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教授应站出来应诉

朱维铮教授应站出来应诉

钱昌明

    一般说来，打官司总是双方“对簿公堂”，可是同朱维铮教授对阵，竟然只能让原告“独唱”。为什么？

    2月3日杨浦区人民法院第7法庭开庭，原来这位教授不来应诉。按说，法庭是说理的地方，教授又是“说理”的强项，可是他就是拒绝应诉，颇令人纳闷。朱教授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一辈子只相信两句话吗？“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做学问是这样，打官司何尝不是如此。何必躲在背后，让个门徒出来到我“博克”门前来撒泼骂街！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讨个学术公正。

    一、引用他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就是剽窃。

    1999年1月本人在《探索与争鸣》发表《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一文，在学术界首先提出：中国近代屡遭列强侵略，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观点，它推翻了长期来尽人皆知的“落后挨打”传统观点，是我多年来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过程中，经长期困惑、思考、研究后所获得的一项学术成果。

    社会科学研究，从形式上说，无非就是提出一个创新观点或推翻一个错误观点。小自一篇论文，大到一部巨著概莫能外。马克思穷尽一生精力写下的《资本论》，洋洋百万言，实质上也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剩余价值——资本剥削的秘密。

    学术观点是学术成果的具体表现，自然也是“著作权”的集中表现，理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2004年由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第七条中也明确规定：“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不能窃为己有。

    朱维铮教授作为一名学者，当然也领略做学问的甘苦，深知在学术上要有所发现之艰难与可贵。他曾深有感触地讲过：

    “我以为，搞文史哲，在前人的基础上你能有新的、有突破的基本见解（当然不是那些细枝末节的见解），能有两三条已经很了不起了！”（李宗陶：《历史学家朱维铮：于丹不懂〈论语〉》）

    另外，朱教授也曾对任何抄袭和变相抄袭的行为都表示深恶痛绝。他在批判后辈学人于丹时就毫不留情地指出：

    “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我让学生找了一本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李宗陶：《历史学家朱维铮：于丹不懂〈论语〉》）

    可惜，到了2008年1月3日，朱教授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历史学家朱维铮”身份，发表《重读近代史：挨打必因“落后”？》时，却把自己讲过的这一切都忘了。综观全文，其基本观点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并不落后”，经济上“GDP仍居世界第一”；其所以“挨打”，完全是“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结果”。一句话，结论还是本人9年前提出的“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

    在这篇文章中，朱教授虽然引用了我的“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的观点，却未作任何交代与注释，结果就把我的首创观点变成了他的观点了！

    二、“故意”和“过失”都不能改变“剽窃”的本质。

    据朱维铮教授的某门徒讲，朱因为是名教授，忙于在国外讲学，像《探索与争鸣》这类“三流杂志”上的“垃圾”文章，他根本就不看。因此，他的文章即便用了“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强辩！就如同“把自己的眼睛一闭，世界就不存在了”一样。

    司法上有一句俗语，叫做“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事实上“不是落后挨打，而是腐败挨打”的观点，是在1999年由钱文中首次提出来的，而不是朱文在2008年首创的，前后整整差了9年！这个时间先后是客观摆着的。

    朱教授是一位学者，理所当然懂得做学问的ABC。大凡要写一篇东西，总要先查看一下有关专题的学术动态。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第十一条也有规定：“应充分尊重和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注重调查研究，在全面掌握相关研究资料和学术信息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研究方案，讲究科学方法。力求论证缜密，表达准确。”

    本人1999年发表过的这篇文章、均在上海的《报刊文摘》（1999年2月11日）与北京的《文摘报》（1999年2月7日）上作过转载，曾在学术思想界造成广泛的影响，任何人只要愿意到网上或是图书室去查一下“学术动态”、论文索引之类的东西，他就不应对此毫无所知。

    所以会造成现在这种尴尬，要么是朱维铮教授装聋作哑，故意剽窃，人品低下；要么就是朱教授治学不严，不遵守学人的基本学术规范，缺乏学者素养，两者必居其一。前者在法律上称为“故意”，后者在法律上称为“过失”。然而，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它都改变不了“过错”（剽窃）的性质。

2009-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