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调“大事因缘”与中国

             反调“大事因缘”与中国　　

         （文化——什么是我们的旗帜之十一）    么 贵 彩　　

《乌有之乡》网站——“中华文化”栏目——2010年6月24日有篇网文说：四年前，何炳棣先生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国史的“大事因缘”解密——从重建秦墨史入手》一文。2010年5月13日，何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上，为300余清华师生讲解了这篇论文。此次讲座，由杨振宁先生主持，林家翘、李学勤和陈来教授分别提出了相关问题。拜读此贴后笔者有所感，大致如下。　　

如果把中国古典比做一处辽阔无边的游览胜地，我们的许多所谓“国学家”、“儒学家”则多是在搞一些图示或“导游”、有的则像在搞山水画。我则否。我苦心孤诣、特立独行，总想到里面去寻觅和发现些“宝”。我无意那里面的错误、负面、是否符合什么“主义”，而总渴望能找些好的东西，尤其那些在今天的城乡与未来的城乡仍发着光和还会继续发光的东西。有时候很像刘梦飞搞“自己版本”的《说文解字》，努力从中“发掘”出起码同样是合乎逻辑的新意。既然人类有“共性”、各民族都有其普世性的特长，我们这个民族当然也不会例外，也必其人性的特长。现时代炎黄子孙的责任与任务之一，应该是把这些东西发掘与总结出来，并努力发扬光大到全人类中去。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与背祖忘宗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中国的不少全盘西化派或全盘马化派，总到我们的文化典籍里面去找错处、找毛病进行批判，甚至不惜对原意进行栽赃与歪曲，谁这样做得越多越狠就越革命、越正确、越英明、越有学问，这该是我同这样的人最不同的地方。对自己的祖宗与文化，我也不认为这就是进步与科学。　　

我的中华民族“大事因缘”选点，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也不同于何炳棣先生。因为，在我看来，前者之所谓两宋程、朱“新儒学”的产生，无非是汉武帝以来董仲舒伪儒政治学的进一步“学术”化；后者之墨者不惜“粉身碎骨”以助秦由弱成强，也只是导至了中国政治史的一个新的曲折——分封制的专制主义为“新水平”的郡县制专制主义所代替。这些“因缘”点之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史来说，无疑也都带有某种进步，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却都不构成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由政治的野蛮可能回归或转入政治文明大门的“岔路口”或“关节点”，当然也未能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走上“大道之行也”政治文明正确方向。无视或背离着中国政治史的正确发展走向，而去找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其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料的。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这样的“大事因缘”关节点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戊戌变法至今；前者是一次夭折了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古代民主文化复兴，后者是民主与科学的革命还在进行中、正难预期。这是智慧而英雄的中国人民为端正中国历史前进方向之两次最大规模契机。前者以诸侯混战、周室衰颓为背景；后者则得益于西学与马克思主义之东渐刺激。这是中华文化中的人文化内容对中华文化中的狼文化内容所进行的两次最大规模战斗，两次战斗与中国人文化之对于狼文化两次反攻的结果，将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和主流上仍处于人类的政治野蛮还是将进入人类的政治文明。中国有文字记载史的大事件与大事变，莫此为大；秦的统一、唐的繁荣、历代农民革命与国共两党之争等，都无法与之相比拟。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室的衰颓与诸侯国之间的长期混战，给当时的未有或未能陷身于争权夺利恶斗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使他们“不媚权”也能够正常生活、不媚权的主张也能有所表达，这在中国至今的专制史上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离开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时有过这样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们，便热情地去探讨、整理、概括、继承和发展当时中国的文化积淀，各自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就出现了道、儒、墨、法等“诸子百家”与百家之间的大“争鸣”，就像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那样。其实，所谓“诸子百家”，实际上就是一家，即中华先秦文化。只不过是各自的侧重点、“选题”不同——就像今天大学里的不同专业。他们的互相攻讦性“争鸣”，有些属于“瞎子摸象”，只是为了强调本“专业”及自己观点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并不构成今天中国政界意识形态之争这样的、“阶级斗争”式你死我活。老子讲“天道”为之术、孔墨讲“人道”为之治、名家讲“循名责实”以刺专制之伪、荀子则亦儒亦法兼而有成等等，彼此间并不构成凶残的暴力威胁。他们多非专制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多围绕着尧舜前炎黄“天下为公”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而战。他们或以当时的语言强调现代语言的“民主”类政治伦理，或大胆够独立思考、张扬个性；他们多反对官主民奴的专制狼文化，而只是角度、方式与目标不尽相同。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在前后各两千余年的专制禁锢缝隙中，能有这样一个尽管是“好景不长”的闪光时段，也真算得上是中国文化上的一段“难能可贵”！古今中外，什么时候专制政权之镇压与“稳定”政策的狼文化失控，不是人类文化中的人文化大活跃、大繁荣的宝贵时刻呀？人与人之间的忘我奋斗与生死相救精神，多出现在人民革命和获得了自由的人民中——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等……　　

孔子以“宪章文武”为假托、“述而不作”为立足，继承、概括和描绘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学原理，同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的“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荀子的群而有份民主政治主张等，均同宗同祖；同马克思的“原始共产”说、摩尔根的“原始民主”说、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共和等，都遥相印证。这一切都无可辩驳的说明，人类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是一个专制与民主间而有之的社会！而且大有可能，是民主政治多属主流并占上风！这些东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传说与此先文字资料中，应大量存在，否则，孔子之“述而不作”“述”什么呢？可惜的是，“诸子百家”们所面对的仍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大人世及以为礼”的“此六君子”式阴魂未散之小康战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拼命的抗争，倡扬古来的人文化政治诉求，竟还未来得及找到一条“选贤与能”、“立天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民主力量、体制与程序的“新路”，便被自秦始的新专制主义抹杀入更深的污水坑。尤其是秦始皇的一“焚”、一“坑”，竟连人带文字资料均被葬送。在两汉时期的秦始皇式专制主义统治下，“体制内”知识分子们真真假假的古、今经文挽救，究竟能留下多少只麟片爪？夫谁能知！但无论如何，那时候“选贤与能”的民主观念、“交相利”的经济原则、“仁义道德”的人文精神已经深入民心，勿管什么样专制主义的全面专政也已根灭不了这真理的“幽魂”。如毛主席所说，这一“民主性精华”在历次的农民起义与人民革命中都有其强烈的反应。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一百家蜂起及其争鸣，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一次、在文字较成熟基础上的大总结、大探讨、大辩论、大纷争、大活跃、大复兴，而比欧洲这样的“文艺复兴”早了近二千年。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文化复兴的夭折，正是由于当时思想、理论与文化的先进性。秦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式统一，既是专制制度自身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使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同欧洲的封建等级制相比不知“完善”和“高明”了多少倍；又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更强力背离——结束了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混战，也结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化复兴与振兴努力。毛主席有句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自此，中国民主人士、民主思想、民主文墨，便都被抹杀在萌芽中——再不准露头与留下任何痕迹了。对秦的“焚坑”实情难知，我们从清代的文字狱与书籍毁禁中可窥一斑，中国专制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人文化思想的控制，竟是怎样的“无微不至”而又凶残呀！岂但仅仅“令人发指”而已？世界上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与之相比呀？但请之文字狱相比于秦之焚书坑儒有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焚书坑儒才真正是中国文字记载史上中华文化的一场最大自毁性悲剧，它标志着春秋战国文化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文明政治学的被拦腰斩断，使中国人文化此次陷进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　　

秦的大规模焚书坑儒是一个很好的反证：那就是它无论“焚”这“坑”那但却决不会“焚坑”拥护与歌颂君主专制统治的人员与书籍，则先秦儒墨显学亦决非专制主义、也决非专制主义之工具！否则，他们就不是一概“焚坑”之而应该是区别捧用之了。　　

凡专制政权之对人对事，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唯“才”是举、以用为本。秦时儒学、儒生之被“焚坑”，只能说明当时的儒生非专制之才、儒学亦不能为专制政治所用。直到汉武帝时候的董仲舒，才把儒家的“选贤与能”、“民与之”、民众“立天子”篡改为“天与之”的“君权天赋”；才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然政治伦理（相对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无政府与无人伦）篡改为“三钢”；才将儒家的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主义篡改成为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的小康专制主义。这就把反专制主义的儒家彻底改换成了维护专制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把孔子对小康的解剖与否定，硬说成是孔子对小康的“不得已”与肯定，则百分之百是一种无耻的移花接木与栽赃。而从董仲舒到程、朱再到今天的许多大陆新儒却都是这样干的和还正这样干着。“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怎样无耻与恶性传统，难怪毛主席宁信工农而不齿“权威”。其实，做为与秦始皇同样铁腕、暴虐的专制主义者，董仲舒若不把孔儒篡改和歪曲为伪儒、篡改和歪曲为专制主义的统治工具，汉武帝也不会采纳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伪儒面目与本质是明摆着的，在中国的反动知识界只是人人心照不宣而已。人类狼文化中的人面兽心特点，在这里暴露无遗！董仲舒的角色，很像叛变后的汪精卫之“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不搞“共产”而大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之“高举”马列主义！自董仲舒而至今的“孔圣人”，其塑像与衣冠里面的“真人”，实际上应该是董仲舒。于是，才有了“武帝以降”的孔子被封王谥公、专制官方之大规模祭孔、拜孔与尊孔。孔子在专制主义者面前的尊荣，实际上是董仲舒等伪儒给他老人家“挣”来的。只是，不知道中国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们，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切实的“认错”与“觉醒”：承认一下，中国人民该反对的不是“孔”而是“董”；那孔府大门上的楹联也该换写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道政为大，选贤与能”才对。所以，我过去曾专门写过一篇长文——《为中华文化与文明正名》，现在又正在写《文化——什么是我们的旗帜》，在中国，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哪来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与振兴呀？做什么梦呀？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害怕人们“道古以非今”影响自己的专制统治，这“古”里不会不含有大量“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类的原始民主与众生平等诉求；秦始皇的“焚”与“坑”也不会不以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标准”为主，秦什伍制规定：“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赞成专制的儒生与不赞成专制的“竹帛”文字资料又能留下多少呢？再经过至汉武帝时候七、八十年的各种折腾，到董仲舒整理“今文经学”时，还会有多少是先秦儒学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立天子”、“原始民主”之类的真东西呢？连仅存的《礼运》大同篇还被吴思等当代伪儒学者疑为孔学“赝品”或认为当归于《老子》，试想，先秦的反专制思想要在秦以后书籍的字里行间保留一点点，那将是何等的困难呀？今天的我们，一方面是多么该为儒学先进思想的片言只语留存至今而倍感庆幸；另一方面，又是多么需要到仅存的现有资料之字里行间中去更多地发现些凤毛麟角的东西。如此才是对我们的文化与民族“客观”一点的态度。有些人因中国古代没有专讲民主的长篇大论，就骂中国古人没有民主思想、把中国古人和古代文化看得一团漆黑，是一种这样的不合理苛刻要求！今天人们的智商同战国秦汉时代人们的智商实际上相差无几，从成就看是各有短长的。有些人手中把玩个手机，就看自己的古圣先贤不起，不相信人类智慧的千百万年积累，不是太无知就是智商太低。即使钻进难辨真伪的《四书五经》里，也能我们今人深感智力所不及。　　

总之，设若没有秦的统一与焚书坑儒，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对于华夏文化的总结与发挥得以良性、科学的大发展，炎黄文化中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人类早期民主与共和思想能够得以倡扬、且能像欧洲人那样渐次得以实践，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以至于今天，岂会是这个样子的？置此种“大事因缘”于无顾，中国之史家、思想家、社会学家——都是些干什么的呢？　　

从来的专制主义者及其理论、舆论、帮凶与打手，都是颂今、厚今、薄古甚至非古的。那里的不变逻辑好像永远是“圣上英明”、“吾皇万岁”，连他们的“皇考”、“皇祖”也难于幸免被“作古”一番——总是正当政者最美好、最正确。其实，一味的“今非昔比”或“今不如昔”都是不科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换不断地淘汰一些丑也在不断地泯灭一些美，而并非所有的“古”都当“薄”、都当“非”。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人文化与狼文化两方面的矛盾斗争使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也没有“薄”与“非”马克思的“共产归宿”论，没有否定这种理论其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共产”性零点“回归”么？常言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应渴望轮回式前进中的人类历史尽量多的轮回与增进些人文化的美，而不要老是重复和演进那些狼文化的丑。比如，专制政治的加强与战争武器的杀伤力大化，即使对于“科技”来说也不是发展而只是邪路，怎么能叫人类的文明进步呢？对于秦的焚书坑儒来说，多数史家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归因为当时的儒生们“鼓噪”恢复汤、武的分封制，而在于他们实质性地隐瞒了儒家的基本政治诉求：比如，儒家的“克己复礼”并非是要简单的恢复“周礼”的专制统治秩序，而是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人立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国家与社会逐渐恢复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正规，核心是逐渐恢复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在笔者看来，仅一个“分封”与“郡县”制之争，矛盾的性质与程度构不成秦始皇的“焚”与“坑”，只有孔墨显学原则下的“克己复礼”之反小康复大同内容，才为秦及其以后的所有专制主义者所不容。因为，对专制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治伦理与价值观岂不是最要命的吗？毛主席说：“孔学名高实秕糠”。意思是，孔、墨、孟、荀反小康专制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再好，也不会有一个专制主义者照着去做。比如，天下所有的专制主义者：谁会让百姓们去“选贤与能”？谁会跟百姓们去“兼相爱，交相利”？谁会同百姓们“齐之以刑”、“齐之以礼”？若同老百姓讲真实的“仁义道德”、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还去做哪门子的皇帝、专制主义者？显然，凡专制主义者都不会这样做，也不会容忍人们去谈论、去追求，否则便都给你“焚”了去与“坑”了去。这些，都是诸子百家而尤其是孔墨显学现存的文字资料中俯拾皆是的理论，与中国向来的专制史中俯拾皆是的事实，只是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总不允许人们正视之、谈论之而已。　　

笔者赞赏何先生在讲座中对汉宣帝和毛主席的称赞：专制主义者从来也永远、不会也无法真正尊孔、尊奉真正的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质上就是反孔。后来的反孔，都是在继续秦始皇未做完的事情。董仲舒、程、朱等伪儒的出现，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对儒墨的两面夹攻。专制主义者越是视儒学为强敌，越说明儒学的普世性、真理性与生命力！笔者在这里向国内外华人同胞进一言：不要再骂“孔”与“儒”了！“孔”或“儒”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对于中华文化，秦皇汉武代表不了、董程朱王代表不了、四大发明代表不了、马列主义更代表不了，唯独骂孔或儒几乎等同于骂国学、骂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民主性精华”多包涵在孔儒经典中，骂孔儒无疑就是在骂中华文化的“民主性精华”！实质上，骂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无异于是在骂自己的祖宗，难道那些对中华文化张口就骂的炎黄子孙们不是这样认为的吗？欧洲人如果也把自己的祖宗总看得一无是处、总不如别人，哪里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我们向兄弟民族学习，为什么只去学习打渔而不去学习结网呢？　　

这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之“大事因缘”者一。在诸子百家之中，唯墨者的品格与品质最为可敬、可贵，多一代又一代传递在我们民族贫苦民众的骨头中和血性里，这在辛亥革命志士、老红军、老八路中表现最为突出。只由于其助秦强而被“卸磨杀驴”，则我们不能独为墨者而更应为所有被秦无辜坑害之知识分子、更应为被“焚”的中华民主性文化经典殇与戚！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大事因缘”之二，当是自戊戌变法而至今。中国经历着西方民主政治与先进科技经济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了对外虚心学习与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于是便有了维新图强、民主革命与民主探寻；有了康有为的大同构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毛主席的“大同，吾人之鹄也”与“大同之域”。中国人民，而尤其是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亿万英灵已付出了血与肉的过大代价，但见诸实践甚微。纪念他们，笔者徒哭而无语。此皆我国民老幼妇孺所共知，毋庸赘言。我在这里唯一想再重复一遍的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应改为“打倒董家店”才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非有一个政治上的“选贤与能”人民民主、经济上的“交相利”社会主义，便不会有在地球上首先最后战胜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而首先进入全人类人文化的更美好之“缘”！此项“大事因缘”，乃我国家民族当代之最不可忽视、最不可遮掩之最大计议，清则兴、昏则衰或亡，如是而已！　　

    何先生在讲座中提到郭沫若先生。正是郭沫若先生根据马克思的史学公式，把中国史漏洞百出地硬性“归纳”成了那五个大阶段。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史“五段论”，果真“因缘”一下，恐怕还没有中华文化的“三世说”更带点科学性。这里暂不谈它。中国大事因缘之一为往之已往，本无可悔及；大事因缘之二则为我国人之今之又今——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再不能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