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怎样看待两革---兼与武先生探讨

    拙文《怎样看待两革》在今天贴出后，李明版主回了一贴，其中道：“我恨腐败，但为文革喊冤，腐败分子一定高兴，因为这样他们不会再被人揭发了。文革时期的腐败和现在的腐败有一拼。一个打砸抢分子（现在还是领导）文革时候，有暗妻几个，暗儿子几个，那时候他不贪污，能养活这么几家子人？”我回道：“文革时期的腐败和现在的腐败有一拼，地球人都知道拼的结果哪个时期腐败更严重。一个贪官有暗妻几个、暗儿子几个，在哪个时期是极个别现象，在哪个时期是普遍现象，这还用着争论吗？”武俊岭先生接着回了一贴：答案是明确的，自然是现在更腐败。但是考虑过用什么方法消除吗？还用文革那样的办法？
    这个问题也非三言两语说清，故而又开新贴。

    武先生能够承认事实------现在更腐败，很令人欣慰。有些人抱着花岗石脑袋硬是不愿承认。很愿意就这个问题与您探讨，说出自己不成熟的考虑：

    1、现在更腐败，这就意味着用现在的方法并不能防止腐败。我在一个回贴中曾说过：今天的反腐败，成绩越大，死的干部越多。这是因为的所谓法人制度，把无限的人财物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已经难以形成对干部的有效监督，源源不断的腐败只会把贪官源源不断地送进监狱。

    那么，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因为法律建设不到位、只要加强法治或看引进西方宪政文明就可以解决？
    答案也是否定的。
    首先，西方社会也存在腐败，只不过除了非法的腐败外，它把许多腐败公开化、制度化、合法化，三化到民众最大限度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最大的腐败是两级分化。贫富悬殊，它把公平的起点从根基上就粉碎了，金钱成了统治一切的权力，还何谈民主自由！
    其次，我国现在权力制约机制决定了无法照搬西方宪政文明，照搬只会引起社会动乱，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现在我们的头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注意传统)，身子却越来越多有资本主义痕迹，四不像。这就是我文章中说的很相似不全是，腐败颇具中国持色。
    最后，法律的特点。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只能打击法律能够管辖范围内的腐败，而对范围以外的腐败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是在保护。法律也是人订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趋势是能够制订和解释法律者愈来愈倾向把自己阶层的利益塞进法律，司法成本之高又使普通民众很难拿起法律武器。这种现象这种担忧，我在以前的贴子《法律的无奈和无赖》中流露出，试图唤起注意。依法治国，实在是一个不怎么让人放心的口号。

    武先生应该知道从文革到改革法律条文愈来愈多腐败却愈来愈严重的困窘吧。

   2、现在更腐败，同时也意味着虽然有一定动乱、腐败却不严重的文革时期有抑制腐败比较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找出这个因素对今天防止腐败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这个因素是人民当家做主，能够对干部实行有效监督。

    实际上这个因素文革前便存在了，文革只不过把之强化、巩固。共产党打下江山，想要建立一种新秩序，让泥腿子坐天下，让老百姓成为主人，而这个基础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些人官做大了，做久了，慢慢地不自觉地有了贵族气，想要因循守旧、拾回过去的老套套。因此文化大革命被迫反击，它是一种自卫。要保卫公有制这个能够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平台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世人：文革是主义之争。如果有人对此还有怀疑的话，那就不妨看看文革后吧，现在左右派聚集的集点，是不是集中在主义上？还有，文革前后的现实差别，最显著的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是在经济基础？
    我反对否定文革，就是因为文革里有有效抑制腐败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我在拙文《实话并不一定都是真话》30楼回贴里讲了：“文革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是共产党领导、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全盘否定，基础毁了，腐败自然严重。
    一个劳动者不可能和他的雇主谈监督，一个劳动阶级也不可能和雇佣它的阶级谈监督。

    3、现在更腐败是不是要用文革方法消除呢？
    老实说，在防止腐败上，文革比改革有效得多，但我并不倾向用文革的方法。这是因为：  
    群众运动具有天然正义性，因为它是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同时又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为锐不可当的流水会裹进各种各样思潮，急进的、盲动的、局部失控和无政府状态等都会出现。
    反对腐败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即使将来迫不得己再用文革方法，我也宁愿相信它是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不倾向用文革的方法反腐败，是因为它只能有效地减少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腐败，文革后期开后门，实际上是一种亚腐败，随着小腐败和亚腐败积累，大的腐败和大的矛盾逐渐形成，七八年再来一次代价太大，尽可能用较小代价取得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当坚持的原则。
    不倾向用文革的方法反腐败，更因为它无法补丁一个致命的漏洞。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1976年，一个伟人逝世，另一个伟人产生，国家政策发生了近乎根本的变化。这种国家和民族命运转向权操作在一个人手里的状况，实在带有极大危险性，不是民族之福，而且是非正常手段。现在的摸石头过河和急功近利一些做法以及政策的短视，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两极分化、民生艰难、环境污染、道德崩溃，种种社会矛盾的焦点聚集在腐败问题上。这一切都与那个漏洞有关。
    或者应从西方宪政文明中借鉴一下技巧。

    又提到宪政文明了。
    也许它不是一个太坏的东西。它是一个工具，上层建筑一个工具，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宪政文明核心是分权制，三权分立，对于权立的监督制约、对于政策的连贯稳定，都有不错的效果。社会主义是否也可考虑拿来主义呢？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私有特征，它的三权分立是不彻底的、狭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用其服务的时候，必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予以根本改造，并结合我国具体政治实践，使之具有全新形式。
    这个全新形式就是新的社会主义。我相信社会主义不只一种形式，经过这次低潮后社会主义实践必将丰富多采。这也是我在传统社会主义后面加上“注意”二字原因。这个问题的深一步思考，也许会在下一篇文章《两革融合才是绿水青山》中提及。这里不多谈了。

    最后再强调一点。
    不倾向用文革的方法反腐败，并不等于我赞同否定文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很多人对这个说法不感冒，也许比例不那么精确，但它却是大局观下的两分法，是辩证法。而这三分错误，化到七亿人口的中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悲剧。因此应该否定，防止悲剧的发生。但如果借否定文革的错误而否定文革，那就是别有用心。现在的左右派之争，肯定文革和否定文革之争，除去一些枝节问题，愈来愈售中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点上。两极分化为标志之一。
    宪政文明只提供了技巧，而包括文革在内的前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尽管走得很不顺畅，却给未来的选择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指示了方向性路标。否定历史，前进就失去了营养。

                            201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