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原因探析

反腐败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原因探析　　

改开几十年来，且不论我们是否吸收了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也不论我们是否坚持发挥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泊来的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观念与土产的封建主义的“权力至上”思想形成了完美的杂交——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毒瘤，也成了我党脱不下的被当作众矢之的的黑锅。这里，我们从路线、制度两方面对反腐败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这个复杂的问题作一窥探，并试图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需要反腐败的前提是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所谓“腐败”问题，当一个官员利用手中公权力谋求私利时，大约所有的人都会控告其为腐败分子。而一个人利用本应为全社会服务的公有生产资料的独占权强迫他人当奴隶，无偿地剥夺他人的劳动而为自己谋取利润，这一现象从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得利用公有物谋私利，但往往后者更加残酷无情、遗害广远，同时也更加隐蔽、被很多人遮遮掩掩，这种无偿的占有是更腐败的腐败。如果只认识到前者而无视后者，再勇猛的反腐败斗士也只能隔靴搔痒；如果整日信誓旦旦地揭发前一种腐败而无时无刻不干着后一种勾当，那是因为他手中没有握着公权可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润；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很正确的，但权力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社会权力更应包括对物质资料的独占，并且这两种权力绝对的结合就会诞生最荒淫无耻的腐败。　　

腐败的产生直指“私”，这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没有私利，任何权力指向都只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的实施为公众谋福利的实践，而且更集中、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不会形成腐败。　　

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党近几十年来所走的路线——首先从农村下手，通过家庭单产方式彻底粉碎农村中的集体经济，通过将农村变为一盘散沙与小农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理想状态下农民在承包中获得是数十年的对土地使用权的私人占有，所谓集体的力量也只有在强行剥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时才发挥。对家庭联产承包的意义我们想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有人想向东从北京去天津，但大家都不同意，于人那人只有先说去廊坊，到了廊坊过一阵子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说去天津。家庭联产承包大概就是迈向土地私有化的中间跳板吧，近期某些地方资本大亨正在以当年否定人民公社并实行承包时同样的理由进行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目标直指土地完全私有化。在农村集体主义经济中打开缺口后，我党矛头便直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坚力量——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生产方式，这一过程可描述言自我阉割、引狼入室。我们鼓励多种经济方式发展，但把大量刚刚成规模、尚在发展中的公有制企业强行破产、廉价变卖，至之于与非公有制经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将除了最致命的产业之外几乎所有关键领域的自主权通通放弃，把主动权交给国际资本；同时我党和我党所代表的阶级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将数千万产业工人推入灾难的境地，并残酷地压榨脱离土地的农民，抛弃最拥护共产党的工农大众却努力向无时不谋划颠覆党的统治精英贵族靠拢。　　

以上这些是我党近几十年所走路线的典型代表，我们所走的是什么路线？是发展生产力的路线，是被帝国主义国家夸得天花乱坠的路线；我们走的是私有化的路线，而且成果显著——公有制经济只是为了维持中国人对中国的统治与作为低效率的反面典型而存在。我们走的是封建主义的私有化，还是资本主义的哪个阶段的私有过程，我认为应该是两者是齐头并进。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高效地进行私有化过程（这是封建统治的宝贵遗产），试图激发人性中最低层最卑劣的私心来谋求财富（这是引进的资本主义先进经验），腐败的大暴发便是必然了——当官员手中的公众权力成了个人财富的等价物，投机分子想获取暴利就需要被列入“计划”，两者便自然吸引到一起；当大众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周围原本是战友、同志、共同劳动的同事的谋求生存的竞争对手，为了谋求生存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都可能使出。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这生动地刻画出私有制社会的极度腐败（我们不应只对官员以权谋私念念不忘），我们决不会反对发展，可是当一部分人在私有化的大浪中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先富起来，同时使更多的人变成赤贫，当富人们掌握了公权力与公有资料，我们用什么保证犯下原罪的他们不继续勾结谋取更大的私利呢，我们凭什么保证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暴力压制劳苦大众呢？我们又拿什么道德保证赤贫的人们变成高尚的奴隶呢？　　

所以，腐败的根源是路线的错误，走了私有化的路线，腐败只是正常现象，没有严重的腐败才是咄咄怪事；只有改变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这个毒瘤。　　

有人会说，很多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并不如我国严重啊。的确如此，但是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人剥削人的罪恶就会存活一天，这各种社会性的腐败就会存在一天；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敢说他们的社会完全消灭了腐败现象。而腐败发生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遏制腐败的制度。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通过对世界资源的优先独占权与对别国的剥削可以获得大量财富借以维持国内劳动人民的生存；为了制衡各大利益集团、使资产阶级内部稳定，同时有效地遏制劳动人民觉悟与抗争，他们也需要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一系列的反腐败制度必然会产生。由于我党走了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向完全私有化过渡的路线，相当于要把原来是劳动人民手中的权利与财富夺走瓜分、变成私有物，党内便需要一些领导私有化进程、代表新权贵与资本主、为腐败打保护伞、镇压劳动人民的伪共产党员（当然，我党之中可能一直就有投机革命分子，毛泽东同志就试图打击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我党与我国在这些人的把持下，我党任何的优良传统、任何有效的反腐败制度都是多余的、危害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的。　　

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应有与其制度相符的反腐败制度。我党干部也曾经说过，“中国的腐败，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腐败！”“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腐败，再解决中国社会层面上旳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解决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上什么样的腐败也解决不了！”但是我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九十年的斗争经验，反腐败曾经也是雷厉风行。1926年，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便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毛泽东同志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处以死刑；建国初期“三反五反”，对走向人民对立面的高官更是决不姑息迁就。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找到了走出历代兴亡周期率的途径，“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何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的实践就是群众运动——通过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揭发检举，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让腐败分子与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其罪行昭然于天下。　　

如果劳动人民不是每天劳动14到16个小时才能维持温饱，那么人民就有空闲与精力去思考社会与自身。人民可以在空闲时被颓废的、麻痹的鸦片所毒害，也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与自我提升中来。群众运动中，人民直接受到共产党的领导，达到高度团结，掌握斗争策略，同时受到革命思想与实践的教育，形成广大人民的新觉悟。群众运动是人民力量的集中暴发，也是共产党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掌握领导权的法宝；群众自觉分辨是非的能力可以冲击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让其不敢从事反人民的阴谋；群众最直接的检举与揭发可以让一切腐败分子原形毕露，让不坚定的干部受到震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恰恰是因为投机分子利用群众运动谋求个人私利，这要更加彻底的依靠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加彻底地打破私有社会的等级制度与建立起像资产阶级法权一样完善的劳动人民运动法案来克服，而不应该彻底否定群众运动，否定了群众运动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上台执政的合法性。　　

再纯洁的政党只依靠内部的制度长期保持没有腐败也是困难的，共产党长期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因素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如前面所讲，近几十年来，我党的路线决定了我党内部必然出现腐败；一旦我党将人民群众当作改革的对象与假想的敌人，就会注定在腐化变质的道路渐行渐远。为了防止人民群众的觉悟与斗争，我党在通过破坏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化普及分化瓦解人民原有的抗争力量的同时，更是从宪法和法律上断绝了人民监督的途径（群众运动），在实践上更是严禁人民任何自发的集体行为——任何时间只要人民有任何的觉悟、只要是对执政者不利的，人民就会被当作党、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或者通过金钱瓦解，此路不通（或者直接就）动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来暴力镇压，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采取特务迫害。不希望群众的团结而号召人民去检举腐败官员，这不过是引诱羊自觉地投入狼穴的诡计，狼为了向虎狮标榜自己的善良与亲民，可以向投其洞穴的羊提供奖赏，但只要当权者想这些上钩者首先变成盘中餐并剥下他们的皮示众。　　

正是由于我党投向了私有制的深渊并放弃了人民监督这根救命稻草，党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并向全社会蔓延，社会的腐败作为党腐败的正反馈，加剧助长了党内腐败，形成不腐败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的局面。　　

腐败只是当前中国社会这个泥淖中一只活蹦乱跳的癞蛤蟆，它旺盛的生命力来自于这块土地；要想铲除腐败，就要把它滋生的基础连根拔起。不应否认，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大量的主持正义、有坚贞的信仰和顽强斗争精神的同志，他们是中国事业的中流砥柱；通过数十年的亲身惨痛经历，广大劳动人民也渐渐认清了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本质，强烈的变革情绪正在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建立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防止、限制修正主义上台，理应进行继续革命——这种革命不是“救党保国”的运动，而是共产党与反动派的政治斗争、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继续革命的一次尝试，由于种种自身原因失败了；而且之后遭到修正主义者的疯狂反攻，革命成果荡然无存。　　

但它给了中国共产党与劳动人民丰富的经验，可以以史为鉴——我们要直击修正主义当权者的要害“修正”，一方面如《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得民主”，争取民主仍然是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实现了民主，特权权贵们的独裁就要受到遏制，是对权贵的致命一击，其任何腐败行为都可以被揭露、打击；现在权贵阶层的“民主”早已实现，而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力基本上被全部剥夺；现在社会上叫嚣民主的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不满足于乞求贿赂权贵阶层的地位，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直接对国家政治进行干预；即使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的权力对人民群众的境况能有多大改观呢？无产阶级与劳苦大大众极少发出独立的民主呼声，没有自己的民主计划，被各种利益集团欺骗、玩弄、利用。只要当权者还打着社会主义的大旗、坐着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的为争取宪法中所明确的权力的斗争就是合法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与觉悟的人民群众要抓住当权者还是修正主义者这一关键时期，充发掘可能获得的民主权力，在实现人民民主做准备。　　

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做好应对“变色”的准备。当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发展到直接威胁到修正主义者的统治时，他们可能气急败坏、进行“变色”。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要联合工农大众，建立起最广大的统一战线，结束修正主义者的、汉奸买办的反动统治。届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向消灭私有制进军；实现人民主权，落实人民监督，腐败问题也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灰飞烟灭。　　

最后，我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仅仅是官员腐败问题，是中国由社会主义制度向一种带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必然问题；反腐败未能理想效果恰恰是掌权的党内叛徒、投机分子集团所希望的，他们不会对自己下手；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要深化与扩大到与修正主义的权贵集团的全面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要开展继续革命，人民确实要夺回长期斗争中获得并建国伊始就被明确保证的现在却被剥夺的所有权力。　　

这里以《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结束：让统治者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