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在“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正当我们国家六十周年之际这个时期，大家来了大寨，我感到是很有意义的，从我本人来说，我一直是从事农村工作，伴随共和国走过整整六十年，因为我今年虚岁是六十四岁，周岁六十三岁，我是虚岁十四岁参加劳动，一直从事农村工作，一直走到了现在，虽然中途也离开了大寨十多年，但总归来说还是农村的姑娘，农村的媳妇，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女人，伴随共和国走过这么多年，在我的记忆当中，从孩儿的时候就是合作化，一开始老前辈将的是互助组，由变工队变成了互助组，互助组变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转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里还并过大社（1955年），53年实现了合作化，55年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在当时就是把周边的几个农村都合并到一起，其中大寨叫兴盛农业合作社，当时兼并了武家坪等三个村，这四个村成为一个村，56年由于合不来解体了，为什么和大寨合不来，因为大寨条件太差，其他村跟上大寨吃亏，到了56年，大社分成小社，各归各个村管，到人民公社之前，一开始叫武家坪乡政府，我娘家的村，我婆家是大寨村，到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也不叫大寨公社，叫城关公社、阎庄窝公社，到了60年代学大寨的时候，才成了大寨人民公社，我记得是这样来的，到后来公社设在了大寨，咱们现在有个旧址大寨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就在那里成立了，后来人民公社搬了家，搬到了对面一排一排的窑洞，这个沿革的时间很长，我记得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正是我们国家大炼钢铁，三面红旗，那时候我58年12岁，我记得大寨村评劳模，评了五十条好汉，我后来在大寨村劳动把五十个好汉的名字记在了日记本上，后来让大寨的娃娃歌唱这五十条好汉，昔阳县文化馆有三个人编了五十条好汉之歌，然后我也是跳舞的其中之一，主要讲演唱还是我，这两天你们来开会之前，有人提起这个事情，说郭凤莲同志，你把这五十条好汉歌想一想，我还把这首歌想起来了，力争把它沿革下去，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比如说当时唱陈永贵，陈永贵是好当家，从来不坐办公室，带头干活干劲大，男女老少人人夸。这一个一个都编成了故事，把他们唱下来，所以提起中国农村这历史，我就感到回想起来时间很短，沿革的时间很长，而且非常有意义，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全村的劳力，一百零几个劳力，男女全半劳力，全部离开了撤离了大寨，跟着大队伍到了另外一个村，去炼钢铁，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扔下了，到公共食堂去吃饭，群众是群众，专门给我们学生搞了一个餐桌，坐在小板凳上，拿上碗，大师傅拿上桶自己舀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饭，就是菜里有些玉米面条，以吃饱为止，到了59年后半年就吃不饱了，赶到了60年食堂散了，那时候饿的非常厉害，我是61年毕业的，59、60年记得老百姓饿的，你到食堂看看，除了卖给国家的，所剩下的是寥寥无几，大伙说三百六是饿着肚，□□□露着肉，确实就是那种情况，饿得孩子们上课都没有精力上课，软的成一扒塌，老年人上地时候，陈永贵说把腰带往紧抽一抽，咱就能支持下去，到了60年散了食堂，到了61、62年最饿，58年是粮食吃不了，拿上窝窝头还打酸枣，到了59年后半年突然饿起来，到了60、61年饿得真厉害，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我记得这娃娃们回去以后，没有办法，上山上，提上篮子，把草子扯下来，回到家里晒干，撒上咸盐，然后捣烂吃，公社食堂的红萝卜皮、白萝卜皮都晒在房顶上，等到刮风的时候，哗啦哗啦刮到地上，我们上学的娃娃，看到人不在赶紧抓上几把放到挎包里面，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吃，那也是一种办法，但是不能那么长久下去，村里抓住你要整你，而且很厉害的，所以说农村的沿革发展，研究研究，我感到是很有意思的。那时候有人问我郭凤莲同志你认为社会主义是什么，唱的是社会主义好的歌曲，那时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究竟是什么弄不清楚，反正只要是不饿肚子就行了，穿上了一个整齐的衣服就行，我记得65年5月21号，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的时候，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不知道周总理来，刚知道外国人来，早上起来劳动完了迎接外国人，排成队，跳大秧歌，人民公社给发了一条红绸子，系在腰上，准备跳起来迎接外国人，等到直升飞机落到了昔阳，才知道周总理陪着来了，听说周总理陪着客人来大寨了，群众高兴地一切都忘记了陈永贵说就喊我，你排到前面接待接待总理，我把红绸子解掉，露出衣服破的全是补丁，我想穿着这破衣服怎么见总理，正好有一个和我特别好的一个姑娘晚上缝了一件衣服，后来我和他说，你和我换换吧，他说，我也是刚穿上，怎么跟你换。我说总理来呀，陈永贵叫我去接待，你说我穿着这破衣服去接总理去？我说你还给我吧，我把他一把手拉到房后面，换上了衣服，借上衣服接了周总理，所以相片的衣服是借下的，当时说社会主义怎么好，我就是想能吃饱肚子，穿上衣服，穿的整齐一点就差不多了，13、14岁的时候，自己就缝衣服，手套是纳鞋底纳了又纳，垫肩是补了又补，过得是这光景，现在过上这光景，真是感到老人们走的太早了，留下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福气，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又赶上了改革开放，我非常赞成邓小平主席的话，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应该是富裕，现在财政真正体味到社会主义，什么叫富裕的社会主义，现在才体味不到，现在才体味到，只知道先干，干好了才能干出社会主义，原来大寨破破烂烂，不成个样子，我当铁姑娘队长的时候，我说男同志走不了了，我们女同志有熬盼，咱过上几年找上个对象离开这个地方，这太累的不行了，陈永贵同志听说了这句话，那天晚上说了这句话不知道谁倒流传给书记了，开了半晚上的青年会，整整批评了我半个晚上，给我提的一个劲地掉眼泪。后来大伙说郭凤莲找对象也很有趣，原来我是不愿意在这地方的，又穷又累，我想带出姑娘来，让他们在外面找上个对象就离开这里了，结果支部也不愿意，让我带头找对象，我也没有合适的人，我去那里在大寨找合适的人？我就不找，然后我这对象确实是陈永贵给找下的，我记得是一天半给我找下的对象，这个男孩也挺老实的，我爱人原来在山上放羊的，我是在学校上学，他在山上放羊，当时我们没有交往过，后来64年陈永贵送他参了军，我和他66年结婚，那时候真实没有感情，不知道感情是甚，只知道咱俩是好老乡，后来结婚的时候，那天让订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订婚，让公社的秘书拿上纸笔砚下来坐在陈永贵的炕上让我去签字去，陈永贵说你过来按接头印就行了，我说我不摁，我还没同意呢，后来老书记说你不摁，我给摁，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就吵起架来，我大儿子说二儿子，他俩人挺有意思，他俩人光吵架，离婚不了，因为什么，他俩人没有结婚证，就是没有结婚证，当时我没有签字，就没给我结婚证，他也没有，我也没有，回想起，在农村长大，农村的故事最多，我们那时候很小，最大的17岁，最小的13岁，说得虚岁不是周岁，只知道劳动，把穷山沟改变了，那你要横下一条心来，到后来又一半姑娘留在了大寨，有一半姑娘没有小伙子了走了，这二十多个姑娘就这么分手了，但是我认为在大寨最有意义的是在铁姑娘的这一段，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一个一个时期走过来，有实践性。

现在农村变化非常大，现在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多讲了，正真要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把中国农村的变革、沿革的每个时期写下来，我感到蛮有意思的，现在对于农村的模式，不要一刀切，一刀切是比较害人的，农村要发展，是自己要摸索出一套经验来，你感到怎么发展好，松散的经济或是集体巩固的经济，反正路是由自己来走，我们曾经一块的农村干部谈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在中国农村，华西村的模式、南街村的模式、大寨村的模式，还有很多若干村的模式，有的一个样，有的不一个样，分配关系、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管理方面都不是一个模式，我认为不要依照一个模式走，就是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现在在农村整整体味到了还是应该有一些集体经济，不要把它全部毁掉了，因为现在五个统筹之下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农村统筹发展，农村与城市永远不会划成一个等号，无非是城中村，城中村与我们乡下村又不一样，基本上成为城市化的农民了，土地没有了，都建了房了，那么还要看到我们山村的农村比较多，那么农村现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外找活，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弱势群体，一个是上了年岁的人，一个就是妇女，还有一个就是带有残疾性质的男孩子，这种情况都有，那么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会有我们国家的全面稳定，农村经济上不来直接牵着国家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一定扶持以外，要让农民真正摸索出自己所走的路，应该怎么走，比如说大寨发展经济，我基本上是企业化管理，但是企业话管理的过程当中，模式还是集体企业，为什么要搞集体企业，我感到农村有很多事需要拿钱去投入，包括城市的街道整理，美化绿化，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善，养活老人，这都是我们农村的事，公共卫生、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都要靠个人自己去解决，这个包袱是很重的，所以我感到社会发展必须要有一块集体经济，用这部分经济拿过来综合治理农村。这样有了规划可以实行规划，没有这一块拿出规划也叫白话，所以现在经济发展了，还可以给农民入股，咱们可以给农民补偿一部分，现在在农村国家拿了一大批钱补偿三农，要让农村尽快发生变化，农民生活来提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我感到这个距离还是很长，因为他不平衡，有的村镇没有企业，什么也发展不起来，你靠什么？政府支持下来的钱，在贫穷的农村可以见到效益，在一些富裕的农村，在大寨基本上看不到他的效益，应为他已经超前走了一步了，他自己的问题解决的比政府还要多，所以他感觉到集体经济还是有优越性，当然我不是宣扬集体经济，你大寨受到批判了，你现在又要讲，我现在不讲这个，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现在你感到农村怎么发展好，我在农村这么多年，我不是沿革大寨原来的路，我还是突破原来的路走出来了，那么现在的发展有大寨自己的模式，集体的光景和个人的光景一样，以前我们说老百姓好说，“女同志是个匣匣，男同志是个耙耙”男同志耙回的来，女同志把这个耙来的放在箱子了掌这个家产，集体经济和这是一样，你这个书记和村长就得过好这个光景，你要过不好这个光景，几百口人跟上你要受罪、受穷，我经常说，用了的、花了的、手里拿着的、集体放着的，这样才行，假如说集体一点经济也没有了，你像汶川大地震呀，咱们不是那样打的灾害，加入说还像63年、96年那样大寨遭的水灾，集体没有一部分，你就支撑不起来，所以说我公共积累下的钱是干什么的？我就是防止天灾人祸，也要防止群众有了一种特别的困难，你就要采取特别救助的办法，你说郭凤莲把钱装进自己口袋，这一辈子不会干这种事情，我认为我受共产党培养这么多年，就是说现在拿出钱和力量来资助社会，帮助人们都富裕起来，我现在是挣工资，我的工资花不了，也给了我的群众，群众办什么事情，有些孩子家里考上大学了，没钱了，半夜敲开郭凤莲的门，书记给咱想点办法，我怎么想办法，我自己口袋有多少钱，都会给这孩子们去上学去，我也花不了，过去那种光景过到现在，内心感谢社会、感谢党，感谢的不得了了，咱们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对于我们这些人，应当是共产党的放心人，不会那么做，所以集体把这个光景过好，个人也把这个光景过好，让群众都能过上安逸的日子，和谐呀、稳定呀这个就不用发愁了，现在的社会秩序在某些方面不是太好的，但是我们要加强教育，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其他方面我没有什么不放心，我们这些人对他们不放心对他们加强传统教育，他对咱们的艰苦奋斗，他不相信过去是怎么走过的，你们艰苦奋斗为什么，你们自力更生为什么，国家给了，还要退回去，那是什么精神那就叫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不懂，然后说中国这么大，年轻人也得学会种庄稼，将来是害怕没有种田人，咱们是不该担忧的担忧，现在看到从南到北劳动的都是老年人，孩子们都到了城里打工去了，将来科技要上不去，有土地也得荒了，没有人下地去劳动。现在为这个事，我大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大寨的土地是分给群众了，83年分的，现在是集体帮个人管理，集体负责整修土地，耕田种地，购买种子，带动群众把地种好，如果在大寨发现了荒地，就要受到惩罚，现在退耕还林剩下五百多亩土地，一口人不到一亩地，为了种好这些地，集体全部给群众补助了，就是群众收回来的粮食，到市场卖了这钱是你的，集体一分也不要，集体出钱拿上机器秋收后全部把地耕种，到春天全部播进去，负责把肥料拉回来，种子播下去。这都是集体承担了，但是集体没有这点经济，你依靠谁来承担，有些地方我看到地荒芜了，我心里头还心痛，我就是说将来有一批青年要留在农村专门搞农业科研，抓住农业，如果再不抓住农业，将来可能有点□□，可能是些多余的想法，但是目前也存在一种现实，对后代加强一些历史的教育，除了我们现代的教育，还要进行一些传统的教育。

(邓宏琴、马维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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