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七恶业”（附文1：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人是如何“自私”的）

（根据吴思《陈永贵：改造中国的试验》摘选、简缩）　　

根据改革教第一公理，人都是自私的。人生在世，都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利润最大化”，或扩展为效用最大化。换言之，“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人生观基础之上的。正是从这个公理，改革家推出，公有制是低效率的，所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这些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为此不惜多次改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自私的。　 大寨人在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事迹，证明了这些家伙心灵的丑恶、理性的缺失。高尚者的事迹，会使善良者感动，自私而良知未泯者感到羞愧，而最邪恶的家伙，永远也不会感到无地自容，只能对高尚者的思想和行为施以恶毒的谩骂。但是，再恶毒的谩骂，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时代，人都有善恶之分。　

1. 老少组　　

1946年的一天，大寨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正所谓“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陈永贵是个好庄稼把式，这时候他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有一次，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吧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把粪撒上，思量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　　

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多么“自私”）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和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感到自己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9户人家，“劳动力”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让改革家来掌管这个互助组显然是出不了这个局面，他们当然也不会做陈永贵）　　

在这样一个强弱悬殊的团体里，陈永贵的权威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他的长远眼光和实干精神也就显示出来了。十冬腊月，好汉们在家取暖过冬，老少组却在地里修边垒堰。正月里，大家热热闹闹过年，他们已经赶着往地里送粪了。这一年秋天，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2. 高级社的牲口　　

1955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28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儿(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发了家，成了富裕中农，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大体不差。经过那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沾，当年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　　

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账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账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自私”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搭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值90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22块。在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14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3. 干部与猪和鸡的停战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地把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摆摆地回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谓鸡粪施到自留地里）之说。队干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猪和鸡倾巢而出。
　　起初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外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4.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自私“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起初大寨的社员也有想多挣工分少出力的。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查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道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在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的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笑话，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撂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转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　　

合作化之后，毛主席最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好逸恶劳、以权谋私（这就是那些反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道德品质，也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干部和基层劳动者的心理投射，也正是他们改革的依据），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们普遍不参加劳动，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男女老幼齐生产，干部天天不上地。“
    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大不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任怨自不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到地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毛主席的称赞。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张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也下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劳动。村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如　4月23日　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社员们都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看了哈哈笑，现在的官民一球样。”　　

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寨干部的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县检查工作，听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书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传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红楼梦）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5. 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1963年8月2日　，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声哗哗地响了一夜，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住了。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他往村里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破坏。大家都感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塌地毁人亡的消息传来，而且人员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前一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塌。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125间房子倒塌了77间，140孔窑洞，倒塌了113孔。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滩，玉米全倒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东倒西歪地翘出了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像大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讲带哭，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着陈永贵叫着：“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大家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永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地我们能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　　

陈永贵说：“现在，咱们大队有七万多斤储备粮，银行里还存着一万多元公积金，不会让一个人冻着饿着。这场灾，要是发生在旧社会，大寨不知道又会死多少人，有多少人家卖儿卖女！上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20年那场灾吧？那时，我家五口人，卖了三口（1920年昔阳大旱。从春旱到秋，直到　9月14日　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没有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当童养媳。过了不久，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那一年陈永贵六岁。）。如今，我家正好又是五口人，要是我现在闹着卖老婆，卖孩子，大伙不把我当成疯子吗？”
　　听众哄地笑了。这是七天七夜以来大寨第一次笑起来。大寨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开始高速运转，安排住房，组织抗灾，提出了 “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地一闹，社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有些社员认为五年修地、十年修房的恢复计划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几百年才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地。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先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冬天住在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多口人都挤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他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也有了喜色，也承认在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起西边倒，陈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有人一边捆一边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　零下　22℃　　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二十多年后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并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很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要”。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谢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钱，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小岗村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地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镢头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改革家、张五常一类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这只表明，在道德情操上，他们与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人分属两个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何要赋予自私者搞资本主义的自由，却剥夺公而忘私者搞社会主义的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