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

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

王渔

　　1927年中共五大后，由于武汉局势日益严重，已不可能在武昌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在整军经武、准备后事的过程中，曾提出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和军校。

　　据林伯渠日记记载和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李世章的回忆，当时陈独秀在林伯渠陪同下，曾同程潜进行过一次密谈，建议程潜将第六军一些中下层的指挥人员送往海参崴进行培训。程潜因为他的第六军在南京已被蒋介石搞垮，也正想重建第六军，对陈独秀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并当场同林伯渠商量，决定由李世章带队去海参崴。

　　关于在海参崴办党校之事。鲍罗廷在接到共产国际要中共改组中央领导的指示之后，有一次在中共中央开会时，他曾提议中共中央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国内则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五人组成政治局常委管理和处理国内的工作。

　　但这一到海参崴去办党校军校的计划同样无法实现。一是当时客观的形势不允许，二是要去办校的人本人不愿意去或不可能去。例如，蔡和森当时就曾“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海参崴办党校”。瞿秋白不久即去九江，国内的工作也不允许他去。而派第六军人员去海参崴一事，也根本无法成行。

　　1929年在海参崴创办“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是否与中共在五大后提出的在海参崴创办党校的设想有关呢？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应该是没有关系。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是苏联共产党远东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创办的，它主要是为培养苏联远东地区的干部。其所以称“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可能是因为：一、苏兆征是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囯际的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农村工会国际的副委员长。1929年2月他从苏联回上海不久就病逝于上海。这里党校名称冠以“苏兆征”主要是为了纪念他。二、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员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学员也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的中国工人或中共党员，他们多数人虽已加入苏联国籍，但他们原先都是中国人。学校教学也基本上都是用汉语。

　　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虽然是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创办的，但因有不少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在此校工作，它也为中国国内培养了不少干部，对后来中国办中共党校和干部学校都有一定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共党校史时，对它也应该有所记述并作简要介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撰写《林伯渠传》时，我们传记组的同志曾访问过曾在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任过校长的李一平，他当时在大连工作，已改名为李耀奎；还访问过曾在这个学校任过教务长的陈大刚，他就读重庆川东师范，后去苏联，回国后在湖北省工作，改名为张锡畴。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和林伯渠自传等其他著作所提供的材料，这个学校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在苏联远东海参崴等地，有十多万中国工人，十月革命之后，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俄国革命，不少人还在这里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像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工会领导人的刘长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山东海阳人，因为舅父在海参崴，他就跑到海参崴来做工，1924年参加共青团，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不久还当上了海参崴码头工会主席。像对他这样的人，由于语言关系，就需要单独集中起来加以培训。这就是创办“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的一个重要背景。

　　1929年创办这所学校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在这一年的 7月，东北军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夺回中东路，逮捕中东路的苏联职员，强制收回东铁地亩局，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并在满洲里到东边的绥芬河的中苏边界，不断进行军事骚扰。11月间，苏联红军进行反击，占领扎兰诺尔等地，中国军队全线崩溃，中国军队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有万余人被俘，苏联迫切需要有大批人员去作这些俘虏的工作。于是，苏联便决定将海参崴党校的中国部独立出来，加以扩大，建立了“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以便迅速培养大批能做被俘的中国士兵工作的干部。

　　1932年，苏联伯力远东边疆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部、海参崴远东边疆囯际师范大学中国部又相继合并到这所学校，学校又改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但人们一般仍称它为“中国苏维埃党校”。

　　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的领导和教员，基本上都是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调来的。校长、教务长并同时兼教员的李一平、陈大刚，是1929年底1931年初调来的。1931年1月林伯渠、吴玉章又从“劳大”调来当教员。稍后，盛忠亮（后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负责人）、杨松（后曾任中共吉东特委书记，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委、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也从莫斯科“劳大”调到海参崴作为党校的教员，或协助党校工作。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海参崴时停了三个月，也曾在该校讲课和协助工作。此外，原在苏联伯力任中文《工人日报》主编的王肖地、在苏联远东某地“劳动班”任教的一位姓赵的都被调来该校工作或任教员。这些人，为了工作方便，参加苏联和学校的政治生活，绝大部分都入了苏联籍，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海参崴“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苏联中国工人或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做政治思想工作或教育工作的干部。其所学的课程，除政治理论以外，还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和中国语文，林伯渠当时所教的课程就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语文。吴玉章则教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由于林伯渠、吴玉章都是1905年就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是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林伯渠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中共几十个最早的党员之一。吴玉章在中共成立后也很快参加了中共。他们都有近 30年的丰富的革命经历，在讲课中，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解，即使讲语文和文学课，也尽量联系历史背景，从政治上加以说明。课后，他们还经常对同学进行个别辅导，甚至到同学们住的房间进行辅导。所以，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他们的课，非常敬重他们。

　　当时苏联当地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又知道的不多。党校的学生员工也同样是如此。为了帮助和加强党校师生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人还倡议和支持在党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集中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图书和资料，向中国国内订购中文报刊，绘制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地图和图表，供人们阅读和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室，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和座谈会，请林伯渠、吴玉章和杨松等人主持或担当主讲人。这个研究室，对于党校师生了解中国信息和中国革命问题帮助很大。

　　林伯渠、吴玉章不但教书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生活作风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他们共住一个房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革命道路。他们每天和学工人员一样，到普通工人食堂用餐。他们还时常到海参崴工人俱乐部、“中国剧院”参加社会活动，尽量争取同当地群众保持联系，了解当地中国工人中的情况。他们这种不断追求进步，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优良作风，深深地感染了党校的师生，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身教胜过言教。

　　由于当时苏联政府提倡用拉丁化的办法对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改革，看到海参崴中国工人学习和扫盲中运用汉字的困难，林伯渠和吴玉章在党校还进行过汉字拉丁化的工作。他们采用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在党校中进行试验和推广。他们还与苏联一些语言学家合作，在海参崴召开过两次新文字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对他们的方案进行修改。用拉丁化的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学校中进行考试。这不仅推动了当地汉字拉丁化的工作，也为他们后来回到中国后，推行汉字拉丁化和文字改革工作积累了经验。

　　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学生毕业后，多数都去做被俘的中国军队士兵的工作，有些则被分配到当地工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中国被俘士兵中许多人后来选择留在苏联，在海参崴、双城子、西伯利亚等地当林业工人、矿工和码头工人，就和这些毕业学生的工作分不开的。

　　这所党校的多数教职员工，后来都回到中国工作，个别学员也有回国的，它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校事业、中国教育事业均有积极的影响。 

2011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