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证明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时间证明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在一本书里读到：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形势有所好转。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邓子恢汇报农村搞包产到户，因“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违，巧妙地称为“责任田”。邓子恢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他当场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严厉批判安徽的包产到户，曾希圣被免职。1962年7月一天，邓子恢约陈正人，廖鲁言到中南海，与毛主席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主席只听不讲，最后表示：可以在小范围试一试。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继续向毛主席推荐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毛主席耐心听，不表态。到他要离开时才说，让他们把汇报材料送来，毛主席要看看。8月初，在北戴河会议，他又到毛主席住处面谈，要毛主席支持推行他的包产到户。毛主席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么？！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毛主席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批评邓子恢。但邓子恢不听，被罢官后扔到广西秘密实验包产到户。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正式发文，给邓子恢平反。邓子恢也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带入党的史册。（详见《大往事》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P.311至318）　　

时间走过了30年，时间证明毛主席当年是对的。30多年前，毛主席就预见“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么？！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包产到户是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承包，农民能脱离土地，使城镇私企有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农民工。后来，在发展房地产产业过程中，留美归来的精英制订了有关法律，把农民承包的国家土地，流转为房地产商可以使用，成为一小撮有权有钱人剥削人民的资源，住房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新大山”。　　

“邓子恢也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先驱前应加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限定词才符合事实。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农村第一改革村小岗村改革带头人严俊昌的经历。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 带头人严俊昌认为：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一年的津贴有1000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反映小岗村的情况。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收了。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　　

l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他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后来，县委下了文件，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严俊昌从农委副主任退休后，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　　

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　　

有权又有钱的省财政厅，派有能力又有实权的优秀党员干部沈浩，要想让小岗村这个典型不倒台，不垮架 ，但他累死在岗位上，也未能把小岗村这个典型扶起来。小岗村的老百姓真幸福，而且“懒人有懒福”。他们啥都不要干，天天躺在炕上等着老天掉馅饼！　　

2008年10月22日，《 21世纪经济报道》以标题：《小岗村部分承包土地抛荒 未公开财务已4年》报道过小岗村的现状，文中说：“尽管村民住进楼房普遍感到开心，但严美昌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几乎每家每户因为建房都欠外债。’这也得到了严宏昌的认同。‘房子盖了，腰包瘪了’。 ‘所以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大概有80户人家子女在外面打工。’”严宏昌说。　　

小岗村不仅需要在国人面前出尽洋相，还要在洋人们面前丢丑现眼。小岗村是一个国家派优秀党员，花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却无法竖起的改革典型，小岗村一定会“青史留名”，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大寨是什么样的典型？1963年，大寨遇上了数百年没见过的大雨。大寨党支书陈永贵，提出不要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的“三不少”。　　

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诺言变成现实。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报道，讲了大寨人的奇迹。毛主席提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11月，周总理在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提出“农业学大寨”。　　

陈永贵是个独立思考的人，他认为上级说的不一定就是毛主席的意思。1959年，省领导要他报亩产2000斤，《山西日报》的一位副总编也做陈永贵的工作，希望他能上北京。陈永贵说：“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　　

“文革”期间，他说：“我们从走资派那里夺了权，以后就要搞生产了。”1967年，大寨亩产超过900斤，历史最高产量。他当昔阳县委书记后，1968年，昔阳产量超过1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他还把社员欠集体的2000万斤粮，统统免了。他自有他的道理：“这不是社员欠的集体的，而是我们干部欠的群众的。年年说丰收，年年不够吃，那怎么行？”他把中农，地主富农的也都免掉。干部门怕他犯错误，让他要多想想。他说：“社会主义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饱饭，战犯都还要吃饱饭呢，想什么想？统统免掉。”永贵大叔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拿工资，不要补贴，仍在大寨那公分，向毛主席提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务院，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胡耀邦上台，把陈永贵弄走，砍倒大寨红旗。永贵大叔骂他是“胡乱帮”。　　

对比大寨与小岗村两个农村典型，对比大寨党支书陈永贵和小岗村带头人严俊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寨是毛主席，周总理竖立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榜样。小岗村是靠国家输血也不能共富，却会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典型。　　

我们走社会主义共富和谐的道路，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自力更生，人民当家作主，干部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靠少数精英治国，靠政府官员给我们这样那样，靠有钱人捐款救济我们，这些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解决不了共富和谐。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欧洲多个国家民众的示威游行。今年9月份，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再一次证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和谐等诸多老大难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救中国，搞私有化的民主主义补课是亡党裂国，人民大众陷入苦难深渊的资本主义死路。　　

（2011年10月12日21:36初稿，13日08:32修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