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者的永不服从

作弊者的永不服从

霍森布鲁斯老爷

　　无论如何，这次“江南科场舞弊大案”事件都在同学们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波动，一方面，成功者为自己的全身而退感到万分庆幸，并且信誓旦旦从此金盆洗手，另一方面失败者懊恼沮丧，为自己的种种失算筹谋着过期的方案，并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悔恨。校方无疑是最终的胜利者，它的胜利不在于计算小教室里写检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数量，而是它成功的拿捏准了人类普遍的恐惧与怵惕，以此警示了所有的考试参与者一个至高真理——逆我者亡！

　　考试的运营是一个再经典不过的规训例子了：考场座位的空间安排分布，监考委派及其“目视”的威力是向监狱与精神病院学习的高效经验，考试时间对试题顺序的详细切割是现代控制系统无孔不入的细化策略，电子扫雷技术（俗称电子狗，专门对付考场无线电信号）是知识与权力彼此渗透，共同策划的产物，事后的公开谴责道德批斗，是风俗等意识形态被妥善利用的典范，与家庭，社会建构了一系列的伦理旨趣，至于奖励-惩罚机制，如果有理想的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依然得不到改善，那么他们真的很可能为了一个作弊者300块钱的奖金而疲于奔命，在对灵魂的监控这一目的上，现代也未对中世纪的教廷改造手段做任何创新，如果他们相信仅凭一张检讨书就能在同学们的灵魂深处爆发一场大革命，就能让同学在卖身契约上签字画押，那他们就太低估大家的智商了。考生们组织的地下斗争的游击战略在校园内的对垒，都对现成的貌似铁板一块的宏大价值造成了局部的批判，这种弱者的武器，看似于事无补的遍地开花式，甚至是流氓式小破坏的僭越体验让它们伤透脑筋。

　　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作弊如何成为可能，而是作弊者如何诞生的历史，作弊者的主体性意义并非是他自身赋予的，而是由一系列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运作，根据上下文层层叠加的效果。并非先有作弊者，再应运而生了反作弊机制，恰恰相反，学校这一亚政府形式通过设置教务处，稽查队，考风办等专门机构，炮制出考试纪律规章，学生准则条例等“公约式”的专门知识，将考生们玩弄于真理与权力的游戏之中，出于对所谓的精英或驯服者的再生产及正常的社会科层等级分配的自身保障，区隔了顺从与不顺从，精心设计出了作弊者的不耻形象。这一游戏构成系统的规则、惯例、常识，制度内产生和循环着各种道理，教条与意义，我们先天的潜意识里充斥着这些业已给定的话语模式，这些模式构成了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以及我们基于这种思考而自然得出的规范行为。于是，所有人从此都被异化物化为整个资本工业机器的标准零件，以按部就班服从规训为荣，以“投机取巧”不守规矩为耻，坚定不移的实践外语，政治考试制度。

　　工具理性的世界否定异质，否定独立思考，否定批判精神，否定抵抗意识，否定一切难以编入档案，难以纳入秩序，难以驯服的东西（包括作弊者，裸考者，同性恋，疯狂者，无产者，小商小贩，老城区的历史建筑与温馨社区，波西米亚社群，奇装异服等等等等）。最无信用的权力在把我们的生命平面化为一张张薄纸的那些证件，档案，证书中盖上诚信戳，作弊者也同样反击那些捍卫教育工业，学术工业，文化工业权威的语法功能一元性的忠实拥趸，现实逼视战胜恐惧，用伟大的不信任之火，灼伤了他们最阴私处的嫩皮。

　　因为永不服从者的印记是“此户注销”。

2009年12月24日

附：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