也称作天鹅。这种定义式的演绎推理所描述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构成假设条件和结果的因果关系的理论。比如天鹅的例子似乎是一种分类，但如果我们采用定义的方式进一步去描述天鹅的特性就会构成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如几何学通过对点和线的定义所作的逻辑推导。在这种逻辑推导中，关键是不能违反原有的对点和线的定义。这一点可以保证所推导出的结果在原有定义的意义上是绝对真实的，由此构成了定义和演绎推理的理论上的意义，即只要具备所假设的条件，那么必然会得到由假设条件推论出来的结果。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假设客观世界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我们的描述或理论的定义能不能“真实”地描述客观世界和如何得到“真实”的或有用的定义或假设。在这里，我们引入观察、归纳、实验和经验检验等全部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者）的理论，所不同的是预先假设我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理论”或逻辑思维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先从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说明假设的产生。比如某种假设来自于对事物的观察和归纳，这种对事物的观察和归纳取决于人们的需要或感兴趣的问题，从而所归纳的理论是否正确还可以通过经验去检验。当经验验证它是错的话，我们抛弃原有的假设而去寻找新的假设。我们先保留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部内容，但这里存在归纳逻辑问题，即从经验观察和归纳到假设之间并不能被(演绎)逻辑推理所保证或不存在逻辑。但这里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出现了，因为在所有上述过程中采用了定义式的演绎推理，那么所有观察和检验的结果就都成为我们预先给事物所下的定义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问题。引用经验主义的论点，我们预先假设人们的感觉器官可以“真实”地描述或归纳一些最简单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或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并赋予它一种定义式的假设-演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定义式的演绎逻辑是不是完全不起作用而只能依靠经验归纳呢？ 　　

逻辑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1、 解释　　

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给定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假设预先存在一种理论，那么我们是如何利用这种理论去解释所要研究的问题呢?　　

理论是一种抽象，其假设是很少与现实相符合的，当然，如果现实或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恰巧与理论的假设相一致，如严格的实验室条件，那么就可以用这种理论去直接解释给定的问题。但我们总是要研究新问题，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的条件或产生的原因总是与原有理论的假设不相同或不相近。　　

由于演绎逻辑能够保证在其假设条件下所得到的结论是真的，那么当实际出现的结果与理论的预期不一致时，我们立刻就可以断言，原有理论的假设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实际条件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条件或假设来解释所遇到的问题。然而当一种理论与实际不符时，我们并不是立即抛弃原有的理论和建立新的理论，而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的问题给予解释。这种解释的方法即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现实中的新的因素或假设，以对实际中的问题作出解释。这即是我们经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用前面的数学公式来表述即是，原有的理论为Y＝F（X1，X2，X3），我们 在解释实际问题时加入新的因素，比如X4，那么这个函数可以写成Y＝F（X1，X2 ，X3；X4）。举一个例子，在经济学中，主流派的新古典理论把生产函数Y＝F（K，L）作为基础，其中Y是产出，K为资本，L是劳动。如果现实中存在技术进步，那么就在函数中加一个因素，Y＝F（K，L，T）。　　

这种方法是应用科学家或工程师每天都在采用的方法，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而不是去重新建立新的理论。这种方法对于他们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这里主要讲的是理论科学家的解释。　　

当我们采用这种加参数的方法来解释实际问题时，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样一点，即，只要在原有理论中加上实际中存在的新的因素，那么一种理论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比如在经济学中新古典理论就通过加入现实因素的方法在解释一切问题。我们也曾采用这种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释一切问题。库恩是用范式这一概念来表述这一问题的，即一种理论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作为人们的规范思考方法。这样，我们的理论就成为Y＝F（Xi，Xj），其中Xi为原有的参数， Xj是新加入的参数。我们经常把这种加入新的因素的理论称为原有理论的特例和对原有理论的发展，但我们给这种理论定义为解释性理论。　　

这样，我们已经有了两种结构的理论，原有的理论Y＝F（Xi）和解释性的理论Y＝F（Xi，Xj）。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证实和证伪问题。对于原有的理论来讲，证实和证伪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结论完全是从定义式的前提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所说的证实和证伪问题都与第二种解释性的理论有关。比如我们经常说的证实往往是一种解释，当加入了新的因素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作出解释后，我们就认为这是原有理论的一次胜利。这种解释往往能从经验中得到验证，因为我们所加入的新的因素往往是从实际经验的观察中得到的。然而，由于一种理论在加上新的因素是可以解释一切的，从而这种证实对于理论本身并不具有意义（但对于应用科学家或工程师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波普的话是对的，即我们不论发现多少事实与某个理论相一致，也不能断言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能不能对这种解释性的理论进行证伪呢？　　

对于这种解释性的理论，证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的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的理论。但是这种否定丝毫也不会触动原有的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加入的新的因素不符合实际。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由此可见，原有的理论是拒绝证伪的，而且当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时，原有的理论是不会被抛弃的。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有的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答案只是一个，那就是演绎逻辑。　　

2、 逻辑批判　　

一种理论是由假设和演绎推理构成的，因而作为一种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它的逻辑一致性。一种逻辑不一致的理论是能够与一切事实都相容或可以解释一切经验事实。这样，当我们发现一种理论在逻辑上错了，那么就可以明确地否定它，即这种理论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任何一种理论会不会都带有逻辑上的矛盾呢？罗素曾经用集合论和理发师的悖论来说明逻辑悖论的普遍存在，从而不可能找到一种最终的公理。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形式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可以用定义的形式作为假设，只要演绎推理严格按照这种定义的假设而不超出其限定的范围，就可以把定义作为公理来使用而避免逻辑上的矛盾。然而有一点可以从罗素的悖论中推论出来，一旦我们脱出了定义所允许的范围，逻辑悖论就出现了。这种逻辑悖论来自于我们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为了描述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采用下定义的方法，定义即是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内含，从而可以限定描述的范围。但任何一个概念的外延都是无限的，因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只要把某一概念扩展到它的外延，罗素的逻辑悖论就出现了。　　

一种理论在它的假设范围内肯定是真的，或者说是不存在逻辑矛盾的。但这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即它只能保证在其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结论的逻辑一致性，从而只要超出其假设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这样，一种理论只能解释一定范围的经验事实，只要它的解释范围超出其限制，逻辑矛盾就出现了。　　

理论的功能只是在于解释现实和预测。由于某种理论只是对事物某一方面特征和关系的描述，从而只对某一类问题的解释是有效的，当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在没有一种新的理论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凭空想象和毫无理论地去观察，而总是试图用原有的理论去解释新的问题。这样，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去应用原有的理论或寻找造成原有理论反例原因的观察就成为通常的和合理的作法。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在一个模型中增加参数的作法。当我们这样做时，所依据的并不是纯粹的归纳法，演绎逻辑在这里是最为重要的，观察是由演绎逻辑所指导的，即我们去描述观察时不能产生逻辑错误。这一点正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逻辑批判。　　

在前面采用的参数和变量所表示的理论Y＝F（X1，X2，X3）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参数（X1，X2，X3）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这可以使我们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X的变动对变量Y的影响而作出预测。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现在来看解释性的理论。这种解释性的理论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模型中的参数，即在原有模型中加入新的参数，如Y＝F（X1，X2，X3；X4），以此来解释现实。正是这种加参数或根据实际情况应用理论的方法，导致了这种解释性理论的逻辑矛盾。　　

由于原有理论的假设是对事物某一侧面的描述，当加入了一种新的假设而没有考虑原有的定义，从而新加入的假设或参数必然会与原有假设的定义产生矛盾，或者说新加入的参数与原有模型的参数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关的。从数学上讲，在原有模型Y＝F（X1，X2，X3）中加入X4可能与原有的某个参数，如X1是相关的，从而会缺少一个方程而使模型无解，或者说由于X4不能独立于X1，所以当X4发生变 动时X1会随之发生变动，从而使模型失去均衡的稳定性。还可以说，所加入的参 数X4 的定义会使原有的X1的定义不能再保持，从而导致逻辑上的矛盾。　　

让我们举一个经济学上的例子，目前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生产函数Y＝F（K，L），即假设技术条件不变和不考虑资本的生产成本，则产出Y 是资本K和劳动L投入的函数。而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变动，为了解释现实，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原有模型中加入了技术进步T，生产函数成为Y＝F（K，L，T）。但技术进步在现实中显然是与资本和劳动都是相关的，即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与质量都与技术进步有关，这就使分析时不能保持原有的资本与劳动的定义而导致逻辑上的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即是，当按照技术进步的某种定义说明技术变动时，资本与劳动这两个参数不可能保持不变，从而不能得出技术进步与产出的关系。　　

一种理论总是要解释实际问题的，如果理论解释实际问题时都采用这种加参数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否定(或肯定)理论的方法，即它的逻辑一致性。这种逻辑上的否定(或肯定)与经验证伪和证实不同，它是按照演绎逻辑规则所得出的必然是“真”的结论，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找到了一种理论的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这种解释性的理论肯定是错了。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不能对理论是否正确得出肯定或否定的断言，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我把这种逻辑否定称为逻辑批判。　　

3、科学发现的逻辑　　

上述说明只是“逻辑批判”含义的一半。它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即当采用逻辑批判的方法提出了解释性理论的逻辑错误，我们只能说解释性理论肯定错了，那么对于原有理论又如何呢?是不是批判了解释性理论就要立即彻底抛弃原有理论呢?不能。如果这样就会使我们对问题的研究陷入一片空白，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给予了否定。可以说，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拉卡托斯称为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原有理论将继续成为解释性理论的基础。我们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老问题，或者说新的理论的假设是如何形成的？现有的科学哲学完全不能解释这一问题而把它归之于“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前面所讨论的“逻辑批判”的另一半正是这种科学发现的逻辑，或者说，在我们对解释性理论的逻辑加以否定时，已经从否定的逻辑推论中得到或已经暗含着可以发现新的理论的假设。　　

采用前面的例子。批判解释性理论Y＝F（X1，X2，X3；X4）的逻辑错误的方法是指出X1与X4的相关性。X4是根据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新加入的一种因素，由此而导致X1的定义不能保持，从而可以得到，当我们研究包含X4的问题时，X1的 定义变得不恰当了，从而必须重新建立假设或对X1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X4的问题以保持解释的逻辑一致性。比如把X1和X4包含在一起选择一个新的定义式的假设 X5，这时理论成为Y＝F（X2，X3，X5），或者只对X1重新定义为X5以使X5与X4相互独立，即Y＝F（X2，X3，X4，X5）。一旦我们这样来修改原有的理论，就可以达到逻辑一致地解释新的问题。由于我们的逻辑批判是在新的范围的因素(或描述)与原有理论的假设之间的定义关系中进行的，因而可以发现两种定义(X1和X4)之间的联系而重新对理论的假设加以定义，[2]从而这种否定的逻辑同时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看新理论Y＝F（X2，X3，X5）或Y＝F（X2，X3，X4，X5）与原有理论Y＝F（X1，X2，X3）之间的关系。在新理论的新的定义式假设中，包含了一 种新的因素X4，从而可以比原有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而这种新理论的更重要的性能是，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X4，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有的理论Y＝F（X1，X2，X3），或者说原有的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列。从而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的增长。从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中所推论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新的理论是建立在我们原有的理论或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知识是逐渐积累的，用牛顿的话说“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　　

上述对逻辑批判与知识增长的分析可以表明我们的知识的性质或认识的规律性。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最简单的问题和最直观的描述开始的，[3]它只是描述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和关系。通过逻辑批判产生的新的理论的定义是对同一事物的更多的方面和关系的描述，或者称为更深入、更全面的描述。我们的知识是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这种理论的连续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以前知识的基础上独立地探讨，而联系性可以保证把以前的知识和现在所有人的知识加总到一起或全部积累起来。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和专业学术团体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新的发现是不可能凭空或从观察归纳中得到的，这等于说两百年前或更早的科学家就可以发现今天的科学和技术。化学家的发明并不是随意把一个瓶子中的试剂倒到另一个瓶子的重复过程中就可以发现新的理论，今天的化学家要接受从大学到博士或更长的专门职业训练。[4]但是新的理论却可以从对原有理论的逻辑批判中得到，最突出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发现，相对论不是来自于经验观察，而是来自对牛顿力学理论所解释的一些问题的逻辑批判。　　

现代科学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比较突出的例证是数学和物理学。数学的发展是一种逐步寻找“最终公理”的过程。每一步都在提出和解释一个逻辑悖论，从而寻找到新的公理而使原有的理论成为新理论的一个特例。拉卡托斯（1976年）在《证明与反驳》一书中从数学史的发展讨论和证明了这一问题。物理学上最突出的例证是从牛顿力学到热力学发展过程中关于“熵”的争论（参见柳欣1993年）。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推论。给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那么将有一套唯一的或更好的定义式的假设-演绎体系来描述和解释它，从而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批判的方法一步步地寻找和逼近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逻辑一致性的解。当然，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知识，而是随着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而发展的。但是正如波普所说的，我们天生就有需要和“理论”，这里的理论应该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和思维能力，从而我们总是可以随着知识的增长提出和解释更多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前面对所提出的论点的进一步证明，即观察和归纳是有理论的，归纳逻辑是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我们的观察和归纳是以积累的知识为背景的一种演绎推理过程。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前面对“逻辑批判”的表述是从原有的理论Y＝F（X）和加入参数Y＝F（Xi，Xj）来作为假设具有其讨论问题的合理性，或者说，我们在研究新的问题时把原有的理论作为背景和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问题是一个有效的和合乎思维逻辑的过程。　　

解释性理论—误差与概率　　

以上对逻辑批判问题的分析是在极为抽象的假设下进行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每一种解释性的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上的矛盾，是不是科学家们每天都要进行逻辑批判或证伪，是不是每一次逻辑批判都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5]正是在这一点上，库恩(1962年)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的规范科学和范式，只有当这种理论所遇到的反例足够多了，科学革命才会发生，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库恩对科学史的归纳表明在一定时期中绝大多数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用“范式”去解释问题和建立各种解释性理论。因此，要使前述的逻辑批判的论点成立，必须对解释性理论或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日常研究工作所依据的“逻辑批判”作出解释。有趣的是，本小节所要解释的上述问题，也正是要把前面的抽象理论变成一种解释性理论，或者说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在“逻辑批判”的基本假设中加入一些新的假设，就可以使其应用于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人们创造理论只是为了解释现实和加以应用，而不是作为“逻辑批判”的游戏。或者正因为如此，才有工程师、应用科学家和理论科学家的分工，应用科学家是要创造解释性的理论，工程师则是把解释性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获得理论的真实价值。然而，对于科学哲学家所要研究的逻辑思维规律来讲，这种把科学家划分为三类的作法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是用同样构造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的，三类科学家的思考方法之间肯定存在着一般的规律。[6]但由于三类科学家所要研究的问题不同，他们的思考方法还是有差异的。让我们用误差和概率问题来讨论这一点。　　

理论的假设是一种抽象，除了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实际中所存在的条件很少与理论的假设条件相吻合。这一点对于理论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理论正是通过抽象和实验室的条件，才得出某些简单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对所有复杂关系的分析。对于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讲，只要理论所揭示的事物某一侧面的因果关系能够具有应用价值就足够了。可以用误差概念来表述这一问题，如果实际中所具备的条件与理论的假设完全相同，那么误差将为零。如果实际中存在的条件与理论的假设条件不同，那么在应用理论时就会产生误差。然而，只要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理论就是可应用的。比如在盖楼时工程技术人员采用加大保险系数的方法来克服误差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用量子力学来看待经典力学，那么经典力学在分析问题时就都是有误差的，但这并不妨碍经典力学的广泛应用。但是，当一种理论相对于我们所要解释和解决的问题误差太大，这种理论就变得不能应用了。工程师对此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那些解释性的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一种理论或范式的产生是与它的应用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应用性即是我们所说的“问题”。当一种理论能够有效的解释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重要的事情就变成应用它，或者说对其加以证实，而不是无休止的对其加以证伪或逻辑批判，因为我们尚不清楚由证伪或逻辑批判所产生的新理论的应用价值时，新理论的创造可能是盲目的或成本过高的。[7]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解释性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我们不能凭空想象，在没有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产生时，为了避免陷于理论的真空，解释性的理论是完全必要的。　　

解释性的理论即是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加假设或加参数的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加参数的方法必然会带有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广泛联系的和我们的思维只能从一个个的侧面去认识这种联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带有逻辑矛盾的解释性理论是能够应用的。象前面对误差的解释一样，只要这种逻辑矛盾或两个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或可应用的限度之内，这种带有逻辑矛盾的理论就是可以应用的（这句话并不是同义反复，因为我们假设所要研究的问题是给定的）。　　

比如目前的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已经被人们认识到了，完全可以推测在将来可能会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把目前的物理学和化学包容在一起。但目前在这一理论没有产生之前，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物理化学”来解释和解决一些问题，即当遇到单纯用物理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可以加入化学的条件来共同解释某一个问题，而且这种解释具有应用意义。爱因斯坦一直对量子力学的统计(概率)性质耿耿于怀，而试图用统一场论来取代它，但无可否认的是，建立在统计理论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对于这种解释性理论的研究和问题，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逻辑思维工具——概率论。概率方法作为一种假设-演绎推理的公理化逻辑体系是公认的，即它是根据某些已知假设条件下事件出现的频率和我们的确信程度来进行推论的一种逻辑方法。在这里，我们把确信程度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应用价值联系起来，比如轮盘赌博和保险公司，只要知道事件出现的频率就是可应用的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那些由定义所表示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　　

这里重要的是由定义式的假设所表示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可以用误差和概率的区别来说明这一点。对于误差来讲，显然，只要存在误差，即可推知现实的条件与假设的条件不同，或者用概率的语言说是存在着未知的因素。但误差与概率不同，我们可以对比实验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来判断误差的大小，而概率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在所假设的条件下，由于存在未知的因素，那么其预测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出现或其出现是有概率的。采用面前对“逻辑批判”的论述，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概率式的因果关系的表述中，作为已知的定义式的假设条件的定义是错误的或是带有逻辑矛盾的。　　

给定所要研究的事物或问题，原有的理论只是描述了这一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可以说这一理论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其假设过于狭窄而使理论的误差超过了可应用的限度。但并不能把这种理论的假设作为已知条件去求取它的概率，因为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在谈概率时，总是根据实际“篡改”了原有理论的定义或加入了新的假设条件，这种篡改定义和加入新的假设条件是一回事，唯此才使概率问题的讨论具有意义。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或问题超出了原有理论的定义所描述的那个侧面，因而已经不可能单纯准确地描述那一个侧面而给出准确的定义或逻辑一致性的定义。这一点可以用前面的“逻辑批判”给予证明。由于在概率推论中存在着未知的条件，那么我们对那些已知条件的定义就不可能是准确的或逻辑一致的。采用前面“逻辑批判”的论证把这一点推到极端，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一个加入新的因素的理论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未知的事件，之所以存在着概率完全是因为我们所定义的已知条件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从而不能准确地把握所要研究的事物的因果关系。当然，在这种条件下，逻辑批判和建立新的理论就变得极为重要。因此，为了说明解释性理论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我们还是假设相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讲还是存在着一些未知的条件。　　

这样，对于解释性理论来讲，当我们在原有理论中加入新的假设或要研究事物的其它侧面的关系时，这一理论与实际的误差会变小，但却会使理论成为有概率的。但是一种理论概率值的大小并不只是取决于未知条件的多少，而且取决于那些已知条件或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存在两个以上参数的包括未知条件的概率模型中，这些参数之间会存在逻辑矛盾。在只有一个参数的模型中更容易理解这一问题，它的含义即是我们对已知条件的描述（相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在于那些未知的参数与已知的条件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用概率模型表示因果关系时，往往假设已知条件与那些未知条件是相互独立的，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参数并不是独立的，从而需要我们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去一步步地修正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点，概率模型才区别于用演绎逻辑表示的决定论模型，即概率模型不可能真正表明因果关系。由此可以推论出，某种解释性理论与现实之间之所以存在概率是由于模型中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或逻辑矛盾，当然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未知的因素。可以用误差和概率的区别说明这一点，我们把原有演绎推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称为误差（如果是可测量的），虽然造成误差的原因是由于一些未知条件的存在，但只要这些未知条件是不变的，那么对于原有的理论来讲就只存在误差而不会有概率。而对于解释性理论来讲，这里就只存在概率而不会有误差，因为解释性理论实际上已经把那些未知因素作为了模型的参数，从而对那些已知条件的描述并不是准确的，因而也就不存在误差的概念。由此也可以推论出，任何解释性理论都是有概率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解释性理论的应用性。我们所应用的绝大部分理论是解释性理论，或者说，如果把所要解释的问题或理论的应用性作为标准，那么由演绎推理所表述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就成为解释性理论的一个特例，即相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讲，我们是在假定除了定义式的假设条件之外的因素是不变的，或者说是与模型中的参数是绝对独立的和与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是不相关的。　　

因此，理论的应用性对于上述分析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理论只要把它所要研究的问题扩展到其假设条件之外，就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从而相对于其应用就是有概率的。如果实际与假设条件完全相符，用概率描述即是概率为1。但某种理论的应用性并不取决于概率值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模型中的参数相互独立的程度或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比如在一个解释性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分别用统计资料检验模型中各个参数与经验的相关性(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但我们并不能得出某一个在统计观测中相关的值(概率值)高的参数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参数对变量产生同样程度的影响，或者说按照其统计概率值去预测其参数变动的影响。因为这个参数与其他参数是相关的，这一参数改变时，其他参数会随之变动而使结果变得不能确定。　　

这样，给定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或应用性，那么解释性理论的任务就是寻找那些已知参数之间的逻辑矛盾。这种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方法同时也是产生新的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探讨新的因素时是以原有的理论为基础的。这正是波普所说的“猜想和反驳”，我们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试验观测与比较来猜测新的因素的存在，然后通过逻辑批判去判断新的因素与原有理论之间的矛盾——即逻辑批判，从而使观察与归纳建立在逻辑推理或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由此来逐步选取新的假设和进行新的试验观察，使理论更逻辑一致地描述和解释现实。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过程的中间阶段。一方面，这一阶段表示出理论的应用性，即根据应用的需要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得到最有效的应用；另一方面，这种解释性理论的应用过程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搬用旧的理论，而是象前面所提出或所批评的“理论联系实际”，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理论假设实际上已经被作了修改，只是不明显罢了。随着我们所要研究和解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而逐步超出了原有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建立在原有理论基础上的解释性理论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反例，从而逻辑批判的重点就直接指向了原有的理论。让我们从解释性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界的理论争论来说明这一问题。　　

解释性理论是在原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因素或参数。在开始，人们往往把新加入的参数假设为与原有的参数是独立的，由此获得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解释，当这种解释与经验不符或是有概率，以致不能达到应用的要求时，探讨各个参数之间逻辑一致性的逻辑批判就开始了。在这种逻辑批判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因素，但更多地是通过逻辑批判修改那些新加入的参数(即定义式的假设)和原有理论的参数，这个过程也是逐步明确和描述新加入的因素的过程。大多数理论界的争论发生在这一时期，这种争论即是通过逻辑批判的方法否定原有的解释性理论，从而提出新的解释性理论。在争论中，加入哪些新的因素和如何定义新的参数是焦点，从而会形成多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和学派，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是从所要研究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去解释它，各个对立学派的理论争论正是以各个侧面的描述为基础去寻找对方的逻辑矛盾，从而理论争论对于理论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争论就是逻辑批判，而每一次逻辑批判都会构成对以前的解释性理论的否定，并可以从逻辑批判中获得新的解释性理论。对经验的观察、归纳、证实和证伪都是建立在理论的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的，从而每一次新的解释性理论的产生都会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经验数据，比如提出新的试验设想和建造新的试验工具，以及提出新的分类指标。从某种角度讲，科学家的观察和统计归纳是为理论的逻辑争论服务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把经验观察称为证实和证伪。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解释性理论的假设逐渐逼近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人们会从逻辑批判中寻找到何者决定所要研究的事物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此基础上去修改原有理论的假设以建立新的逻辑分析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不仅使原有的理论成为它的一个特例，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各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争论，特别是当新的理论相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已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时，这种理论将成为一种新的范式。　　

由此可见，理论科学家的任务和日常工作就是要对原有理论或解释性理论进行逻辑批判，建立新的解释性理论只是这种逻辑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这种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直觉、非逻辑过程或猜想，从而使科学发现和科学家的日常研究工作变成非常确定的，即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得到发展。　　

对一些哲学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哲学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那么逻辑批判方法对于哲学问题也是适用的。让我们采用上述方法简单地讨论一些哲学问题。　　

1、 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的矛盾是逻辑悖论的一种表述形式。人们经常用诺芝的龟兔赛跑的悖论来说明这种矛盾，即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在兔子追上乌龟的一瞬间，乌龟又向前移动了。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变化的，这种变化会通过时间表现出来，因此，当我们加入了时间概念，又怎样去描述某种事物的本来的或不变的属性呢？这里存在着时间的不可逆性，而不是像钟摆围绕着一个中心摆动。那么我们又是怎样描述事物和获得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呢？　　

前面对逻辑悖论的分析表明，一种因果关系模型之所以出现了逻辑悖论，是因为加入新的因素或在推论中改变了原有模型定义式的假设条件，当我们把这种推理的逻辑错误用人们的观察所具有的时间与空间的属性来表示时，就成为时间与空间的矛盾。　　

可以用前面例举的模型Y＝F（X1；X2）来说明这一问题。假设X2是新加入的 一个因素而与X1不是独立的，那么X2发生变动时会使X1随之发生变动，从而使X2 的变动对Y变动的结果变得不确定。如果用这一模型描述客观事物，就成为事物会随着时间变动而不能表明因果关系的规律。　　

由于人类观察的时间属性，任何因果关系的表述实际上都是有时间的，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也是事物随时间的变动。因此，时间概念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描述。只要给定所要研究的事物的应用要求，我们就可以把随时间变动的事物描述为相对不变的因果关系的规律。对于一些需要考虑时间的事物，比如植物的生长期，时间就只是模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参数。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不可逆的时间变为可逆时间的因果关系的表述，从而使因果关系的表述不再只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一种条件和结果的必然联系。　　

这样，当我们遇到的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那么就可以断定原有的定义式的逻辑推论存在着逻辑错误，比如龟兔赛跑的例子中是采用了一个兔子追上乌龟的定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种逻辑批判中找到解决这种逻辑悖论的方法，即只要我们根据所加入的因素重新考虑理论的假设，即使X1与X2不相关，就可以在解释这一事物时使不可逆的时间变为可逆时间的因果关系的表述。　　

2、 一般与特殊　　

人们经常说，科学研究是从特殊事件到一般，再从一般回到特殊。可以这样来解释这段话，科学是从一个个特殊事件的归纳得到理论的假设，然后再把理论应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这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表述。　　

按照前面的分析，科学发现并不是来自于对特殊事件的归纳，而是来自于对特殊事件的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当我们通过逻辑批判而获得一种新的假设演绎体系后，再用它对具体事件提出新的解释性理论。当然，在这里，理论的应用性和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使应用范围的扩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提法与上述提法的最大不同点是，由于我们思维的逻辑批判能力，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增长的过程。前面曾经提到，对于因果关系理论来讲，一种新的理论会使原有的理论成为它的一个特例，即去掉了新加入的因素即可使它还原成原有的理论。而对于解释性理论来讲，它是把各个需要解释的具体事物作为原有理论的特例。这两种特例概念是经常被混淆的。比如波普曾提出过一种难以让人们接受的论点，即理论所追求的是低概率，按照他的说法，一种理论的概率值越高，所包含的内容越少(参见波普：1965年)。波普的这一论点可以为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证明，当一种理论相对于所要解释的问题概率越低，那么这一问题所包含的未知因素或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与原有理论的逻辑矛盾越大。从而发现和解释这些问题和通过逻辑批判方法形成新的理论也就更具有意义。而按照传统的对一般与特殊的解释，这些低概率的问题就会被忽视为某种特殊事件或第二种意义上的特例，从而不利于理论的发展。这一点会使逻辑实证主义陷入逻辑悖论，因为那些特殊的事件概率太低以致不能加以归纳。而按照逻辑批判方法的解释，那些特殊事件之所以概率太低，完全是由我们建立在原有理论之上的观察造成的，从而完全不排除通过对一个概率极低的事件的逻辑批判而产生新的理论的可能性。当然，理论的应用性是重要的，但应用性问题是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而扩展的。在这一问题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实其理论的观察或实验是在理论提出之后，当然，借助于这一理论而研造的高能加速器使我们找到了足够的观察和归纳的证据。　　

3、理论与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理论的应用性，可应用性是理论的全部意义所在，当经验证明理论的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这一理论相对于所要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来讲，就必须加以修改或发展，换句话说，实践或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实践或经验并不能否定理论本身，一种由定义式的假设-演绎体系构成的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是不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从而经验所能证实或证伪的只是解释性理论。比如说我们可以具备一种解释性理论的严格的试验条件，那么当预测失败时即可证明那种解释性理论错了，而且可以断定那种解释性理论的逻辑错了。然而必须注意，如前面所表明的，一种理论在加入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具体条件后是可以解释一切的，之所以能够解释一切是因为其解释性理论中包含着逻辑错误。这样，当我们不去采用逻辑批判的方法发展新理论时，就会形成总是跟在经验后面去解释这样一种局面，而且每一次解释都可能被认为是对原有理论的证实，从而忽视发展新的理论。波普正是针对这种证实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波普所提出的证伪标准只是经验中的反例，即缺少前面所说的“严格与解释性理论假设相一致”这一限定条件，从而证伪会被很容易地转变为证实，即只要加入一些因素即可以解释那些反例。用波普自己的话说，因为我们的观察(包括对反例的观察)都是包含理论的。(参见波普1965年)　　

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原有理论与解释性理论的划分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必须采取逻辑批判的态度去发现新的理论，而不是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一味地追求对经验的解释。　　

4、辩证逻辑　　

当把形式逻辑或假设-演绎方法表述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时，科学发现就只有依靠辩证逻辑或辩证法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和康德的二律背反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科学发现乃至宇宙的规律，然而，这些解释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空洞。　　

可以说，前面所讨论的那些问题都是曾经和仍然被辩证逻辑所研究和解释的，而前面的分析完全是采用“不能增加新内容的形式逻辑”表述的。比如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用前面的表述即是，正题是一种理论所描述的所要研究或进一步要研究的事物的某个侧面，从更多的方面去看待或描述这个事物时就产生了反题或逻辑悖论，当我们采用逻辑批判的方法，重新修改定义式的假设时，就可以得到不包含逻辑矛盾的对这一事物更多方面的描述，即合题。我们在前面用这种形式逻辑的方法解释了时间和空间、一般与特殊这些用辩证逻辑表述的问题，同样，否定之否定、二律背反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从抽象到具体和由分析到综合等问题也可以用上述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表述。但从以上表述中已经可以用形式逻辑来推论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根本区别，即辩证逻辑对于上述问题来讲是一种没有明确的定义式假设的解释性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其前提假设中就包含有逻辑矛盾的解释性理论，从而是不能加以证伪或逻辑批判的，而用形式逻辑所表述的问题或推出的结论却是可批判的，因为它是以定义式的假设所表述的。比如本文对“逻辑批判”的表述即是以“人是有逻辑思维能力”这一点作为前提假设的，再如前面曾说明的，本文从“逻辑批判”所引出的对解释性理论的说明也是一种解释性理论，即本文所提出的“逻辑批判”只是建立在狭窄假设上的一个推论，而不能充分描述人们的思维过程，因而能被形式逻辑所否定和由此获得更一般的理论。而辩论逻辑则不同，它只能稼接在“唯心论”或“唯物论”之上，这正说明了它缺乏明确定义的假设，而这种缺乏明确定义的假设正是形而上学的基础。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相比较所带有的这种缺陷容易使人们对认识过程或科学发现产生误解。如前面所说明的，一方面，这里用形式逻辑所表明的逻辑批判与辩证法所阐述的思维过程是相近的，从而辩证法可以促进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发展新的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辩证法所带有的缺陷，经常会把人们引入一味地发展解释性理论的歧途，即对原有的理论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由辩证逻辑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去解释一切，因为采用辩证逻辑并不能寻找到原有理论的逻辑悖论，而且认为矛盾和逻辑悖论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广泛联系和变化的，从而不顾解释中所存在的逻辑矛盾或直接就采用带有逻辑矛盾的理论去解释现实，而这一点似乎又是辩证逻辑所允许的。这样，辩证法中所表述的否定之否定等促进理论发展的积极方面就完全消失了，从而使辩证法成为教条主义的一个盾牌。[8]而前面由形式逻辑所表述的“辩证法”则不具有这种缺陷，因为它把科学研究建立在否定解释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因而把寻找逻辑悖论和进行逻辑批判作为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显示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讲，其结论完全来自于明确的假设和演绎推理，自然科学家只是基于他的成功对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议论。经济学家则不同，在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中，方法论问题经常在开篇中就被强调，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关于均衡的概念等等，最后总还要提到社会哲学，以表明作者所得出的结论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许多结论还需要计量经济学来帮助检验和应用。按照前面对方法论问题的分析，这些问题突出地表明了目前的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目前经济学的这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来自于它的脆弱的基础，即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相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或并没有表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基础。可以说，目前经济学和的经济学方法论所有复杂争论主要来自于这一点。　　

可以说，支配经济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新古典理论在任何意义上讲，都可以称作目前经济学的范式。然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命题是极为狭窄的，即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就经验观察、甚至仅仅依赖于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在现实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竞争，也不同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人类的竞争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必须解释或不得不解释的主要事实和问题正是这种现实。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一种理论不管其假设是如何狭窄或不现实，只要加入现实的因素到原有的理论中都可以解释所有的现实问题，然而，这种解释方法将导致理论的逻辑错误，由此产生解释性理论在应用中的误差和概率。现在问题是，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的误差和预测的概率是否能够适合于应用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也许这个例子不很恰当，这个例子就是索洛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分析。索洛把“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加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假设中，从而能够使用“余值”的方法来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统计分析，索洛得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是85％（索洛，1956年，1957年）。这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索洛的分析，从索洛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种测算余值的方法正是求取误差的方法，因而其余值所表明的恰恰是新古典理论的误差，换句话说，当使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来解释现实，其误差将达到85％。当一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显然，其理论的应用性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新古典理论成为可应用的理论，从而可以使它作为一种范式来解释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来取代新古典理论时，就应用研究来讲，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是必要的，这种应用性对于形成学术团体或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重要的。然而，这里必须指出，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或它的基本解释与命题并不能支撑这样一个巨大的解释性理论的结构，新古典的各种复杂的解释性理论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解释以面对所要解释的实际问题，由此导致了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以至在新古典的概念框架中难以理清争论的头绪。因此，重新表述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它的解释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新古典理论作为经济学的范式　　

1、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边际革命是新古典理论诞生的标志，许多经济学家还把它作为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标志（例如，斯蒂格勒 Stigler，1972年；熊彼特，1954年；参见博莱克 Black、考兹 Coats 和古德文 Goodwin，1973年）。这一点似乎联系到公理化的假设－演绎模型的使用。然而，作为新古典理论前身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密到马克思也从没有忽视假设演绎方法的使用，而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分别来自于对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逻辑批评（参见柳欣，1994年）。可以说，一方面，在方法上，古典理论的基本特征与新古典理论是类似的，即使用极为简化的假设来支撑庞大的结构。古典理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假设比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更为简化，如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技术分析上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单一生产要素模型而视为新古典多种要素生产函数模型的特例。而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家所要解释的问题与新古典理论是不同的，即与人们的利益冲突相联系的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它的矛盾以及制度变革，其结论直接涉及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类似于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也加入新的假设到其基本体系，而不管这些假设是多么不清楚和与现实的竞争的市场不协调，例如，外生给定的实际工资率假设。而且，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试图用劳动价值的概念来直接表明他们的主题，即由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其方法是，首先完全抽象掉技术关系以表明利益关系，例如，资本只是支配的劳动，然后再加入技术关系或技术变动来表明二者的相互作用。显然，这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做法，它可能导致劳动概念的混乱和逻辑错误。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克思的抽象法是为了明确地表述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把这一点作为理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表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这一点可以通过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来说明，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由于直接讨论利润和相对价格而模糊了这一点。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命题是极为重要的，即相对价格和技术关系或技术选择都与剩余价值无关和由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动机所支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他的解释性理论以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半个世纪后凯恩斯的理论才表明的。对于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马克思明确地宣称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1867年），这种辩证法与解释性理论是紧密联系的或能够表明解释性理论的特征，但按照前面对方法论的说明，它可能导致逻辑推论中的错误。例如，按照前面所表明的方法论，如果要讨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利益关系的相互作用，必须把技术关系直接包含在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唯此才能避免逻辑错误。马克思对转型问题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推论所产生的逻辑问题是与此有关的。但正是依赖于这种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能够把极为抽象的理论与极端复杂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能够表明他们的社会哲学和对经济政策产生强烈的影响，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新古典理论盛行的今天，古典理论所表述的社会哲学也是强有力的，因为新古典理论遗漏掉了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竞争，虽然要把这一点结合到经济分析中是极为困难的。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古典理论的特征。古希腊哲学家也是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使用简单的假设和通过哲学方法或辩证逻辑来解释极为复杂的人们当时所关心或需要解释的科学问题，这似乎更适合于波普的“猜想”，因为这些简单的假设包含这些复杂事件的因素或重要方面，如把所有的事物归之于当时的数学所表述的逻辑，当然，数学并不能表示特殊的假设。这种自然哲学一直影响自然科学，到它被现代科学所取代，即以前的猜测为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所取代。[9]古典理论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极端复杂的，它直接联系到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问题，而直到现在人们也难以用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来给以表述，如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从古典理论中寻求动态分析或新的均衡模型（如卡莱茨基、罗宾逊和斯拉伐）。因此，在用简单的假设来解释复杂事件的意义上，古典理论类似于新古典理论，所不同的是，古典理论使用更狭窄的假设解释更为复杂的问题（当然，这种解释方法是把狭窄的定义扩大到它的外延）。然而，古典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现实中最重要的和应用中最需要的。　　

与古典理论相比，新古典理论完全抛弃了现实经济中的复杂因素，以便能够建立起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换句话说，新古典的方法是慢慢来，即先使用简化的解释仅仅讨论技术关系，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了职业经济学家的特征。边际革命正是发生在经济学教室中，如一些经济史学家所表明的，边际革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有关（斯蒂格勒，1972年；布劳格，1973年）。应当提到，新古典理论或边际革命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经济学是重要的，即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命题，换句话说，虽然新古典理论与古典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不同或更狭窄，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当穆勒使用古典理论的假设写出了第一部解释性理论教科书（穆勒，1848年），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学派理论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这种解释性方法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对这一体系的逻辑批判就开始了。虽然边际革命受自然科学成功的影响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影响，[10]但逻辑批判和科学的连续性依然是重要的。例如，古典理论中钻石和水的悖论被边际革命的建立者作为逻辑批判的主要目标（如杰文斯，1871年），就技术关系来讲，新古典的多种要素模型和包括需求的资源配置理论显然比古典理论能够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费希尔基于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提出，古典理论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的解决意味着新古典的“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古典理论的“退步的研究纲领”（费希尔 Fisher，1986年）。显然，如果古典理论所要研究的就是钻石和水的问题，古典理论可以被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例，从而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和进步的研究纲领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如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指出的，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存在着所研究的问题的转换（如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3年）。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完全改变了古典学派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而只是把古典学派中作为次要的相对价格问题从技术关系上给予更严格的分析，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保持相对价格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例如，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古典理论的基础只有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即技术关系必须被抽象掉而使价值能够被劳动时间所测量，给定绝对劳动时间，当实际工资由“必要劳动时间”所给定，我们可以得到古典剩余理论（马克思，1867年）。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要说明相对价格，更不是为了表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剥削问题，他所要做的是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来表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宏观变量与经济波动。如果古典理论所要表明的仅仅是剥削问题，那么它依然可以作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的一个特例（萨缪尔森，1976年）。　　

正是依赖于简化的假设和简化的问题，新古典理论建立起一个由假设-演绎模型所表述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类似于前面所举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即我们可以简化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得到简单事件的确定的联系，从而能够拒绝经验证伪，一方面，这一点对于学术团体的形成或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讲，新古典理论能够被考虑为经济学的一个范式，虽然它是非常简单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新古典理论排除了现实中的最重要因素，当它被作为一种范式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即当人们不能理解这种范式的意义时，新古典范式对市场经济总体上的错误观念会导致对现实问题的严重的误解。　　

2、解释和应用　　

虽然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现实经济中的一个侧面，即技术关系，而且技术变动被排除在外，它依然可以作为一种范式来解释复杂的现实问题并具有应用价值，换句话说，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它时，新古典理论将是一种唯一的可应用的理论，从而将影响所有的应用领域，其原因不仅在于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技术关系对于考虑现实的复杂问题是重要的，而且在于由确定的假设－演绎模型所表明的确定的知识是思考问题和进一步积累知识的基础。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仅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并把它扩展到直接应用领域，如时际均衡、国际贸易和福利经济学，从而表明依据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思考问题的意义，而且通过加入现实的假设的方法，新古典理论已经被用于解释所有的问题和作为所有经济学应用的基础。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正是马歇尔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使新古典理论成为可应用的。类似于古典学派中穆勒的教科书，马歇尔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使用局部均衡分析，马歇尔使新古典的“寓言”成为供给和需求曲线，从而使它能够应用于不同的条件和时间。例如，马歇尔使用不同的假设区分了暂时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其中所有的现实因素都能够被包含进来，而不管这些假设和因素是否是相互矛盾的，换句话说，任何因素都可以加入到马歇尔的“十字型”供求曲线中而解释所有的经验事实。这种方法联系到前面所讨论的证实问题，每一种对现实的解释都将被考虑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证实或成功的案例，当然，这要联系到解释的应用价值，然而，如果没有一种与之相竞争的理论或解释，新古典理论的解释的应用价值是难于估价的。与证实相同，这一理论是不能被经验所证伪的，因为只要加入新的假设，这种理论是能够解释任何经验上的反例的。　　

显然，这种解释方法必然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从而逻辑批判对于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逻辑批判都将产生一种新的范式。1926年，斯拉伐指出了马歇尔的厂商理论中的逻辑矛盾，即递增收益的假设与完全竞争是不协调的（斯拉伐，1926年）。斯拉伐的文章导致了一场“垄断革命”（张伯伦 Chamberlin，1933年；罗宾逊，1933年），然而，这场革命并不是范式的更替，而是发展了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从而扩大了新古典理论的解释范围，即形成了新古典的系统的厂商理论以能够解释现实和在实际中被应用。显然，垄断革命对于讨论解释性理论的发展和逻辑批判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但这里不再讨论它的细节，因为这与“凯恩斯革命”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毫无疑问，凯恩斯革命改变了整个经济学，但直到今天，这场革命也没有带来一种新的范式，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成功地把凯恩斯经济学变为新古典理论的解释性理论，即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理论。当然，这里应当包括所有的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解释和命题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赖于这种“成功”，经济学被应用到它的最重要的领域，即宏观经济管理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而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所有的应用领域问题也可以在新古典理论的原理下加以研究。无可否认，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教科书培育了几代经济学家，虽然在新古典教科书中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原理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分离。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如凯恩斯所表明的，新古典理论仅仅是他的理论的一个特例。然而，结果被颠倒了，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例如，帕廷金，1987年，第27页）。象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凯恩斯的《通论》并不是一本很好组织的著作，但它是一本基于对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进行逻辑批判的理论著作。《通论》涉及到现实中最重要的经济波动问题，这一问题曾被魏克赛尔、屁古和哈耶克等人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其主要方法是把工资、价格刚性和货币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或奥地利模型）中，以解释失业的存在。凯恩斯一方面针对新古典（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就业和货币理论在逻辑上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则试图完全使用新的概念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显然，在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必须指出，从理论的连续性来讲，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理论之间存在着“非逻辑的跳跃”，《通论》中的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缺少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没有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凯恩斯并没有使用他的解释和理论来解释传统理论所讨论的价值、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一点对于把传统理论作为他的新理论的特例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如果新古典理论是凯恩斯理论的一个特例，其合理的推论是，相对价格和分配以及资源配置将取决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但这个分析被凯恩斯省略了，以至凯恩斯所表述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还是可以应用的，这一点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作为新古典综合解释的论据。导致这一点的原因是虽然凯恩斯“长期挣扎着要摆脱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凯恩斯，1936年，第viii页），但一方面，凯恩斯并没有完全脱离马歇尔的方法，如他使用了马歇尔的短期概念，但并没有表明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这涉及到短期均衡的稳定性或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凯恩斯用消费函数和不确定性取代了新古典理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是什么因素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动，这些并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说明。换句话说，如果把“习惯的思维模式”完全排除了，那将会导致理论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当然，所有的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问题都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狭窄解释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凯恩斯革命是理论上的一个跳跃而使经济学联系到它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凯恩斯革命发生了60年之后，尽管经济学家做了极大的努力，这种理论上的巨大空白依然没有被填补，上述论点是容易被理解的。　　

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综合的研究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或必要的，即把凯恩斯经济学发展为一种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是人们理解问题的一个过程。其理由是，一方面，如目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所表明的，凯恩斯的理论没有涉及的问题可以用新古典理论来解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为理论提供一种逻辑的和应用的基础，从而使凯恩斯经济学能够在实际中被应用和在逻辑上进行争论和被批评。换句话说，当凯恩斯的理论由于其缺陷不能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人们可以先把它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而在实际中加以应用，并通过逻辑批判和经验经验逐步修改和完善它。这样，凯恩斯所使用的假设被作为新的因素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以解释现实和被应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在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或把凯恩斯的理论变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与马歇尔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相同，IS－LM模型可以基于不同的假设对现实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11]这种IS－LM模型的意义在于，它使各种解释性理论成为可争论的，例如，各派经济学家使用不同弹性的LM曲线来表明各种不同理论的假设。而且由IS和LM曲线的斜率所表示的不同的理论假设可以联系到经验检验或经验上的证实和证伪。这种IS－LM模型以及总供求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宏观分析的工具是典型的解释性理论，虽然所有的解释都基于瓦尔拉斯均衡，但当各个学派用IS－LM曲线表示不同的假设或理论，由此产生的各种解释性理论在逻辑上的和经验上的争论是有益于理论的发展的。如目前的宏观经济学上的争论所表明的，各个学派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表述他们的观点或假设和经验证据，并以此为基础来批评对方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解释性理论能够通过经验检验和应用来逐渐修改。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凯恩斯的假设和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结合起来，或如何加入现实的假设到瓦尔拉斯模型中来解释现实，这一问题联系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古典综合的发展来讲，非瓦尔拉斯均衡的阐述是有重要意义的，[12]这涉及到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解释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然而，要想获得一种逻辑一致的新古典－凯恩斯体系是困难的。这一困难被希克斯所表明，当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把货币和不确定性以及刚性价格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将会涉及到“动态”分析，由此会导致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希克斯，1985年；参见马林沃德 Malinvaud，1986年）。　　

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正是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解释性理论，它们的发展是与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矛盾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相联系的。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主义决不是恢复最初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而同样是一种新古典理论的解释性理论，其中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假设或因素被吸收和包括进来。一方面，作为对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批判，货币主义特别强调货币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相对价格的性质，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同货币主义也需要新的逻辑结构以作为微观基础来重新表述那些增加的因素，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和理性预期对不确定性的处理都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弗里德曼，1956年；卢卡斯，1981年）。理性预期主义的命题对于对于建立一种新的逻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新的因素被加入到最初的新古典模型中，其逻辑矛盾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即不能用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表述，因而基于不确定信息下人们的行为是难以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正是把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而恢复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或概念。虽然这种做法对于澄清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错误是有用的，但这种把凯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把失业归之于外生扰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其对失业的解释成为没有原因的解释。由于解释性理论联系到理论的应用，解释性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不能与经验观察相分离的，经验研究也联系到理论争论。例如，弗里德曼的经验研究正是在于寻找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反例和显示货币主义观点的经验证据。　　

就经济学的应用而言，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哲学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位置突出地表明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作为解释性理论的特征，换句话说，支配经济学应用的并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而是不确定的概率模型和社会哲学或二者的结合。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概率模型并不能真正表明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因为这些变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作为理论应用的比较静态分析将受到限制，这一点联系到理论的逻辑矛盾。例如，在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中，统计分析能够归纳消费函数的资料，如果能够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不论消费函数及税收乘数多么低，只要政府在经济衰退时降低税率，失业总是能够被消除的。然而，这种比较静态分析并不能被使用，因为税收（税率）是与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相互联系的，税率的提高将改变以前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或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决定将涉及到税收，显然，如果投资是基于利润，税率的提高将减少企业的实际利润，从而减少投资和总需求。同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也不能假设IS－LM曲线的弹性不变。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和它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这一点不仅来自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而更主要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用简单的假设来支撑庞大的结构。由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假设是极不现实的，而加入的现实的假设又是与其基本假设相矛盾的，这就导致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计量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来估价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中如果存在多个变量，不仅这些变量是相关的，而且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自于未知的因素，或者说这些变量之间的真正联系并没有被“理论”所表明，这使得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不得不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检验，以此来弥补理论上的缺陷，如对于某些问题可以使用概率方法获得经验的依据而能够在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事件的因果联系的条件下使理论被应用。显然，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最初理论的假设是否接近实际和所研究的实际问题的复杂性。[13]但这种计量检验对于多种相关变量之间的联系并不能给予确定的因果关系的说明，从而使比较静态分析受到限制，实际上，这种概率模型在应用上的有效性在于对决定因变量的主要因素的猜测，计量经济学并不能真正解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就目前的宏观经济模型而言，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分析可以提供“问题”和对理论作事后的检验，从而能够对理论争论提供经验证据，但并不能提供确切的因果关系和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而得到有效的应用。表明计量经济学的这种局限性是重要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在利用新古典的狭窄的假设或观念来讨论现实问题时往往不考虑新加入的变量之间和其与原有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试图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来证实理论，这会导致各种模型在理论上无法争论而在经验证据上却有极不相同的见解，如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30年代货币货币供给变动与大萧条的统计分析和因果关系的分析完全不同。实际上，一些建立在新古典简单假设基础上的极端复杂的解释性理论已经成为难以讨论的了，这使得经济学家只是一味地在模型中加入与其所要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变量并进行计量检验，而不再顾及各个变量之间是否相互独立，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作为新古典理论整体或逻辑一致性的一般均衡理论从未被应用过，而经济学家在使用局部均衡分析讨论实际问题时从不顾及一般均衡的逻辑，如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完全排除了相对价格这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核心问题。　　

正是由于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缺陷，社会哲学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比理论模型更重要，如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社会哲学似乎比理论模型或是理论模型所要推导的结论更能影响经济政策。一方面，与一般的哲学相同，社会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解释性理论，它是基于简单的假设或理论来推论或表述极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理论模型所不能有效地说明的。另一方面，每一种社会哲学经常表明影响事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被认为对其它方面起重要作用。当理论并不能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提供确切的因果关系的解释，社会哲学对于人们的行动或解释性理论的应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存在着对应用的迫切的要求，因为重要的是行动或应用，比如政治家们根据社会哲学来选择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解释性理论。如果存在各种对立的解释性理论，社会哲学与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不仅一个高概率值的理论模型能够支持它的社会哲学命题，而且社会哲学能够对经验观察和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性。简而言之，社会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能够从我们对解释性理论的推论中得到。类似于解释性理论，社会哲学对理论的作用表明了理论在应用上的缺陷，当经济理论的争论经常变为社会哲学的争论，它表明了目前的经济学是远不能使人满意的。　　

3、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前面的分析表明，一方面，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是特殊的，逻辑批判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理论又具有特殊性，即作为范式的理论的假设相对于它所要解释和应用的问题过于狭窄。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极为复杂的争论。显然，使用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目前经济理论的争论是困难的。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些观点正是目前经济学作为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的体现。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可以被考虑为试图系统地用假设－演绎模型来表述经济理论的著作，书中特别明确地强调均衡作为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最优化）和比较静态分析的应用。然而，这种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及其应用并不是萨缪尔森的主题，主题是他的书的副标题－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因为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不足以“获得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的预言：比较静态方法是空洞的，除非一个与之相应的动态系统被指定和表明它的稳定性”（萨缪尔森，1948年，第262、264页；转引自布劳格，1992年，第87页）。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的命题似乎联系到他对“隐含偏好理论”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试图寻找新古典理论中暗含的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参见布劳格，1985年，1992年）。这种方法似乎与波普的证伪主义相协调（布劳格，1992年），然而，对于萨缪尔森来讲，如他的操作主义所表明的，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应用意义，换句话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显然，这种方法联系到特殊的解释性理论，按照我们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那些暗含的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可以通过假设－演绎模型和逻辑批判的方法来表示和得到，也就是说，寻找和表明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并不是与假设－演绎模型相对立的。萨缪尔森的目的是要讨论可观察性变量和预言之间的关系，它能够表明理论的应用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逻辑批判来建立新的理论，在这方面，萨缪尔森的方法是有缺陷的，他一方面根据应用性而使用假设－演绎模型来重新表述新古典的命题，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寻找和加入新的假设或因素的方法来解释实际问题和发展理论，实际上，他是在阐述解释性理论的应用方法。　　

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即假设不相关命题。弗里德曼断言，理论中所使用的不现实的假设与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换句话说，即使使用不现实的假设，理论依然能够发挥它的预测功能，这被萨缪尔森称之为F扭曲（弗里德曼，1953年；参见布劳格，1992年，第97页）。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目前经济学的特征，弗里德曼的命题是难以理解的。弗里德曼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不可观测的变量，由于作为范式的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是极其狭窄的或不现实的，所以一种假说和它对解释现实问题的预言和应用涉及到不可观测的变量，也就是说，其假说和预言是基于解释性理论，其中一些因素或条件被不明确地加入到原有的理论中，如新古典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及所涉及的关系可能并不被明确的表明，因而，表明某种“社会哲学”的不现实的假设可能是重要的。弗里德曼的命题正是涉及到这种解释性理论的经验检验问题，而这一问题是难以用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方法进行讨论的。一方面，弗里德曼强调经验检验的意义，这似乎符合证实主义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就对不可观测变量的讨论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更接近波普的证伪主义（参见布劳格，1992年）。实际上，如果联系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的研究，他所真正要表明的是如何使用简化的假设来提供有用的预言和被经验资料所检验，而经验资料的检验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正是表明了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即如何使理论能够被应用和基于经验检验来修改理论。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方法作为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完全可以用逻辑批判的方法来表述，但不同于他们的方法，逻辑批判方法不仅适合于解释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而且作为更一般的方法论准则而特别强调研究纲领或范式的变更，即它不仅可以表明如何通过逻辑争论和经验检验以用新的解释性理论来取代旧的解释性理论，或使用社会哲学来更好地评价和应用解释性理论，而且它能够明确地表示出每一种新的解释性理论所包括的新的因素及与原有因素的联系，从而使那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一步步地成为可观测的变量，而这种做法的目的直接在于改变原有的范式。对于目前的经济理论来讲，这种范式的改变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应用逻辑批判方法一步步地去修改理论并联系到应用问题，最终改变新古典理论的范式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目前经济学研究的最迫切任务。　　

对新古典研究纲领的逻辑批判的例证　　

1、 对逻辑批判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上的说明　　

均衡、稳定性和比较静态　　

重复前面的表述，一个理论是由一些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构成的模型，这种假设－演绎模型的稳定性和比较静态或“动态稳定性”是由它的假设或对概念的定义和逻辑一致的演绎推理来保证的。　　

假设供给和需求函数是给定的，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变动仅仅取决于价格。稳定性的证明涉及非均衡时的动态调整。这里的重要假设是，在均衡的调整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曲线并不变动，即“假设其它条件不变”。　　

当均衡的稳定性能够由假设和演绎推理来保证，我们可以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提供预言，这正是理论的意义所在。在这种比较静态分析中，一个重要的逻辑规则是模型中的变量必须相互独立，否则，当一个变量变动了，其它的变量也会随着变动，从而使比较静态失效。例如，在上述模型中，供给和需求函数中的变量必须相互独立，如果需求函数中的某个变量与供给函数中的变量是相关的，当这个变量变动而使需求曲线移动时，供给曲线会随之移动，从而均衡价格将不同于预期的比较静态结果。　　

这里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比较静态分析联系到均衡的稳定性，前面所举的例子即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动态不稳定”（参见萨缪尔森，1948年），但这种动态不稳定决非来自于“动态”，而是模型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从而模型本身就不能保持均衡的稳定性，即对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式的假设并不能保持相互独立，逻辑矛盾来自于定义本身，动态不稳定产生于“考虑不周”。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帕廷金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与数量论的矛盾的分析和索洛所扩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可以用来说明定义问题。帕廷金所指出的货币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齐次变量或与其它变量不是同质的，由此会导致动态不稳定，或帕廷金是从动态不稳定来推论出这一逻辑矛盾的，其矛盾就来自于瓦尔拉斯模型的定义，即在模型中，货币与其它商品是不同，它在瓦尔拉斯模型就根本不具有意义。在索洛的加入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当中性技术进步被假设，即Y＝F（K，L；T），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并不是齐次的关系，从而不能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或者说，如果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技术进步，将会导致模型的动态不稳定，因为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都是相关的。　　

存量与流量　　

对于比较静态分析，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区分存量与流量，如果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包含存量与流量，流量的变动将会使存量也发生变动，其比较静态分析将导致动态不稳定。例如，在希克斯的IS－LM模型中，LM曲线是由存量决定的，即它是基于给定的财富（包括货币和其它资产）存量，IS曲线则取决于投资和收入的流量关系。在这一模型中，如果储蓄和投资是变动的，财富存量的价值必然会发生变动，这会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失效，即当投资增加而使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会随之移动（参见费尔德尔 Felderer 和哈姆博格 Homburg，1987年）。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使用IS－LM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都与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的逻辑矛盾有关。　　

存量与流量的混淆对于逻辑错误来讲并不是特殊的，而是它的一般特征。与前面所表述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同，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同样，当一个新的变量或因素被不明确地加入到模型中，它会使原有的变量不再是独立的了，换句话说，当涉及到新加入的变量，原有的变量将会随着新加入的变量的变动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都会涉及到时间，也就是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因而原有理论中对存量与流量的定义将不能再被保持。　　

时间和动态分析　　

上述讨论涉及到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动态分析，动态分析经常联系到变量之间随着时间变化的相互作用。区分两类动态模型对于说明复杂的动态分析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一种动态模型是，在一个模型中，时间是与其它变量相似的一个变量，从而可以在模型中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方程，并通过联立方程来表示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模型中的结果或因变量取决于作为自变量的时间，虽然时间的变动会使其它自变量发生变动，但时间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另一种动态模型是，在模型中，当一个自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变动了，其它的自变量也会随之变动，从而作为因变量的结果并不能被任何指定的自变量所决定，除非给定时间，或者说，时间在模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从而会涉及到历史时间，它会导致模型的不稳定。　　

显然，按照前面的分析，第二类动态分析联系到模型中存在的逻辑矛盾，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动态分析是根本不存在的。就第一类动态模型来讲，它依然是一种静态模型或静态均衡，它能够应用比较静态来表示包括时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中，可以把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来讨论增长率与时间的关系，虽然这种讨论在稳定状态模型过于简单了。另一个复杂一些的例子是新古典的时际均衡模型，即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时间或包含储蓄与投资，这会使时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均衡价格将取决于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由联立方程所表示的作为自变量的一组给定的资源与偏好和作为因变量的一组相对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但其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和偏好）都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从而可以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一种生产要素的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同样，当加入时间来讨论时际均衡，时间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从而不会影响比较静态分析。包含时间的模型的这种性质来自于模型的逻辑一致性。　　

但在第二类“动态”模型中，时间在模型中并不是一个自变量，从而时间是不可倒转的（不可逆的），因而比较静态分析并不能被使用，不仅不能用时间作比较静态分析，而且其它的自变量因为涉及到时间也不能作比较静态分析，这一点来自于模型中的逻辑矛盾，用萨缪尔森的话说，模型是动态不稳定的。一般的讲，模型中的逻辑矛盾来自于一种新的因素被加入到原有的模型中，这会使模型动态化或成为涉及到时间的动态不稳定，即变量会随着时间而产生相互作用，从而不能表明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模型中的逻辑矛盾才导致了模型的“动态”性质，因此，如果能够重新定义模型中的变量而使其相互独立，从而消除其逻辑矛盾，第二类动态模型就可以转化为第一类动态模型或静态模型，不可逆的时间或历史时间将成为可逆的或逻辑时间。　　

这种动态分析的逻辑矛盾是与前面对逻辑矛盾的一般表述和对存量与流量关系的分析紧密联系的，或只是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希克斯曾使用存量和流量的分析方法来表明动态分析的逻辑问题（希克斯，1985年），对于经济学来讲，存量与流量的关系是更突出的，当一种新的因素被不明确地加入到模型中，其理论中原有的对存量或流量的定义将不能再被保持，如原有的模型是一个存量模型，当新的变量（因素）被加进后，这个变量或原有的某个变量会成为流量。因此必须对模型中的假设重新作定义，从而使存量和流量保持一致以消除逻辑矛盾。　　

上述对逻辑批判方法的分析可以说明萨缪尔森对比较静态和动态不稳定的分析。实际上，萨缪尔森把动态不稳定问题作为分析的中心来讨论比较静态分析，其意义在于要揭示导致新古典模型动态不稳定的因素，但萨缪尔森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即他并不打算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新的范式，而是要在对新古典动态不稳定模型的讨论中去寻找新的因素而使新古典模型能够被应用。显然，这种方法会导致复杂的或逻辑不一致的动态分析，当新古典理论的极其狭窄的假设已经成为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极大限制，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将难以解决理论的应用性问题，如萨缪尔森所揭示的隐含偏好问题并不能放在一般均衡中求解，而只能使动态模型更为复杂。如果萨缪尔森的方法是操作主义或应用主义的，逻辑批判方法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就目前的经济学而言，它更强调范式的更替。让我们来讨论一些例证。　　

2、收入效应和恩格尔曲线　　

在对新古典需求函数的经验研究中有许多的反例，如吉芬商品。尽管存在这些反例，新古典教科书依然保持它的需求定理，即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并把这些反例作为例外来解释，如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这一问题被放在附录中（萨缪尔森，1976年）。事实上，这些反例也确实能够用特定的商品和特定的条件来解释，如劣等产品的收入弹性是低的。恩格尔曲线被作为解释这些反例的一种工具，如果在现实中存在着少许的例外，使用这种解释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教科书中保持一个一般的需求定律毕竟是重要的。但是，如经验所显示的，现实中存在着太多的这种例外，这就不能不考虑新古典的需求定律在解释这些例外时的逻辑一致性或限制。　　

在新古典需求理论中，收入效应对于推导需求定律是非常重要的假设，这种收入效应是与替代效应相联系的，即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提高时，作为预算约束的收入将发生变动，如实际收入会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从而减少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但对于一般均衡来讲，由于资源是给定的，因而给定的收入是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说，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供给也是需求（魏克斯蒂德 Wicksteed，1910年；参见布劳格，1985年）。在新古典需求函数中，收入效应之所以能够与替代效应相协调而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只是来自于给定的收入的假设，即局部均衡只是一般均衡的一部分。因此，当使用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来解释现实中的反例时，给定的收入这一假设将不再能被保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收入或供给已经发生了变动，从而需求函数并不是独立于供给函数而产生逻辑不一致。这种逻辑矛盾将导致动态不稳定，即当需求曲线移动时，供给曲线会随之变动而使比较静态分析失效。　　

在现实中，某种商品的供给增加了而价格并不下降这一现象是随处可见的，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变动了，恩格尔曲线对商品的收入弹性的分析是以收入变动为基础的。在新古典需求函数中，收入是作为需求曲线移动的一个主要变量或因素，但就一般均衡来讲，当收入变动时，供给或资源必然会发生变动。因此，（图19、2）所显示的动态不稳定对于新古典需求理论来讲并不是一个例外，如当需求曲线由于收入的变动而从D移动到D’，供给曲线必然会移动，如从S移动到S’。这一问题似乎是来自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混淆，但实际上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超出了它的基本假设，[14]即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那些事实涉及到技术进步，而这一点被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排除在外。现实中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的存在来自于技术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的收入弹性是不会出现的。与需求函数的分析相同，我们并不能在新古典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下来讨论供给曲线的变动，就一般均衡而言，如果存在着技术进步，每一增加的供给将带来同等的需求，从而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对于恩格尔曲线所揭示的商品的收入弹性问题，只有明确地加入技术进步的假设才能被讨论，即如果新古典理论要解释这些问题和使用比较静态分析作出预言，它必须明确地把技术变动作为模型中的一个变量和增加一个方程，如由技术变动所决定的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从而才能够排除逻辑矛盾。这种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至今依然被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排除在外或根本不能用新古典理论加以说明。当然，把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加入到经济分析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出发无疑会阻碍这种分析。　　

就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而言，当它要解释现实问题时经常会遇到技术进步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是人类生产的最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如果主要的现实问题都联系到技术进步，那么新古典理论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就不可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的解释。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表明，在现实中，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比率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收入分配）并没有发生变动（卡尔多，1961年）。萨缪尔森解释这一问题的作法是，给劳动赋予一个效率单位，如当资本劳动比率是以前的3倍而资本产出比率不变时，那么现在的1单位劳动应视为以前的3单位劳动，这样，“每一实在的人得到他所含有的增加的效率单位的边际产品”，“由于技术变革的中性的性质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每个人的‘效率的增加正好等于资本数量的增加’，使两种生产要素在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以前一样”（萨缪尔森，1976年，中译本下册，第155－156页，另见索洛，1970年）。萨缪尔森的解释正是逻辑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即使用了对劳动的两个不同的定义，虽然它能够对现实作出“解释”，但这种带有严重逻辑矛盾的解释是不可能表明事物的因果关系和作出有效的预言。　　

3、竞争和垄断　　

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仅仅涉及到技术关系，从而它所讨论的领域被限制在给定的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上。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试图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现实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即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获得与新古典技术关系模型完全相同的最优结果。按照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如果现实的市场经济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同，新古典的逻辑推论将不可能保持一致性。实际上，新古典的资源配置模型的假设只是与一个理想的计划经济模型相吻合，新古典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正是排除了一切与技术关系无关的假设而设计的一种信息传递机制，从而能够保持其最初的结论。在完全竞争模型中，虽然存在着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完全的信息和瓦尔拉斯拍卖市场的严格的假设下，其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与其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假设别无二致，从而竞争和市场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实际上，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现实中人们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特征。　　

对新古典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假设是否符合现实这一问题在方法论上产生过争论（参见布劳格，1992年），对这一假设应该说还可以考虑是一种简化和对现实的近似，但当这一假设与完全竞争连接起来时，就不再是对现实的一种近似了，也就是说，关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争论不应该与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分离。问题就在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允许加入任何接近现实的假设且保持逻辑一致性，这一点正是导致复杂的厂商理论争论的根源。　　

马歇尔使用“代表性”厂商的假设以与完全竞争相协调，即假设所有的厂商在规模和技术（成本）上都是相同的，从而只是根据价格来调整产量（马歇尔，1921年；参见布劳格，1985年）。虽然这一假设与完全竞争相协调，但它并不能描述和解释现实问题，如厂商的规模是如何决定的，它也不适用讨论马歇尔的从短期均衡到长期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当马歇尔为了使他的理论更接近现实而离开了代表性厂商的假设，即假设厂商的规模是不同的和可变的，其完全竞争的假设已经不再能够保持了。如斯拉伐的逻辑批评所表明的，可变的规模收益的假设与完全竞争是不一致的（斯拉伐，1926年）。然而，30年代的垄断革命仅仅把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导致垄断的一个原因，从而在“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仅仅用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垄断和完全竞争的区别，从而把不同成本或规模的厂商之间的竞争和竞争过程的分析完全排除了。罗宾逊在回顾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时认为，她在30年代对垄断竞争的分析中排除了时间和动态的竞争过程（罗宾逊，1953年），而这一点导致了垄断竞争模型的不稳定。虽然自垄断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寡头竞争的博弈模型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新古典厂商理论依然不能解决竞争的动态稳定性问题，从而不能使用比较静态分析对现实中的主要问题提供预言，如厂商规模的决定问题。当然，这种涉及到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与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也是不协调的。[15]　　

新古典的垄断理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给定的厂商的成本和需求状态的假设，其二是忽视了厂商之间在技术、成本和规模上的差别，而这两点对于基于厂商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的竞争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的厂商理论遇到了严厉的批评。卡莱茨基通过对勒纳的垄断理论的逻辑批评而提出了垄断程度的概念，以表示厂商之间的成本差异和利润加成方法对价格的决定，而不完全是价格的接受者（卡莱茨基，1939年；勒纳 Lerner，1934年；参见柯瑞斯勒 Kreisler，1987年）。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强调技术变动和动态的竞争过程（熊彼特，1934年，1942年；哈耶克，1949年）。新马克思主义则特别强调人们的利益冲突，即资本家之间的动态竞争导致技术变革和资本集中（马克思，1867年；参见萨姆勒 Semmler，1984年）。当然，这些竞争理论是极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它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联系或建立一种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但我们可以从前面对竞争的分析中得出两点关于现实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其一是技术变动，其二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即竞争是基于技术进步和对新技术的垄断。新古典理论把现实经济中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排除在其基本假设之外，因而不可能在解释现实时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并不能表明现实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实际上，新古典的基本假设和命题也是与现实的观察相对立的或是反感觉的。　　

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种交换经济，其中资源和技术是给定的，从而交换是基于机会成本原则。例如，斯密提出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命题在新古典理论中被解释为给定的猎人和渔夫，其资源与技术或“边际生产率”是给定的，由于偏好的不同而产生交换，产品的交换是根据各自的偏好和机会成本。然而，如果技术或总产出会随着分工和交换而变动，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推论将是错的。在现实中，分工和交换并不是基于给定的技术，而是与技术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 Young，1928年；卡尔多，1961年）。分工是人们头脑的专业化，而技术进步则是来自于人们头脑中知识的增长。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是，一方面，如果猎人和渔夫只是做同样的工作，他们两个人的头脑将只等于一个人的头脑，而分工则可以使他们各自去考虑不同的问题，从而每个人都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知识，而只是利用他的特殊的知识去生产产品，然后通过产品的交换使他们的知识为其他人所利用。另一方面，每个人还可以把他发明的知识告诉其他人或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新的知识，从而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头脑去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然而，以上描述只是现实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竞争，新技术的发明和人们对知识的利用主要来自于竞争的激励。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每个人或厂商决不会把他的技术告诉别人，只有通过利润动机和竞争，知识或信息才能被传递和利用。这一过程是通过雇佣劳动实现的，即资本家或厂商按照现行的工资率和价格雇用劳动和购买资本品，然后使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生产率将发生变动并联系到垄断竞争。现实的市场竞争正是这种技术变动和垄断竞争的相互作用。可以说，以上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是一种普通的常识和可以从任何简单的观察中得到，但这种现实在新古典理论被逻辑所否定和被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所取代之前，是决不会被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而写进教科书中的。　　

上述例证表明，逻辑批判不只是在于否定一种理论，而且还是一种寻找新的解释性理论和建立新的理论的方法，其中，动态稳定性对于逻辑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通过表明一种理论的动态不稳定来说明其逻辑错误，从中可以找到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从而能够通过修改原有理论的假设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　　

走向新的范式　　

可以说，新古典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基本假设并不能表明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性质。然而，在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之前，新古典理论是不会被放弃的，这种新的理论必须符合拉卡托斯的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可以更好地解释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当然还可以扩展研究的领域，否则经济学家情愿使用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加入新的因素或假设的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这种方法对于应用研究是有用的，因为这比使用没有被证明的新理论更安全。虽然这种方法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和不精确的预言或概率模型，但这种“没有理论的测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参见布劳格，1992年）。当然，这里决不是完全没有理论，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分析来修改原有的理论并加以应用，通过“经验检验”的试错法使它更接近现实和被应用。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一方面，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时，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或概率模型并不是不能应用的，如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决不是协调的，但它依然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表现其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有紧迫的应用要求时更是如此。更突出的例子是社会哲学，鼓吹自由放任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它并不提出任何精确的预言，对它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经济学家去做什么呢？但这种反理性的社会哲学却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强烈的影响。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是有它存在的基础的。　　

然而，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新古典理论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观念对思想的支配经常使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显然，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经济学中的许多流派都只是强调现实经济的某个因素或侧面，而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重要的是能够选择适当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简化的，以便能够比较容易建立系统的逻辑体系。从前面对逻辑批判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作为范式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即通过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来寻找新的假设和建立新的理论。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作为范式直接联系到现实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和理论的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中得到新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和因此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将可以直接地用于解释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现实问题，由此成为与之相竞争的理论。这种方法可以一步步地发展出新的理论，而且使理论的发展直接联系到它的应用价值。事实上，这种方法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们实际使用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批判只是一味地发展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则把逻辑批判的目标直接指向新古典的范式。但这些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者所遇到的正是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使逻辑批判与理论的应用结合起来和如何选取简化的假设以使一个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能够形成。让我们使用逻辑批判方法来讨论目前经济学范式之争中的两个主要争论问题来作为案例、即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　　

1、剑桥资本争论　　

对于逻辑批判方法来讲，在经济学中没有比剑桥资本争论更能表明它的意义的了，或者说剑桥资本争论是逻辑批判方法的最重要的案例。由罗宾逊（1953－1954年）和斯拉伐（1960年）的著作所引发的资本理论争论直接指向目前居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一争论自60年代持续至今，所留给人们的是一系列的逻辑悖论（参见哈考特，1972年，库兹，1987年，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1987年）。那么，导致这些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写道：“资本理论领域中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中的一个特殊事例。经济学家有时倾问于套用那些为较小范围的特殊问题设计出来的理论概念来探讨大范围的经济现象。‘自相矛盾’的关系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其一般化的过程往往是设想不周，而且容易把人引入岐途的，即使不说它完全没有根据的话”（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1987年，中译本，第394页)。作为假设—演绎体系的理论中的逻辑悖论，显然是由于在推理过程中修改了原有假设的定义。人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逻辑推理错误，是因为人们要用“那些为较小范围的特殊问题设计出来的理论概念去探讨大范围的经济现象，”而这些现象是与原有理论的概念或定义完全不同的或矛盾的。对于资本理论争论来讲，新古典理论把资本定义为同质的和象土地一样是天赐的概念，这显然与现实中的“资本”是不同的，如剑桥资本争论所集中讨论的资本的异质性问题、资本是一种生产的商品、价值资本与实物资本的区别以及不同期资本品的计算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摧毁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资本争论中的辩护那样，理论与现实并不需要完全相同以保证其有效性，新古典理论只是简化了的现实写照，其基本正确性并不会因为一些枝节问题而受到损害。然而，逻辑问题绝非是不重要的，而只是在它没有解决之前，人们总是试图用原有的范式对实际问题作出解释。　　

在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这一重大逻辑问题上双方经济学家都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当然，这一逻辑悖论涉及到前面那些资本概念的争论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主要用以推导出这一逻辑悖论的由斯拉伐所设计的模型其基本假设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剑桥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资本理论逻辑矛盾的产生来自于收入分配变量，即古典学派剩余理论中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然而，就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生产函数的生产理论而言，收入分配只是生产函数所表示的技术关系的结果而不是模型中的一个变量。比如作为资本争论的主要结论是，在单一产品模型和同要素比例模型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是成立的，收入分配并不起作用，而异质品模型不过是单一产品模型的一个扩展，从而完全可以采用微观生产函数和一般均衡理论去解决而不会使收入分配变量加入进来。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证明的，采用时际均衡方法可以避免技术再转辙（索洛，1963年，哈恩，1975年）。而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斯拉伐所设计的特殊异质品模型中会出现收入分配变量对相对价格和资本价值量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又是如何把收入分配变量加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去的。当这一问题没有被回答时，异质资本品的价值计算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的商品等问题是难以说清楚的。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资本品的加总问题，由此表明作为新古典生产函数基础的资本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循环推论。异质资本品的加总联系到一系列的经验问题，但这一问题对于逻辑争论来讲是过于复杂和不明确的。斯拉伐（1960年）使用一种抽象模型来显示新古典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在逻辑上是错误的，由此引发了似乎是纯粹逻辑问题的两个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斯拉伐的模型是非常简化的，只是使用了纽曼－列昂惕夫的线性分析，但它又是极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斯拉伐所使用的假设和这些假设与新古典理论假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清楚的。如果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它是很少可能被作为一种范式支配经济学达一个世纪之久，因为一个范式的基本要求是它的逻辑一致性，从而能够每天在教室中被讲授，当然，作为新古典理论最严格的逻辑表述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数学所证明了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斯拉伐的模型与作为新古典理论“内核”的模型在基本假设上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斯拉伐是无的放矢，否则不会引起如此的大规模争论。斯拉伐所针对的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的比较静态命题，而在这些比较静态命题中，一些不明确的假设被加入进来，由此导致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或逻辑矛盾。然而，什么因素被加入了新古典的比较静态命题中并不是容易辩明的。由此导致了极为复杂的逻辑争论。如60年代的资本争论所表明的，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把焦点放在是否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着逻辑错误上，而不能明确地针对它的解释性理论。由此导致了剑桥资本争论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参见，哈考特，1972年；卡尔兹 Kurz，1987年；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 Scazeri，1987年）。虽然作为60年代争论的结果，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布劳格，1992年，第179页；萨缪尔森，1966年），实际上，这一争论远没有结束，时至今日尚未得出确定的结论。资本理论逻辑悖论的存在表明，经济学家对斯拉伐模型中的一些特殊的假设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因素是不清楚的，事实上，从60年代的争论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因素以建立新的理论。　　

1963年，索洛提出了时际均衡分析来作为对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的否定，由此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利润率”，但争论双方对统一利润率的概念或基本假设并不十分清楚（索洛，1963年，1967年，1970年；帕西内蒂，1969年，1970年；伊特维尔，1976年）。这一争论被联系到均衡的概念，如哈恩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由此又引发了关于均衡概念的争论（哈恩 Hahn，1982年；米尔盖特，1982年，1987年）。这些问题都联系到斯拉伐的模型和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如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关系，萨缪尔森似乎是得到了问题的解，他把斯拉伐的线性分析与新古典的时际均衡分析联系起来，得出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分析只是斯拉伐的线性分析的过度简化和一个特例，而在时际均衡的线性分析中则可能会出现几个转辙点。萨缪尔森据此认为，斯拉伐的理论只是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萨缪尔森，1987年）。萨缪尔森的逻辑证明对于时际均衡分析是重要的，但萨缪尔森的“转辙点”并不是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而是“资本倒转”，他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在严格的时际均衡模型中可以不存在技术再转辙（参见柳欣，1994年），但这远不是剑桥资本争论的解。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涉及复杂的逻辑争论，从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中即可以推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来自于它对现实的解释，如果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就可能是不明确地把社会关系加入到了它原有的模型中，这种社会关系即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这显然是与其基本假设相对立的。在斯拉伐的模型中，当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产品而被“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在资本家雇用劳动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其稳定状态的比较将不再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了，这一点正是统一利润率的含义，由此导致技术再转辙或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新古典资本理论的逻辑错误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资本是一个存量，如果资本用价值来测量，当比较静态分析涉及到投资流量，投资流量的变动将影响资本存量的价值，即魏克赛尔效应（魏克赛尔，1901年）。这种存量和流量的不一致在一般均衡（时际均衡）中会使新古典（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稳定状态比较成为稳定状态的转换，即希克斯的Traverse，而这种稳定状态的转换实际上是技术变动（希克斯，1973年，1985年）。在稳定状态转换中，当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假设厂商用一笔货币资本雇用劳动和按照要素价格（工资率与利润率）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技术选择（要素替代），这已经不再是按照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来决定技术选择，工资率和利润率将进入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此导致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混乱。根据这一分析，萨缪尔森的结论仅仅是联系到技术关系，即通过线性分析，技术变动能够被包括在时际均衡模型中，从而使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分析成为一个特例，但这并不是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问题的答案，因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加总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参见柳欣，1994年）。　　

以上的逻辑推论或推测与前面的逻辑批判方法是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逻辑批判能够直接联系到现实的具体问题。在资本争论中，对斯拉伐和新李嘉图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是，在现实中似乎缺乏技术再转辙的经验证据，因而新古典理论可以考虑为现实的一种近似（弗格森，1972年；参见布劳格，1992年）。然而，一方面，由于上述的逻辑推论完全是来自于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从而能够表明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所有经验事实都会联系到技术再转辙，因为新古典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正是加入了总量的社会关系到其模型之中，由此才导致逻辑矛盾。更进一步，当我们使用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总量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就可以消除模型中的技术再转辙或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经验事实。另一方面，斯拉伐的理论复兴了古典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但斯拉伐的模型并没有能够表明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加总问题，或者说，似乎斯拉伐的模型同样表明了古典学派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即把技术关系加入到古典学派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作比较静态分析时，相对价格的变动会使比较静态分析失效，这联系到关于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的争论，斯拉伐的模型只是表明了这一逻辑悖论而没有真正解决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关系并不是由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而是由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有效需求决定的。　　

2、后凯恩斯经济学：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　　

后凯恩斯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作为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的理论来自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的《通论》不仅使经济学回到了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上，而且他试图基于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只是一种“合作经济”，而凯恩斯所要讨论的则是一种“企业家经济”或“生产的货币经济”（凯恩斯，1933年）。当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理论嫁接在新古典的假设之上而使其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新古典综合理论的逻辑矛盾，并试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他们把由斯拉伐所复兴的古典理论作为凯恩斯的长期理论的基础，把凯恩斯的产出、就业和货币理论作为短期分析，并试图发展卡莱茨基的垄断理论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参见柯瑞格尔，1973年；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3年；艾克纳，1976年；艾克纳和柯瑞格尔，1976年）。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多地强调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并把其作为基本命题，由此导致了不能形成一种均衡理论，其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是严重脱节的。如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所表明的，这种预期和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主题，它涉及到许多不明确的和复杂的因素而难以处理，这些不明确的因素使建立明确的假设－演绎体系变得困难，而强调历史时间则对于建立均衡模型是有害的。换句话说，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而使其能够成为一种范式来取代新古典理论。　　

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凯恩斯的著作，在《通论》中，凯恩斯使用了许多现实的假设来构建他的收入－支出模型，以便能够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产出和就业的变动，但这些假设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而主要是基于“经验观察”，从而表明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不确定性和预期成为了讨论短期和长期的最重要的因素。虽然预期和不确定性反映了与凯恩斯的假设相联系的企业家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和预期所产生的特定的条件。换句话说，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依赖于特殊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简单地用过去与未来的联系精确地表明。其二是，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主要集中在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上，这种动态不稳定就表现为其逻辑时间成为了历史时间（罗宾逊，1980年），虽然使用历史时间来表明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的逻辑批判是重要的，但简单地把其归之于不确定性不利于建立新的理论，换句话说，在逻辑批判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只是试图表明新古典模型的不稳定性，但并没有表明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确切的原因。　　

这些问题主要地来自于凯恩斯在理论上的跳跃和新古典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极为困难的，如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表明的，即使主流经济学已经发展了各种解释性理论，而且这些解释性理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逻辑争论和政策上的经验检验，但目前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依然是困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强调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正是表明了这种困难，这里存在着许多难以把握的未知因素，特别是对于理论的应用而言。就不确定性来讲，给定理论的应用要求，如果存在着使理论不能被有效地应用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找出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虽然强调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对于批评传统的理论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是有害的，因为新的理论必须是一种能够确切地表明因果关系的假设－演绎模型，而明确的假设是重要的，如果过分地强调不确定性而不能建立一种确定的理论模型和提出比较静态分析的政策建议，这种理论是难以在逻辑上加以争论和被经验所检验。在这方面，凯恩斯的方法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即，虽然在想要建立的理论模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或未知的因素，但一个确定的理论模型依然可以建立起来，或先用简化的假设以排除那些不确定性而建立模型的基础，如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实际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寻找导致不确定的因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于目前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来讲，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以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提出预言和可应用的政策纲领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与主流经济学相竞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