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读《岳村政治》

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

——读《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董国强　　

　　《岳村政治》一书是于建嵘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发展转型的著作。全书约40万字，由“导论”、“正论”、“基本结论”和“附录”构成。其中“正论”部分共四大章，分为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共和国前30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

　　与前些年国内常见的“宏大叙事”著作不同，该书总体上取微观、实证研究的进路，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邵庄村（学名“岳村”）为重点考察对象，寓理论探讨于实证研究之中。其论述内容从纵向结构看，涉及县、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宗族、家庭等六个层极；从横向结构看，涉及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五大范畴。不过，作者在分析论述相关问题时，也自觉地注意到“点”与“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将对岳村政治问题的考察放置到中南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中，试图向读者揭示乡村基层政治生活与外部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

　　作者在该书的“导论”中说：“一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科的著作，其生命力和意义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本书论述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历史的，但它所关注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引发作者开展相关研究的原始触媒是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村民自治”话题的讨论。作者探究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为了解决这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作者先后通过三个不同的路径展开自己的研究：第一，系统阅读现有的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第二，系统阅读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包括不同时期的各种报刊、各级政府档案、地方志、不同时期的村规民约、各种族谱资料、各种现存的会议记录、村干部工作总结、各种民间纠纷调解协议和法院判决书等文献；第三，对衡山县、白果镇、邵庄村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历时约一年半的田野考察，形成一套个人独家占有的、以访谈记录、现场观察笔记和问卷调查统计资料等形式存在的、全面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库。

　　该书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具体、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进行相关调查工作的过程，以及他为此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徐勇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的学问”，作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本源上又来自于作者对实际生活的体验，并通过深入的实际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强大的综合知识后援，丰富系统的资料储备，以及建立在这三者基础之上的多元化的评估参照体系，使作者能够自觉地避免各种各样的“主观先导”，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论述显得异乎寻常地细致、充实和从容。他始终注意以大量的和系统的材料支撑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文中绝少因材料缺乏而东拉西扯的窘态，也没有貌似博学、实则空洞抽象的概念推演。他对经典论著的引征多系有感而发，既包括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认同，也不乏学理层面的质疑辩难。在国内学界学风日趋浮躁的今天，作者这种深入扎实的工作态度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在将衡山县、白果镇、邵庄村三级政权组织和政治活动确定为重点考察对象之后，作者又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归纳出上述不同时期影响乡村政治的若干要素，并对这些政治要素的表现形态和作用方式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述。在揭示各种社会势力介入现实政治的主观动机时，作者主要归因于“利益驱动”。从“利益驱动”的解释出发，作者在考察论述“制度”变迁过程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制度”与“现实制度”两个分析范畴，并用大量生动翔实的材料和事例诠释了这两者间的联系与差异。作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可能源于“文本制度”设计自身的先天缺陷，也可能源于“文本制度”落实过程中受到各种现实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异化。而这两者之间的错综交织，常常使得中国问题的性质变得尤其复杂。这些精辟独到的观点和论断，不但映衬出那些以“现代性理论”解释一切“中国问题”的论著的浅薄，而且有助于澄清那些“新权威主义”倡导者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制造的种种理论误区。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主导和干预下进行的，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作者指出：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与扩张在摧毁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乡村社会结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国家权力在致力于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构建，结果造成国家政治生活高度一元化的格局。自民国以来，国家权力长期由执政党代为行使，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衡，逐步导致执政党的蜕变和国家权力的异化。国家权力实际上长期沦为少数既得利益者集团维护其统治和特权地位的工具。因此，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控制技术的现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终因受到国家政权合法性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彰显。然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始终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与“强制”手段紧密相连。所谓现代化的成就往往以农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这造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国家不得不借助于强权威慑，通过不断扩大政府机构的规模和增加控制的层极，并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达到强化对乡村社会控制的目的。这些举措在短时间内似乎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但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昂贵，最终往往因社会控制成本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而导致乡村基层政权的全面崩溃，各种现代化的主观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

　　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但是乡村基层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阻力依然存在。一部分学者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自恋情结，试图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中培育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胚芽；另一部分学者则片面理解了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热衷于鼓吹所谓“新专制主义”，主张通过运用现代化的组织和技术手段继续维系政府对乡村的控制。针对上述两种模糊认识，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辨析了“乡村自治”与“村民自治”的根本差异。他指出：“乡村自治”广泛存在于传统的乡村基层政治实践中，乃是由于封建时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受到其自身有限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落后的社会控制技术手段等客观因素限制的结果，而非出于理性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安排的考量。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看，传统“乡村自治”中的权力结构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伦理道德，都与封建时代的皇权政治具有内在的同构性，“自然经济”、“家族本位”、“家长制”、“政较合一”、“超经济强制”、“人身依附”是其本质内容。它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和本位的、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诉求的、受到规范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民主自治”和“村民自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试图从传统的“乡村自治”模式中去找寻中国未来的民主出路，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作者还指出：在过去的近一百年间，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政治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进一步促成新政治因素的生成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独立意识不断强化，对旧体制的残留因素的抵制与反抗有增无减，层出不穷。由此看来，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民主化改革事在必行。不过，他又强调指出：中国乡村政治的转型不可能在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下实现，不可能在残留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实现，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乡村内部实现。它必须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同步。因此，我们当下的任务，便是进一步推进全面的市场化改革，用市场经济的强力去冲决传统的畛域观念和行业界限，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彻底放弃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单位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消灭公民个人对“组织”的人身依附现象，确认“农民”作为“国家公民”的独立的、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断扩大与巩固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平台。

　　《岳村政治》是一部目前国内少见的、集严谨的学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于一体的成功之作。就思想方法的科学性、理论建构的独创性和典型材料的系统完整性等方面而言，它是可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和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著作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