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保障经济安全和国民富有

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保障经济安全和国民富有　　
  　　
近期在上海财经大学旁听了一个关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及效应”的讲座。主讲人是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统计调查部的官员。他认为货币政策在媒体预期的观察期、定向宽松、继续收紧的取向中会采用中性的观察期。央行货币政策司在山东开会时，要求各地继续收紧信贷规模，保证资本充足率，却绝口不敢讲“信贷计划”，怕被说成是“倒退”。可见新自由主义经济已把中国祸害到了什么程度。　　
讲座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有几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一、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帮助爆发金融危机的美国摆脱困境，把通胀压力引向中国；二、出口退税政策是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红利补贴全世界；三、股市扩容“大跃进”，成为国民财富的“抽血池”；四、叫嚷“政改”不搞“税改”只是叶公好龙；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拥有大量优质资产，虽然不存在“次债危机”，但隐含着系统风险。六、全民高利贷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控热钱，降顺差”只能是应急措施，治标不治本。　　
著名学者卢麒元针对这些现象指出，国际收支失衡（外汇结余问题）、财政收支失衡（地方债问题）、国民收支失衡（贫富分化问题），归结起来说都是税收制度问题。“税改其实就是政改。现代文明的基础就是财产透明。税改的基础就是个人财产和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廉政建设”。“政改是手段，税改是目的”。政改未必可以完成税改，有时候革命都无法完成税改。“税改就是谈判”。但不是忽悠的“富人和穷人的谈判”，而是穷人、富人和政府的三方谈判。现在，穷人和富人都想谈判，是政府不愿意谈判。古今中外，有公务员要求政改的吗？这摆明了是要欺负老实人。你要税改，他说政改，拖死你！　　
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洁很明确。调整结构，就能压缩国际收支失衡；精兵简政，就能压缩财政收支失衡；税赋变革，就能压缩国民收支失衡。真诚地希望管理层信仰共产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了这一点，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我国的主流精英很可爱。他们真切地关心欧债危机，关心美国衰退。他们很像当年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一群自命不凡的“世界人”，他们在美国的象牙塔里得到永恒，而他们的祖国却在敌人的刺刀下土崩瓦解。奥地利学派没有祖国，他们抛弃了他们曾经的祖国奥匈帝国。抛弃了祖国的家伙们还能说什么？当然是“自由主义”了！我国的主流学者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奥地利学派横溢的才华，甚至没有办法钻进美国的象牙塔，他们实际上是在模仿利比亚反对派武装。　　
第三次定向宽松政策已经是美国宽松的极限了。事实上，我国已经无力输入美国通货膨胀了。一旦美国结束宽松，美元就会急剧转强，当通货从中国流出，我国的泡沫会破裂。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已经被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提前透支光了，我国极有可能会走上滥发货币这条不归路。如果，我国经济真的陷入大萧条，必定会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国内此轮货币紧缩与美国QE3存在非常明确的关联性。我国有人在暗中配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根本就不能无差别地收紧流动性，这是将微利的中国制造业直接置之死地的卑劣计谋。目前，我国官方的票据贴现利息已经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了，我国民间高利贷更是升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境界了。这是在玩自杀游戏。他们要用自杀的方式，为大洋彼岸推出QE3提供充足的借口。治理中国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税收。当政府向资产持有者和资本利得者征税，通货膨胀立刻就会下降。经济政策表达的不仅仅是水平，更重要的是在表达立场。如果你们使用“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分局”这块牌子，我们对你们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你们仍然使用“人民银行”这块牌子，人民就有权力质疑你们。　　
国家审计署　6月27日　发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而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以此计算，37.9％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需要地方政府用土地收入来偿还。审计报告也坦言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因此，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潜伏着“次债危机”。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约有6000个，多数是资产运营公司，拥有城市公共设施、房地产投资等优良资产，不同于美国次债危机的“有毒资产”。不存在所谓的“次债危机”，但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股市新股的集中超量发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扩容“大跃进”。股票市场应该是国民财富的积聚场所，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它的涨跌兴衰事关广大城市阶层和中产阶级。现在它成为投机者的乐园，成了国民财富的“抽血池”。搞不好它将成为社会动荡的发源地。　　
全民高利贷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的“黑洞”。　2011年9月22日　，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负债20亿出逃，引发温州企业界一次大地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胡福林债务关系涉及近万人、几十家企业，包括信泰上下游企业和债主，这一事件还在发酵，影响会进一步扩大。　9月25日　又有3位温州大企业老板出逃；　　9月27日　下午　，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也因债务问题从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4月至今，温州29家企业老板因欠贷逃跑，1人跳楼。温州民间高利贷月息最低4分，最高达1毛5。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的神木、山东的垦利、江苏的泗洪县石集乡，在中国众多的城市和广袤的乡村，民间借贷的高回报，早已成为各路资金趋之若骛的热土。现在的民间借贷已出现了崩盘趋势：欠债企业老板接连“失踪”，会在企业间产生链锁反应，加速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进而引发民间借贷的区域性崩盘。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在经过一年来的蓄积已经爆发，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就是全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的缩影，现在中国的市场环境就是垄断买办资本的盛宴，中小企业的炼狱！　　
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学者何新、谭伟东和经济学教授贾根良认为，美债、欧债危机和有可能出现的日债危机，不仅使人们对中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充满担忧，而且对不断激增的外汇储备焦虑不安。但是不关心外储激增的原因，而关心外储的保值和增值的问题，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外储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外贸和金融的结构问题，而非货币和投资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指出，“外汇(占款)，占最近十年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远大于100%”，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储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80%以上的权重，由外汇占款产生的货币超发在我国引发了严重的通胀。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收购我国企业及其合资企业股权（例如最近汽车合资外方掀起增持潮）的同时，央行为了回笼因为外储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的信贷紧缩措施，但这种货币政策对外资毫无影响，却导致了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面向内需的企业因资金严重短缺而濒临绝境，而效益较好的企业也不得不被迫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资、出售股权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经济来规避信贷紧缩政策的扼杀。因此，我国外储的激增不仅标志着我国货币发行自主权的日益丧失，标志着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更严重的是，它还标志着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得到了迅速扩大和加强。　　
　　目前，美国正在复制上世纪90年代通过迫使日元升值摧毁日本经济的做法，但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当时的日本根本无法相比，一旦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我国将发生异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中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所持有的大量外储是由本国企业的出口顺差所构成的，而我国外储的增加主要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和热钱所构成。　　
　　2010年，我国外储净增5081亿美元，其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057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顺差1243亿美元，热钱流入2193亿美元（包括我国由于实行人民币结算业务而导致的几百亿美元流入）。外资企业和热钱流入总共占88%，这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国内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外商特别是热钱将拿手中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如果外管局没有足够多的美元现金让外商换汇，我国将发生严重的货币危机，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暴跌，引发我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和大量企业特别是在海外融资的企业发生严重财务危机，外资将借机廉价收购中国企业和资产，外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全面控制将宣告完成。　　
　　我国购买美债的行为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我国通过出口廉价产品、贱卖自然资源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换取美元并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再把筹集到的资金低息（长期维持在0至0.25%的低利率水平上）贷给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却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是一种自杀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政府通过向我国出售美国国债所筹集的资金被美国政府用于支持疆独、藏独、台独、在中国周边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基地并援助周边小国哄抢中国，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搞垮中国经济和分裂中国。而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不仅中国存放在美国的黄金有可能被没收，而且中国购买的美债也有可能被宣布作废。美国通过哄骗让中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债，其目的是要把中国持有的美债作为挟持中国的“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迫使我国在将来放弃越来越多的国家主权。　　
自2008年以来，为什么“减顺差”的结果是不减反增？为什么热钱流入占2010年我国外储净增额的40%？原因在于我国的贸易结构，而热钱流入的原因在于我国对热钱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外储贬值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外储所产生的远比其贬值更为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应从经济和金融结构两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外储激增和贬值问题。由于我国外储激增和贬值问题基本上是由外资带来的，因此，这些措施必然是主要针对外资。　　
　　1、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乃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取消出口退税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财政状况，例如，我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为8566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税就达到7300亿元人民币，我国可以把由此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充实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经费、投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建免费高速公路等，以及拿出相当部分由此节余的财政资金，采取发放消费券的办法直接补贴给低收入和失业群体，使之购买民营企业出口部门生产过剩的消费品。　　
　　2、取消所有对外资企业的优惠，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的价格并征收相关税收，以便限制跨国公司把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关税。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是启动内需的重要措施。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他们有可能通过抬高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把我国出口部门工人工资的提高转嫁给外国消费者，而不会减少工人就业。　　
　　3、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并使用多余的外汇储备回购在华外资企业。任何多元化的投资战略包括购买黄金和资源都不如回购在华外资企业在经济效益上最佳，增加走向海外的对外直接投资，远不如回购在华外资企业胜券在手，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如2010年，享受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企业中就有几乎一半是外资企业，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且是原价回购，收归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则拍卖给民营企业。通过回购在华外资企业，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降低为“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实际上也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能够允许华人企业在其所在国仅有的地位。　　
　　4、在金融结构方面，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并实行人民币贬值政策。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余云辉指出，通过人民币贬值不仅可以抑制热钱流入，还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打开加息空间，以保护民营产业资本获得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减少自2005年以来因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汇兑损失。　　
　　5、在与国际资本的博弈过程中，既要防止“贼进门”，也要防止“贼溜走”。在实行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贼要溜走的阶段”，一定要关紧大门，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决不能放开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然后加速人民币贬值，使得国际资本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大幅贬值，以便减少中国财富向境外的流失。　　
　  在加快实施上述解决外储激增措施的同时，从现在开始不断地小幅度减持美国国债，特别是要切实解决国内贫富悬殊问题，加快调整实体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经过大约3年左右时间的调整，我们再大笔抛售美国国债，彻底摆脱“美元霸权”的魔咒，减少我国外储激增所产生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规避陷入难以解开的死结之中：中国外汇储备不能直接使用，不能在中国经济体系内循环，不属于中国人民。这是我国金融、财政和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三大误区，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经济大战略的设计，而且阻碍了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束缚的政商精英和管理层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大规模储备资产投向调整会直接震动美国和世界资本与金融市场，遭致中国自身外汇储备损失；历史已经形成的外汇储备资产只能在欧美市场获得保值别无他法；加上中国对外市场依赖，救美国，救欧洲就是救中国。　　
    但是，中国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强制结汇，用投放基础人民币，截留一切进入中国市场、体系的外汇所形成的国际硬通货。从债务债权角度，用汇方已经获得等额官方法定货币，因此，不存在债务备用问题。从预防国际收支失衡，应对可能外资撤退，对付国际金融货币冲击投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积累三万两千亿美元的巨额庞大外汇储备。从中央银行挂账，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来说，从国家财富最终主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所有者主体）角度看，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因为基础货币的同量投放，毫无疑问造成人民币事实过量发行，产生直接通货膨胀效应，而其直接福利受损者，正是全体中国公民。当然，外汇储备属于中国人民并不自动导致中国外汇储备逻辑上、技术上、经济与金融上，可以直接用在老百姓身上，甚至分发给老百姓。　　
   从技术上说，由于已经投放基础人民币，直接运用外汇储备于国内经济投资和消费，无疑会叠加通货膨胀，但这不能成为不存在金融变通和其它技术处理方式迂回解决的理由。抵押、拉动配套资金、强化中国国有和集体财富池、封闭中国权益资本和房地产等高值价值市场，必要的民生必需品价格直接干预甚至管制都是有效办法。间接证卷化，银行财团参股联动抵押，银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创新经营，甚至单单中国庞大的储蓄资产，就已经获得了万无一失的金融保证。　　
   其次，外汇储备资产既然属于中国人民，而且价值总额庞大，又没有令人满意的国际市场投资保值渠道，尤其是中国人民还在同时承担着累积的可能恶化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有合理的方式，把外汇储备资产变成中国人民的财富杠杆。直接分发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包藏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祸心的经济杀手恶招。如果既能防止和降低通货膨胀，又能刺激宏观经济，并不断动态积累全体中国人民的公共财富，则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无疑就是真正成了中国经济安全、中国人民富有的利器。这才是外汇储备的真正价值所在。　　
   第三，这样的外部世界经济的内部化转化处理，不但直接免除了美国技术和市场赖债风险，消除了欧盟经济衰退造成贬值隐患，而且同时加速做大中国财富池群，特别是在中国产权结构严重失衡，公有经济备受怀疑，民生经济、共同富裕、第二次飞跃亟待大规模国家刺激和经济联动，外汇储备资产加上其联动可以拉动和配套的资本，完全可以实现中国大战略的战略反攻。　　
   作为实操战略规划，这里要强调动态滚动式调整。任何战略的彻底成功，都必须不断进行知己知彼的战略对抗性调整，要根据对手的反应和境遇变化，做必要防御性和进攻性调整。　　
   在国际市场上抛售中国债券持有，不是中国的金融核武器。真正的金融核武器是内线作战的外线世界效应。美国一旦意识到，中国可以独立构成一个自我繁荣，人民幸福的小世界，美国的恐慌和金融经济真实依赖性就会暴露无遗。到那时，南海纷争的背后唆使，C型包围圈的合拢，重返亚太的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世界霸权，就会彻底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真面目。