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究竟是何意？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究竟是何意？　　

及　　

对蔡希勤的《四书解读辞典》“解读”的批判和与郑敬东的商榷　　

 探索者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究竟是何意？　　

此句出于《论语》第十六章季氏第一段。　　

蔡希勤所编著的《四书解读辞典》完全不是在帮助读者“解读”《四书》，而是故意“误导”读者“解读”《四书》。看来权势媒体对其推波助澜的炒作，是很有成效的。网友郑敬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底是什么含义》很可能就是在它误导下的一个产物。　　

一、笔者对该段的解释和翻译，还原该段文字的历史原意　　

原文：季氏将伐颛臾1。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奈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2，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3有言曰：‘陈力就列4，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5，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6。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7。盖8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0。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11也。”（《论语·季氏·16·1》）　　

注释：1.颛（zhuān）臾（yú）：鲁国的附庸，附属国，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时三桓四分鲁国，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取其一，独颛臾尚为公臣，季康子要伐它，作为季孙氏家臣的冉有、子路告诉孔丘此事。2.东蒙主：东蒙，蒙山，在今山东省蒙阴县南；主，主持祭祀者。3.周任：古代的一位史官。4.陈力就列：根据能力任职。陈力，尽力；就列，就位。注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据此可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能尽其职责则就任其职，不能尽其职责则就不任其职）这句话是周任说的，并非孔丘说的，而只是孔丘对其话的引述。5.虎兕（sì）出于柙（xiá），龟玉毁于椟（dú）中，谁之过与：老虎、犀牛从笼子跑出来，龟甲美玉毁坏在匣子里，是谁的过失？兕，雌犀牛；柙，关猛兽的木笼子；龟，龟甲，古人用其来占卜；椟，匣子。与，语气词，同“欤”。6.费：季孙氏的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7.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笔者认为应该解释作：“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不担心贫穷（主要指所占有的土地不多，所统治的人口，特别是奴隶不多，少食缺用。“有国有家者”是富贵者，富贵者不担心土地、奴隶少，少役缺使，缺食少用）而担心分配不公正（以周礼为标准）；不担心孤立无援（“有国有家者”是“君子”，“君子”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故“有国有家者”无孤立无援之忧）而担心内部不安定（以周礼为标准）。贫：少吃缺用、少役缺使。缺少财富。财富，主要指土地、人口（特别是奴隶）。“均”：财富按“周礼”公平分配。并非什么“平均”、“均匀”分配。《论语·颜渊·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只要按“周礼”分配，“有国有家者”都是富贵者，就没有贫穷，所以“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当时是“礼崩乐坏”，所以“有国有家者”“而患不均”！寡：孤寡、孤独、孤立无助。指“有国有家者”的孤寡、孤独、孤立无援而不是什么“民少”、“人口稀少”。“有国有家者”都是垄断主义者，更希望“天下”只有他自己，“天下”统统归他一人所有。《论语·颜渊·12·5》：“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寡”，是“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意。而“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中庸·13》）这就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安”：安定。“安”的原则，就是“周礼”，“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按“周礼”相处。而当时是“礼崩乐坏”，故“有国有家者”“而患不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其中“贫”、“均”、“寡”、“安”，所指是“有国有家者”而言，并非无国无家者。所谓“有国有家”者，诸如诸侯大夫，并非凡指一般庶民。诸侯，“有邦国”者；大夫，“有家邑”者。（2）患：担心、害怕。得“疾病”，以某为疾病。贫：贫乏、少吃缺用、缺少财产。财富，主要指所占有的土地、人口。寡：孤立无援。指“有国有家者”孤立无援，并非“民少”、“人口寡少”。均：此处指财富按奴隶主贵族，也就是“周礼”意义上的“公平”分配。“有国有家者”绝对不会赞成财富不管等级地位只按人头“平均”地分配，然而却会赞成财富按等级地位遵照“周礼”“公平”地分配。倘若把财富“平均”地分配，那也就没有等级阶级了，也不是奴隶社会了。而当时是奴隶制的周王朝，所讲究、所重视的就是等级、阶级，尤其是孔丘！财富何以谓之“有国有家者”的“公平”分配？那就是根据“周礼”和各自的名分地位分配，也就是根据周礼按照等级、阶级分配。并非什么“平均”、“均匀”分配，或“分配差别不大”。在“周礼”上，也体现了当时各个等级阶级财产分配上的巨大差别。譬如：《孟子·万章下·10·2》：“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也，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是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鲁迅：《灯下漫笔》）朱熹说：“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就是说，依据奴隶制等级名分的规定分配。当时社会财富完全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所占有，各级奴隶主贵族按其等级高低各自占有不同的财富份额，而奴隶是没有份的。这种“均”，绝对不是把社会财富“平均”的或“均匀”的分配给奴隶主贵族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而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分田授禄”的代名词。试想奴隶主贵族及其帮凶孔丘怎么会鼓吹对社会财富进行按人头的“平均”、“均等”或“均匀”的分配？当然绝对不会！否则，那奴隶主贵族、孔丘不都成了古代的“共产主义者”了！哪来的“奴隶主贵族”？所谓“安”，无非是说，“有国有家者”的君臣父子按照“周礼”各安其位而已。8.盖：此处作连词，承接上文，表示原因和理由。9.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按照“周礼”进行分配，谓之“均”，分配“公平”，则“有国有家者”根据其名分各得所得，就不会有“贫”，贫穷；按照“周礼”处理相互关系，谓之“和”，相互和睦，则“有国有家者”根据其名分各行其事，就不会有“寡”，孤独无援；按照“周礼”各安其位，谓之“安”，相互安定，则“有国有家者”根据其名分各居其位，就不会有“倾”，颠覆、灭亡。“无贫”，不缺少土地、奴隶。当时的财富主要是土地、奴隶。“和”，奴隶主贵族之间和睦。“无寡”，奴隶主贵族不孤单无助，引申为无力量单薄孤立无援。奴隶主贵族之间和睦，奴隶主贵族就有力量。“安”，“有国有家者”根据其名分各安其位；“无倾”，没有“有国有家者”灭亡。只要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内部，按照“周礼”名分各得其所，就没有贫者；只要统治阶级内部，按照“周礼”名分和睦相处，就没有寡者；只要统治阶级内部，按照“周礼”名分各安其位，“有国有家者”，就相安无事，而不会有覆灭。即只要“有国有家者”，“克己复礼”，遵照“周礼”，就“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均而无贫，和而无寡，安而无倾，国运家运万年亨通！譬如：孔丘为大司寇时，是“有家”的大夫，其自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而［明］李贽说：“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乡党》者，此类多矣。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藏书·上卷·第九章》）。孔丘“不患贫”！易白沙《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只要孔丘“为大司寇”，他就可以“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而弟子尽归之！孔丘“不患寡”。《孟子·告子下·12·6》：“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孔丘“而患不均”！孔丘“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两句话的范畴不一样。前者是“贫”、“均”、“寡”、“安”四个范畴，而后者是除了“均”、“贫”、 “寡”、“安”四个范畴之外，还加上了“和”、“倾”两个范畴，共有六个范畴！这说明孔丘论述问题的混乱，没有逻辑性！10.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chì）之，既来之，则安之：“远人”，指外邦的“有国有家者”，并非“远方之人”、“远方民族”。“服”，意为服从、归服。“修文德”：“有国有家者”“克己复礼”。“修”：修治。“文德”：仁义礼乐的“周礼”之治。若把“刑政”比作“武”，则“礼乐”就犹是“文”。《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子罕·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中庸·27》：“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礼记·礼运》：“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告戒、安抚它，既然告戒、安抚它了，它也就安定了。“之”：“不服”的“远人”。“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其中主语是谁？是谁“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是“夫子”——季孙。是“夫子”——季孙，“不能来也”，“不能守也”。因此，此处的“来”，当作“徕”，同“敕（chì）”。告戒、安抚。《孟子·滕文公上·5·4》：“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使“夫子” ——季孙“徕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使“夫子”——季孙“守也”，“而”使“夫子”——季孙“谋动干戈于邦内”。11.在萧墙之内：指在季孙家门之内。萧墙，　鲁国国　君在宫门内侧所筑设的屏风、影壁。这里比如季孙家门之内。　　

其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1、颛臾“在邦域之中矣”。颛臾是在鲁国中之国。因此，“季氏将伐颛臾”，实际上是鲁国的统一战争。孔丘反对，就是反对鲁国国内的统一战争。孔丘主张“国中有国”，继续承认周分封世袭制历史所造成的分裂现状。孔丘赞成主张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既然已“灭”之“国”，还要“兴”，那么未“灭”之“国”岂能“灭”？现儒称孔丘主张“大一统”那是胡说八道。如果说孔丘主张“大一统”，这样的“大一统”，并不需要孔丘“主张”，因为这样的“大一统”，由夏、商、周以来几千年来早都是如此！孔丘所赞成主张维护的是“夏、商、周”以来的“分封制”的奴隶社会的“大一统”，而坚决反对破坏颠覆秦王朝所要建立“封建制”的封建社会的“大一统”！　　

2、“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此中，其一，“丘也闻”，是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句话，也是孔丘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并不是孔丘自己的话，孔丘在此对其只是赞同和引述。其二，“有国有家者”：诸侯有邦国，大夫有家邑。“有国有家者”，指的是诸侯、大夫。其三，因此，“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指的是“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不是“有国有家者”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更不是指庶民、奴隶。此话说我孔丘也曾经听到过有人说：“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不怕贫而怕不均，不怕寡而怕不安。只要根据各自的名分按照“周礼”分配则无贫；只要“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按照“周礼”和睦相处就没有孤独无援；只要“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按照“周礼”各安其位没有颠覆而灭亡。这也就说：孔丘赞同认为只要按照“周礼”分配、相处，“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就不会有缺少土地、奴隶，孤独无援、相互倾覆、亡国亡家的事。所以奴隶主贵族把“周礼”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当然孔子也就非常看重“周礼”了。《论语·颜渊·12·1》：“子曰：‘克己服礼为仁。一日克己服礼，天下归仁焉。’”当然，这首先是依据周制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周礼”的周公，编制“周礼”的目的，对此，还可以追寻到夏王朝编制夏礼的目的，其目的也是如此，孔丘只是一个后世的追随者而已。孔丘并没有他自己所创立的一套“学说”来作奴隶主贵族的帮凶，他只是利用奴隶主贵族的那一套作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主贵族爱什么他就爱什么；奴隶主贵族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是一个奴隶主贵族完全彻底十足的“跟屁虫”。这也就是孔丘之所以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以于我老彭”的真意和深意。　　

3、“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其意是：于是，如果邦国家邑之外的其他“有国有家者”，如有不服从而不安分者，那你就修治“周礼”的仁义“礼乐”对其以告戒、安抚，只要你修治了“周礼”的“礼乐”，也就是对其进行告戒、安抚；既然对其告戒、安抚了，它也就安定了。其中“来之”，是“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之“来”，同“敕（chì）”，是告戒、安抚之意，并非“使之来”之“来”！并非使“不服”的外邦“有国有家者”到我的国家中来！在那时，“有国有家者”到另一个国家中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并非可以随随便便！怎么会对外邦的“有国有家者”的“不服”者，可以招徕其邦，并使之定居其邦？如果对外邦的流民可以，但对外邦的“有国有家者”却绝对不行！对于外邦的流民来说，根本就谈不上对于其邦“服”与“不服”的问题。它是指“有国有家者”以修治“周礼”以对其周围外邦的“有国有家者”施加影响进行告戒、安抚之意！　　

4、“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其意为：而现今，你子路（仲由）与冉有（冉求）辅佐季孙，既不能使其对不归服的外邦“有国有家者”施以告戒、安抚，又不能维持自己邦国内部的不分崩离析，却谋划着如何在自己邦国之内大动干戈。“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其意为：以吾（孔丘）看，恐怕季孙之忧患不是在颛臾，而在其家门之内也。

译文：季氏要伐颛臾，为此事，冉有、子路去见孔丘说：“季孙将对颛臾有‘（军事）行动’。”孔丘说：“难道你冉求对这事就没有责任吗？颛臾是昔日先王封的东蒙主，而且在鲁国域内，是（笔者：鲁）国家的社稷属臣。季孙为何要伐它呢？”冉有说：“是季孙要伐的，我们两个作臣子的都不同意。”孔丘说：“冉求，周任曾经说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说能尽力于职责则干，不能者则辞之（意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季孙）遇到危险而你不持扶（他），（季孙）摔倒而你不搀起（他），那末季孙要你俩相辅什么？而且你的话就说错了。让老虎和犀牛从木笼里跑出来，使龟甲和美玉毁于金匣之中，能是谁的过错？”冉有说：“今之颛臾坚固且靠近费邑（季孙的封邑），若不乘其现在尚未养成气候灭掉它，将来一旦让它养成气候，必成为鲁后世子孙之患矣。”孔丘说：“冉求，君子最讨厌那些在心中‘欲之’而在口头上却必‘辞之’（意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人。今伐颛臾明明是贪图它的土地、人口，却偏偏说不是，而编造一套貌似合理的理由来搪塞。我也听说过有国有家的诸侯和大夫，不怕财富（笔者：土地、人口）之少，而怕分配不公平；不怕力量孤单，而怕相处不安定。财富按“周礼”公平分配了，就不会有贫穷；相互按“周礼”和睦相处了，就不会有孤寡无援；相互按“周礼”各安其位，就不会有灭亡。因此，如果有外邦“有国有家者”有不归服的，那末你就“克己复礼”，修治“礼乐”的“周礼”文明以告戒、安抚它。只要告戒、安抚了它，它也会安定了，哪里还用得着对其兴兵讨伐？今天你（仲由）和冉求，两个辅佐季孙氏，外邦不归服，不能告戒、安抚之；邦内分崩离析，又不能维持自守；却出谋划策大动干戈于邦内（笔者：伐颛臾）。我认为季孙之忧患，恐怕不是在颛臾，而是在他的家门之内啊！”　　

1、总之，“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今汉语译意是：我孔丘也听到说“有国有家者”的诸侯大夫，“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只要按照“周礼”公平分配财富，“有国有家者”就“无贫”穷者；只要按照“周礼”和睦相待，“有国有家者”就无孤“寡”无援者；只要按照“周礼”各安其位，“有国有家者”就无“倾”灭者。　　

“患”：得“疾病”，以某为“疾病”。我孔丘也听到说：有国有家者，没有“贫”的忧虑，而有“不均”的忧虑；没有“寡”的忧虑，而有“不安”的忧虑。只要“均”，则无“贫”；只要“和”，则无“寡”，只要“安”，则无“倾”。　　

注意：其中对应于“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均无贫”，但是对应于“不患寡而患不安”，并没有“安无寡”，而是“和无寡，安无倾”。孔丘并没有说“安”与“寡”的直接关系，也没有说“均”与“和”、“安”的关系，更没说“均”可以使“和”、“安”。因此，我们可以进而推论说孔丘认为“均”、“和”、“安”三者的关系是并列的。“均”只能使“有国有家者”“无贫”，而不能使其“无寡”、“无倾”；而“和”只能使其“无寡”，而不能使其“无贫”、“无倾”；而“安”只能使其“无倾”，而不能使其“无贫”、 “无寡”。所以有人说“安”则“无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在原文中并没有“安无寡”的文字。　　

    现在的问题是：孔丘认为何以能让“有国有家者”同时获得“均”、“和”、“安”？　　

这是“孔儒”读了两千多年的《论语》，对于该段也没有读懂的地方之一！也是现儒对该段故意隐瞒和美化的地方之一！　　

何也？笔者说：“周礼”也！“修文德”，“有国有家者”“克己复礼”也！对此，由后文“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也可知。孔丘认为“有国有家者”能使“不服”的“远人”（外邦的“有国有家者”）“以来之”，并且能使“既来之，则安之”的“法宝”，就是“修文德”！当然，要能使“不服”的“远人”“以来之”，并且“既来之，则安之”，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国有家者”本身要“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有国有家者”何以能使其本身“均”，“和”，“安”？当然也是“修文德”！那么什么是“有国有家者”的“修文德”？就是实行周礼——“有国有家者”“克己复礼”。“修”，就“修治”、“实行”。而“文德”？就是“周礼”！一言以蔽之：该段主题就是说“有国有家者”只要“修文德”——“克己复礼”，把“文德”“修”好，就会“均”、“和”、“安”，而“无贫”、“无寡”、“无倾”！（根本不不着备武功，备武功那是自毁国家！）　　

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所主张鼓吹重视的就是诸如“君君，臣臣，夫父，子子”等级阶级差别关系，而“周礼”就是特地为此而设计制定的一套详尽的并由夏至周几千年以来不断完善了的而被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法律规章制度。所以统治阶级都好“礼”。我们也可以由此来判断一个社会的有无阶级属性及其阶级属性！ 　　

夏商周的统治阶级都认为“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没有“礼”就不　能辩别　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属远近。“礼”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分成许多等级，承认高贵者对低贱者的特权，规定低贱者对高贵者的尊敬。其二为“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首先是尊君，亲亲首先是孝父。因为夏商周都是氏族奴隶制，“君”是众“父”之“父”，所以“孝父”的终极也就是“忠君”。当然作为夏商周统治阶级帮凶的“儒家”，也是这种看法。孔丘之徒子夏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1·7》）孔丘认为“周礼”不仅是“均”，也是“和”与“安”的手段和标准。“均”则“无贫”，“和”则“无寡”，“安”则“无倾”。例如：《论语·颜渊·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只要“克己复礼”，就会“均”，而“有国有家者”“无贫”，而不会“患不均”而“贫”。《论语·颜渊·12·5》：“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只要“克己复礼”就会“和”，“与人恭而有礼”，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有国有家者”“无寡”，而不会“患不和”而“寡”。同时只要“克己复礼” 就会“安”，“与人恭而有礼”，不会有“季氏将有事于颛臾”，而“有国有家者”“无倾”，而不会“患不安”而“倾”。　　

2、另外，“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今汉语译意是：于是，如果邦国家邑之外的其他“有国有家者”，如有不服从而不安分者，那你就“克己复礼”，修治“周礼”的仁义“礼乐”以告戒、安抚它，只要你修治了“礼乐”“周礼”，也就是对它进行告戒、安抚；既然对其告戒、安抚了，它也就安定了。　　

其中“来之”，是“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之“来”，同“敕（chì）”，是告戒、安抚之意，并非“使之来”之“来”！并非使“不服”的外邦“有国有家者”到我的国家中来！并非对外邦的“有国有家者”的“不服”者，招徕其邦，并使之定居其邦！是以修治“周礼”对其周围外邦的“有国有家者”施加影响以进行告戒、安抚！　　

这也是“孔儒”读了两千多年的《论语》，对于该段没有读懂的地方之一！也是现儒对该段故意隐瞒和美化的地方之一！　　

孔儒是一些人间鬼蜮，其专业乃奴隶主贵族之帮凶而非学者，搞阴谋诡计，坑害人是其拿手好戏，搞学问却不行！其有“术”而无“学”！　　

二、对蔡希勤编著《四书解读辞典》对该段“解读”的批判　　

（一）对于“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蔡希勤的《四书解读辞典》“解读”是：“好象看见瞎子走路遇到危险，不去扶持。看见要跌倒，也不去搀扶，又何必要你们这些助手呢？”“颠，跌倒。”（第80页）对此，首先在文中孔丘指责“冉有、季路”看见“季氏将有事于颛臾”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并非孔丘指责“冉有、季路”，“好像看见瞎子走路遇到危险，不去扶持。看见要跌倒，也不去搀扶”，是对“季氏”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其实是对“颛臾”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冉有、季路”的“相”“彼”，也并非“相”一般“瞎子”，充当一般“瞎子”的“助手”，而是“相”“季氏”，充当“有国有家者”（“季氏”）的“助手”。其次，《论语·卫灵公·15·42》：“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编者把孔丘相“师冕”的“相师之道”篡改成帮助一般“瞎子”之道，无疑是有意拔高孔丘的“道德标准”。其实，能以“冉有、季路”为“相”——“助手”的“瞎子”，也绝对不是一般庶民！　　

（二）对于“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蔡希勤《四书解读辞典》“解读”作：“我（孔子）只听说过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对于“患不安”，其“解读”是：“忧虑境内不安定。”对于“患不均”， 其“解读”是：“忧虑财富分配不均。”对于“患”， 其“解读”是：“①忧虑。②忧患、灾祸。”（第160页）对于“均（jūn）”，其“解读”是：“公平、均匀。”（第205页）对于“均无贫”，其“解读”是：“孔子认为，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第206页）其实，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还是别有用心的。因为首先，并非“孔子认为”，而只是“丘也闻”（也赞成）“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如果“孔子认为”，那就不是“丘也闻”了，而把其变成了孔丘的思想、孔丘的话了，也就是让孔丘剽窃了这种思想、这句话。希望读者注意：孔丘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以此自诩。其二，在奴隶制的周王朝“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吗？“天子”与奴隶的“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吗？焉有“孔子认为，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是孔丘在撒谎？还是编著蔡希勤在欺骗？　　

孔丘认为“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吗？孔丘认为“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相互之间“财富分配不均匀”吗？“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怕自己“财富分配”得比别人多！比奴隶们多！“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吗？“有国有家者”愿意与庶民、奴隶们共同“均分”财富吗？孔丘“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吗？其实，由“有国有家者”之称谓，就决定了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所得，即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与一般人相比是绝对“不均匀”的！是极端“不均匀”的！这并不是他们的所“怕”，而是他们所爱！这正是他们的所欲和追求的最终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切“有国有家者”的最爱，所梦寝以求！《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丘愿意与庶民、奴隶们共同“均分”财富吗？绝对不愿意！让孔丘与“老农”、“老圃”“分配”同样的社会“财富”，孔丘必定“患”而“怕”也！《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早已下台“大夫”孔丘尚要显示其曾经当大夫时的荣耀，显耀其与众不同，在职的“有国有家者”及孔丘岂能愿意与庶民、奴隶们共同“均分”财富？孔丘的“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就把蔡希勤说孔丘认为“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击得粉碎！没有“老农”、“老圃”，孔丘无所衣食，孔丘“不怕人口稀少”吗？“患”而“怕”也！《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墨子·非儒下》：“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孔丘“就怕不安定”吗？非也！他就“患”而“怕”“安定”也！他惟恐天下不乱！只有“天下”、“邦国”不“安定”、“乱”，他才能“浑水摸鱼”！孔丘的“两畔”和晏子对孔丘的“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的评价，就把蔡希勤称孔丘认为“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击得粉碎！　　

对引文中，所谓“分配财富”的范围是什么？也就是哪些人参加 “财富”的“分配”？所谓“公平，均匀”地“分配财富”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来“分配财富”，就被认为是“公平，均匀”？对此，编者都没有说，是一个阴谋！　　

所谓“分配财富”的范围是什么？也就是哪些人参加“财富”的“分配”？因为在孔丘那时，还是周奴隶社会！在周奴隶社会中，不仅奴隶不享有占有任何财富的权利，而且其自身也是某个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富！首先应该完全排除奴隶！剩下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了！参加“分配财富”的范围、参加“财富分配”的人等，就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在参加“分配财富”的范围中绝对不包括任何一个奴隶！并且在奴隶主贵族之间，“财富分配”也绝非“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其各自所占有的财富也绝对不是（如同现在所通常讲究的“人人平等”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均匀”的！编者不说这些，是故意不说，隐瞒这些！以误导读者按照一般现在人的观点把孔丘所实际赞同的对财富分配范围和分配标准误认为就是现在所讲究“人人平等”下“人人有份”、“平均”、“均等”意义上的“公平，均匀”！企图把孔子捏造成一个古时的现代“圣人”！“儒”的身价也就“水涨船高”了！与是俱进了！　　

那么“财富”是如何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分配”？《礼记·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最大的奴隶主贵族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当时，所谓“财富”，主要是指土地和奴隶。“天下”的“土地”和“奴隶”，统统都归“天子”，属于“天子”。所实行的分配政策是周奴隶制的分封、等级、世袭制。分封制是上级奴隶主贵族把土地、人、民和政权分配给下级奴隶主贵族的制度。这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分区域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等级制是把人们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庶人、仆隶等若干个等级。这是奴隶主阶级层层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世袭制是奴隶主的爵位、土地、人、民、政权、财富等原则上由其嫡长子继承，世代相袭，非嫡长子也可以分得部分权利。这是奴隶主阶级世世代代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这三个制度相互交织，犹如天罗地网，保证着奴隶主阶级的各种特权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它最突出地代表着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奴隶制周王朝的土地制度，是荒地不可随意开垦，不可以予人，天下土地均属于周王。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周王朝的全部土地，包括附着在土地上的奴隶，一律属于“天子”所有，叫做“公田”。“天子”将王畿（jì），天子的直辖土地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的封地谓“国”），诸侯又将公室，诸侯的直辖土地之外的土地，分封给卿、大夫等使用（卿、大夫的封地谓“家”），名义上仍然属于天子所有，不得占为私有，不得自由买卖，但在一般情况下，各级奴隶主对所分封的土地，世世代代享有实际的占有权。这种土地制度又称“井田制”。土地被划为井字形的方块田。卿、大夫以下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利用奴隶耕种所分封的土地，并把其收获的十分之一，上缴诸侯作为田税外，其余全部归自己所有，只用极少一部分用以维持奴隶们的不如牲畜的生活。　　

而这一切都作为法律形式写在“周礼”中。“周礼”就是这一切的法律保障。“财富”是按照“周礼”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分配”的。因此，所谓孔丘认为“公平，均匀”地“分配财富”的标准就是“周礼”，或者说按照“周礼”来“分配财富”，就被奴隶主贵族认为是“公平，均匀”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均匀”的。所谓“公平，均匀”，也只能是奴隶主贵族“周礼”意义下的“公平，均匀”，并非其他！“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丘把“周礼”看作是其和周王朝的大大小小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利益的命根子，所以孔丘把“复礼”看得如此“急也”（《礼记·礼运》）！　　

（三）在《四书解读辞典》第134页，对于“寡”，蔡希勤的“解读”是：“寡，人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我（孔子）只听说过不管诸侯或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不能征服大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不能征服人口众多的国家。”而在《四书解读辞典》第150页，对于“和无寡”，蔡希勤的“解读”是：“和，和睦；寡，民少。团结和睦就不忧人口稀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我（孔子）只听说过不管诸侯或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只要财富分配均匀，便不觉贫困，境内和平安定便不会觉得人口稀少，局势稳定，政权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论语注疏》曰：‘上下和同，不患寡矣。’朱熹《论语集注》：‘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　　

是谁“和”？当然是“有国有家者”！是谁“无寡”，当然也是“有国有家者”了！其中根本就无“民”，没谈及“民”，哪里来的“民少”、“人口稀少”？　　

甚至于按——“有国有家者”“和”则“无”“民少”来“解读”，也不能把“和无寡”“解读”作“团结和睦就不忧人口稀少”！句子的主语哪里去了？又是“谁”的“人口稀少”？“民少”也并不等于“人口稀少”！　　

“有国有家者”怕其（“有国有家者”）“民少”、“人少”、“人口稀少”吗？怕其多也！希望天下只有他自己最好！　　

至于说“[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不能征服大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不能征服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实，孟子还说过不怕国小人少，只要有“仁义”，即“周礼”，就会无敌于天下的话！《孟子·公孙丑上·3·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梁惠王下·1·5》：“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而两者相比，孔孟更强调的是“文德”（“周礼”）而不是“武功”（国大人多），特别是这一段，这一段孔丘所要强调的就是“文德”，而所要否定的就是“武功”。孔丘在其引文中说得清楚“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安”，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把“寡”，解读成“民少”、“人少”、“人口稀少”，显然是一个错误。并且《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还说什么“小国不能征服大国，人口稀少的国家不能征服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是在故意炫耀武力，制造“不安”吗？在此，孔丘强调的是“修文德”，而蔡希勤强调的是“备武功”，编著蔡希勤完全背离了孔丘引文的原意。所以说在此处的“寡”，不能作为“民少”、“人少”、“人口稀少”讲。　　

是何意义上的“和睦”？是奴隶们“人人平等”意义上的“和睦”？当然不是！是奴隶主贵族意义上的“和睦”！具体来说就是“周礼”意义上的“和睦”！　　

虽然在孔丘的引文中有“均则不患于贫”（引文的原文是“均无贫”）之意，但却并没有“均则不患于贫而和”之意，在孔丘的引文中并没有给出“均无贫”与“和”之间的关系！因此，“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并非孔丘所引文原意，而只是朱熹添枝加叶地肆意妄说，《四书解读辞典》编著蔡希勤赞同它当然也是编著蔡希勤的枝加叶地肆意妄说。在孔丘的所引文中有“和则不患于寡”（所引文的原文是“和无寡”）之意，但也并没有“和则不患于寡而安”之意，在孔丘的引文中并没有给出“和无寡”与“安”之间的关系！因此，“和则不患于寡而安”也并非孔丘所引文原意，也只是朱熹添枝加叶地肆意妄说，编著蔡希勤赞同它当然也是编著蔡希勤的枝加叶地肆意妄说。《孟子·梁惠王上·1·1》：“孟子对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有国有家者”“寡”、不“和”、不“安”的原因并不是什么“贫”！而是“富”！是“富”和对于“富”的贪婪使其得意忘形、利令智昏所致！　　

（四）对于“安无倾”，蔡希勤《四书解读辞典》“解读”作：“上下相安无事，可保国家政权不致颠覆。”“局势稳定，政权就不会有颠覆的危险。”（第3页）“安”：“稳定”（第2页）“倾”：“倾倒、倾危”（第294页）。实际上《四书解读辞典》编著蔡希勤在此只是在作“同意反复”，并没有对其给出任何“解读”。并且编著蔡希勤也只是说了“有国有家者”的“有国”“者”的“国家政权”，即“国”“权”的不致颠覆，并没说“有国有家者”的“有家”“者”的“家”“权”不致颠覆。而在《论语》的该段中，却说是“有家”（或者说“有国”）的季孙要“颠覆”“有家”的颛臾，并非是“上下相安无事，可保国家政权不致颠覆”、“局势稳定，政权就不会有颠覆的危险。”其意应该是“有国有家者”都“安”于“周礼”，就没有“有国有家者”的邦国和家邑的灭亡。　　

（五）对于“修文德”，蔡希勤《四书解读辞典》的“解读”是：“修治仁义礼乐。”“刘宝楠《论语正义》：‘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修文德是孔子对周礼的重要修整。”（第459页）对于“文德”，蔡希勤《四书解读辞典》的“解读”是：“指以礼乐教化进行政教，和‘武功’相对。”（第412页）对于“远人”，蔡希勤的“解读”是：“远方之人”、“远方民族”（第519页）。对于“来”， 蔡希勤的“解读”是：“使之来。”（第222页）对于“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蔡希勤的“解读”是：“能做到这样（笔者注：也就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方民族还不归服，也不必动武，只需修治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　　

“远人”，并非“远方之人”、“远方民族”，而是外邦的“有国有家者”。“来之”，并非“使之来”，而是“徕之”！“之”，即“远人”，外邦的“有国有家者”，并非“远方民族”！　　

《中庸·30》：“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中的“文武”，即“文武之道”——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方略。因为周胜利了，所以孔儒把周文王在其力量尚小时对商纣王实行的“韬光养晦”阴谋美化成仁义礼乐之治。这也就是所谓的周文王的“文德”。孔丘自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9·5》）其实，只有周公依据周制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周礼”之治，才堪此称。　　

是先有“修文德”？还是先有“周礼”？“修文德”是对“周礼”的全面完善？还是“周礼”对“修文德”的全面完善？“修文德是孔子对周礼的重要修整”？还是“周礼”是周公对周文王“修文德”的全面完善？　　

“孔子对周礼”有何“重要修整”？请《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举出一二！别漫天刷糨糊，胡吹乱捧！　　

《中庸·28》：“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实，“文德”就是“周礼”！既然“周礼”如此完备完美神圣伟大，何需孔丘对其做什么“修整”？更何需孔丘对其作什么“重要修整”？孔丘又能对其做何“重要修整”？《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被“修整”了的“周礼”，非“周礼”也，即“非礼”也，更不必说被“重要修整”了的“周礼”，更“非礼”也！孔丘说得清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家孔丘对于“周礼“的态度表白得很明确，是一丝不苟，完全照办！《中庸·28》：“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对周礼的重要修整”本身就是绝大的“非礼”！绝大的大逆不道！孔丘敢“对周礼”做“重要修整”吗？他不要脑袋了！孔丘不敢也！蔡希勤称“修文德是孔子对周礼的重要修整”，无疑是要给孔丘扣上一个“大逆不道”的帽子！把他推上断头台！孔丘根本就没有、也不会有“对周礼的重要修整。”因此，编著者称“修文德是孔子对周礼的重要修整”，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人家孔丘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蔡希勤为何非要想方设法捏造孔丘“述而作”，让其自食其言？请蔡希勤注意：“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丘岂敢对“周礼”作什么“的重要修整”！　　

《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对《论语》该段所谓“解读”完全不符合于当时历史的事实。因为不仅那时的孔丘、那时的统治阶级、孔子所“闻”说这话其人以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团结和睦就不忧人口稀少”，“上下相安无事，可保国家政权不致颠覆”，“只要财富分配均匀，便不觉贫困，境内和平安定便不会觉得人口稀少，局势稳定，政权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的思想。　　

这样“解读”并不是“不管诸侯还是大夫治理国家”时的“思想”，而是农民在造反起义时所提出的“均田赋”“思想”！两千四百多年来，有谁见过有哪一个“有国有家者”表示过他“不怕贫穷就怕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怕人口稀少，就怕不安定”，“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团结和睦就不忧人口稀少”，“上下相安无事，可保国家政权不致颠覆”，“只要财富分配均匀，便不觉贫困，境内和平安定便不会觉得人口稀少，局势稳定，政权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的思想吗？没有！绝对没有！从孔丘这条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恶狗嘴里，怎么会吐出”造反起义农民的“象牙来”？《四书解读辞典》把“均无贫”，“解读”作“孔子认为，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当时周王朝是奴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吗？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吗？奴隶们“不必担忧贫困”吗？“有国有家者”可能赞成孔丘所引用的其“也闻”的“均无贫”，但却绝对不会赞成柳下跖的“均无贫”，而必然对柳下跖的“均无贫”进行坚决地反抗！《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故意对读者隐瞒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财富分配原则，抹杀残酷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故意误导读者认为“孔子认为，财富分配均匀，贫富差异不大，就不必担忧贫困”好象是指整个社会说的，奴隶们也包括在其中似的假象！这样在读者的心目中就把一个奴隶主贵族最凶恶帮凶的孔丘捏造成了一个中国古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把一个货真价实的奴隶们的魔鬼、刽子手捏造成一个浑身是假的奴隶们的圣人，这不是太不适宜了嘛！《四书解读辞典》的编著蔡希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他具有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御用文人的隐瞒、欺骗、误导读者等等行文的“技巧”！如游蛇、泥鳅、油球般的圆滑！　　

孔儒各个是撒谎造假吹牛拍马的顶极高手。孔儒之卑鄙，正直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孔儒之祸心，正直的人们也是难以想象的！　　

希望读者，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不要上当受骗，要完全彻底地与孔丘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划清界限。　　

三、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底是什么含义》作者郑敬东的商榷　　

（一）对于“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底是什么含义》的作者郑敬东网友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孔丘也听说，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全、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衡而就没有特别贫困的，社会和谐而就没有孤寡无助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安定而无政权倾覆的危险。许多人在‘和无寡’这句话上，解释欠妥，他们解释为：‘社会和谐了就不会担心由于人口少而显得力量薄弱’。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国家小、人口少，政权就容易倾覆’。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对此，当然那些把“和无寡”，“解释为：‘社会和谐了就不会担心由于人口少而显得力量薄弱’。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国家小、人口少，政权就容易倾覆’”“欠妥”。“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在此，笔者提供给郑敬东网友一个例证：如日本。虽然日本地贫人寡，不但安而无倾，而且还经常侵略其周围的地大人多的大国。但是，作者郑敬东网友“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孔丘也听说，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全、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衡而就没有特别贫困的，社会和谐而就没有孤寡无助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安定而无政权倾覆的危陷”，则更“欠妥”，或者说是完全错误的。恕笔者直言，其错误与蔡希勤相比有过而无不及！　　

孔丘的社会理想是“从周”、“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周王朝、“周礼”下的“均”、“和”、“安”也就是孔丘所理想的“均”、“和”、“安”，也就是孔丘所引文中“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均”、“和”、“安”。周王朝是奴隶社会，试问郑敬东网友在奴隶制的周王朝“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全、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衡而就没有特别贫困的，社会和谐而就没有孤寡无助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安定而无政权倾覆的危陷”吗？在奴隶制的周王朝“社会财富分配”“均衡吗？“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吗？“没有特别贫困的”吗？“社会和谐”吗？“没有孤寡无助的”吗？非也！在此，笔者仅举一例说明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当时，“天下”的“土地”和“人口”（其中也包括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统统都是“天子”的，属于“天子”所有。而奴隶们不但一无所有，其自身也属于“天子”的私有财产，任其役使、凌辱、虐杀！这样的社会“社会财富分配”“均衡”吗？这样的社会“没有特别贫困的”吗？“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说得很清楚：“有国有家者”不怕国小人少，只要有“仁义”，也就是“周礼”，就无敌于天下！越是“有国者”的国小人少，就越能显出“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特色”！所以“有国者”不怕“贫”——地小人少，就怕“不仁”——“仁”则“均”、“和”、“安”；而“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仅如此，还能进而使“不服”的“远人”——外邦“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归“服”；进而令“天下”归服！　　

（二）对于“新中国治理”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底是什么含义》的作者郑敬东网友称：“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所以，前30年，尽管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仍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后30年呢？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却两极分化，社会极端不和谐，人人自危，甚至连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都随时随地可能遭杀身之祸。”　　

笔者认为郑敬东网友的这种认识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对事实问题是非的颠倒。笔者与其恰恰相反。今笔者郑重提出来，请郑敬东网友以及广大读者指正。就按网友郑敬东行文语言而言，笔者认为：“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基本上“是”“按劳分配”，并不“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是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彻底决裂的30年。“而后30年”基本上“是”“按地位、权势、资本分配”，“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大体相同。“所以，前30年，尽管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却“仍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请注意：这里是笔者所说意义上的“均”、“和”、“安”，是社会主义意义下的“均”、“和”、“安”，而不是孔丘所说奴隶社会“周礼”意义上的“均”、“和”、“安”！这两者虽然字音相同，但其意义却决然不同。笔者赞同社会主义意义下的“均”、“和”、“安”！却坚决反对孔丘所说奴隶社会“周礼”意义上的“均”、“和”、“安”！）；而在“后30年呢？”由于实行了孔丘所说奴隶社会“周礼”意义上的“均”、“和”、“安”，所以尽管“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却两极分化，社会极端不和谐，人人自危，甚至连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都随时随地可能遭杀身之祸”了！　　

并且，笔者对于郑敬东网友所说“前30年”，“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而“后30年”“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也有许多异议和不同看法。其中主要是：（1）“前30年”，“生产力水平”低，“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但并非因为是其经济发展比“后30年”发展缓慢，而实际上要比“后30年”发展速度快得多。尽管如此，只是因为新中国所接收旧的中国的家底太薄了的缘故！不知道郑敬东网友知道不知道，刚解放时，人们生活的许许多多日用品前面都是有一个“洋”字的：诸如洋火、洋钉、┅┅，甚至于很多人一生也没有穿过一双鞋，更不必说穿新鞋了！不必说是贫苦人家所穿的衣鞋，都是破了补，补了穿，破了再补┅┅，就是富贵之家，也并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绸缎”。我母亲家原先是给一家很大的地主家当长工的。她对当时地主家里的生活很熟悉。她曾多次给我们讲起当时地主家里的生活。说她家所扛长工的地主家，除了地主家的老太爷，其他人平常吃的也都是粗茶淡饭，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个“白面馒头” ┅┅（2）其一，所谓“后30年”“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完全是在“前30年”所奠定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前30年”的基础，根本就不可能！《百愚经·欲食半饼喻》：“譬如有人，因其饥故，食七枚煎饼。食六枚半已，便得饱满。其人恚悔，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饱足，由此半饼。然前六饼唐自捐弃。设知半饼能充足者，应先食之。’”郑敬东网友在叙述“后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时，就很象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并且“后30年”所发展的不仅是私有经济，而且也是对“前30年”已经发展起来的公有、集体经济的疯狂毁灭性私人掠夺和并吞！其二，如果“后30年”仍然按照“前30年”的路子发展，必定会比现在好得多，“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至少要比现在增高一倍！其三，如果没有“前30年”经济的大发展的基础，绝对没有“后30年”的所谓“经济发展”。蒋介石统治中国大陆的29年，就是“后30年”“发展”的一个写照！甚至于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没看见有“社会极端不和谐，人人自危，甚至连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都随时随地可能遭杀身之祸”的记载！（3）“前30年”发展的成果以及“后30年”发展的成果，经过这“后30年”的发展，都发展到谁手里去了？是谁的“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对此，作者郑敬东网友是不知道？还是有意掩盖其真相？　　

其实，社会生产力、财富被极少数人所掠夺，“两极分化”正是孔丘所鼓吹的奴隶制周王朝“周礼”那一套“均”、“和”、“安”所要达到和维护的目的和结果。“周礼”的实质，就是承认服从并固化奴隶制下阶级和不平等划分。同时“两极分化”又必然逼迫得多数人“走投无路”而上“梁山”，因此“和”也就成了“乱”，“安”也就成了“倾”！社会重新洗牌！最终也就使“均”成了“贫”！新王国取代旧王国！　　

所以奴隶制“周礼”的“均”、“和”、“安”，并不能使“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实际上是“均则贫，和则寡，安则倾”。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后文还将专门论述。　　

（三）网友郑敬东知道否：“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行”了，则它属于“新中国”；否则，它仍然属于旧中国。怎么会“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请问网友郑敬东是“前30年”的中国更象“旧中国”？还是“后30年”的“中国”更象“旧中国”？“孔孟之道”是旧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回到“孔孟之道”就是回到旧社会去！就是在中国复辟旧社会！复辟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复辟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复辟周王朝奴隶制统治！　　

（四）“孔孟之道”不仅是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敌人，也是革命的“国民党人”的敌人。　　

宋庆龄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强调：“必须尽最大的力量”，把儒家的“思想意识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儒教与现代中国》）。蒋介石鼓吹“尊孔读经”，跑到曲阜“朝圣”，称颂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教可以“正人心”，“辟邪说”，那是在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其反动政治目的在于“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　　

“新中国”就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孔孟之道”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　　

毛主席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　　

怎么会“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若会那不是毛主席完全否定自己吗？是毛主席完全否定自己？还是网友郑敬东对其认识的完全错误？　　

在“新中国”的“前30年”，是继续革命的30年，也是继续批判“尊孔读经”的30年，旧社会在各地所建的“孔庙”都被挪作它用；而“后30年”，是重新宣扬和恢复“尊孔读经”的30年，不仅各地的“孔庙”重新起用、香火不断，还在世界各地拼命筹建所谓“孔子学院”。这个不争的事实难道网友网友郑敬东视而不见吗？怎么会是“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　　

蒋介石鼓吹“尊孔读经”的目的在于“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不知“共产党”今天鼓吹“尊孔读经”，其目的何在？　　

在“后30年”，邓大人所讲的那“十个如果”也都应验了，南霸天、胡汉三回来了！帝国主义回来了！官僚资产阶级回来了！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的“孔家店”又开张了！然而，网友郑敬东却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说：“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让笔者说什么？真是无奈啊！　　

笔者想网友郑敬东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旧社会的遗老遗少，或是一个新爆发的权贵或是一个旧权贵，很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为何其思维却如此“遵循于统治阶级”的思想？难道诸如“敌人的帮凶就是敌人”、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及其帮凶的利益是相反的、是非是相悖的这样的简单道理也不懂吗？笔者真是赞叹两千四百多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进行的奴化教育真是太成功了！然而，“一唱雄鸡天下白”，愚弄欺骗终归阻挡不住人民大众的觉醒！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起来”。但是，数千年来谁看见过？没有！　　

不过，笔者还是旦愿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的“共产党人”能不负众望，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不自食其言。　　

四、孔丘所“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是一个伪命题 　　

孔丘太看重“克己复礼”的反动作用了！其实“周礼”并没有这么大的功能，“周礼”的功能是很有限的！　　

“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一）“道可道，非常道”。如果真是“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那么也就不会有商代夏，周代商，更不会有孔丘师徒为之效力的“鲁国”的灭亡和郁郁“文德”的周天下的“礼崩乐坏”，彻底灭亡，一去不复！ 　　

《中庸·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儒称“周礼”为“中庸之道”（普世真理）。请读者参看笔者拙文：《抱残守缺反动的〈中庸〉之道》。　　

《中庸·9》：“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其实，孔丘对于“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作用，他自己就作了绝对否定的评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这也就是说“有国有家者”宁愿把其“天下国家”分掉，“爵禄”辞掉，甚至于在“白刃”上舞蹈（俗语：上刀山，下火海），也绝对不愿意要“周礼”的“均”、“和”、“安”！受“周礼”的“均”、“和”、“安”的统治！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孟轲也说对于“周礼”，“有国有家者”“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而轲”他也只是“尝闻其略也。”　　

由此可见，在当时，“有国有家者”也不相信孔丘所引用的这一套胡说！　　

（二）因为“有国有家者”的“贫”、“寡”和“倾”，都是按照“周礼”的“均”、“和”和“安”出来的！这是当时的历史！以病因为治，只能是愈治愈病，治死了事！这是其后的历史！这是因为，按照“周礼”的“均”——分配内部财产、“和”——调节内部关系、“安”——规定内部势力，是一种绝对的阶级“均”、“和”、“安”，而这种“均”、“和”、“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而“邦国”、“家邑”的这种建筑在法律（“周礼”）上的强烈的“损不足以奉有余”运行机制，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请看笔者拙文：《伟大老子与“系统论”及“天之道”和“人之道”的系统论意义》。在这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其“均”的结果是愈来愈“不均”，“和”的结果是愈来愈“不和”，“安”的结果是愈来愈“不安”，而这三者的综合结果不仅使其“邦国”、“家邑”“贫”、“寡”、“倾”，愈来愈“贫”、“寡”、“倾”，而且迅速地使其“邦国”、“家邑”迅速的“贫”、“寡”、“倾”，愈来愈迅速的“贫”、“寡”、“倾”，最后使“邦国”、“家邑”“颠覆”、灭亡了事！这是所有一切实行孔丘所引用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胡说的“有国有家者”的必经之路！　　

（三）周文王在其力量尚小时，利用“文德”“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养成羽翼，就是周武王的武功，“武王”“一怒而安之天下民”（《孟子·梁惠王下·2·3》），以武力取代商纣王。此时，周就不好“文德”而好“武功”了。当管叔、蔡叔、霍叔勾结武庚叛周，周公的“文德”失效，则周公也仍然是拿出“武功”，来“降辟三叔”，“伐诛武庚”，“收殷余民”，┅┅ 解决问题的。因此，周王朝的统治者，以及所有“有国有家者”，并非只是“修文德”一手，而是还有“备武功”的另一手。这两手是交替使用的。而孔丘只说了“修文德”这一手，而不说“备武功”的另一手。如果孔丘对于“备武功”的另一手不知，则是孔丘的无知！如果孔丘知而不说，则是孔丘的故意欺骗！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如果说“修文德”、“备武功”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谋略，具有某种真理性，那么，倘若只拿出其一来作为“真理”，就必定是谬论！绝对的谬论！　　

孔丘引用的所谓“修文德”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就是一个绝对的谬论！　　

周奴隶社会就是建筑在严格的阶级等级制度之上，建筑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之上，其“周礼”“礼治”是以强大的暴力作为后盾的。它是一个极端不稳定系统。一旦失衡，这个系统也就崩塌了！　　

因此，孔丘所“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也是一个伪命题。　　

由春秋以来，之所以“天下无道”，鲁国无道，就是因为周天子、鲁侯“修文德”的结果！孔丘把使周天下、鲁国家衰败之源当作复兴之本，无疑是一个大荒谬！两千四百余年以来，那些为此而赞赏孔丘者无疑是一些大混蛋或大坏蛋！周天下的灭亡，鲁国的灭亡再次证明孔丘所闻而赞同的“修文德”，并非能使“有国有家者”，“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令其“既来之，则安之”的兴旺之路，而是令其尽快灭亡之路！　　

笔者有博客“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欢迎光临批评指导。　　

附：郑敬东：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底是什么含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原文是：“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家，“有国有家者”就是泛指当权者或者说执政者。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孔丘也听说，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全、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衡而就没有特别贫困的，社会和谐而就没有孤寡无助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安定而无政权倾覆的危险。　　　　

许多人在“和无寡”这句话上，解释欠妥，他们解释为：“社会和谐了就不会担心由于人口少而显得力量薄弱”。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国家小、人口少，政权就容易倾覆”。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有人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古本有误，应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与“均’是指财富，“寡”与“安”是指人口，下文所说“均无贫”与“和无寡”可以为证。　　　　

我完全不赞同他们这样自作聪明的篡改与解释。　　　　

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所以，前30年，尽管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仍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后30年　　

呢？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却两极分化，社会极端不和谐，人人自危，甚至连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都随时随地可能遭杀身之祸。　　　　

“文革十年”，周恩来总理紧跟毛主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主持“一线”工作，广大干部兢兢业业、廉洁自律，经济发展是很快、很均衡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关键性措施，在几年之内就会进一步大见成效，粮食产量就会大幅度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1975年具体组织制定的、1977年准备实施的经济建设规划——后来被批判为华国锋的“洋跃进”——是可以而且应该实施的。然后，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发展，不急功近利地“停军转民”（插一句，我们工厂被要求“停军”，国务院二机部主管部长大哭），不重新树立被批臭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思想，坚持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保效率，副作用小，这样，“西格玛”效益才真正高，综合情况会比后来实际的、改变了路线的30年情况好；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包括安全感）、面对世界的自豪感（起码是不被外国人欺负），会比现在要强；绝对不会产生现在这么多的腐败、堕落、犯罪（甚至滥杀无辜）、自杀、卖儿卖女，以及对付和防范这些丑恶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包括人人自危）。　　　　

如果那样，领导人的“政绩”可能是“平平”的，有些官员在毛主席那里受到的“委屈”，可能得不到“拨乱反正”；但是，长远看，对比看，那是名副其实地站在毛主席的肩膀上“往高处走”，那才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然地，“争论”就会少。　　

但愿认真总结新中国61年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