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选自克鲁格曼：《致命的谎言》

注：本文选自克鲁格曼：《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他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令很多官员如坐针毡
　　他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令很多学者无地自容
　　在有些人眼里，他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但他却给了我们读懂世界的智慧!

        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服从信徒递减的定律。每一门学科的开创者，总是享有一些不受规范限制的特权。要是他的原创观点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过于强调和前人见解之间的不连续性，那么润色者和解释者随后就会出现。于是，下面的情况将是在所难免的：有人仅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内在精神来理解开创者的这些理论，从而使他们自身对激进教义的拘泥和执著程度，甚至要超过正统的卫道士们。随着观念的向外散播，这些教义也变得越来越简化，直至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一个部分，也即人尽皆知的常识。然而此时，它们与原先的创见相比，已经是大异其趣了。
　　以上所谈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命运。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对问题的反应极其灵敏且创意十足的思想家。如果说他在不经意间留下了遗产——某种思想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很不幸，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笼罩在各种经济辩论中的最大迷团。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旷世奇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其探讨的主要是个别市场的行为以及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即研究整体的经济事件，诸如通胀与通缩、繁荣与衰退等内容，仍然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也无力处理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那些所谓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必定会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该学派仅仅关注长期的经济分析。古典学派有两个主要的信念，即货币数量学说和可贷资金理论。前者主张，一般物价的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而后者则指出，通过利率的调节可使总储蓄等于总投资。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样，事实上短期内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诱因，将金钱引导至相对不安全且兑换不便的资产中，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持有现金。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储蓄的欲望高过投资，那么将会导致就业与产出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调。特别是，一旦投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股市崩盘——出现下降，其结果将是全面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这一巨著，是对经济体运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阐释，因此很快就被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所认同。同时，有些人很早就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存在过度简化的毛病。尤其是，在就业与产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们应当会对利率有所反应和反馈，而这种影响有时候可能非常显著。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至今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凯恩斯的理论之中，似乎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幻的镜中水月：身处其中，美德受到惩罚，而放纵却得到鼓励。
　　现在，我们给出一个“节约悖论”的例证。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储蓄率（即未花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上升，那么根据凯恩斯的早期模型，将进一步导致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较高的储蓄欲望，会促使经济走向衰退并降低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人们的投资需求。而根据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的法则，总储蓄量也必然要下降。
　　再举一个有关工资与就业关系的“聚宝盆”理论（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得名）作为例子。或许，你的看法是当工资提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降低。然而，一些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将收入中属于利润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工资收入，那么，由于工人比资本家的储蓄率要低（暂且不管这是否属实），所以消费需求会增加，进而提高产出与就业水平。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出现在大学新生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中，至今仍是极好的反思题材。不过，近年来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关注这些内容。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位大人物——艾伦•格林斯潘。
　　凯恩斯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利率独立于就业及产出水平。而实际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一直都在积极地调控利率。例如，当就业率太低时，就下调利率；而当经济过热时，就上调利率。你可以对美联储主席的这一判断加以评论，甚至予以驳斥——或许你认为，应当为国民经济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权力却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想预测今后几年内美国的失业状况，那么这里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模型：格林斯潘的意愿和做法，加上一定量的随机误差（格林斯潘毕竟还不是上帝）。

        将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放在本文中进行考察，这基本上是对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回归。但不同的一点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使之达到完全就业水平所需的时间，则无法加以具体的预测；而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是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在无通胀条件下的特定失业率目标。美联储的计划以利率的升降作为手段，让储蓄和投资在失业率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实现相等。正因为如此，所谓“节约悖论”、“聚宝盆”理论这些例子，都变得不相干了。一旦储蓄率上升，由于有美联储的功能作为保证，最终的投资也将会上升。
　　在我看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变化，都会被美联储的政策所抵消。因此，平均而言，它们对就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之外，很少有人持有这种看法。举例来说，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会议，参会者总是围绕着工作岗位的增减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认为，以下观点是非常明显的：下一个十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取决于美联储的意愿，而与美国、墨西哥的双边贸易差额无关。然而，这一观点还远未进入到公众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当我在1993年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当时参会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NAFTA的支持者，突然愤怒地说：“这种说法恰恰是经济学家让人讨厌的地方！”）。
　　那些已经进入公共意识的理念，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们所熟悉的，只是一种刻意曲解的凯恩斯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降低消费支出，就是坏事”的观点，正是这个门派徒孙们的印记。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都呈现出缓和的态势，而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准备展开一场绝地大反击。“节约悖论”和“聚宝盆”理论，是威廉•格莱德近来的两个主要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第一章）。不过，格莱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根源，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识阶层影响的实干家，其实往往受到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支配”。当类似的论调①出现在《新共和》（New Republic）这样的杂志上时，也许用不着太过惊讶。然而，当我们看到《商业周刊》也在一本正经地宣称“更高的储蓄将降低经济增长”时，就必须注意了，这其实是一种正在扩展的文化现象。
　　为了证实储蓄有损于增长这一论断（更加合理的立场是并非储蓄有利于增长，而是它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你必须让人们相信美联储的无能，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利率的升降，来确保储蓄欲望上涨之后会转化为更高的投资。
　　即使你能够说明利率只是影响投资的因素之一，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这就像是在说，我踩油门仅仅是影响汽车速度的因素之一。毕竟，我可以调整油门的大小，所以在超速行驶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我就不能以正在下坡为借口来逃避惩罚。同样的道理，格林斯潘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利率（要是美联储愿意，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让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因此，一般来说，就业水平取决于格林斯潘对安全上限的看法。本文的故事内容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另外，还可以多说一点！要让储蓄有害的论断成立，你就必须证明：要么利率对支出不会产生影响（可以试着和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谈谈），要么潜在的储蓄与投资机会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使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也无法使两者相等。后一种论证颇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当时的国库券利率还不到0.1%，同时也适用于今天日本的情形。目前，日本的国内利率为1%左右（我认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使本国经济走出困境，它目前的消极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渎职。不过，对于这一问题，我会用专文来讨论，可参阅本书第十六章《日本究竟怎么了》一文）。然而，国内的银行每个月都会给我寄一张小单子，内容是需缴纳房贷的数额，这使得我可以确信美国目前的利率仍处于某一较高的水平。真的应该感谢银行！因此，无论如何，关于储蓄是否有害的争论仍然悬而未决，即使是那些持有害论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美联储真的没有能力。恰恰相反，几乎就是这一班人马，坚持说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整整一代）的差劲表现，完全是美联储的过错，并且还说只有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我们才能走出困境。
　　现在，所有的故事似乎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以下就是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储蓄的增加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原因大概是美联储无法通过降息来引导投资的增加；然而，美联储又应该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低利率将导致投资的增加。
　　如此总结，应该没遗漏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