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自曝当外交部长需搞出导弹说话才有底气

导弹吊装训练练就了官兵的速度和战斗力。郭天海摄

　　——献给奋斗在空军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的人们

　　9月，晴空万里，一架大型喷气客机把我们带到大漠深处的空军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在此，我们撩开历史神秘的面纱，录下一首鲜为人知的大漠砺剑歌。

　　30年来，这个在一片戈壁荒滩上崛起的现代化“神剑摇篮”，先后进行了数千枚地空、空空导弹的发射试验，完成了包括高、中、低空、超低空，中远、近程以及各种制导方式的数十种型号的研制、检验、定型等试验任务。一枚枚新型导弹从这里运往空军各个作战部队，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屡建奇功，实现了为祖国编织一张强有力的钢铁防空网的向往。

　　一位离休去了北京的基地干部托人捎话；“幸福村烈士陵园留块地，我还要回来的！”哦，尊敬的老前辈，你们兑现着基地第一届党代会上立下的誓言——死在青山头，埋骨戈壁滩！

　　在基地的创业史册上，留下了一批老红军、老八路的名字——他们中有的已离休，有的巳长眠戈壁滩。

　　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我们驱车来到“幸福村”烈士陵园。我们面对几百座安葬有将军、专家、士兵、职工的碑坟，一股热流堵塞喉头。

　　在基地老首长李杰民的墓碑前，记者的采访录音机录下了后人对老一辈开拓者的追忆：

　　60年代初的一场“倒春寒”真是难熬。外国专家撤走了，粮库只剩下了一周的口粮。沙暴，扯走帐篷掀翻地窝子；烈日，把地表烧到60摄氏度以上；干渴，逼人掘坑找水，可这戈壁滩表层的水不仅苦涩，而且喝了让人恶心，肚胀，拉稀。

　　面对严峻局面，基地领导一面组织生产自救，一面植树打井，改善自然环境。

　　吃过糠菜的老红军，率先咽下了茄子干、骆驼草拌沙枣子面；扛过枪的老八路，又肩起人拉犁，带头播下了一垄垄高梁、玉米。

　　“日子再苦，试验工作不能停啊！”基地领导清醒地意识到：首先要抓科学文化的学习。于是，一个学习专业技术的热潮在基地形成。年轻人硬是抠通了专家教了一半的课程，并照着说明书，把基地的许多半拉子工程设备安装了起来。

　　“高梁花子脑袋，怎能领导大家把导弹送上天！”工农干部出身的基地第一任领导江萍深谙此理。这位当年威震华北平原的“李向阳”式的人物，虔诚得象个小学生，每天怀揣专业科教书，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年轻人一起啃着艰深的导弹理论。他还规定，基地处以上领导，都必须参加业务学习，并且要和年轻人一起考核。

　　基地的第二任领导李杰民，1964年，任职刚满两年，就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过早去世，成为第一个兑现“死在青山头，埋骨戈壁滩”誓言的基地领导。

　　深夜，挑灯酣战的知识分子忘了回宿舍，政治干部来到办公楼挨门催促。催不走，就留下来帮他们斟热茶，削铅笔。

　　白天，基地领导袁野看到忙碌了大半夜的知识分子还要参加劳动，心中一揪。他把机关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助耕队”，承担起全部的生产任务。

　　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聂荣臻元师给基地调来了一些黄豆、大米、猪肉。这些东西当时可真是金贵，基地领导却决定：全部奖给技术尖子。

　　荧屏闪动：国庆35周年阅兵式，威武的地空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巴黎、伦敦国际航空博览会上，我国新型导弹展示英姿，——大漠深处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激动了：陈老总啊，你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1966年，陈毅外长来基地视察时，耳闻目睹了基地的成就，兴奋地说：“你们把导弹搞出来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也就硬喽!”

　　陈老总一席话，让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记了多少年啊!

　　汤励——基地的女高级工程师，人称“导弹妈妈”。今天，你仍清晰地记得，1961年初春，在北京南苑的某研究院里，你仅用5元钱就举办了婚礼。不久，新婚的丈夫彭厚刚就返回了遥远的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而你，也谢绝了姐妹们的好意规劝，辞别首都，坐了4天4夜火车，来到这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报到

　　分配工作，你这纤弱的杭州女子，受领了个硬邦邦的任务，检验导弹战斗部。因为，只有这才和你所学的化学专业有点对口。

　　大儿子出生才56天，你就把他送到了基地托儿所。此后，大儿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寄宿，母子相聚时间加来来不足3年。儿子才几岁，你就不得不对孩子实行“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三餐在食堂包饭”。他被大伙谑称为“三自一包”的孩子。如今讲起这些，你就有负疚感。

　　在基地，谁不知搞导弹战斗部苦哇！为判定每一发导弹的杀伤效果，你都要坐上颠簸的汽车，到茫茫大戈壁上搜寻残骸，作现场分析记录。

　　26个春夏秋冬，你踏遍了茫茫戈壁滩。

　　来基地前，记者曾在采访本上记下过一个人的名字——张绍抛。可到基地后，这里的人们沉痛地告诉我们：他刚刚去世，累死在导弹颠簸试验的路途中。

　　张绍抛的战友们，回忆起他25年的战斗历程，一致评价：作风严谨，呕心沥血，是个过硬的导弹“检查官”！

　　1985年8月的一天，又一批即将装备部队的新型导弹，来基地作批生产检验。试射中出了故障，因一时查不出原因，生产厂家希望这发导弹不算。这样，批检就可以通过了。但总工程师张绍抛坚持不签“通行证”。他在极短的时间里，翻遍了所有的原始资料，都未查出疑点。他又去光测站，一寸寸地察看冗长的光测记录胶片，终于发现；在导弹飞出O.4秒时，尾翼出现一团烟雾，0.5秒时尾翼不再喷火，这不是明显的发动机熄火的征候吗？

　　原因查到，张绍抛果断地把这发导弹定为故障弹，又抽出三枚重作检验。果然，三发三中。批生产检验通过了。

　　也许，正是张绍抛这种对待科学殚精竭虑的苛求，使他生命的蜡烛过早地燃尽了。

　　试验——一个没有保险系数的词。基地飞行试验团的勇士们，挟弹蓝天，追踪、攻击、摆脱，牵着死神的衣角，在妻子们的头顶上天天“空战”。

　　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是勇士！

　　敢打第一发新型导弹的人堪称英雄！

　　1968年深秋的一天，基地所有的雷测、光测、遥测设备，遥对碧空缓缓转动。机场上，飞行员崇恩才又驾机携带一枚新型导弹跃上蓝天，飞机抵达预定发射空域后，崇恩才敏捷地捕捉到了目标。他一个加力，追逼上靶机。当瞄准具套准靶机的刹那，崇恩才一按电门，机身一沉，翼下导弹一声呼啸。可是，当机头“嘀达”间再次抬起时，“轰！”前方一团火光映红舷窗，“导弹早炸！”崇恩才火燎般地滚杆蹬舵，“唰！”飞机疾速摆脱险区……

　　啊，敏捷而幸运的崇恩才！

　　可是，幸运之神并非对每个人都是青睐的。试验中还有这样扣人心弦的情形。

　　镜头一：空中，飞行员一按发射电门，“轰！”靶弹竟在机翼上爆炸。

　　镜头二：机场，一枚导弹刚挂上机翼，竟“呼”的一声飞了出去。

　　镜头三：机上，飞行员发射导弹，导弹竟没射出去。再射，导弹纹丝不动。无奈，飞机载着实弹着陆。

　　这一切，怎不让飞行员们的妻子牵肠挂肚。

　　当我们采访空勤徐云香时，她长叹一声道出了试飞团所有妻子的忧心：早上，他挟着飞行头盔走了，把我的心也牵走了。上班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支着耳朵，听着机场传来的飞机声音。这些年来，我那位遇的险事儿也不少，可从来也不见他说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日子长了。我们也有了默契，他不说，我也不问。

　　“是的，有些事还真不能告诉她们。女人家心细，知道了更会瞎操心。”在采访她们的丈夫时，试飞团豪爽的汉子们说：海上行船，地上跑车，干那样不危险象我们干飞行的，险是有点，只要胆大心细、临危不惧，讲究科学，阎王爷摸不着咱的后脑勺！

　　中国无人飞机成功地代替飞行员穿越核爆炸蘑菇云取样，空军数千架退役歼击机将能改装成无人遥控靶机重翔蓝天，基地史上重墨记着一个“拓荒人”——陈绍周。

　　1964年10月16口15时，我国在西部大漠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后30分钟，我英雄的空军郭洪礼机组风驰电掣地闯进蘑菇云，冒着强烈的核辐射人工采集云样。

　　英雄们的壮举传到基地，刚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无人靶机“长空一号”的人们沉默了，在国外，这个角色该由无人飞机承担的呀！

　　陈绍周，哈军工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向领导请缨了！可他自己也没料到，迈开第一步后，竟是十几个春秋的艰苦跋涉，那些熬人的日子里，草图、数据充斥了他全部的生活空间，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随着又一次核爆炸日子的即将来临，进入精神亢奋的陈绍周，在机场上跑跑颠颠更勤了，他不厌其烦地观察着无人飞机一次次地滑跑、起飞、爬高——不久，无人飞机第一次成功地穿越了蘑菇云，但取样的结果令人遗憾，单机取样当量达不到要求，还得有人飞机同时配合穿云取样。

　　陈绍周沉默了。他伏案在凄清的单身宿舍，超量地吸着烟思考……

　　不久，一个由他构想的无人机从一架增加到两架以上的方案，送到了基地技术决策机关。方案讨论会上，技术权威济济一堂，从各个方面，对他的地面操纵双机方案设疑质询。

　　陈绍周胸有成竹。他综引博论、释疑解惑，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他严谨的设计方案，使在座的专家们频频点头。很快，他的方案被批准实施。

　　1978年，又一朵蘑菇云在西北大漠深处疾速膨胀、升腾，此时，只见两架高速无人机逼近蘑菇云。轻盈地一扎，旋即跃出，成功了：据有关部门检测，无人双机采样当量完全符合要求。无人机，终于结束了中国飞行员冒险穿越蘑菇云取样的历史。

　　基地进入80年代后，为了试验某新型空空导弹，急需一种近似实战飞机的无人靶机。当时，国家准备花外汇从国外高价购进。陈绍周和同伴们知道后，给上级机关立下军立状，决定把我军退役的某型歼击机改装成高空高速的无人靶机。

　　时间紧，试验站站长陈绍周和大家取消了星期日，停止了休假，一起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苦战。

　　无人靶机进入改装定型阶段，工作愈趋紧张。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望，等了一个星期不见他回家。妻子抱怨地说：“两年了，孩子都忘了爸爸的模样了！”

　　1984年6月，陈绍周和大家研制的新型靶机，成功地配合了某新型空空导弹的定型试验任务的完成。此项成果，不仅为空军数千架退役飞机的合理使用找到了出路，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试验经费。

　　22年前，曾在周恩来总理的指挥下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基地孩子们，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子承父业，成为戈壁新一代的砺剑人。

　　采访中，记者得到一张珍贵的基地历史照片，总理和孩子们在一起。那是1966年6月30日．曾6次来基地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在机场和大家惜别。当发现欢送的人群中有一群孩子时，他快步走过去，亲切地问：会不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孩子们答道；“会！”随后，总理高兴地指挥着孩子们唱了起来。

　　22年过去了，把微笑留在照片上的孩子，如今巳长成了健壮的小伙子和秀气的姑娘，有的巳作了年轻的父母。

　　周末，记者徜徉在小城般的基地营区，见到扛着救生圈的小伙子奔向游泳池；着彩裙的姑娘携伴走向舞厅；林荫道上，年轻的父母推着婴儿车，缓缓散步。不经意中，听到远处飘来熟悉的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很精采……”记者忽然感到，这里不也是个精彩的世界么

　　考到外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基地的女大学生张曼丽说，“和外边比，这里是闭塞一些，但我对这里有感情，因为这是我长大的地方。基地有我的事业和亲人。”是的，基地的孩子恋故土，许多考学飞了出去的孩子，学成后又飞了回来。翻开基地的花名册，父子、母女同为军人的有100余户。

　　基地领导王良旺、张东盛告诉笔者：1980年后分配到基地的千余名大学生，许多人被破格晋职捉升，有30％的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导弹试验基地的一支中坚力量。

　　哦，砺剑自有后来人！大漠作证！(原载1988年10月3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