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是防止社会断裂的关键所在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是防止社会断裂的关键所在　　

刘保群

一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形态，即由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本文所强调的社会，是以一个国家的疆域为边界、属于该国公民的全部人群。　　

社会，汉字本意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其中形成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微观上，社会强调同伴的意味；宏观上，社会就是由长期合作的社会成员通过发展组织关系形成的团体，并形成了机构、国家等组织形式。西方流行思潮认为，强人权，弱政府，是先进国家的特征，也是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不二之门。政府，在亚当·斯密看来应当是民众的守夜人。除捍卫国家安全，设立公正司法机构和提供公共设施之外，政府不应太多干涉人民的生活。　　

在国家治理模式上，落后国家除保障国民安全和提供服务之外，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温饱和生存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国防安全；二是生存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心任务。朝鲜战争是新中国赢得世界尊重的经典之战，也是毛泽东纵横捭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在经济发展上，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的经济发展导向，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下，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如此，毛泽东时代也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三大基础：第一，国家的基本统一；第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第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以此为基础，邓小平有一个基本判断：世界大战20年内打不起来，我国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摇。　　

三十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我们惊叹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也理解了邓小平在1989年对“六四风波”的态度。“先经济后政治”的落后国家发展模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印度和俄罗斯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使我们避免了俄罗斯“社会震荡”的改革成本，平稳地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　　

   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大多社会民众却感觉不到繁荣带来的幸福与和谐。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相继出台一些调控政策，试图解决可能出现的“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也称“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起飞”，大量农民涌向城市，而由于当时实行的分割政策，绝大多数人被阻隔在城市的周围，形成了特有的棚户区居民，未能融入城市社会。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消费也出现了畸形现象。一边是繁荣的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发展停滞。人均收入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之中，阻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继续升级。 　　

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成了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招商引资成了地方政府工作标签，GDP迷信伤害了我们生存的空间，在财富狂飙突进式地增长中，我们的社会开始出现了裂痕。权力和资本沆瀣一气，打造出许多问题富豪，远离权力和社会资源的草根阶层，对畸形社会分配多有微词，社会矛盾的弥合力日渐微弱。　　

三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三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七大以来我们强调四大建设，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完整地讲，全面的建设是包括生态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我们都清楚，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纽带，社会建设是公平，生态建设是健康。三十年经济建设让我们从物资匮乏到财富充盈，为其他四大建设提供了基础，政治建设是经济发展得以持续的保证，没有循序渐进的政治建设，一切建设成果都可能在无序中丧失、崩溃。政治建设是确保国家机器平稳运行的保证，没有政治建设，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可能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对未来就会失去信心。文化建设的纽带作用，是民族国家得以几千年延续的关键。和汉朝几乎同期建立的以色列国，几次被别的民族消灭，有1800年没有自己的国家，直到1947年联合国决定以色列复国，很快就返回两三百万人犹太人，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口接近1000万。因此有希伯来文在，有犹太教义在，犹太人就能在世界上顽强地生存。反面的例子也有，匈奴、鲜卑也曾经很强大，但是没有强大的文化，都消亡了。因此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无以强国；无文化，足以亡种。”　　

通过经济建设可以创造财富，通过政治建设可以保证财富的归属安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生生不息的纽带，“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炎黄子孙几千年一脉相承，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一个国家历经朝代变迁，依然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境界，和谐安乐的社会，则需要社会建设来完成。然而社会是什么？前文所说的社会是一定地域的人的集合，也就说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不分民族种族，不分城市乡村，不分学历高低，不分官员百姓，不分穷人富人，不分宗教信仰都可以享受地域之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财政的阳光。　　

客观地讲，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是深邃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形态是宏观递进的。但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漫长的。30年前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而且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经济凋敝、民生困顿的30年前，这些经济发展举措不失为明智之举，“发展是硬道理”也无可厚非，在效率优先，牺牲公平和环境的30年里，社会建设乏善可陈，富人和穷人、官和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和乡村、体制内和体制外、劳方和资方的裂缝正在逐步加大，“拉美陷阱”的一些特征开始显现，导致社会断裂的一些元素恶性膨胀，各种对立情绪在貌似平静的大环境下，积聚着爆发的力量，一旦国家管控失误，群体性事件就难以避免。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30年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了，世易时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以牺牲公平和环境为代价，强势群体会掠夺弱势群体的利益，“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恣意妄为，会在“民二代”和“穷二代”内心种下反社会的种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改朝换代意识就会膨胀，一旦国家有事，在风云际会的大变革格局中，就会“揭竿而起”，拉美国家多年存在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国家高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试图化解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比如：进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种粮直补；启动下岗再就业工程；加大反腐力度等举措。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倘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变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和谐的前景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四　　

社会建设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和”是物质层面的要求，“人人有饭吃”；“谐”是精神层面的要求，言论自由，“人人都有话语权”。共同建设，共享和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和谐，其本意在于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的人，重新重视起来，用“以人为本”来取代“以GDP为本”。人世间“人”第一可宝贵的，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经济只是一种手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民生凋敝的一种无奈之举。经过30年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发展大策略，应该转变了，把社会建设作为中心，高举“以人为本”的大旗，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最终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谐美妙的大同境界。　　

当然，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难免会冲击效率，因此国家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在体现公平的前提下，注重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关注效率。在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上，体现公平。使社会不至于为了追求公平牺牲效率和活力。　　

但社会建设应该怎么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并不试图给出一个方案，关键是提出一个导向，转变久已存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策略，以此把关注人比关注经济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解决两级分化的社会顽疾，化解社会不公，追求公平和正义，弥合社会伤口，杜绝社会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