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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评价是否客观?

火烧 2009-12-11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探讨谷牧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评价是否客观,引用其回忆录内容,分析其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看法,涉及改革开放初期对毛泽东的评价变化及历史反思。

                          谷牧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评价是否客观?  

   

谷牧去世,他的回忆录也已出版。他对党和国家均有贡献,也和其他人一样,难免有过失,甚至错误。他的儿子之一的刘*远九十年代起在深圳就涉商惹是生非,其滥用特权,为人诟病。谷牧的秘书李灏当深圳市委书记。

(许多领导人,改革开放初期反毛反得厉害,经过xx动乱、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出现挫折后,又开始回归毛泽东。)

   

在回忆中,谷牧左右开弓,对第一代领导核心有如下评论:

   

“对毛泽东一生如何作出全面、客观评价,困扰着我党,包袱太沉重了。不能再违心回避,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小平同志、陈老(陈云)、彭老(彭真)都说了:受政治环境局限,目前对毛泽东评价只能粗些。如果要认真追究,毛的形象全被摧毁。过二十年让下一、二代作全面评价,就不会受政治、环境的局限,也不会引起大的争议。小平同志讲这番话,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实,历史是自己写的,是由人民来检定的。八十年代初,是陈云同志纠正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论,这是唯心的、错误的。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怎么能把个人凌驾人民意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造神、封神。怎样对毛泽东一生作出以事实为依据,以宪法、党章为基准的评价,是党的历史责任,是党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毛泽东的问题,不是一时一事的过失或严重错误,而是罪责,肆意践踏、破坏宪法,践踏、推倒党章,无法无天,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灾难,记载着历史的一页。现今的党中央是有条件、有基础、有依据,对毛泽东一生作出全面评价,体现对历史、对前辈遗愿、对党的事业负责、承担。” 

 (谷牧死前发表文章为毛泽东辩护:

新中国前30年不开放是因毛泽东的失误的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者: 谷牧

北京日报 2009年1月11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对外开放,从而加快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关于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毛主席有明确的基本构想。他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就说过:“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3月,在筹划建国大政方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当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中专门讲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长期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作为经济建设的“前线总指挥”,从实践中更为迫切地感到国内建设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他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采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与苏联具体商谈,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毁约时,建成或基本建成149个。这些大项目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使我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9月,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就是著名的一宗。还努力同日本等国发展民间贸易,从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议,以及1962年签订的廖(廖承志)高(高碕达之助)协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

   

谷牧对后三十年的领导核心也有所批评。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旁敲侧击跃然纸上:  

   

“共产党的先进性、代表性受到批判、冲击,党的执政地位和管治受到挑战,国家也面临着危机,问题出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上。不进则退,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好在执政党是看到、认识到痛苦的严峻的事实和危机。怎么来纠正、解决、克服,这需要共产党自身改革的勇气、毅力、意志、胆略和承担。回顾、总结党内腐败、堕落的演变过程,错失两次纠腐返正的良机。八三年、八四年,陈云、彭真、邓大姐(邓颖超)、胡耀邦等同志,在党内提出:建立党内回避制、财产申报制、党内外监督制。没有公开的反对意见,就是行不通。中央书记处搞了‘草案’,中纪委下达了讨论意见,都被打入了冷宫,结果导致了腐败、特权泛滥...。九十年代初,党内提出:要痛下决定,要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官僚腐败问题,也推出了财产申报制、监督制,但又是一阵风,风后的现实是腐败更恶化,又形成某程度结构性、普遍性状况,使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政治危机。”  

“共产党人要自责:如果不能正视、解决自身建设,怎么取信于民,怎么代表人民意愿,怎么行使好宪法赋予的权力?”  

   

陈云有没有否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有待查证。但陈云对毛泽东还有其它论述:  

   

陈云在1980年一次谈话中说:“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必须把历史---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党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这样,大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写的嘛。”  

   

邓小平呢?邓小平关于毛泽东的两次谈话都没有收录进《邓小平文选》,有必要也摘录如下:  

   

邓小平在1980年8月谈话中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幸,用这样的语言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邓小平在1981年3月9日谈到:“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后,针对若干省份有干部认为非毛化的后台是邓的流言,邓小平明确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党内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对毛泽东的评价,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争议。党内“右”的方面,李锐、胡绩伟等过于个人恩怨,其言论公信力已大打折扣,例如他们很刻意在香港反共杂志撰写文章;“左”的方面,华国锋、汪东兴和其它一些人的回忆录被封存,从而缺少了从另一面的观察,从史学上讲是令人遗憾的。对离、退休高官能否出回忆录,党内是否有,或者有什么样的审批标准?民众和一般党员可否有知的权力?  

   

谷牧在1975年担任副总理之前,他的大名常常在电台、《人民日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上排末名,名列余秋里之后。当时的执政团队领导待他不薄,谷牧多少也学到周总理能屈能伸,近权达变之术。  

   

我们之所以在此引用谷牧的评论以及邓小平、陈云的评论,是期望大家据此作出自己的评价。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日子即至,一定会有“左”、“中”、“右”大量有关文章评论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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