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考验西方民主的“普世性”

金融危机考验西方民主的“普世性”

孙忠良　

    【内容摘要】民主一直被资本主义国家奉为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普世价值”之一，然而，从2007年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得一向高高在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受到普遍的质疑。金融危机使西方所鼓吹的“普世性”民主变得脆弱，世界各国都在以超载历史的目光探索其他可能的发展途径。通过对比分析，将给予中国的民主建设道路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西方普遍认为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亦被资本主义国家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之一。然而，从2007年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得一向高高在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受到普遍的质疑。先是各项指标（全球竞争力、民主程度、新闻自由度、廉洁程度、人均GDP等）均居世界前列的冰岛成为第一个濒临破产倒下的国家。随后素有“西方文明摇篮”之称的希腊，由于个别的偶发事件，居然引发全国性的骚乱。冰岛的破产和希腊的骚乱可以说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至今无法根本解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负面因素，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可以说，此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即使不能毁掉西方价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一向鼓吹的唯一性和“普世性”则不复存在，世界各国都在以超载历史的目光探索其他可能的发展途径。
一、金融危机引发的制度迷失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疲软以及随之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遭受到极大的挑战。看似与经济无关的西方民主制度，其尴尬就在于对扭转疲软经济的无能为力，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也失去了效用。当采取技术手段来控制危机蔓延成为一个个泡沫破灭后，人们开始从制度上寻求突破。
    很多迹象表明了这场危机源于制度的问题。代表富人利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身缺陷就是忽略了民主的真实含义，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狭隘的富人阶级民主用高消费抛弃了广泛的中下层民众利益，而使消费失衡。过多的豪华住宅因没有考虑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被大量闲置起来时，为了建筑业者的利益而动用次级贷款，短时期内的确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然而随着高额的利息无法成为现实以及还贷的遥遥无期，导致了金融投资的惶恐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对于西方民主的思考，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本质，所谓的西方民主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赎手段，似乎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未来的悲观和对如今这种制度的疑虑。降息、斥资等措施似乎都只能充当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因为危机如果不能消除，就算降再多的息，斥再多的资也只是补洞而已。当技术手段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在一点点地被混乱的金融状况蚕食，更大的恐慌将产生对制度的困惑进而演变成为制度危机。西方现有的民主制度无法对引发的金融危机解套，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民主吗？民主究竟是顾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还是少数富人阶级的利益？
    二、“普世性”西方民主的脆弱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目前是国内外的热门话题。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这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推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是否真的具备“普世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本身存有争议，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绝对概念。但我们既然承认事物的普遍性，也就可以从概念上对普世价值加以描述。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权利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从普遍性出发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有的人认为，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显然是一个假命题。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权利。“普世性”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和理想目标，其实现程度和形式要受到时代、阶级、民族、历史等条件的制约。西方社会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并非为了这些价值本身的实现，而是为了达到普世价值之外的价值。“普世价值”是西方扩张的一种道德装饰，西方社会只是把推行“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扩展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工具罢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唯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东欧、非洲、拉美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俄罗斯转轨之后在90年代拥抱西方民主，却迎来了“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并在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后，重返西方定性的“回头路”，才重新确保了国家稳定和发展，以至于俄罗斯人宁愿回到“斯大林极权时代”也远远多于愿意回到“叶利钦民主时代”。在已经民主化七十多年、号称“微笑之国”的泰国直到今天仍然在军事政变、街头暴力进行政权更替的方式轮回。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评选的全球高危的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西方民主并不具备“普世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刷之下，西方民主的“普世性”变得更加脆弱，西方民主一元化的阶段将走入历史。
    三、对中国民主体制建设道路的启示
    邓小平曾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问题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通过以上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以一种日益开放和自信的心态来谈论民主时，并没有忽视中国的国情。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
    面对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必须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那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而那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亦是如此。民主问题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种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但我们正在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选举、监督、参与，这是共同的东西。我们也要建设法治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加强权力监督，扩大公民参与。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如果人们因为具体利益的不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可避免，那么比较有意义的争论应当在如何有效公平地实现普世价值，就是说在实践普世价值的工具和途径方面，而非从意识形态层面就普世价值本身作政治化的解读。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和方式却是不尽相同。冷战后，西方世界长期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推行其认同的所谓“普世价值”，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变相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普世”包装下的“民主”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当伊拉克按照美国式的“民主”要求，举行选举，确立中东“民主样板”后，迎接伊拉克人民的却是暴力活动，恐怖袭击，教派冲突和腥风血雨。伊拉克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帮助”而走向所谓的民主，反而更加动荡不安。事实证明，西方国家不管用什么方式推行所谓的西方民主注定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其著作《全球地图册》中谈到：“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维德也撰文指出，虽然1974年以来已有九十多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但“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还有一些老成员）都表现不佳”（美国《外交》杂志2008年3、4月合刊）。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冲刷之下，连西方世界内部对于所谓的民主价值也开始出现了动摇与怀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都证明，西方式民主决不具有什么“普世性”。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
    （《环球视野》第325期，摘自2010年4月《社会科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